第一编 文化权威主导下的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
不可否认，自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以来，文化权威一直是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重要因素，但这种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定的沉浮和变化。具体来说，它有时起主导作用，体现为一种显性的存在；有时所起的作用则不太明显，体现为一种隐性的存在。文化权威开始成为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主导因素是在“五四”时期，这与“五四”时期特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深刻转型，这已得到现代学界的公认。[25]伴随着文学的转型，中国作家的身份、使命及评价标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清帝的退位，不仅标志着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两千年来封建文人赖以安身立命的封建道统和学统的结束。而科举的废除又将一大批读书人抛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在此情形下，相当一部分传统的读书人成为现代最早的一批自由撰稿人，甚至成为现代文学的拓荒者。作家的创作使命也由原来的“文以载道”转为“新民”或启蒙。现代报刊传媒的出现也是现代文学诞生的重要前提，大量现代杂志期刊、报纸以及出版机构的出现为现代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更多可能。同时，聚集在城市的广大现代市民阶层由于受到维新、立宪和革命的洗礼而日益成熟，这为新文学的广泛接受提供了可能。
在此基础上，一种不同于古典传统的现代作家评价机制开始形成。中国古典作家的评价机制中并不否定文学的功利性，但更强调作家的人品和其作品的审美功能。因此，一个作家的文学地位主要取决于人品和文品。而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更强调文学之外的因素，这与现代文学诞生的背景密切相关。鸦片战争后，几代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筚路蓝缕，前仆后继。正如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所说的，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到“制度上感觉不足”再到“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26]正是这种情境下，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文学，寄希望于文学。也正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梁启超对小说功能的极度抬高，也不难理解留日时期的鲁迅弃医从文的选择。而这一切都决定了评价现代作家的标准不可能仅仅来自文学创作本身。
经过早期的准备，现代文学到“五四”时期已规模初具。“五四”是现代文人的黄金时期，它直接造就了一大批文化权威。这些文化权威毫无例外地关注或从事新文学的创作，并以自己的权威地位深深地影响了现代作家的创作及评价，从而形成了一种以文化权威为主导的现代作家评价机制，它不仅对“五四”，也对后来的作家评价及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化权威的形成离不开适宜的土壤。从晚清到民国，既是极为混乱的动荡时期，也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封建王权已不复存在，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个性解放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这是文化权威产生的重要前提。同时，法律也为文化权威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虽然腐朽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但表面上还是在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里规定给予臣民言论、著书和出版的自由。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
外来文化的烛照也是文化权威出现的重要因素。“五四”前后的文化权威们都把目光投向外来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完善自我。“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尤为激进，他极力主张以西方文化来铲除中国传统文化。这尤其体现为他与杜亚泉之间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27]胡适在留美期间深受英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更是希望东方的“睡美人”在“西风”的吹拂下醒来。[28]当然，他对待传统文化并非像陈独秀那样激进。李大钊从苏俄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信仰。而周氏兄弟则在南京和日本求学期间接受了外来文化的洗礼。
文化权威的形成还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手中掌握的文化资源有关。“五四”文人之所以成为时代的主角，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摆脱了传统的依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拥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和资源。正如陶行知所说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29]，这也是真正具备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的特征。“五四”文化精英们一方面得益于时代的馈赠，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而占据了时代的制高点。梁启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沈雁冰、鲁迅、周作人等先后成为“五四”前后最为耀眼的文化权威。他们往往站在时代的最高点，引领时代潮流，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在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化界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权威的地位也决定他们往往会掌握一定的文化资源。反之，掌握一定的文化资源又能强化他们的权威地位。例如，梁启超自己创办的刊物有《时务报》《新民丛报》《清议报》《新小说》等，这些都成为梁启超发表政论的重要阵地。陈独秀先后创办和参与的刊物有《国民日报》《安徽俗话报》《甲寅杂志》《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其中《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胡适、鲁迅、周作人等都是《新青年》的编委，胡适后来还是新月书店的董事长。沈雁冰来自老牌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其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为新文学的第一份纯文学刊物，也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刊物。鲁迅创办的刊物有《语丝》《新生》《莽原》《未名》《朝花》等，这里还不包括他参与和支持的刊物。正是由于这些文化资源的存在，再加上他们所处的位置，文化权威们才可能以启蒙者的身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