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隐蔽的变迁
阿拉伯地区流传的一个故事里曾提到一枚魔戒，它可以给人们提供任何想要的东西，但总要附带一个“但是”。比如，你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安全，却发现自己待在监狱。这是人类困境的典型隐喻。工业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现代社会里人群的精神疾病，也是有史以来最普遍、最可怕的。
前一阵，有朋友感叹自己的人生是“死线组成的人生”——工作中无数的deadline[1]。不分昼夜地赶、催、逼，这些在旁人眼中或许只是悲喜剧，而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精神是很难不感到焦虑和郁闷的。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消耗人的体力和意志，而在那些处于前沿的所谓“创意产业”中，这种时间的压迫则呈现得尤为明显：每天被分成若干个时段来完成多项任务，而每一项都是top urgent（最紧急）的，现代人的时间是最工业化、最机械化的。
时间的可测量化正是现代文明的前提之一。在口语中，我们或许还保留着古代描述时间的方式：“一盏茶的工夫”“我会在太阳落山前赶到你那儿”，但在现代化的工作中，时间都是精确计算的。在一个时间无法被量化的社会里，是绝不会出现“材料必须在17:25前送达”这种语句的。这种“赶时间”“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本身就是现代人精神焦虑的最重要来源，因为相比任何一种约束和资源，时间都是最无情的：它永远以同样的速度向前推进，没得商量，除了延后，不可能突然“多”出来。
为抓紧时间而陷入持续的焦虑中，是一种现代现象，因而也是前现代社会的人所无法理解的。戴维·拉姆（David Lamb）在《非洲人》一书中曾谈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白人差几分钟没赶上航班，懊丧之下暴怒不已。一个当地的航空公司职员大惑不解：“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烦恼，三天后不是还有一班吗？”
金钱和时间，是拘役现代人的两大因素。人们很容易注意到被金钱奴役的拜金者，却很少意识到一个量化的时间也会使人丧失自由。印第安人曾困惑于白人那种对黄金的狂热：“他们老是渴望东西……老是坐立不安……老是追求某种东西……他们简直像疯子……”这种“疯子阶段”，大概是资本积累时期在所难免的。欧洲文明辉煌的19世纪，成年人的工作其实极为繁重。1800年前后，英国工人往往从6岁工作到60岁，每天工作12——14小时（每年约4500小时），到1870年，人均年工作时数下降为2984小时，而1990年为1490小时。这两百多年里，年工作时数每年平均递减0.6%。
相比起来，现在人均年工作时数全球排第一的台湾，为2282小时（根据2003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年报”统计）。中国大陆现在每年大致是250个工作日，除了少数人工作繁忙，每天工作12小时外，大多数人的年工作时数不到3000小时。
在这种情形下，经济通常呈现快速繁荣的发展，但单调的生活却抵消了物质上的富裕所带来的幸福感。日本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形：一个家庭里一周下来，没有一顿全家共进的晚餐。所有的东西都被机械化和量化了，感情和伦理都成为可有可无、无暇顾及的奢侈品，物质的富裕，伴随的竟是精神上的荒芜。在国内的大都市里，这样的情形并不陌生：当老朋友偶尔想聚一聚时，总是凑不齐时间，因为每个人的“档期”都很满，这势必使得感情的沟通更多依赖一些远距离的“隔空交流”——电话、网络或微信。这就出现了那个魔咒：我们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外加一个附带的“但是”。
如加缪所说，机械的人生，只有在其被意识到的那一刻，才成为悲剧——但人们或早或迟总会意识到这一点。这一反省的最终指向是精神领域，但人们更常见的手段，则是以休假来进行自我调整。假期是与日常生活的决裂，不论是其节奏还是价值观——但最根本的还是希望打破时间的拘役。在都市生活那种机械化的时间中，只有艺术家和穷人才会保持对季节变迁的敏感。处在休假状态中的人，通常是不愿意精确计算时间的，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一觉睡到自然醒”才成为一种幸福。所谓“工作在纽约、生活在巴黎”则是新近的一个庸俗的调和论调。
休假中两个主宰性的因素都是和日常情况完全对立的，即非时间化和回退到原始状态。在现代社会中遭受压力越大的人，在休假中所表现的这两种倾向越强烈。一个工作狂前同事告诉我，他从一家公司离职前，连续加了三周班，离职后他在家每天沉睡十几个小时，不辨晨昏，根本不愿动脑，17天后再上班时，感觉自己像个植物人，对工作上的事完全回忆不起来了。
这在不同程度上正是人们在假期里所做的：在海滩上晒太阳的游人，往往处于植物性麻木状态，被动地接受甜美的感觉，希望退化，模仿儿童的举动。至于时间，则完全根据自然现象来调节。略感可悲但并不可笑的是，往往这种时候，人们才会重新感受到太阳的升起和落下、月亮和星空之美……
摆脱时间的拘役正是领会永恒的前提。
2006年5月9日
注释
[1]deadline，此处直译为“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