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上海以前我为《文学》杂志写了一篇《沉落》，给一个朋友看见了，他说这篇小说可能得罪不少的人。我原先并没有想到这个，给他这么一说，我倒有些为难了。这个短篇会给我招来许多意外的误解，这是很可能的。但是我终于毅然地把文章交出去了。另一个朋友劝我改用一个笔名，我也没有听从他的话。
这篇小说发表后不久，果然从北平一个关心我的朋友那里来了劝告。他以为这文章可以不必写，写出来不是和《剪影》[11]之类的东西差不多么？他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
我诚心地感谢这位朋友。我是常常把他当作畏友的。但是对于他这个劝告，我却不得不原封地璧还，因为他似乎不曾了解我那篇文章的主要思想。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和无数的平凡人一样，我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激情。我的眼睛也能够像平常人的那样地看，我的脑子也能够像平常人的那样地思维。所以即使我把自己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在白纸上消磨自己的生命，我依旧是一个平凡的人。我的血依旧要沸腾，我的激情依旧要燃烧，我依旧要哭，我依旧要笑，我依旧要发怒，我依旧要诅咒。所以我永远写不出冷静的文章，所以我永远不能抱着艺术的招牌做白日的好梦。老实说我写文章，没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即使我没有能力，但是我的确想过拿我的笔尖做武器。虽然我不断地在文章里犯错误，但是从我那十几本没有艺术价值的小说里面，贤明的读者总可以看出我的本意来罢。
然而这里所谓“泄气”和我那朋友所说是不同的。我个人并没有仇敌，反而我有着无数的慷慨的朋友。而且我从这个社会所得到的一切已经大大地超过我应得的了。就个人来说，我对这社会，对这生活，对人不应该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怨言。然而在这个时代个人的一切算得什么？个人是随时随地都会灭亡的，可是社会却将永远存在下去。那么对于目前的种种阻碍社会进步的倾向、风气和势力，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够闭着眼睛放过它们。我说这话自然有点夸张，因为事实上我并没有做到这样。但是如果能够向着这方面努力，即使遭遇更多的误解不也是很好的事情么？至少我自己是从“沉落”的境地中爬起来了。
从这一点来看《沉落》，我至今仍然觉得我没有错。《沉落》所攻击的是一种倾向，一种风气：这风气，这倾向正是把我们民族推到深渊里去的势力之一。这一点是那位朋友没有见到的罢。他的眼光也许比我的更远一点，他似乎看漏了我们民族当前的危机而仅仅迷信着将来。事实上这将来还得看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的努力。要是我们能够把这个正在“沉落”的途中挣扎的民族拉起来，那么将来才有黎明留给我们。否则一批教授和博士也救不了谁的。四万万人以及后来无数的子孙的幸福与目前的教授、博士们的光荣比起来，这其间的轻重是很容易分辨的罢。我现在比以前看得更清楚些。那危机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可怕了。假如说我写文章是为着泄气，那么我是替现在和未来的无数的青年悲愤地叫出了一声：“少为我们造下一点孽罢！”或者更狂妄地嚷道：“我们要活！”
这一点是我无日无夜不痛彻地感觉到的。若说像我这样的人会如此地关心到一个民族的命运，也许不会有人相信罢。那么把我当作乱咬人的疯狗看，这种人是一定有的了。
但是，朋友，你该不会这样地看待我罢。那么即使我辜负了你的好意，固执地走那条使你为我担心的路，你也可以原谅我罢。然而如果我更进一步，要你也做一两件事情，来拯救我们这个在“沉落”中挣扎的民族，你会怎样地回答我呢？你会以为这也是疯狗的狂吠么？朋友，请你原谅我。
1935年1月在横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