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对父亲最初的印象，是母亲去世之后第二年的清明节。那一年，我六岁。一清早，父亲便催促我和弟弟赶紧起床，跟着他走到前门大街。那时，我家住在西打磨厂老街，出街的西口就是前门楼子，路很近，很快就在前门火车站前的小广场上，坐上5路公共汽车，一直坐到广安门终点站。
那时广安门外是一片田野。我不知道前面是没有公共汽车了，还是父亲为了省钱没再坐。沿着田间的小路，父亲领着我和弟弟往前走。不知走了多远的路，反正记得我和弟弟已经累得不行了。那时，弟弟才三岁，实在走不动了。父亲抱起了弟弟，继续往前走。我只好咬着牙，跟在父亲的屁股后面走。开春的田地在翻浆，泥土松软，脚底上粘了一鞋底子的泥。记忆中的童年，清明节从来没下过雨，天总是湛蓝湛蓝的。在这样开阔的蓝天和返青发绿的田野背景下，父亲抱着弟弟，像一帧剪影，留给我童年难忘的印象。
一直走到了田野包围的一片坟地里，父亲放下弟弟，走到了一座坟前，从衣袋里掏出两张纸，然后扑通一下跪在坟前。突然矮下半截的父亲的这个举动，把我吓了一跳。
坟前立着一块不大的青石碑，那时我已经认识了几个字，一眼看见了碑的左下侧有一个“肖”字，一下子猜想到那上面刻的是父亲的名字，而碑的中间三个大字，我不认识，一直过了好几年，我才认识上面刻着我母亲的名字“宋辅泉”。又过了好几年，我才明白母亲名字的含义，我父亲的名字中有一个“泉”字，母亲的这个名字是父亲起的，是要母亲辅助父亲支撑这个家的意思。可是，母亲37岁就去世了。父亲比母亲大整整十岁，母亲去世的那一年，父亲47岁。
这个埋葬着我生身母亲的坟地，除了这块墓碑，再就是旁边不远有一条小溪，之外，我没有别的印象了。之所以记住了这条小溪，是因为给母亲上完坟后，父亲要带着我和弟弟到这条小溪边来捉蝌蚪。小溪里有很多摇着小尾巴的蝌蚪，黑亮黑亮的，映着春天的阳光，小精灵一样，晃人的眼睛。我和弟弟都盼望着赶紧上完坟，去小溪边捉蝌蚪。
那时候，我还不懂事。父亲每年清明都要到母亲的坟前来祭祀，还能理解；让我不可理解的是，父亲每一次来都要跪在母亲的坟前，掏出他事先写好的那两页纸，对着母亲的坟磨磨叨叨地念上老半天，就像老和尚念经一样，我听不清他念的是什么，只见他一边念一边已经是泪水纵横了。念完了这两页纸后，父亲掏出火柴盒，点着一支火柴，把这两页纸点燃。很快纸就变成了一股黑烟，在母亲的坟前缭绕，然后落下一团白灰，像父亲一样匍匐在碑前。
真的，那时候，我实在太不懂事，只盼望着父亲赶快把那两张纸念完、烧完，就可以带我和弟弟去小溪边捉蝌蚪了。
让我更不理解的是，除了清明节来为母亲上坟，到了中秋节前，父亲还要来为母亲再上一次坟。而且，父亲照样是跪在坟前，掏出两页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纸，念完后烧掉。我当时常想，那两页纸写的都是什么内容呢？每一次写的内容是一样的吗？却像是惯性动作一样，每一次来给母亲上坟，父亲都要写这样长的信，念给母亲听。母亲听得到吗？父亲怎么有这么多的话要对母亲说呢？
这样做打破了常人的习惯。因为一般人都是一年一次在清明节给亲人上坟，不会在中秋节再上第二次坟的。当然，长大以后我明白了，这说明父亲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但是，在当时，中秋前后，青蛙已经绝迹，小溪边更没有蝌蚪可捉，又要走那么远的路，我和弟弟对母亲的思念常常被对父亲的抱怨所替代。特别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了省钱，给母亲上坟回来的时候，父亲常常是带着我们从广安门上车坐到牛街这一站就提前下车，然后对我和弟弟说：“你们是想继续坐车呢，还是走着回家？现在，咱们要是坐车坐到珠市口，一张车票是五分钱，要是不坐车，就用这五分的车票钱，到前面的菜市口，给你们买一包栗子吃。”那时候，满街都在卖糖炒栗子，香味四散，勾我和弟弟的馋虫。我和弟弟抵挡不住栗子的诱惑，选择不坐车，省下了这五分钱买栗子。
那时候，五分钱能买一包栗子，可是，常常不到珠市口栗子就吃完了。我和弟弟还想吃。父亲说：“从珠市口坐车，坐到前门，一张车票也是五分钱，你们要是不坐车，就可以用这五分钱再买一包栗子。”我和弟弟当然又选择了栗子。就这样跟着父亲走回了家，天已经不知不觉黑了。父亲没有吃一口栗子。下一年中秋节前，父亲带我们去为母亲上坟，尽管知道要走那么远的路，一想到栗子，我和弟弟还是很愿意去。
现在想想，那时我和弟弟毕竟小，对母亲的印象是很模糊的，对母亲的感情远没有父亲对母亲的感情那样深。父亲之所以用这种方法带我们去为母亲上坟，是为让母亲的在天之灵看看我和弟弟。这其实是父亲对母亲的一份感情。只是，我不懂。我更不清楚，父亲和母亲是怎么相爱的，又是怎么结婚的，在那些个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又是怎么样一路颠簸从信阳到张家口最后来到北京的。清明的蝌蚪、中秋的栗子、小孩子的玩和馋，和大人之间的感情拉开了距离。一直到父亲去世之后我也并不了解父亲，更谈不上理解。似乎命中注定，我和父亲一直很隔膜，像是处于两个世界的人。童年我在母亲坟前对母亲那种迷迷糊糊又似是而非的感情，和父亲在坟前对母亲毫无掩饰而且是无法遏制的感情，只不过是我和父亲隔膜与距离的一种象征。
我只知道母亲是河南信阳人，从我家唯一存下来的她的照片可以看出她肤色白皙，个子很高，应该属于漂亮的女人。父亲是在那里工作时和母亲结的婚。那时，父亲在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局受训之后来到信阳工作。1947年，我出生后，父亲先到张家口，又紧接着到北京工作。父亲在北京安定下来，母亲抱着刚刚满月的我，带着我的姐姐随后投奔父亲。因为正是战乱时，张家口站人特别拥挤，母亲带着我们没有挤上火车，只好坐下一班的火车，火车开到南苑时停了下来，停了很久也没有开。一打听，原来上一班火车被炸药爆炸了。而正在前门火车站接站的父亲以为母亲和我们都在这列火车上，心急如焚。
很多年后，当姐姐对我讲起这件往事的时候，想象着当初的情景，我才多少理解了父亲对母亲的一份感情。战乱动荡的时局中，普通人之间的感情便显得那样揪人心肺，而容易相濡以沫、弥足情深，所谓聚散两依依。
母亲突然的离世对父亲的打击显然很大。那时，北京刚解放三年，日子刚安定下来不久。只是，我太小，难以理解一个人到中年的父亲的心情罢了。母亲去世不久，父亲就回老家为我和弟弟带回一个女人，便成了我和弟弟的继母。继母比父亲大两岁，比母亲大12岁。和身材高挑、面容清秀的母亲不同的是，继母缠足。
那时，我不懂得父亲为什么给我们找一个继母。我不懂得父亲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幼小的我和弟弟。
1994年，孙犁先生读完我的《母亲》一文，知道我小时候生母去世后父亲回老家又为我和弟弟带来一个继母的这段经历，来信说：“您的童年，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幸福的，使我伤感。”然后，又驰书一封特别说：“关于继母，我只听说过‘后娘不好当’这句老话，以及‘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这句不全面的话。您的生母逝世后，您父亲就‘回了一趟老家’。这完全是为了您和弟弟。到了老家经过和亲友们商议、物色，才找到一个既生过儿女、年岁又大的女人，这都是为了你们。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还能生育的女人，那情况就很可能相反了。所以，令尊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
孙犁先生的信让我没有想到，因为从我写《母亲》这篇文章的时候一直到文章发表之后，都没有想到过一点点父亲当年那样做时内心真实的感情，而只是一味地埋怨父亲。孙犁先生的信提醒了我，也是委婉地批评了我。真的，对于父亲，我一直都并未理解，一直都是埋怨，一直都是觉得自己的痛苦多于父亲。也许，只有经历过太多沧桑的孙犁先生，对于哪怕再简单的生活才会涌出这样深刻的感喟吧，而我毕竟涉世未深。我不懂得一个人到中年的父亲选择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女人作为我和弟弟的新母亲，是为了我和弟弟。我不懂得孙犁先生所说的父亲“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
当时间和我一起变老的时候，童年时父亲带着我和弟弟为母亲上坟的那一幕便越发凸显。父亲跪在母亲的坟前为母亲读信的那一幕才越发让我心动。可惜，我从来不知道父亲在那两页纸上密密麻麻写的都是什么。但我可以想象得出来。想象得出来，又有什么用呢？人老了之后，才渐渐明白了一点人生，才和父亲有了一点点的接近，付出的却是几乎一辈子的代价。我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亲人之间离得最近，却也有可能离得最远。
二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胆子很小，一直到他去世都活得谨小慎微，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干，树上掉片树叶都要躲着，生怕砸着自己的脑袋。长大以后，当我知道父亲的这件事情之后，却对父亲的印象有所改变。
父亲很年轻的时候，独自一人离开家乡河北沧县，跑到天津去学织地毯。我的爷爷当过乡间的私塾先生，略有文化，他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父亲，一个是父亲的哥哥。和一辈子守在乡下种田的哥哥不同，父亲在乡间读完初小，就想离开家乡，别人怎么劝都不行，他还是来到了天津。天津离沧县60公里地，是离沧县最近的大城市。沧县很多人都曾经到天津跑码头，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天津的街头还能碰到不少打工者操着沧县的口音。想想父亲只身一人跑到天津学织地毯的情景，很像如今那些北漂。尽管时代相隔了近百年，年轻人躁动的梦想和盲目的行为方式基本相似。那时候的父亲胆子并不小，性格里有很不安分的成分。
我一直在想，父亲为什么曾经会有这样不安分的性格？后来，为什么又将这种性格磨平乃至变得如此谨小慎微呢？
受我爷爷当私塾先生的影响，父亲读书的时候爱看一些杂书，特别是章回体的旧小说。我读小学的时候，晚上我和弟弟睡觉前，他常常讲《三侠演义》《施公案》《水浒传》《聊斋志异》里的一些故事给我们听，也不管我们听懂听不懂，爱听不爱听。他也喜欢沧县地区有名的文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常讲一些他小时候听到的关于纪晓岚的民间传说。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听他有声有色地说起纪晓岚小时候，有一位从南方来的大官，看见纪晓岚在田里放牛，大夏天的还穿着一件破棉袄，摇着一个破芭蕉扇，觉得很可笑，就随口说了句：“穿冬衣，拿夏扇，胡闹春秋。”纪晓岚回了一句：“到北地，说南语，不识东西。”讲完这个故事，父亲呵呵地笑，他故意将“识”说成“是”，然后又对我们讲这里一语双关的意思，讲这个对子里的对仗对得非常简单，又非常有趣。我和弟弟也觉得特别的好玩。父亲去世之后，整理他的极其简单的几件遗物，其中有一本旧书就是《阅微草堂笔记》。
父亲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这类文学书对于他的影响，他只是说自己从小喜欢读书，以此来教育我和弟弟要好好读书。所以只要是我买书，他从来都不反对，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为我买的第一本杂志是上海出的《小朋友》，那是一种很薄的画册。后来，我识字多了，他为我买《儿童时代》。再以后，他为我买《少年文艺》。这样三种杂志，成为我童年读书的三个台阶，应该说是父亲领着我一步步走上来的。
那时候，我家住的大院斜对门有一家邮局，是座两层小楼，据说前身是清末在北京成立的第一家邮电所。那里卖这些杂志。跟着父亲到邮局里买这些杂志成为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最快乐的事情。我想我能写一些东西，最初应该是父亲在我的心里埋下的种子。父子两代人总有一些相似的东西，影子一样叠印在彼此的身上，是遗传的基因，也是潜移默化的结果，是上一辈人未曾实现的梦想不由自主地延续。
偶尔一次，父亲对我说，在部队行军的途中，要求轻装，必须得丢掉一些东西，他还带着这些旧书，舍不得扔掉。说这番话的时候，其实，父亲只是为了教育我要珍惜读书，没小心说秃噜了嘴，无形中透露出他的秘密。当时我在想，部队行军，这么说，他当过军人，什么军人？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那时候，我也就刚读小学五年级，一下子心里警惕了起来。如果是共产党的军人，那就是八路军，或者是解放军了，是那时的骄傲，他应该早就扯旗放炮地告诉我们了，绝对不会耗到现在才说。所以，我猜想，父亲一定是国民党的军人了。
事实证明了我的猜想没有错。
我家有一个黄色的小牛皮箱，里面放着粮票、油票、布票等各种票据，还有就是父亲每月发来的工资，都是我家的“金银细软”。有一天，我打开这个小牛皮箱，翻到了箱子底，发现了一本厚厚的相册和一张硬皮纸的委任状。委任状上写着北京市政府任命父亲为北京市财务局科员，下面有市政府大印，还有当时北京市市长聂荣臻手写体签名的蓝色印章。这是北京和平解放之后，对于像我父亲这样的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人员接收时的证明。更确凿的证据是那本相册，那是一本厚厚的道林纸印刷品，我打开相册，看见里面每一页都印着一排排穿着国民党军服的军官的蓝色照片。这样的国民党军服只有在电影里才见过，是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才穿的军服。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小小的心被万箭射穿。我几乎忽略掉了这本相册下面还压着四块袁大头银圆。
读中学之后，我才渐渐弄清楚了。父亲在天津学织地毯并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觉得这样一天天织下去没有什么前途，就投奔了在冯玉祥部队当军需官的一位亲戚（这位亲戚后来官居国民党少将，逝世于上海）。父亲不安分的心再一次蠢蠢欲动。因为他多少有一些文化，在部队里很快得到了提拔，最后当了一个少校军衔的军需官。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他从部队到南京国民政府受训，然后转业到地方的财务局，从信阳到张家口到北京。
国民党，还是一个少校军官。父亲曾经的身份，对于我简直像一枚炸弹，炸得我胆战心惊。
而这样的一个身份，如一块沉重的石头一直压在父亲的档案里和父亲的心里。
我读初一的时候，已经是1960年。新中国伊始的许多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等，都已经轰轰烈烈地过去了。父亲都平安无事，实在是不容易。后来，我才发现父亲写的那些交代材料一摞一摞的，不知有多少。父亲对我也不隐瞒，就放在那里，任我随意看。很多时候也是故意放在那里让我看，好让我和他划清界限，怕影响我的进步和前程。不止一个父亲这样主动自愿地牺牲自己而成全自己的孩子。
那一摞又一摞的交代材料里，有他的历史，有他的人生。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好奇地翻看父亲的这些交代材料，有很多都是车轱辘话，不厌其烦地反复地讲，又要发自肺腑地深刻地讲。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般，不怕交代得琐碎，不怕检查得絮叨。父亲的字写得很小，又挤在一起，像火车站拥挤的人群，生怕挤不上车，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跑，自己被无情地甩下。那些密密麻麻的钢笔字，有很多已经颜色变浅甚至模糊，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起父亲带我和弟弟给母亲上坟时，他写的那两张纸的信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同样也是不厌其烦地讲的车轱辘话，同样也是发自肺腑深刻地讲的话，却是那样的不同。
读初三的时候，我15岁，退了少先队之后，要申请加入共青团，首先一条，就是要和家庭划清界限。于是，步父亲后尘，如同父亲写交代材料一样，我不知写了多少对家庭出身、对父亲历史认识的报告，交给团支部，接受组织一遍遍的审阅、一次次的考验。我才知道写这些材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尽管那时我的作文写得不错，但是这样的材料远比作文难写，总觉得写得枯燥，心很累。但是我并没有理解父亲写这些交代材料的时候真正的心情。那时，我只顾自己的心情，觉得有好多的委屈，埋怨自己为什么会摊上了这样一个父亲，却难以理解父亲的心情其实是更为复杂、更为疲惫不堪的。
想想有时候，为了表现出来和家庭划清界限，还要做出一些决绝的举动，对父亲的伤害，就更不知晓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大院里住着一个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曾经当过舞女的女人，突然和我们大院油盐店的少掌柜生下一个私生女。从不多言多语的父亲，在家里和我妈妈悄悄地议论这事，说了句：“王婶也不容易，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日子怎么过呀！”他没有想到他的话被我听到了，我当时就反驳他：“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还王婶王婶地叫着？”父亲立刻什么话也不说了，像霜打的茄子，蔫蔫地待在一旁。那时候，我不懂得上一辈人的历史，也不懂得生活的艰难，只知道阶级的立场，只知道要时时刻刻睁大眼睛，警惕着和父亲划清界限。
父亲的棱角就是这样渐渐被磨平的。年轻时候不安分，本来就是摇曳在风中的一株弱小的稗草，更禁不住一阵又一阵风雨的洗礼了。而在这一番番的风雨中，父亲所要经受的不仅来自时代和社会，也来自家庭，而在家庭中，主要是来自为了追求自己前途的我。
年轻的时候，谁没有过不安分的心思和性格呢？不安分，其实就是不安于现状，渴求一种新的生活。年轻的时候，谁不像一株迷途而不知返的蒲公英一样盲目而莽撞呢？我长大了以后，要去北大荒插队之前，曾经和父亲当年一样，没有和他商量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父亲当时什么话也没有说，他知道说什么也没有用，眼瞅着我从小牛皮箱里拿走户口本，跑到派出所注销。我离开家到东北的那天，父亲只是走出了家门，站在屋门前的大槐树下，便止住脚步，连大院都没有走出来。他也没有对我说任何送别嘱咐的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离开了家。那是1968年的7月，酷暑中的我拎着笨重的行李，淌下一脑门子的汗珠。父亲的身影留在槐树的阴影中。
现在想想，我就像父亲年轻时离开沧县老家跑到天津学织地毯一样，远方，总是比家更充满诱惑，以为人生的理想和前途在未知的前方。尽管成长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父子各自的性格以及一生的轨迹总会有相同部分，命定一般地重合，就像父子的长相总会有相像的某一点或几点。
后来看北岛的《城门开》，书中最后一篇文章是《父亲》，文前有北岛的题诗：“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文中写道：“直到我成为父亲……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读完这篇文章，我想起了我的父亲，眼泪禁不住打湿了眼睛。
三
父亲不善交往，也不愿意交往。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去，下班回，两点一线，连家门都不怎么出。只有退休之后，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出家门，到天安门广场南面的花园练太极拳，才在大院里多了出出进进的次数。那时候，还没有建毛泽东纪念堂，那个位置一直往南到前门楼子是一片花园。从我家出来走十来分钟就到。他独自一人到那里练拳，面对花草树木和天安门与前门楼子，可以什么话也不用说。不知那时他的心里都想些什么，他从来没有对我讲过，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像一个独行侠，其实，他的身上没有一点儿侠的气质，倒像一个瘦弱的教书先生，尽管他练的拳脚很正规，而且特意买了一双练功鞋，并在鞋帮上缝上两个带子系在脚脖子上，以免使劲踢腿时把鞋踢飞。
现在想想，自从退休后，那里是父亲唯一外出的地方，远避尘世，有花草树木相拥，那里是他的乐园，一直到他去世。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这一辈子似乎只有一个朋友，便是崔大叔。
崔大叔和父亲是一起在南京受训时候认识的，然后两人一起到信阳、张家口和北京，一直都在一个税务局工作。崔大叔和他的妻子都是河南信阳人，我的生母，就是崔大叔两口子做的媒，和父亲相识结的婚。崔大叔先到北京找到工作，然后邀请父亲前往北京。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从张家口来北京投奔父亲，起初没有住处，是先住在崔大叔家的。住了好长一段时间，父亲才在前门外西打磨厂的粤东会馆找到了房子后搬的家。有意思的是，父亲带着我们全家从崔大叔家搬出，崔大叔到我家庆祝父亲乔迁新居的那天晚上，两个人都喝多了，一个小偷溜进我家外屋，偷走父亲新买的一袋白面，扛在肩上，大摇大摆地走出我们大院，一路上还和街坊们打着招呼，以至于街坊们都以为小偷是我家的什么亲戚，成为父亲和崔大叔的笑谈。
只有和崔大叔在一起，父亲才会喝那么多的酒。一种新生活开始的兴奋，让他们两人都有些忘乎所以。
崔大叔是父亲唯一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在我渐渐长大以后，父亲的话变得越来越少，几乎成了一个扎嘴的葫芦。因为，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弦紧绷的时代里，他知道像他这样历史有“痄儿”的人，要谨防祸从口出。而且，因为和我越来越隔膜，父亲更是很少对旁人说起对我的评点。但是，我知道，他一定对我有他的看法，甚至意见和不满。只有一次春节在崔大叔家，父亲和崔大叔喝酒时说到了我，我听见一句：“复兴呀，我看他将来当老师！”这让我有些奇怪，因为那时我还很小，刚上小学几年级，父亲怎么就一眼看穿断定我以后一定当一名老师呢？
每年过年的时候，父亲都要带着我和弟弟去崔大叔家拜年。除此之外，父亲没有带我们到任何一家去拜年，足见崔大叔对于父亲特别重要。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次去崔大叔家的路上，父亲都要教我见到崔大叔和崔大婶以及他家老奶奶的时候拜年问候的话。那时候，我的脸皮薄，特别害怕叫人，在路上一遍遍地重复着父亲教给我说的话，让这一路显得特别长。
其实，从我家到崔大叔家很近，过前门，从东南角到西北角走一条对角线，穿过天安门广场，再走几步就到了。崔大叔家就住在那里一个叫做花园大院的胡同里。这个名字很好听，让我一下就记住了，怎么也忘不了。崔大叔家的大院门前有一棵大槐树，总能够把老枝枯干慈祥地伸向我们。那院子是北京城并不多见的西式院落，高高的台阶上环绕着一个半圆形的西式洋房，特别带着有宽宽廊檐的走廊和雕花的石栏杆，以及走廊外面伸出的几长溜排雨筒，都是在别处少见的，更是大杂院里见不到的景观。崔大叔就住在正面最大的房子里，里面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大厅，一边一间小房间，全部铺着木地板。那个大客厅是西式的，中国人一般住房拥挤，哪儿还会弄出一个这么宽敞的客厅来。以后，崔大叔的孩子多了，客厅的两边便搭上了两张床，让孩子们睡在那里了。那时，他家的老奶奶，也就是崔大叔的母亲还健在，就住在刚进房门的那一间小屋里。老奶奶总要对我说：“你爸你娘带着你，就住在我这屋子里，那时还没有你弟弟呢。”去一次，说一遍。
崔大叔人长得特别英俊，仪表堂堂，很高的个子，戴一副近视眼镜，知识分子的劲头很足，说话很开朗，特别爱笑。呵呵大笑的时候，仰着头，很潇洒的样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让我觉得他很有几分像当时正走红的乔冠华。特别是冬天，崔大叔爱穿一件呢子大衣，从远处那么一看，有些威风凛凛的样子，就更像乔冠华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崔大叔并不了解，父亲也从不对我说崔大叔的经历，只是每年要带我和弟弟去给崔大叔拜年。
小时候，我不懂事，只是觉得那一年去崔大叔家，他家好像有了一些变化，到底有什么变化我又说不清。后来，我仔细想了，是崔大叔没在家，以前每次去他都会在家的，而且都要烫上一壶酒陪父亲喝上几杯。为什么父亲带着我们特意去他家，他偏偏不在家呢？而且又是春节，难道他不放假吗？
后来，我发现父亲不仅仅是春节时带我们去，而是隔一段时间就去一次。奇怪的是每次去崔大叔都不在家，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情。这让我的疑惑越来越重，也越来越让我好奇。我问过父亲，父亲并不回答我，只是隔三岔五去崔大叔家，每次去都和崔大婶在一旁低声说着什么，老奶奶在一旁叹气，不时地咳嗽。
在我的记忆里，大概就是前后这时候，老奶奶去世了。以后再去崔大叔家，因缺少了崔大叔爽朗的笑声，也因缺少了老奶奶温和的话语声和一阵阵的咳嗽声，让我觉得这个家不仅缺少了生气，还笼罩着一些悲凉的气氛。那是我十岁左右的事情了，一切雾一样迷离得那样似是而非，那样的遥远而弥漫着轻轻的叹息。
一直到我读了高中以后，我才对崔大叔有了一些认识和理解，那种突然之间撞在心头的残酷现实，让我重新认识了崔大叔，也让我重新认识了父亲。在同一个西城区税务局里，崔大叔混得比父亲要好许多，他曾经当过部门的一个小官，而且是一名经济师。但是，出头的椽子先烂，混得好的容易遭人忌恨。1957年反右时，父亲侥幸逃脱，崔大叔却被当成右派发送到南口下放劳动，一般不允许回家。他和我父亲都是从旧社会里过来的人，在国民党的税务局干过事，加上他爱说，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
我私下里曾经涌出过这样奇怪的想法：是不是崔大叔人长得气派也是成为右派的一个理由呢？但我很快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因为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在电影和小人书里那些国民党的人都是猥猥琐琐的，或者像项堃演的国民党一样阴险，起码不应该长得这样气宇轩昂。莫非崔大叔的相貌也可以打着红旗反红旗？我陷入了不得其解的迷茫中。
我记得那时父亲在拼命地写检查材料。在税务局里谁都知道他和崔大叔非同一般的关系。父亲谨小慎微，态度又极其恭顺，也就是他的性格帮助了他，才没有跟着崔大叔一起倒霉。父亲所能够做的就是在崔大叔劳动改造的日子里，多去几次崔大叔家，看望崔大婶一家。在我长大以后，回想这一切的时候，就像看一幅老照片，拂去少不更事和时光落满的尘埃之后，才渐渐地清晰起来。崔大叔应该是父亲唯一的朋友。在父亲坎坷的一生中，他唯一能够相信，并且能够给他雪中送炭的，只有崔大叔一个人。而在崔大叔蒙难的时候，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多去几次崔大叔家里看望。尽管父亲所做的这些如同一粒小小的石子投入河中，溅不起多大的水花，却是父亲平淡乃至平庸的一生中最富有光彩的举动了。起码父亲没有投井下石，将这一枚小小的石子砸向崔大叔。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崔大叔大概是由于劳动改造得好吧，没有过几年——也许是过了好多年，在小孩子的记忆里，时间的概念和大人是不同的，更何况是崔大叔劳动改造的那些艰难又不准回家的日子，一定就更显得漫长吧——便被摘下了右派的帽子，又重新回到税务局工作。再去他家的时候，又能够看见谈笑风生的崔大叔了，我们两家的聚会便又显得那样的愉快了，父亲和崔大叔多喝了两杯酒，都面涌酡颜了。也是，作为一般人家，图的还不就是一家子平平安安和团团圆圆？但是，他们两人再没有一次像那年父亲搬家后在我家喝多过。我想，他们或许年龄已经大了，再不是以前的时候了。
我从没有见过他们在一起交谈过去，不管是他们的伤怀往事，还是他们曾经的飞黄腾达，仿佛过去的一切并不存在。也许，他们是有意在我们这些孩子面前避讳，过去的一切毕竟沉重，他们不愿意让那黑蝙蝠的影子再压在我们这些孩子的身上。也许，他们都相知相解，一切便尽情融化在那一杯杯酒之中了，所谓“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吧？
“文化大革命”中，我去了北大荒，弟弟去了青海油田，崔大叔都是派了他的大女儿小玉来送我们，一直把我们送上了火车，我们在车窗里掉下了眼泪，小玉在车窗外也跟着哭。小玉的年龄和我一般大，但比我工作得早，她初中毕业就到了地安门商场当了一名售货员，那时候，崔大叔正在南口劳动改造。她早早地替家里分忧，担起了生活的担子。我和弟弟离开北京之前的那些日子里，小玉下了班后一趟趟往我家里跑的情景总让我忘不了。贫贱而屈辱的日子里，两代人的心便越发地紧密，让心酸中有了一点难得的慰藉。
我们离开北京没多久，小玉的两个妹妹分别去了内蒙古兵团和山西插队，最小的弟弟最后参军去了甘肃。和我家一样，她家也只剩下了崔大叔老两口。我们再见到他们，只有在回家探亲的时候了。走进花园大院，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凄凉感油然而生。坐在客厅里，从来没有感到那样的空空荡荡，说话的回音在木地板上跳荡着，让我忍不住把话音放低。
那年的冬天，我从北大荒回来探亲，崔大婶看见我穿的棉裤笨重得很，棉花擀毡都臃在一起，便为我特意做了一条丝绵的棉裤，说我在北大荒那里天寒地冻的别冻坏了，闹成了寒腿可是一辈子的事。那棉裤做得特别好，由于里面絮的是丝绵，又喧腾又轻巧，针脚分外地细密。我接过来，感动得很，一再感谢她，并夸她的手艺好。她叹口气说：“你的亲娘要是还活着，她比我做活儿好，还要细呢！”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从她的眼睛里能够看到对往昔的一种回忆。
父亲去世的那一年，我还在北大荒插队，弟弟在青海油田，接到母亲打来的电报，我和弟弟星夜兼程往家里赶。我妈见到我时对我说，崔大叔和崔大婶听说父亲去世后，先来家里看望过了。他们担心老母亲一个人怎么应付这突然到来的一切。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崔大叔当时对我妈说过的话：“老嫂子，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做的事情，一定要说啊！”每逢想起崔大叔这话的时候，眼泪总会忍不住湿润了眼角。
弟弟回来后，我们一起去崔大叔家，见到他们两口子，我和弟弟忍不住要落泪，忽然才觉得父亲去世了，他们是我们唯一的亲人了。
以后，我结婚，生了孩子，都曾经特意到崔大叔家去，为的是让他们看看。他们是我的父母一辈子为数不多的朋友，现在，我们去看他们，也就等于让父母看见我们长大了，已经成家立业了吧。他们看见我们都很高兴，崔大叔连连对我们说：“好！多好啊，多快呀，你们都大了！”崔大婶则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要是你亲娘活着，该多好啊！”
似乎是一眨眼的工夫，我们都长大成人了，而他们却都老了。从税务局退休后，崔大叔一直都没有闲着，因为有技艺在身，懂得税务，又懂得财务，许多地方都争着聘他去继续发挥余热。后来，他参加了民主党派，还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区政协和人大的代表。崔大叔的晚年生活应该是充实的，也算是苦尽甜来，是命运对他的一种补偿吧。有时候，他会想起我的父亲，对我说：“你父亲是个好人，他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啊！”我站在他的身边，不知该说些什么。我知道，他是看着我长大的，由于母亲去世得早，父亲也去世了，算一算时间，我和他接触的时间比父母都要长许多。在他经历的动荡而磨难的一生中，他比我们这一代饱尝了更多的艰辛，但比我们更乐观地看待一切，并始终把他的关爱给予我和弟弟，默默替代着父亲承担那一份责任，默默诉说着父亲的那一份心情。虽然大多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但我能够感受到这种关爱，就像是风，看不到，摸不着，却总是无时无地不在吹拂着我的脸庞。我常常会记得这种感动。
我应该感谢父亲，是他让我拥有了这样一位长辈，在父亲不在的时候替代了父亲的位置。我想，这应该是父亲做人的一种回报吧。
四
我小时候亲眼看到父亲有三件宝贝。这三件宝贝都挂在我家的墙上。
一件是一块瑞士英格牌的老怀表。父亲从来没有揣在怀里过，一直挂在墙上当挂钟用。那时候，家里没有钟表，就用它来看时间。我和弟弟小时候常常会爬上椅子，踮着脚尖把老怀表摘下来，放在耳朵边听它滴滴答答的响声，觉得特别好玩。
一件是一幅陆润庠的字，字写的什么内容，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只是听父亲讲过陆润庠是清大学士，当过吏部尚书，是皇上溥仪的老师。另一件是郎世宁画的狗，这个人是意大利人，跑到中国来，专门待在宫廷里画画。他画的狗是工笔画，装裱成立轴，有些旧损，画面已经起皱了，颜色也已经发暗，但狗身上的绒毛根根毕现，像真的一样，背景有树，枝叶茂密，画得很精细。
我不知道这两幅字画父亲是怎样得来的，是什么时候得来的，从字画陈旧且保存不好的样子看，再从父亲喜爱又熟悉的样子看，应该年头不短了。
我猜想父亲并不是为附庸风雅或真的喜欢字画。他只是喜欢两幅字画的名气。值钱，使得这两幅字画的名气在父亲的眼睛里更形象化。父亲就是一个俗人。在一面墙皮暗淡甚至有些脱落的墙上挂这样的字画多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不过这种不伦不类让父亲心里暗暗自得。在税务局里所有20级的每月拿70元工资而且始终也没有增长的同一类职员里，父亲是得意的，起码他拥有陆润庠、郎世宁，还有另一位，就是他的老乡：纪晓岚。
墙上的这三件宝贝常常是父亲向我和弟弟炫耀他学问的教材，同时也是父亲借此教育我和弟弟的机会。父亲教育我们的理论就是人生在世要有本事，所谓艺不压身。不管什么本事都行，就是得有本事，像陆润庠不当官了，写一手好字，照样可以活得挺好；像郎世宁画一手好画，在意大利行，跑到中国来也行。父亲常会由此说出好多名人，比如同样靠一张嘴练出本事，陆春龄吹笛子，侯宝林说相声，都成为雄霸一方的能人。本事有大有小，小本事有小本事的场地，大本事有大本事的场地，就怕什么本事都没有，只有人家吃肉你喝汤了。
在我小的时候，父亲不像我长大以后不怎么爱说话，而是话很多，用我妈的话说是一套一套的，也不怕人家烦。
父亲的教育理论中这种成名成家的思想很严重。我大一点儿的时候曾经当面反驳过他，他并不以为然，相反问我：“不是成名成家，而是说本事大，对国家的贡献就大。你说说，到底是一个科学家对国家贡献大，还是一个农民对国家贡献大？”我回答不上来，觉得他讲的也有些道理。一个科学家造原子弹成功，当然对国家的贡献比只种出几百斤几千斤粮食的一个农民要大。但是在我长大以后，还是把小时候听到父亲的这些言论当成反面材料写进我入团的思想汇报里，在那些思想汇报里我对父亲进行了批判。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这些言论一方面潜移默化地激励了我的学习，一方面又成为我入团进步的垫脚石。父亲的这些话一方面成为开放在我学习上的花朵，一方面又成为笼罩在我思想上的乌云。在那个年代里，我的内心其实是有些分裂的。在这样的分裂中，对父亲的亲情被蚕食；把父亲的教育理论作为批判的靶子，常常冷冰冰地矗立在面前，可以随时为我所用。
父亲教育我和弟弟的另一个理论也曾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那就是他常说的本事是刻苦练出来的。那时他常说的口头语，一个是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一个是吃得苦中苦，才能享得福中福；一个是小时候吃窝头尖，长大以后做大官。
如果我的考试得了99分，父亲就会问我：“你们班上有考100分的吗？”我说有，父亲就会说：“那你就得问问自己，为什么人家考了100分，你怎么就没有考100分？一定是哪些地方复习得不够，功夫没下到家！你就得再刻苦！”
父亲教育我和弟弟的方法就是不厌其烦。父亲的脾气很好，是个慢性子，砸姜磨蒜，一个道理、一句话反复讲。有时候我和弟弟都躺下睡觉了，他还站在床边一遍又一遍地讲，我和弟弟都睡着了他还在讲，发现了之后才不得不停下了嘴巴，替我们关上灯，走出了屋子。
弟弟不怎么爱学习，就爱踢足球，父亲不像说我一样说他，觉得说也没有用，便由着弟弟的性子。弟弟磨父亲给他买一双回力牌球鞋，那是那个年代里最好的球鞋，一双鞋的价钱比一双普通的力士鞋贵好多。父亲咬咬牙还是给他买了一双。这对父亲来说是不容易的，在我和弟弟的眼里，他从来以抠门儿而著称，很难让他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我读中学的时候，他每月只给我三元钱，买公共汽车月票就要两元，我便只剩下可怜巴巴的一元钱。过春节的时候，弟弟要买鞭炮，他会说：“你买鞭炮，自己拿着想去点鞭炮，还害怕，你放炮，别人在一旁听响，所以，傻小子才买鞭炮放。”他有他花钱的逻辑和说辞，我和弟弟常在背后说他是“要饭的打官司，没得吃，总有的说”。
父亲从王府井北口八面槽的力生体育用品商店买回一双白色高帮回力牌球鞋，弟弟像得了宝，穿在脚上到处显摆。父亲对他说：“给你买了这双鞋，是要你好好练习踢足球，不管学什么，既然学就一定把它学好！”对于我和弟弟，在我们渐渐大了以后，父亲采取的教育策略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和改变，他不再说那些大道理和口头语。说得好听一些，他是因材施教；说得通俗一些，就是什么虫就让它爬什么树。他认定了弟弟不是学习的料，既然喜欢踢球，就让他好好踢球吧，兴许也能踢出一片新天地。
弟弟鸡啄米似的点头听父亲的说教，心里想着的是这双回力牌球鞋终于得到手了。父亲并不懂得弟弟买这双回力牌球鞋其实不是真的为了踢足球，而是为了显摆。这种高帮的回力牌球鞋有一层厚厚的蓝色海绵，适合打篮球，没有人会用它踢足球，弟弟也舍不得穿着它去踢足球。他只是每天到学校上学时穿上它去臭美，觉得只有穿上了它，才像是个练体育的。
初一的时候，弟弟没有辜负父亲给他买的那双回力牌球鞋，终于参加了先农坛业体校的少年足球队。弟弟从业体校回来，很兴奋地对父亲说：“教练说了，我们练得好的，初中毕业就可以直接升入北京青年二队。”父亲听了很高兴，鼓励他：“把足球踢好，也是本事，你看人家张宏根、史万春、年维泗，就得好好练出人家一样的本事！”
我家墙上的陆润庠和郎世宁就这样成了父亲教育我和弟弟的药引子，可以引出无数的说法，变着花样说明他的教育理论。
在父亲的心里有一个小九九，一碗水没有端平，而是偏向我的。他觉得弟弟学习不成，而我的学习不错，把我培养上大学是他最大的希望。
20世纪60年代，我读初中。父亲突然病了。那正是全国闹天灾人祸的时候，连年的灾荒，粮食一下子紧张，我家又有弟弟和我两个正长身体的男孩子，粮食就更不够吃，每个人每月定量，在我家每顿饭要定量，要不到月底就揭不开锅。因此，我们每顿都吃不饱肚子。父亲和母亲都尽量省着吃，让我和弟弟吃，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有一天，父亲不知从哪里买来了好多豆腐渣，开始用豆腐渣包团子吃。团子是用棒子面包着馅的一种吃食，类似包子。开始的时候，掺一些菜在豆腐渣里，还好咽进肚子里。后来包的只是豆腐渣，那东西又粗又发酸，吃一顿两顿还行，天天吃真有些受不了。可是父亲却天天在吃豆腐渣，中午带的饭也是这玩意儿，最后吃得浑身浮肿，连脚面都肿得像水泡过一样。单位给了一些补助，是一点儿黄豆。但是这点儿黄豆已经远远解决不了父亲身体的严重欠缺。他开始半休。等他的身体稍稍恢复了以后，他的工作被调整了。但是，父亲一直没有对我们说，他是怕我们为他担心，也是怕自己的脸面不好看。直到有一天，我发现父亲下班回来没骑他的那辆自行车，才发现了问题。原来，父亲把这辆自行车推进委托行卖掉了。
父亲的那辆自行车，就像侯宝林说的相声里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老爷车，一直是父亲的坐骑。父亲上班的税务局是在西四牌楼，从我家坐公共汽车去一趟要五分钱的车票，来回一角钱，父亲的这个坐骑可以每天为父亲省下这一角钱。现在这个坐骑没有了，他要每天走着上下班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姐姐来了一封写得很长的信，家里一下子平地起了风波。姐姐想把我接到呼和浩特她那里上学，这样，家里少了一个人的开销，特别是我读中学之后，又想要买书，花费就更大，姐姐想用这样的方法，帮助父亲解决一些困难。
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有怎样的变化？我很想念姐姐，姐姐是我的生母去世之后不久离开的北京，到内蒙古去修那时刚刚开始建设的京包铁路线，为的是挣的工资多些，为父亲分担一些。姐姐走的那一年，才17岁多一点儿。如果能够到呼和浩特去，我就可以天天和姐姐在一起了。只是离开北京，离开熟悉的学校和同学，我又有些不舍得。而且到一个陌生的新学校去，又有些担忧，况且我们的学校是一所百年老校，是北京市的十大重点中学之一，姐姐帮助我选择的学校是他们铁路的子弟中学，教学质量肯定不如我们学校。我拿不定主意，就看父亲最后是怎么决定了。
父亲没有同意，他没有像我这样瞻前顾后，他以果断的态度给姐姐回了一封信，不容置疑地回绝了姐姐的好意。这对于一辈子优柔寡断的父亲而言，是唯一一次毅然决然的决定。或许，这是父亲性格的另一面，在年轻时军旅生涯中有所体现，只是那时还没有我，我不知道罢了。
父亲在给姐姐的信中说，他可以解决眼下的困难，他还是希望把我留在北京，以后在北京考大学，各方面的条件都会更好些。
姐姐没再坚持。其实，姐姐和父亲都是性格极其固执的人，如果不是固执，姐姐不会主意那么大，那么不听人劝，17岁时就独自一人跑到内蒙古，在风沙弥漫的京包铁路线上奔波了一生。当时，我猜想姐姐一定明白，在父亲的心里我的分量很重，亲眼看到我考上大学是父亲一直的期待。姐姐也一定明白父亲的想法，因为她只读了小学四年级便开始参加工作了，父亲一直笃信自己的教育水平，不会相信她，更不会放心把我交到她的手里。
在我长大以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我猜想除了对姐姐的不信任和希望亲眼看到我上大学之外，他的心里一定在想，已经把一个女儿送到塞外了，不能再把一个儿子也送到塞外。在父亲的眼里和懂得的历史中，尽管呼和浩特是一座城市，毕竟无法和首都北京相比，怎么说那里都是昭君出塞的地方。记得那一年春节，姐姐从呼和浩特回北京，父亲从床铺底下抽出他珍藏多年的一整张小羊皮，让患有关节炎的姐姐拿走，却把我留在北京。
我留在了北京。父亲继续步行从前门到西四上班。日子，似乎又恢复了平静。只是粮食依然不够吃，每月月底是最紧张的时候，面对两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父亲和母亲常常面面相觑，一筹莫展。
没有过多久，我发现墙上的那块英格牌怀表也没有了。
又没过多久，墙上的陆润庠的字和郎世宁的画也都没有了。
我知道它们都被父亲卖给了委托行。那时，我妈吐血，为给我妈治病，也为治他自己的浮肿，要买一些黑市上的高价食品，父亲不得不卖掉了他仅有的三件宝贝。
我知道父亲是希望用这样的方法补我妈的身体，也挽救自己江河日下的身体来尽快恢复原来的工作。
可是这三件宝贝没有挽救得了父亲的身体。他的身体状况下滑得厉害，而且黄鼠狼单咬病鸭子，他又患上了高血压。税务局让他提前退休了。那一年，他57岁，离退休年龄还有三年。
退休那一天，我去税务局接父亲，顺便帮助他拿一些东西。我才发现他被调整的工作不再是税务局，而是税务局下属的第三产业，生产胶木产品的一个小工厂。在税务局旁边胡同里的一个昏暗的车间里，我找到了父亲，他正系着围裙，戴着一副白线手套挑胶木做的什么电源开关。听见同事叫他的名字，他抬起头来看见了我，站了起来，和同事打过招呼之后，和我一起走出车间。我能感到车间里几乎所有的人的目光都落在我和父亲的身上。我不清楚那些目光的含义，是替父亲惋惜、悲伤，还是有些幸灾乐祸？
那一天，我和父亲从西四一直走到前门，一路上我和父亲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这么默默地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想象着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直是骑着自行车上班下班来往在这条大街上的。现在工作没有了，自行车也没有了。我知道父亲的心里一定很痛苦，他一定没有想到他自己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告别了工作，提前进入了拿国家养老金的人的行列。他一定不甘心且很无奈。
我一直在想，按照父亲的教育理论，他这一辈子算作是有本事的呢，还是没有本事的呢？如果说没有本事，父亲是凭着初小的文化水平，靠着自己的努力，从国民政府到共产党开国以来，一直担当起这一份工作的。如果说有本事，他最后却沦落到做胶木电源开关的地步，和他原来所学所干的工作相去甚远。他是被身体打败的呢，还是由于身体的原因而被单位借此顺坡赶驴一样赶下了山？父亲从来没有和我谈论过这些，而在那个年代我也没有能力思考这一切。相反，我觉得让父亲提前退休是组织对他的格外照顾。
很久以后，也就是父亲去世之后，税务局的工会派来一位老人来家里进行慰问。因为这个老人在税务局工作的年头很长，曾经和父亲一起共事，对父亲有所了解。他对我说起父亲，说父亲脾气倔，工作认死理，父亲去人家单位收税的时候据理力争，虽然得罪人，但是总能把税给收上来。他的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但不知为什么，删繁就简，最后没有了收税，只剩下了得罪人。
父亲退休以后，开始练习气功和太极拳。他做事有定力和恒心。那时候，因为父亲提前退休，每月只能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42元钱，家里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更加艰难，便把原来的三间住房让出一间，节省一些房租，家里就剩下两间屋子。清晨，是父亲练太极拳的时候；晚上，是父亲练气功的时候，雷打不动。无论什么情况，他都能坚持，特别是晚上，即使我和弟弟在外屋复习功课或说笑打闹有多吵多乱，他都会一个人在里屋练气功，站桩一动不动。
父亲的举动让我很受触动。不仅是他的耐心和坚持，而且是由于他的提前退休让家里的日子变得艰难。我本想读高中将来考大学的，但在初中即将毕业的时候把这个念头打消了，想考一所中专或师范学校，因为上学可以免去学费，又能管吃住，能够帮助家里解决一点儿困难。父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说是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上大学。他说：“你弟弟不爱读书也就算了，你学习成绩一直不错，绝不能因为我耽误了你！”
这时候我姐姐知道了，便每月从她的工资中寄来30元，说是补齐父亲退休前的工资，一定要我读高中、考大学。
我如愿考上了理想的高中，父亲多日阴云笼罩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读高中的时候，我迷上了文学。我常常在星期天逛旧书店。那时候，北京几家有名的旧书店，琉璃厂、东安市场、隆福寺、西单商场……我都去过。西四的旧书店也是我常去的地方。父亲曾经工作过的税务局就在书店旁边。路过它的大门的时候让我想起父亲，想起父亲退休的那一天我来接父亲的情景，心里总会涌出一种酸楚的感觉。我都会暗暗地想：一定好好地读书，考上一个好大学，为父亲的脸面争光。
我儿子读高中的时候，我曾经带着他到西四去过一趟，西四牌楼早就没有了，书店还在，过西四新华书店不远，税务局也还在，大门依旧。我指着这扇大门对我的儿子说：“你爷爷以前就在这里工作。”
五
初三毕业的那年暑假，一天晚上，我已经躺在床上睡下了。父亲走进来，轻轻地把我叫醒。睁开惺忪的睡眼，望着父亲，不知有什么事情，都已经这么晚了。父亲只是很平淡地说了句：“外面有人找你。”就又走出房间。
我大了以后，父亲不再像我小时候那样砸姜磨蒜一样絮絮叨叨地教育我，他知道我不怎么爱听，和我讲话越来越少。初三那一年，我正在积极地争取入团，和他更是注意划清阶级界限。父亲显然感觉得出来，更是明显地和我拉开距离，不想让自己当成我批判的靶子，当然，更不想影响我的进步。因此，他和我讲话的时候显得十分犹豫，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最后索性少说或者不说。
我穿好衣服，走出家门，看见门口站着一个女同学。起初没有认出是谁，定睛一看，是我的小学同学小奇。她笑着和我打招呼。她是四年级的时候从南京来到北京，转到我们学校的。我们同年级不同班。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在她向我挥手打招呼的瞬间闪现。我们学校有几张乒乓球台子，课间十分钟是同学们抢占台子的时候，每人打两个球，谁输谁下台，让另一个同学上来打。那时候，我乒乓球打得不错，常常能占着台子打好多个回合。那一天，上来的同学劈头盖脸就抽了我一板球，让我猝不及防，我忍不住叫了声：“够厉害的呀！”抬头一看，是个女同学，就是小奇。
小学毕业后我们考入不同的中学，初中三年再也没有见过面。突然间，她出现在我家的门前。这让我感到奇怪，也让我感到惊喜。看她明显长高了许多，亭亭玉立的，是少女最漂亮的样子。
她是来我们大院找她的一个同学，没有找到，忽然想起我也住在这个院子里，便来找我。但那一夜，我们聊得很愉快。坐在我家旁边的老槐树下，她谈兴甚浓，五十多年过去了，谈的别的什么都记不得了，唯独记得的是她说暑假跟她妈妈一起回了一趟南京，看到了流星雨。我当时连流星雨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很好奇地问她什么是流星雨。她很得意地向我描述流星雨的壮观。那一夜，月亮很好，星光璀璨，我望着夜空，想象着她描述的壮观夜空，有些发呆，对她刮目相看。
谈不上阔别重逢，但是少年时期的三年，正是人的模样、身材和心理、生理迅速变化的三年，时间过得很快，回想起来却显得很长。意外的重逢，让我们彼此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们就是这样接上火，令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友谊从那一夜蔓延到整个青春期：高中三年，“文化大革命”两年，一直到我们分别到北大荒插队，整整五年的时间，从16岁到21岁。
从那个夜晚开始，几乎每个星期天的下午她都会到我家找我，我们坐在我家外屋那张破旧的方桌前聊天，天马行空，海阔天空，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窄小的房间被一波又一波的话语涨满。一直到黄昏时分，她才会起身告别。那时，她考上北京航空学院附中，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她要在晚饭前返回学校。我送她走出家门，因为我家住在大院最里面，一路要逶迤走过一条长长的甬道，几乎所有人家的窗前都会有人好奇地望着我们两人，那眼光芒刺般落在我们的身上。我和她都会低着头，把脚步加快，可那甬道却显得像是几何题上加长的延长线。我害怕那样的时刻，又渴望那样的时刻。落在身上的目光既像芒刺，也像花开。
我送她到前门22路公共汽车站，看着她坐上车远去。每个星期天的下午由于她的到来变得格外美好而让我期待。那个时候，我沉浸在少男少女朦胧的情感梦幻中，忽略了周围的世界，尤其忽略了身边父亲和母亲的存在。
所有这一切，父亲是看在眼睛里的，他当然明白自己的儿子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又在经历着什么事情。以他过来人的眼光看，他当然知道应该在这个时候提醒我一些什么。因为他知道，小奇的家就住在我们同一条街上，和我们大院相距不远，也是一个很深的大院。但是那个大院和我们大院完全不同，从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拉花水泥墙、红漆木大门，门的上方有一个浮雕大大的五角星。这便和我所居住的那种广亮式带门簪和门墩的黑色老门老会馆拉开了不止一个时代的距离。
其实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每天上学下学都要路过那里。但是当时的我对这一点却根本忽略不计。对于父亲而言，这一点是表面，却是直通本质的。因为居住在那个大院里的人全部都是解放北京城之后进城的解放军的军官或复员军人和他们的家属。那个被称作乡村饭店的大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拆除了那里的破旧房屋后新盖起来的，从新老年限看和我们的老会馆相距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在父亲的眼里，这样的距离是不可逾越的。不可逾越，从各自居住的不同的大院就已经命定，地理里有无法更易的历史，地理里有难以摆脱的现实。我发现每一次我送小奇到前门再回到家，父亲都欲言又止。从那时我的年龄和阅历来讲，我无法明白父亲曾经沧海的忧虑。我和父亲也隔着一道无法逾越历史与地理的距离。
有一天，弟弟忽然问我：“小奇的爸爸是老红军，真的吗？”那时，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事实。我觉得老红军是在电影《万水千山》里，在小说《七根火柴》里，从没有想过老红军就在自己的身边。弟弟的问题让我有些意外，我问他从哪儿听说的，他说是父亲和妈妈说话时听到的。当时，我不清楚父亲对母亲讲这个事时的心理。后来，在我长大以后，我清楚了，我和小奇越走越近的时候，父亲的忧虑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在北大荒插队的时候，生产队的头头在整我的时候，当着全队人叫道：“如果是蒋介石反攻大陆，肖复兴是咱们大兴岛第一个打着白旗迎接蒋介石的人，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国民党！”
两个父亲，两个党，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
后来，我问过小奇这个问题。她说是，但是她并没有觉得她父亲老红军的身份对自己是多么大的荣耀。她只是说当时她父亲在江西老家，十几岁，没有饭吃，饿得不行了，路过的红军给了他一块红苕吃，他就跟着人家参加了红军。她说的是那样轻描淡写。在当时所谓高干子女中，她极其平易，对我一直十分友好，充满温暖的友情，即使是以后“文化大革命”格外讲究出身的时候，她也从来没有像一些干部子女那样趾高气扬、居高临下。那时候，我喜欢文学，她喜欢物理，我梦想当一名作家，她梦想当一名科学家。她对我的欣赏，给我的鼓励，表露于我的友谊和感情，伴随我度过青春期。
说心里话，我对她一直充满似是而非的感情，那真的是人生中最纯真而美好的感情。每个星期天她的到来成为我最欢乐的事情；每个星期见不到她的日子，我会给她写信，她也会给我写信。整整高中三年，我们的通信有厚厚的一摞。我把它们夹在日记本里，胀得日记本快要撑破了肚子。父亲看到了这一切，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其中一封信。
寒暑假的时候，小奇来我家找我的次数会多些。有时候我们会聊到很晚，送她走出我们大院的大门了，我们站在大门口外的街头还接着在聊，恋恋不舍，谁也不肯说再见。那时候，不知道我们怎么总会有说不完的话，长长的流水一般汩汩不断，扯出一个线头就能引出无数条大路小道，逶迤迷离，曲径通幽，能够到达未知却充满魅力的很远的地方。
路灯昏暗，夜风习习，街上已经没有一个行人，安静得像是睡着了一样。只有我们两人还在聊，一直到不得不分手。望着她向她家住的大院里走去的背影消失在夜雾中，我回身迈上台阶要回我们大院的时候，才蓦然心惊，忽然想到大门这时候要关上了。因为每天晚上都会有人负责关上大门。那样的话可就麻烦了，门道很长，院子很深，想叫开大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很有可能我得在大门外站一宿了。
当我走到大门前，抱着侥幸的心理想试一试，兴许没有关上。没有想到，刚刚轻轻一推大门就开了。我庆幸自己的好运气，大门真的还没有关闭。我走进大门，更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就站在大门后面的阴影里。我的心里漾起一阵感动。但是我没有说话，父亲也没有说话，就转身往院里走。我跟在父亲的背后，走在长长的甬道上，只听见我和父亲咚咚的脚步声。月光把父亲瘦削的身影拉得很长。
很多个夜晚，我和小奇在街头聊到很晚，回来生怕大院的大门被关闭的时候，总能够轻轻地就把大门推开，看见父亲站在门后的阴影里。
那一幕的情景定格在我的青春时代，成为一幅永不褪色的画面。在我也当上了父亲之后，我曾经想，并不是每一个父亲都能做到这样的。其实对于我和小奇的交往，父亲内心是担忧的，甚至是不赞成的。因为在那讲究阶级讲究出身的年代，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水火不容，注定了他们后代的命运的结局。年轻的我吃凉不管酸，父亲却已是老眼看尽南北人。
只是，他不说什么，任我任性地往前走。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说，他怕说不好引起我的误解，伤害我的自尊心，更引起我对他的批判。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说了也不起什么作用。两代不同生活经历与成长背景的人，代沟是无法填平弥合的。那些个深夜为我守候在院门后面的父亲，当时，我不会明白他这样复杂的心理。只有我现在到了比父亲当时年龄还要大的时候，才会在蓦然回首中看清一些父亲对孩子疼爱交加又小心翼翼的心理波动的涟漪。
六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我高三毕业，正准备迎接高考。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上大学的梦想破灭了。这对于我和父亲无疑是最大的打击。只是突然降临的大风暴席卷我们而去，让我们无暇顾及在风雨中落花流水的个人梦想，它们显得那样的无足轻重，又那样的无可奈何。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疯狂肆虐下，父亲国民党少校军需官的历史一下子格外突显，像刻在父亲的脸上，也像刻在我的脸上的一块罪恶的红字一样，让我和父亲都抬不起头来。
那时候，我从心里怨恨父亲当时为什么不在天津就学织地毯学到底，起码现在我的出身可以算作工人。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可以算是“红五类”。现在，我却沦为了“黑五类”。
所谓的“红八月”中，到处都在抄家，到处都在批斗。身穿绿军装、手挥武装带、臂戴红袖章、被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的红卫兵们在耀武扬威。在我们学校里，校长高万春不忍红卫兵的毒打，被逼跳楼自杀。在从学校回家的一路上，很多大院的门口贴着墨汁淋淋的大字报，说是“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叫喊着把什么坏人揪出来示众。好像每个院子里都有坏人，不止一个，各式各样，五花八门。我们大院里最先被揪出来的人是以前当过地主的后院主人，紧接着是当过舞女的王婶。我的心紧攥着，生怕哪一天，在大院外的墙上贴出揪出父亲的大字报。每天从学校回家，我先要紧张地看看院门口的墙，没有父亲的大字报，才稍稍安心。那一面墙，成为我的晴雨表。
我猜想，那时候，父亲的心里一定比我还要紧张。
为了表现积极，父亲主动上交了小牛皮箱里那四块银圆。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可以上交的了。那本南京受训时印有他身穿国军制服的相册，早被他毁掉了。
“红八月”终于过去了，父亲没有被揪出来批斗。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便和班上当红卫兵的同学一起冒充红卫兵去大串联了。当我从广州、衡阳、株洲，然后经过韶山和南京一路归来的时候，发现父亲和母亲正在院子里忙乎着接待红卫兵的事情。那时候，很多外地的红卫兵串联到北京，住在我们大院各家里。
在我离开家这些天里，父亲做了两件事，让我格外地吃惊。一件是居然教会我妈背诵了毛泽东“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要知道，我妈是大字不识呀，能够全文一字不差地背诵《为人民服务》，与其说是我妈的奇迹，不如说是父亲的奇迹。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另一件是在我家的柜子和窗台之间，用火筷子在两根很粗的竹子上扎上了眼儿，然后连上几块木板，做成了书架，我的一些书本可以放在前后两层。那时我珍贵的藏书有泰戈尔文集中的两本，还有就是从1919年到60年代所有的《儿童文学》选集。这些书一直放在地上一个鞋盒子里，现在终于有了摆放它们的书架了。弟弟告诉我，这是他和父亲一起做的，竹子是南方来的红卫兵到北京串联时留下来的，被父亲废物利用。
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这是父亲做的最古怪的一件事情，完全和他谨小慎微的性格不符。
这是我家的第一个书架。我有些惊讶，在那个“读书无用，革命唯此为大”的年代里，父亲居然还有心做书架，惦记着我的书，而且敢于把这些书放在书架上。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得意之作。他从来相信艺不压身，到什么时候读书都是要的，更何况这些书确实也不是什么“封资修”。也许，这是父亲为我做这个简陋书架的心理依据。
这样平静的日子很快就到头了。秋天刚到的时候，我们大院里突然揪斗出一位工程师，被说是反动权威。这是院子里新搬来的一个“街道革委会”的“积极分子”干的。所谓街道积极分子，在那时是一种特别的称谓，更是一种特别的身份。她们大多是家庭妇女，并不是街道居委会（“文化大革命”一来叫“街道革委会”）的正式工作人员，但因为家庭出身好，又积极为街道居委会跑前跑后干些宣传、收费或节日里站岗巡逻的事，被聘为街道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中，有不少是热心公益事业的人，但也有不少借此狐假虎威或谋取私利的人。这个“积极分子”就是人们忌恨的狐假虎威者。当天下午她找来的一帮红卫兵在我们大院里开批斗会。她来到我家，找到父亲，要求父亲下午参加大会，并且准备发言批判。我看见父亲在认真地写批判稿，写了好长的时间，密密麻麻的，足足写了有两页纸。其实，父亲和工程师平常没有什么来往，甚至连说话都很少，他对工程师的了解有限，真不知道那批判稿都写了些什么东西。
下午批判会在我们大院的后院开，那里房前有宽宽的廊檐和几级台阶，正好当作舞台。批判会开始的时候，父亲第一个走上台发言，他身穿一身整齐的制服，激动地抖动着手中那两页纸，像是受惊的鸟止不住纷飞的羽毛。然后我听见他的声音，那声音特别让我吃惊，突然的高八度，一下子非常尖利。我从来没有听见父亲这样说过话，平常他说话都是细声细语，怎么会突然变成了这样声嘶力竭呢？我知道，他是想表现自己，以划清界限的姿态，想拼命地站在革命阵营这方面来。可是他的声音太刺耳了。我有些替他脸红，没有听完他的批判发言，便悄悄地溜出了大院。
父亲这样异常的表现并没有能够保住自己。他是被那个街道“积极分子”给耍了。第二天清早，我出门要去学校，看见大门口外面那面墙上贴出了大字报，只有一张纸，但我一眼就看见了父亲的名字，国民党和少校军需官的字样是那样的醒目，像飞奔而来的箭镞一样，直射入我的眼睛里。父亲步了工程师的后尘，这一天下午，还是在我们大院，要开父亲的批斗会。
我害怕这个街道“积极分子”像找父亲一样，来家里找我写批判父亲的发言稿，然后让我登台发言批判父亲。一整天我都没敢回家。我记得特别清楚，上午我去学校，虽然在复课闹革命，但上课没有什么内容，下午就没事了。下午，我坐上5路公共汽车，从前门坐到广安门终点站，再从终点站坐回到前门，来回不停地坐，一直坐到天完全黑了下来，才像丧家犬一样悻悻地溜回大院，回到家里。父亲看到我回来，没有说话，他在找税务局工厂发的劳动手套。我猜想，明天他将和我们大院的工程师、地主和舞女一起去街道接受劳动改造了。整整一个晚上，谁都没有说话，一盏15瓦的昏黄的灯下，全家静悄悄的，气氛凝滞了一样，非常压抑。
我不知道对于这一连两天批斗会上的遭遇，父亲是怎么看的，我从来没有和父亲交流过。我只知道我自己那时的心情非常复杂和慌乱。我第一次看到了人心的险恶，对那个“积极分子”嗤之以鼻。我也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另一面，居然为了保护自己可以这样声嘶力竭。同时，我也是第一面对自己，害怕父亲被批斗，其实是害怕自己的身份进一步下跌。这样的胆怯无力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只有选择逃避。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逍遥派，彻底逃离了所谓的革命的漩涡，就像鲁迅批评柔石的小说《二月》中的主人公肖涧秋时说的那样：“衣襟上溅了一点水花，就落荒而逃。”开始我躲在一边，后来又跑到呼和浩特的姐姐家，偏于一隅，埋头在读书之中，尽可能找能找到的书读。而父亲则开始在街道修防空洞，每天干搬砖、砌洞这种年轻人干的力气活。想想，那一年父亲已经61岁了。
第二年的年底，弟弟忍受不了这样压抑的气氛，先报名去了青海油田。又过了一年的夏天，我也离开北京，去了北大荒。弟弟和我走的时候，父亲都没有送，也没有分别时的嘱咐，只是走出了屋门，看着我们走远，连挥挥手都没有，显得那样麻木。
很久以后，我和弟弟谈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才觉得真正麻木的是我们。为了自己，我们那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家，而且想离得越远越好，所谓是“眼不见心不烦”，企图寻找世外桃源，想躲个清静，而把年老多病的父母毫无顾忌地丢在一旁，丝毫都没有想过应该和他们患难与共，帮助他们度过他们的余生残年。年轻时的我们被所谓革命的风鼓胀得身心膨胀，自私和胆怯如蛇一样悄悄地爬出心头，在一点点地蚕食着人性中对父母的亲情。
在那场疾风骤雨的“革命”中，父亲就是一条落水狗，可以被人任意欺凌。他过去国民党少校军需官的身份就是他的原罪。庆幸的是父亲从来都是不多言多语，逆来顺受、任劳任怨地修防空洞，工余的时候还负责为这些戴罪劳动者读报。所以他没有被遣送回老家，总算保住了他的老窝。但是，最后他付出的代价是交出他的房子。在我离开北京的第二年，那个街道“积极分子”对父亲说，你们的孩子都走了，用不着住那么大的房子，应该把房子交给工人出身的人住。父亲老老实实地交出了房子，住进了对门院子里两小间矮小的东房里。而那个批斗了父亲和工程师的街道“积极分子”无理地占据了工程师家一间宽敞的正房，给自己的女儿做了婚房。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海军军官，似乎更为她虎上添翼，越发威风起来。
离开北京两年后的夏天，我第一次从北大荒回北京探亲。走进陌生的大院，来到父亲信中说的家门前，我一阵心酸。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家中玻璃窗前的窗帘，这是母亲用碎布一点一点拼接起来的。打开门，被风吹动的那块像小孩褯子布一样的破窗帘让我脸红。在我不在家的日子里，父母受人欺负，被赶出自己的家门，日子过得这样狼狈不堪。
那时候，父亲还在修防空洞，母亲把父亲叫回家。父亲看见我一脸被霜打的样子，很清楚我想的是什么，对我说：“没被扫地出门赶回老家就是万幸。窝还在，你们回来探亲，还有个家。”他轻描淡写的话却让我心里不是滋味。说着，父亲让母亲赶紧拿出瓜子和花生给我吃。母亲从床下拿出一个笸箩，里面盛满了葵花子和带皮的花生。那时候，只有过春节每户才可以买到半斤花生和瓜子。父母不舍得吃，将春节买的花生瓜子一直留到现在。都已经过去半年了，瓜子和花生放得都有些味儿，但我还是装作挺好吃的样子咽进肚子里。
第二天，父亲又去修防空洞了。现在，父亲参与修的这个防空洞还在，成为可以供人们参观的人防工程，长而宽敞的防空洞成为前门地区的一道景观。父亲却早已经不在了。那个防空洞的洞口就在街道办事处旁边，每逢路过它的时候，我都会想起父亲，也会想起批斗过父亲和我们大院工程师及舞女的那个街道“积极分子”。人生的遭际在历史的跌宕中有阴差阳错的选择；人心的险恶在时代的动荡中有不由自主的表现，像排泄粪便一样忍无可忍。前者更多是出于个人生计的选择；后者则更多是人性潘多拉盒子的乍开。我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不会鲜花一片，只是有的人不让或者少让心里藏着的魔鬼出来，而有的人愿意让魔鬼趁机出来兴风作浪，浑水摸鱼。在那个时代，后者会活得放得开，容易如鱼得水，甚至活色生香；前者会活得谨小慎微，甚至压抑，夹着尾部做人，却总能让人踩住尾巴。父亲显然属于前者。
七
一年多以后，也就是1972年的冬天，我再次从北大荒回北京探亲。可能是一年多前回家时那个破窗帘对我的刺激太深，这一次回家，我想应该为父母做一点儿什么。
那时候，我的思想还处于阶级斗争理论的笼罩下，尽管已经松动，但脑子里还有阶级斗争这根弦，就像风筝还被线扽着。因此，我的这个念头其实也是在矛盾中时起时伏。有时候我会想，毕竟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少校军需官，国民党是共产党的敌人，即使父亲被改造好，已经不会站在敌对的阵营里，但也不属于无产阶级阵营里的呀。有时候我又会想，父亲真的就是在电影和小说中看到过的那种凶神恶煞的国民党吗？怎么看都不像。从我记事开始，父亲都是唯唯诺诺的，见谁都客客气气，走路都怕踩死蚂蚁，街坊们对他一直很友好。即使“文化大革命”开始，即使沦落到修防空洞了，除了那些街道“积极分子”直呼过他的名字，街坊们见到他仍客气地叫他肖先生。不过，我想国民党是很狡猾的，很会伪装的，也许这只是父亲的一种伪装出来的假象。
这是当时我真实的心理活动，按下葫芦起了瓢，自己跟自己较劲、打架。
我回到家之后，弟弟先给我寄了点儿钱，那时他在青海油田当工人，有高原补助，工资高。弟弟来信说，让我用这钱给父亲买点儿好酒喝。我和弟弟都知道，父亲一辈子就爱喝点儿小酒。父亲的酒量不大，可能年轻的时候酒量大些，这时候一天只在晚上喝一次，八钱的小酒杯，他能喝一杯，却只喝半杯浅尝辄止。一瓶二锅头可以喝半个月。父亲喝酒有自己的规矩，就是不管天冷天热，都得把酒烫上。他的理论是冷酒伤身。记得我和弟弟小的时候，父亲每次喝酒，都要把酒烫在开水碗里，烫好了，先不喝，而是把酒往桌子上倒上一点儿，然后划着一根火柴，在酒上一点，酒立刻燃烧起一团淡蓝色的火焰，蛇一样蠕动着，特别好看。然后，他会用筷子蘸一点儿酒，让我和弟弟一人尝一口，常常惹得我妈说他，小孩子家的，喝什么酒。我和弟弟被酒辣得大叫，父亲端着酒杯呵呵地笑。那是一家子最开心的画面了。
弟弟在我之前回北京探过一次亲。那时，他买来了好多瓶名酒给父亲喝，看到父亲难得高兴，喝得酡颜四起，便让我照方抓药，告诉我到哪里能买到这些名酒。拿着弟弟寄来的钱，我到弟弟指定的商店买回来好几瓶名酒，有五粮液、古井贡、竹叶青、西凤、汾酒，还有一瓶三花酒。这后一种酒是我自作主张买来的，当时看到三花酒出产地是桂林，早就在贺敬之的诗中知道桂林山水甲天下，一直很向往，虽然没有去过，买一瓶酒回来尝尝，也像是去过了那里一样。
回到家，我找到几个酒杯，把每一种酒倒上一点儿，分别用开水烫好，让父亲都尝尝。看到父亲坐在桌旁，望着一杯杯的酒在灯下泛着光，他的眼睛里也放着光，像小孩子一样的兴奋，然后，他依次端起酒杯，眯缝上眼睛，每杯抿上一小口，美滋滋地品味着。那一刻，真有点儿六根剪净，万念俱灭，所有的体悟都融化在这一杯杯酒中了。
他抿完三花酒，特别对我说：“这种酒我从来没有喝过。”我问他味道怎么样？他说不错，比五粮液柔和，有股甜味儿。我就又给他倒上一杯三花酒，也给自己倒上一杯，然后和他碰碰杯，一饮而尽。他对我说，酒哪有这么喝的，得慢慢品。我看着他慢慢品着，忘却了曾经发达或耻辱或悲凉的一切。
那情景让我感到父亲就是一个俗人，简直就像一个农民，一点都不像小说和电影里看到过的国民党坏蛋。
他已经被共产党改造好了。我在心里这样安慰自己说，让自己找到一种重新看待并对待父亲的依据。或许在那一刻，无法泯灭的亲情还是无可救药地占了上风，一种千古至今绵延存在无法剔除的人性中柔软的东西，让再冰冷的石头也能熔化了吧。
那时候，电影院里正在上演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对于一演再演的《地道战》之类的老电影，这是一部新电影，演员演得好，里面的歌唱得也好听，特别叫座。我到大栅栏的大观楼电影院买了三张电影票，请父母一起看这部电影。我妈没有显出多么的高兴，父亲却很兴奋。他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过电影了。这部《卖花姑娘》，他在报纸上看过介绍，知道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心里很期待。
我第一次看电影还是没有上学的时候，是父亲带着我在长安街上的首都电影院看的，是他们税务局包场发的电影票，看的是《虎穴追踪》。而我第一次带父亲看电影是父亲老的时候了。这一年，父亲67岁了。
坐在电影院里，看着父亲的侧影，忽然想起往事，心里有些愧疚。记得好几年前，大概是1961年年初的寒假，也是在这个大观楼电影院，那时它被改造成北京唯一一座立体宽银幕电影院。那时演的电影是《魔术师的奇遇》。因为不仅是宽银幕，还是立体电影，进电影院后，要先发一副特殊的眼镜，看电影的效果才是立体的，如果是水流就真的像是向你流过来一样，浪花能够溅湿你的衣服似的，所以特别吸引人。排队买电影票的人非常多，我和弟弟一起去买票，长长的队伍像长蛇一样，都排到门框胡同了。可是，我和弟弟没有为父母买票。
年轻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幼稚和自私，表面上说是为了革命，其实心里想着的是自己，甚至可以是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比如那时叫喊着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却很少想到关心一下身边的父母。尤其是对于当过国民党少校军官的父亲，更是理所当然地冷落在一旁。我没有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相反觉得是阶级立场应有的表现。
年轻的时候，有时真的非常可笑。现在来看，《卖花姑娘》是一部很会煽情的电影，卖花姑娘悲惨的身世和故事让很多人感动，当时电影院里嘤嘤的哭声一片，有人甚至说，看《卖花姑娘》之前，得带一条手绢。那天，我擦完眼泪之后，瞥了一眼坐在身边的父亲，忽然发现他也在掉眼泪，在用手不停地擦着眼角。我心里在想，他是一个国民党呀，怎么国民党也会为贫苦的百姓掉眼泪呢？当时的我就是这样可笑。那一年，我已经25岁了，却比小孩子还要可笑。
隔了几天，我就要回北大荒了。我想在离开北京之前，带父母看一次京剧。因为我知道父亲很爱看戏，小时候，他常常带我到鲜鱼口的大众剧场看评戏。我看的第一个评戏《豆汁记》就是父亲带我看的。只是那时，除了样板戏，没有什么戏可演。我便在离家不远的肉市胡同里的广和剧场买了三张《红灯记》的京剧票。
看戏的那天晚上，天下起了大雪。鹅毛般的大雪没有阻挡父亲看戏的热情，他和我妈相互搀扶着，跟着我来到了剧场。我特别早些带他们出来，是想带他们先去离广和楼一步之遥的全聚德吃顿烤鸭。我和弟弟每次回京探亲的时候，都会去全聚德吃烤鸭打牙祭解馋，却没有一次带父母去吃过，顶多带回一点儿吃剩下的烤鸭片。因为心里的愧疚，很多以前自己的不是便都像沉在水底的鱼一样，一条条地浮出了水面，每条鱼都张着嘴，在咬噬着我的心。
马上就要离开北京了，心里的这种希望弥补的愧疚越发沉重。真的，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父母涌出来的愧疚之情。特别是看到父母一天天变老，这种滋味更不好受，更折磨自己的心。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年龄很大，已经是42岁了。我的后妈比他大两岁，比我的生母大12岁，那一年已经69岁了。他们真的老了。两个儿子都在那么远的地方，一个在北大荒，一个在柴达木，遥远得让我觉得像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所能够做的，就只有这一场《红灯记》和这一顿烤鸭了。
那一天的大雪下的时间很长，一直到戏散了，雪还在下。纷纷扬扬的雪花中，父母相互搀扶着，一身雪花，蹒跚在西打磨厂街上的情景，成了一幅画，总会在我的眼前晃动。那画面让我感到更多的是心酸。因为我这一辈子只为父亲做过这样一件稍稍可以让他感到有些安慰的事情。在之前二十五年的时光里，我没有为他做过一件事情，相反，却做过很多和他毅然决然划清阶级界限的无情事情。父亲好像从来不是作为我的生身父亲存在于我的生活中，而是作为敌对的阶级，作为一个我需要铁面无私地审判的政治符号，存在于我写过的那些申请入团的思想汇报中。
落地无声的大雪掩盖了街道上的坑坑洼洼和落叶、垃圾、泥污等。那一刻，眼前的一切，平坦、洁白得像一个童话里的世界。
那时候，我读过并背诵过苏轼的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但是，我那时并没有读懂。现在想来，我和父亲，谁是飞鸿，谁又是雪泥呢？在25岁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是把父亲视为雪泥的，他被当时的时代和社会无情地踏在泥中，也是被我无情地踏在泥中。而我却把自己看作是飞鸿，要去远方展翅飞翔的。那时候，语录里说的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歌里唱的是：“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狂。”
八
第二年，也就是1973年的夏天，我再一次从北大荒回北京探亲。那时我已经有了女朋友，正在恋爱。她是天津知青，和我前后脚从北大荒回来探亲，我们两人商量好了，等我回到北京之后，她从天津来我家一次，然后我们一起去呼和浩特看我姐姐，再去天津到她家看看，最后一起乘火车回北大荒。这样的行程安排是想让双方家长都看看，就像定亲一样，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那时候的爱情，简单得不带任何杂质，纯净得像没有污染过的蓝天白云。
女朋友从天津动身的时候，我和很多一起到北大荒插队又正好一起回北京探亲的知青到北京火车站接她。人很多，阵势很是浩大。女朋友下了火车，吓了一跳，没有想到居然这么兴师动众。我心里很清楚，这些伙伴是为我好，生怕女朋友第一次来我家，看到房子那么寒酸，一下子失落，无所适从。
这一列队伍浩浩荡荡地簇拥着我的女朋友走进我家大院，来到我家门前的时候，我注意到，尽管我的女朋友早有思想准备，但眼前所出现的破败和凋零还是让她大吃一惊。不过她是个懂事而且善解人意的人，并没有把内心的惊讶表现出来，露出的依然是常见的笑容。那一年她23岁，正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
那么多人簇拥着一个年轻的姑娘，我家那两间小房根本无法挤得下。大家都站在院子里说说笑笑，引来了街坊四邻好奇的目光。我家来的这些人中，主角是谁，很快就被他们捕捉到，聚光灯一样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女朋友身上。我看她倒是没有被这聚光灯照得有什么异样，依然和大家亲热地聊着天。
让我多少有些奇怪的是，家里只有我妈在家。我问我妈我爸哪儿去了？她告诉我，给你买东西去了，这就回来！正说着，父亲拎着一网兜水果，已经走进院子，看到这一帮人，和大家打着招呼，大家立刻都闪到一边，像忽然抖开的一幅扇面，亮出中间一个空场，把我的女朋友亮了出来。
这是父亲和她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一次见面。我已经忘记了这样唯一的见面具体是什么情景了。在一片嘈乱中，我只记得父亲没有进屋，就在院里的自来水龙头前接了一盆水，把网兜里的水果倒进盆中洗了起来，然后让大家吃水果。不知道为什么，那天见面的这个情景让我记忆犹新，至今回忆起来还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我记得那样清楚，父亲买的水果不多，几个桃、几个梨，还有两串葡萄。而且我清晰地记得，一串是玫瑰香紫葡萄，一串是马奶子白葡萄。
我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水果，特别是那一串紫葡萄和一串白葡萄，还会如此水灵灵地出现在我记忆中？
现在想来，可能因为这是父亲留给我最后的一点印象了。尽管当初我无法预测未来，根本不会想到这已经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印象。但是，生命的轨迹总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显现在父子的亲情之中，在命运的冥冥之中。那是一种生命的感应，即使你当时迟钝的没有察觉，但那已经像一粒种子悄悄地落入你的生命中，落入你的记忆中，在以后的日子里生根发芽，忽然有一天让你触目惊心而叹为观止。
非常奇怪，在梦中我常梦见我母亲，却很少梦见过父亲。大前年夏天，我在美国儿子家小住，一天夜里，居然梦见了父亲，这几乎是父亲去世之后唯一一次和他在梦中相见。父亲的样子很清楚，与我童年少年和二十多岁见到他时一个样子。穿着一身粗衣粗裤，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在跟我说着什么。但是，说的什么话，我一句也听不清。我很想听他究竟在说些什么，却怎么也听不清，很是着急。梦做到这儿，我醒了。屋外雷雨大作，而楼上一岁半的小孙子正在哇哇啼哭。
很多天，这个梦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明白这个梦昭示着什么。父亲究竟在和我说什么呢？是埋怨我当年对他无情的批判，还是述说当年辛酸中难得的温馨？抑或是嘱咐我他的处世箴言……
同时，为什么那一夜突然雷鸣电闪？而恰恰那个时候，小孙子也醒了，不停地在啼哭？或者这是生命的又一个循环吧，纵使我的儿子都没有见过他的祖父，小孙子就更无法见到他的曾祖父了。但是血脉的延续、生命的轮回、基因的遗传是命定的。无论是我，是我的儿子，还是小孙子，我们都生活在他的影子里，生活在他的足迹中。所有的不幸也好，幸运也好；所有的错误也好，正确也好；所有的醒悟也好，愧疚也好，我们都一起经历过，并在那雷鸣电闪中给我们以醒目的警示。
只是那一夜的梦以及对梦的认知，我再无法对父亲诉说。
我知道，其实父亲一直在我心里，不仅是一个念想、一个回忆，更是一根刺，刺痛我的心，永远无法从心头拔出。
就是那个夏天我带我的女朋友回家深深地刺激了他。作为父亲，他既高兴也痛苦。他当然希望儿子有女朋友，但是他知道，他的儿子有了女朋友，就会在北大荒结婚成家，再也回不来了。当时，对于未来，他是悲观的。“文化大革命”不知道何时才能到头，而他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
其实那时候知青返城之风，已经起于青萍之末，先行者开始通过走后门参军或办理困退病退回到了北京。只是这一切对于父亲而言，显得那样遥不可及。他没有这个能力了，因为他自顾不暇。偏偏这时候，我姐姐给父亲写来一封信，说别人家的孩子都已经从农村返回城里，你们老两口身边无一个子女，是符合知青返城的政策的，你应该去街道办事处问问。就是街道办事处的“积极分子”整的他，一提起街道办事处，他就心里发酸，打哆嗦。
姐姐的信是压垮父亲的最后一根稻草。拿着姐姐的这封信，他不知道找谁去诉说、去求教，只能憋在心里，负担越来越重。我离开北京一个多月之后，正是秋收的日子，我正在地里收豆子，黄昏的时候，一封电报传到我的手里。父亲脑溢血去世。清早，他照例去天安门前的那个小花园练太极拳，突然一个跟头倒下，就再也没有起来。北大荒甩手无边的原野上，血红的落日正在迅速地下坠，很快，我的眼前就是一片黑暗。
我和弟弟，还有姐姐星夜兼程赶回北京。父亲躺在同仁医院的太平间里，眼睛还没有合上。他是死不瞑目呀。姐姐用手轻轻地合上了他的双眼。
父亲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的一生。我只知道，在他的一生中，起码有二十多年是屈辱的，在这些屈辱中，有许多是时代和历史使然，却也有一些是我添加给他的。我无法请求他原谅，也无法原谅自己。
父亲没有什么遗物。只是在他的床铺褥子底下，压着几张报纸和一本《儿童画报》。那时我已经开始发表文章，这几张报纸上有我发表在当地的散文，那本画报上有我写的一首儿童诗，配了十几幅图。这或许是他生命最后日子里唯一的安慰。
在看我家那个装宝贝的小牛皮箱子时，我发现了姐姐写给父亲的那封信，放在箱子的最上面。在箱子的最底部有厚厚的一摞子信。我翻看一看，竟然是我去北大荒之前没有带走的小奇写给我的信，是整整高中三年写给我的所有的信。
望着这一切，我无言以对，眼前泪水如雾，一片模糊。
不到半年之后，我从北大荒回北京，在一所中学里当高中语文老师。命运，真的让父亲一语成谶，我到底还是当了老师。第一天上班，找到那所偏僻的学校的时候，我在心里对父亲说，你为什么就不能再坚持一下呢？你为什么就不能等我回来呢？
又过了两年，“四人帮”被粉碎了。一切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好，但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坏。在时代的变迁中，在生命的轮回中，曾经被风雨压弯的再弱小的草芥，也可以重新伸展起了腰身，然后回黄转绿。
有一天，下班回到家，一位漂亮的年轻女警察也前后脚地来到我家。我很奇怪，为什么警察突然光临？对于一个曾经长期担惊受怕的家庭而言，警察的出现让这个家的气氛一下子凝固。我看见我妈有些惊讶，以为出了什么事情。我让女警察坐在我家唯一的椅子上，她很和蔼地问我：“‘文化大革命’中，您家是不是上交过四块银圆？”我点点头，那是父亲干了好多年少校军需官留下的唯一财产。她接着说：“现在清理‘文化大革命’中上交的这些东西。要落实政策归还原物，没有原物的，要照价赔偿。您家呢，这四块银圆，要给您四块钱。”说着，她从包里掏出四块钱，并让我在签收单上签字。
这四块钱，连同父亲去世后税务局给予的抚恤金和补发的半年工资500元，我一直存在家附近崇真观的银行里，那里离家很近，父亲一抬脚就到，他在世的时候，如果有钱，也是存在那个银行里的。一直到多年以后，崇真观被拆，银行被搬走，我才把这钱取出转存别的银行。我不敢花这个钱，这是父亲为我留下的唯一的财产。虽然不多，却带有他生命的温热。
粉碎“四人帮”后一年多，即1978年的春节，我和我的女朋友结婚。我们没有举办婚礼，只是请了几个朋友，姐姐派来她的女儿，晚上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家中和我妈吃了顿饭。白天，我到街上买了一点儿菜和两瓶酒，其中一瓶是三花酒。那曾经是父亲爱喝的一种酒，他说这酒很柔和，有股子甜味儿。
有这瓶酒摆在桌上，父亲好像也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