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收获》杂志开设专栏“明亮的星”，这个出自约翰·济慈诗句的栏名指向诗人——希望由诗人来讲述如明亮的星一般高悬于诗歌夜空的那么一些当代诗人。我应约而写的第一位诗人是我的好友，病逝于2010年的张枣。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又为这个专栏写了昌耀、郭路生（食指）与骆一禾。早在1998年，我就曾为上海《青年报》写过一篇关于昌耀的短文，并计划在这份报纸上陆续发表对那些我所认定的当代诗人的简要评介。然而接下来关于郭路生（食指）的一篇，却未能发表，也使得这个计划仅仅到计划为止。过了七八年，这个计划才在广州《南方都市报》以个人专栏的方式推进了一阵子，后来却又进行不下去了……去年开始为“明亮的星”写稿，重新唤醒了我当初的那个计划，《收获》杂志给出的篇幅，则更让那个计划升级——以此为契机，我索性就去把对中国当代诗人的讲述写成一个系列，写成一部有结构布局的书。
它大概会由三十几个篇章组成（每个篇章两万字左右），伴随“明亮的星”专栏而走向完成。但它区别于那个并非由我一个人撰稿的专栏——它（我设想的书）素描我眼界里的中国当代诗人，勾勒我眼界里的当代汉诗轮廓。这会是一个历时好多年的进程，我不知道这么个进程何时才告结束。所以，听从东方出版中心郑纳新博士的建议，就先将已经写好的篇章单独编集成册——以后每完成五到六篇，即成一册——待终于写完全部（但愿这一天不会太远），再依照设想中的结构布局，去组合编辑修订完善它们。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也无意去成为这两种人物。我讲述我所选择的一些中国当代诗人，是想提供给对当代诗不甚了解的人们一个入门指引——在我看来，当代的诗歌教育（尤其在学校系统）完全阙如，必须（只能）由诗人自己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完成后的那本书，也可以是一个体量相对比较大的当代汉诗选本的构架，其中的每一篇，当然就是对入选诗人及其诗作的导读。不过，我的讲述一定基于我对我亦身在其中的中国当代诗歌写作场域的体会和见解，我对中国现当代诗歌乃至中国和世界诗歌（推而广之，可以说甚至包括全部人类文明和宇宙演化）的认知和见解。那么，因为刚刚指出的这两点，我的讲述也难免不会是一种批评，一部一个人的诗歌史。
于是又得进一步说明——这样一种意识会贯穿我的讲述：现代汉诗（当代之前，它更多被称为“白话诗”和“新诗”）早已形成自己的传统，就像我正处于这个传统、正在为这个传统工作一样，我所讲述的那些诗人，也都自觉地贡献于这个值得信仰的传统。这种意识，显然由于古代汉诗传统和西方诗歌传统对现代汉语诗歌构成的所谓“两大阴影”，而更其鲜明和被强化；并因而更真切地发明和发现在现代汉诗这个历史短暂、远未完成的传统里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诸多可能性，以及要起而反对的东西。这种意识除了指向现代汉诗的“现代性”追求，我想，更指向现代汉诗的归根复命——能够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跟历来的全部（无论古典和西方）文学构筑起共时并存的整体，成为共时并存的这个整体里的传统。而这正是我愿意去讲述跟我同时代的一些中国当代诗人的衷心。
陈东东
2016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