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心，秋天云。时而里秋风阵阵，时而里暴雨倾盆。多少个忧愁不眠夜，多少个欢愉黎明晨。”这是一首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歌词，活化了女人善变，女人善感的心理特性。
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词话》，与同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相较，最显著的叙说特征是，把女人作为故事主体。书名由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个女人名字中的一字汇成，便表明其文本创作目的有二：一是创作旨趣专注女人；二是金瓶皆用人名第一字，而梅用人名末一字，非是随意安置，而是暗指三个女人身份上的差异性。故而，这部洋洋百万字的巨著，花费笔墨最多的是女人故事，写得最为悲切的是女人故事。人生的洞察与透悟，皆与女人的喜、怒、哀、乐紧密关联；人生的理想与辉煌，皆与女人的爱、恨、情、仇互相纠结。故，有明代文杰袁宏道大赞：“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云霞之谓，言炫丽而自然非人工可为。用于指女性故事，贴切真实。
《金瓶梅》之前的古典小说，特别是长篇章回小说故事，其选材更多讲的是男人的事情，大多歌颂的是那些历史上的伟人才俊，江湖中的草莽英雄，神魔修行者的奇幻历险，等等。在各式各样的男人故事中，女人埋没在男人们辉煌夺目的光芒之中，难以摄入叙述视野。即使故事不得不对女人的事情偶有染笔，女人也只为炫示男子汉气概做衬料，只是彰显英雄多情的美饰罢了。兰陵笑笑生之于《金瓶梅》则打破了这种惯性的题材选择，他以勇敢的态度、开创性的眼光、缜密的理性思考、娴熟的写作技巧，构建了一部以女性故事为主的杰出文学作品。
自《金瓶梅》出，写女人的作品越来越多。至清代，终于诞生了一部经典小说《红楼梦》。脂砚斋题“深得《金瓶》之壸奥”语，可谓一语中的，言简意赅地说明了《金瓶梅》对后世创作的影响之巨。确实，文学本源于生活。从人类形成社会以来，女人的世界犹如男人的世界一样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女人的生活与男人的生活一样千回百转、复杂玄妙。在对待性欲、情爱、友情、婚姻、子女、财富等问题上，女人尤比男人更敏感，更注重、也更愿意珍惜和付出。因为，与男人广大的存在空间相比，那些男人不成为问题的诸多问题，构成了女人逼仄生活境遇的主旋律，尤其对于生活在“伪道学”盛行时代的女人们，那些对男人而言不成问题的问题，极有可能就是她们生活的全部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婚姻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之上的，传统的婚恋观，的确能有效地维系家庭关系的稳固和社会秩序的安定。但这种稳固与安定，却是以牺牲个人的幸福，特别是女性恋爱自由的可能为代价。在君主集权时代，男女婚姻关系的建立，最为强调的是要合乎“礼数”，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门当户对”的社会等级配置。很显然，家庭利益需要远远大过个人幸福的权利追求。这种“唯利是图”的悲剧婚姻，一经被社会熟视无睹、习以为常之后，个人情感价值受到极度漠视的情形，便成为自然而然的惯性和常态。在这种婚恋观的操纵下，个人选择情感对象的自由被剥夺，女性的贞操在道德的审视中被过分强调，甚至到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程度。女人能否守节，特别是为死人守节，看得比女人的生命还重要。这种重死不重生，重节不重命，对个体生命价值淡漠与轻视的伦理道德观，使人的合理情欲备受压抑，使很多美好的爱情遭到扼杀。
中国社会曾长期存在过“一夫多妻”的制度，这充分说明两性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对女性性别的歧视。一夫多妻，不仅是富贵人家的专利，即便生活水平较差的一般家庭亦可如此。如果说，在《孟子》中出现“一妻一妾”的家庭模式，与当时因战争或社会动荡引发的两性人口比例失调有关，使得讨饭度日的男子身边尚有两个女子跟随的话，后来社会婚姻家庭制度沿袭“一夫多妻”制，则只为不平等的两性地位提供合法性而已。更有甚者，男人若对家中妻妾仍觉不能如意，他们便可以嫖客的身份，到妓院、窑子等场所去寻找肉体的快乐和满足，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上有权有势、腰缠万贯的所谓成功男士，欢场的女人是专为他们所准备的。男人性满足的合法体制是以女人的痛苦为基础，女人是不能作为社会人，对“性”问题有话语权的。在所谓“一把茶壶四只碗”的家庭构成模式中，两性间不对等的搭配关系，造成家庭中女人们几人欢喜几人忧。在那样的时代，女人一生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她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如何。女人一旦受丈夫冷落，意味着她一生价值的完结。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是悲惨的，至少明清时代普通女性的“生态”大多如此。可既然这世界本来就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那么作为对人类情感生活进行观照与折射的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在它讲述人生时，男与女本应拥有同等的分量。这样看来，《金瓶梅》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开创贡献，便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瓶梅》不仅是一部着意描写女性群体生活的书，也是一部广泛探讨女性性爱、婚姻问题的作品。这种探讨是通过虚拟故事中人物自身的婚恋行为，以及作者所秉持的臧否态度来进行的。作者很在意因人而异的叙述呈现，同为性行为，反映在不同人物身上就呈现出不同的观念类型：有的人视婚姻为获取心理平衡和生理满足的方式，情爱的表现就是尽情泄欲和“把拦汉子”（如潘金莲）；有的人把男人是否能满足自己的性需要视为爱情和婚姻的基础，只要能做到“像医奴的药一般”令一己可意，便可舍弃一切，把全部身心奉献出来（如李瓶儿、韩爱姐）；有的人把两性关系作为一种筹码，以此来寻求自身的地位和社会身份识别的改变，一旦达到目的，婚姻中性关系的专一性和神圣性就变得微不足道（如庞春梅）；有的人看重以婚姻作为保障的性关系，并认为女人在失去丈夫后，有权对自己的婚姻作出选择（如孟玉楼）；有的人把性关系视为极其神圣的东西，看作是维护家庭夫妇感情的重要手段（如吴月娘）；有的人把性关系视为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在这类人眼里，性，沦为有价可售的生财之源，并以此来改变已有的生存现状和环境，以“输身”来“借色谋财”，甚至幻想着进入大户之家，挣个小妾位置（如宋惠莲、王六儿、如意，甚至妓家出身的李桂姐之流）。还有的“唯性是图”，一味追求感官的满足，丧失了礼义廉耻，不顾伦常道德（如林太太之流）。面对这些不同类型的性行为和性心态，作者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有对真诚与善良的褒扬，也有对丑恶和无耻的针砭。
明代四大奇书，唯《金瓶梅》最长于描摹人情世故。小说从武大郎的三口之家，牵出了西门府几十口人的大户人家，再延伸到一个县，一个省，一个王朝，一个天下。朴素的笔触，勾画的全是龌龊又苟且的现实生活之种种。审视的目光，冷峻到骨痛。兰陵笑笑生笔下的人物，撕碎了文学对现实曾经丰满的理想，注入的是浊世生存必备的“城府”智慧与市井手段。
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很俗，可正因为这份俗气，使读者愈加懂得了俗世的生存之道，明白了人生多是一个忍辱负重、百折百损的过程。在这些文学人物的生命词典里，诗和远方都是生僻字，钱势与享乐才是人生的终极一端。如今，人们透过古代社会中俗人们的生命过往，每每会在经意与不经意间，发现现实周遭的生活中，不乏相类似的生存挣扎与恐惧，现实的人生与小说中形形色色人物的经历、命运何其相似。然而这部十足世俗的小说，历经不同朝代的封杀，远离了与它最为贴近的世俗社会，留给后世的竟然是第一“淫书”之名的误识。真可谓：一部《金瓶梅》，人间悲与泪。误作风月谈，孤愤几人会？真真地可哀可叹！故，想要斗胆为《金瓶梅》、为《金瓶梅》中的女人们说道说道，说说她们的家长里短，道道她们的命运多舛。
兰陵笑笑生一方面揭示晚明的女性们敢于冲破传统的婚恋模式，以更具现实性的两性婚姻观念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导，另一方面赋予她们言行和心理的合理内涵，表现出对女子自主婚姻、寡妇改嫁等进步婚恋观的赞同。有理由认为，《金瓶梅》对妇女的爱情、婚姻及性问题的探讨，不仅较为全面，而且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是此前的其他长篇小说所望尘莫及的。正因如此，对文本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讨论，已然超越一般意义的文学批评，而是更多透过小说塑造出来的各式形色的女人，通过这些被称为“第二性”（西蒙·波伏娃语）者所走过的心路历程，透视在东方文明大国发展途程中，她们的身心所经历过的“炼狱”。在赏阅她们百媚千姿的音容笑貌，进入她们奇异迷离、惊心动魄、令人目眩神摇的心灵世界后，让那些熟悉又五光十色的世态人情，那些道不明说不清的人生迷津，以及感人、迷人的生命绝唱，都随着对一个个人物的品味，获得一份感悟后的愉悦。
在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陈列中，如果没有了《金瓶梅》这样一部首次集中笔墨描写女人生活的书，没有了女人故事的讲述，失缺了对女人情感世界的触及，文学史的书写该是怎样难以想象的寂寞。
既是说书品人，依据的底本当是第一要紧的事儿。思来想去，余以为选择人民文学出版社《金瓶梅词话》（1989年版）是较妥当的。理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包括《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其他古代小说，出版过不止一种普及读本，而《金瓶梅》在国内一向没有普及读本。这部1989年版《金瓶梅词话》为简体横排删节本，属普及率较高的读本，故作为底本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