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唐宋八大家名篇著译-苏询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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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苏洵和他的散文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生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卒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终年五十八岁。他与其子苏轼、苏辙同为文坛名家,世称“三苏”,洵为“老苏”。他是宋代著名的散文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嘉祐集》二十卷。

苏洵出身在一个“三世不显”的家庭,他的父亲苏序有三个儿子,洵为幼子。他虽为人聪明,智辩过人,却又少年不好学,结交豪侠,废学游荡。直到二十七岁才发奋刻苦,“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由于他不喜身律之学,不尚时文,因而科举屡试落第。仕途绝望,他尽烧平日所写文章,而闭门潜心攻读圣贤之书,研习六经百家之说。正如他在《上韩丞相书》中所说:“(苏洵)及长,知取仕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后来,他虽得到张方平、欧阳修、韩琦等人举荐,却并未引起朝廷重视。嘉祐三年(1058年)、四年(1059年),苏洵虽然前后两次被朝廷诏试,他却上书皇帝,婉言拒绝。直到嘉祐五年(1060年)八月,五十二岁的苏洵才被任为秘书省试校书郎,第二年又被任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并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可惜的是,书成不久他就去世了。

苏洵虽有王佐之才、经世之策,但一生坎坷,仕途很不得意。终其一生,功名不就,官卑职微,未能使他在这方面展其才,扬其名。而真正使他闻名于当世,垂名于后代的,则是他的散文创作。

苏洵的散文,不仅内容题材广泛,而且针对现实,务求一出己见。

在苏洵的近百篇文章中,论兵的占有较大比重,如《权书》十篇,以及《上韩枢密书》《制敌》《御将》《兵制》《上皇帝书》等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军事观点。其中,从主将的修养到士兵的选择,从战术计谋的运用到战略策略思想的确定,从强调明确战争的指导民想到重视实战经验等等,都有所论及,并且时有高见,有的文章还体现了他的朴素的辩证法的思想。特别是他在《心术》中强调主将应当“知理”、“知势”、“知节”,应注意研究战争全过程的策略思想,注意调动士兵的进取精神;在《强弱》《攻守》中强调人的作用,突出主将战略思想的重要性;在《用间》中强调信、义对决定战争胜败的作用,权对用间,以防情报失实而造成战争的失败;在《孙武》中,强调实战的重要,批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在《法制》中强调指挥战争要注意研究客观形势,根据不同的情形,采用不同的战略战术;在《兵制》中,强调兵民合一,详析兵民为二的弊端。总之,在诸多方面,给后人以不少启迪。

论政是苏洵散文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在《衡论》十篇,以及《上皇帝书》《审势》等文章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观点与政治主张,在《审势》中,他强调治理天下政权审时度势,主张任刑尚威,尤其要视具体形势施威用惠;在《远虑》《任相》中,强调君主对心之臣要用之下不疑,“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并“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权”;在《辨奸论》中,强调识奸、辩奸的重要;在《广士》《养才》中,强调其才实学,主张不拘一格,任人惟贤;在《重远》中,则强调边远地方选用官吏之重要,提出“勿轻授,赃吏冗流勿措其间”;在《议法》《申法》中,强调执法之重要,指出“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在《田制》中,主张抑制土地兼并;在《六国》《审敌》中,主张抵御外族侵扰,反对以贿赂而求和,一味退让的投降政策;在二篇《谏论》中,提出“使君必纳谏”与“使臣必谏”,才是真正的“能谏之臣”与“纳谏之君”等等。从苏洵论政的文章中清楚地看到,他虽未仕途显达,却有“真王佐才”,从多方面表现了他在政治上的革新思想,给后民为政者教益匪浅。

此外,苏洵散文中,还有一部分记事之作,如《木假山记》《张益州画像记》《送石昌言使北引》《名二子说》等,都是这方面的名篇,写出了作者真情与深情。也有一部分表现作者的哲学、文化思想的,如《六经论》,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某些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

综上可见,苏洵散文在内容方面有这样两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有为而作。苏洵生活的时代是表面承平而实系积弱积贫,有识之士纷纷要求革新政治的时代。苏洵有感于现实对当时社会的弊病与腐败,写了《上皇帝书》在针砭时弊的同时,提出了十条改革主张;他针对辽和西夏的侵扰,写了多篇论兵文章,提出对付侵扰的种种战术策略;他还针对朝廷对辽和西夏的采取贿赂求和的投降政策,写了《六国》《审敌》等文章进行批判;他针对朝廷吏治的腐败,在他的论政文中,大声疾呼要不拘一格选用人才,要任人惟贤,等等。正如雷简夫所指出的:“《权书》十篇,讥时之弊;《审势》《审敌》《审备》三篇,皇皇有忧天下心。”(邵博《闻见后录》卷十五)叶梦得也说:“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祐初来京师。”(《避暑录话》对于苏洵散文的这一特点,欧阳修在《荐表》中说得更为明白,称苏洵“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辩宏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

其二,务一出己见。这是苏洵散文在内容上一个明显的特点。他的文章不人云亦云,不为文而文,而是有所感受体会方始发之为文。所以,读他的文章可想见其人,尤可感到颇有新意,颇有批判精神。在《贺欧阳枢密启》中说:“虽号百岁之俗,且合于实际。”在《张益州画像记》中指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识见深刻。在《管仲论》中,当古今之人对管仲一片赞颂声时,他却指出管仲临终不能举贤自代,导致齐国在管仲之后的衰亡,其说颇新。在《六经论》中,对儒家正统思想持不同之论,引起了宋代大儒朱熹大为不满,他说:“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朱熹《文集大全》杂著十)在《孙武》中,他指出孙武用兵,“乃不能必克,与书所言远甚”。如此等等,可见苏洵对时俗、传统的批判精神。曾巩在《老苏先生哀词》中指出:苏洵“好为策谋,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这正道出了苏洵散文在内容上的一大特点。当然,在这方面也时有偏激之言,片面之论。

苏洵散文在艺术表现上同样是颇有特色的。

其一,纵横驰骤,气势宏伟。

欧阳修在《老苏先生墓志铭》中称其文“纵横上下,出入驰骤”。曾巩在《老苏先生哀词》中指出,“(洵文)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这一特点在他的论辩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六国》,一开头就以“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四个短句,点出文章主意,起势不凡,有高屋建瓴之势。接着以疑问形式从正反两个方面展开论说,最后又这样写道:“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在咄咄逼人之势收束全文,使人读之不能不为之震动而沉思。

苏洵为增加文章气势,常用排偶句、短句。如《心术》中有这样一些排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尺箠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晰蜴,变色而却步。”由于排偶句的运用,加强了文章论辩的逼人之势。在《谏论》上篇中,连用排偶短句,如“悟则明,惧则恭,奋则勤,立则勇,容则宽,致君之道尽于此矣。”无论讲“谏法”,还是言“致君之道”,用排偶短句说之,明快之中见气势简洁雄劲。

其二,纡回曲折,烦而不乱。

曾巩在《老苏先生哀词》中指出:(洵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而不乱,肆而不流。”尽管他的文笔气势宏伟,但写来意是纡回曲折,变化多端,有一唱三叹的魅力,如《张益州画像记》,首段先写蜀地妖言起,惊动朝廷,再写天子择帅,但在写择帅时,天子先言择帅重要,再言择帅标准,又言“朕志自定”。到底是谁?引而不发。众推张公,天子才说:“然。”可谓纡回曲大势所趋。文中叙说造堂画像的经过,也是写得十分曲折的。苏洵于文先写蜀人“相告留公像于净众寺,公不能禁。”接着又以他的口气说服蜀人,“公之恩在尔心,尔死,在尔子孙;其功业在史官,无以像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先作一折,接着引出蜀人的一大段话来,“公则何事于斯?虽然,于我心有不释焉。”又一折,再从人之至情曲曲申说画像之由,而“苏洵无以诘”,终转到造堂画像上来。而且文中穿插张公抚民的事迹,发表作者对治理动乱的看法,也为文章增添纡徐之势而造“烦而不乱”之境。

不仅文笔如此,而且同由于苏洵喜引经据典,借古寓今,在文意上也往往引而不发,欲吐不吐,韵味深长。

其三,善用比喻,形象生动。

苏洵在散文中,为说明一个道理,描写一个人物,叙述一件事情,往往用人们习见的事物作比喻,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感染力。如在《谏论》(下),用三个不同性格的人作比,极其生动地说明如何使人必谏的道理。《辨奸论》开头不久就写道:“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以此人人皆明的自然现象,说明事有预兆,应当“见微知著”的道理,如《张益州画像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坠于地。惟尔张公,安坐于其旁,颜色不变,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无矜容。”苏洵将张公治乱安民这一大事仅用一件生活小事作比,将张公处变不惊镇静自若,乱平后不居功自矜的才能气质,写得非常形象,留给读者很深的印象。可以说,在苏洵的文中,妙用比喻,触处可见。

由于苏洵散文在内容上、艺术上的成就,颇受世人称赏与后人的好评,在当时就有“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之说。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还将他比作荀子,并说,“后来文章当属此人。”(李一公《东坡密语·志林》)对于苏洵散文承前启后之功,清人邵仁泓在《苏老泉先生全集序》中说得尤为精到,他指出:“先生之文,盖能驰骋于孟、刘、贾、董之间,而自成一家者也。”

由此可见,苏洵在唐宋八大家中虽然成就不如韩、柳、欧,亦不如其子苏轼,但在散文史上仍不失为一大家,占有重要的地位,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