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靠真本事吃饭的人太少了！”
这句话并非一般的牢骚，而是切中时弊的痛心之语。那些不学无术之辈和招摇撞骗之徒多半在一夜之间修成“正果”，成了风光无限的阔佬、名士和高官，而胸藏绝学的才智之士却因为不懂或不屑走旁门左道去求取升迁发达，就一直沉沦下僚，埋没于陋巷之中，受穷受苦。他们怀瑾握瑜而四处碰壁，真功夫和硬本事自不免被人看轻，倒是那些深谙策略权谋的高手招招见血，处处吃香，纵横江湖竟如履平地。“功夫在诗外”，推此理以及其他，一些先知先觉者必然洗心革面，不再死守某个窠臼，紧抱某个原则，而变得灵活起来，甚至认为惟有滑头才能出头。《厚黑学》的风靡足可见出世道人心趋于堕落，一旦将人格、良知、尊严和道义全部归零，脸厚心黑的邪派武功就必然臻于登峰造极的化境。
先前，各行各业都讲究家学传承，从小耳濡目染，长大后子承父业，顶不济的也是烂船犹剩几斤钉。因此行医的有祖传秘方，泥工、木匠、铜匠、锡匠也都各有各的绝活。后来，人们的择业机会增多，兴趣不受局限，不少家学也就渐渐失传。九斤老太感叹“一代不如一代”，或许真是大有深意的，也未可知。
面对一些出土文物，我常常啧啧多于哓哓。如商代的青铜鼎和西汉的金缕玉衣之类，两、三千年前就已做得那样精美绝伦，巧夺天工，我不禁要对古人的智慧致以最高敬意。
养由基学射于大羿，最终不仅可以百步穿杨，一箭双雕，而且连苍蝇也别想从他的神矢下逃脱，这是真本事。
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十九年不换刀，仍然“若新发于硎”，那种“不以目视而以神遇”的功夫也是真本事。
“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一个神乎其技，一个胆色超群，都是真本事。
荆轲刺秦王的行动失败之后，鲁勾践慨然叹息道：“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击剑之术也！”这就是说，荆卿的侠胆豪气天下第一，空前绝后，同行的壮士秦舞阳当廷失色，荆轲却临危不惧，泰然自若，然而他学剑未精，终至于功败垂成。陶渊明《咏荆轲》诗曰：“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我们再细细一想，又岂止是有余情，还有余恨和余憾。
胸罗珠玑者最难做到和光同尘。古代怀才不遇的士子常发出“天忌多才”的感叹，其实天忌是假，人忌才是真。金圣叹有两句诗，“能受天磨真豪杰，不遭人妒是庸才”，他很清楚自己的文胆文才足以招嫉，却仍旧恃才傲物，不肯与时俯仰，硬要抓住某些庸人的短处冷嘲热讽狂贬痛骂，如此大量树敌，他还能不陷入群起而攻、众怒而击的窘困境地？五十三岁时，金圣叹因哭庙案被清政府腰斩于市，其实，在此之前，他那不肯向铁血专制屈服的狂性狂笔早就播下了祸种。
兰含香而遭焚，蚌怀珠而致剖，这是古今不变的悲剧。对于庄子“无用乃为大用”的理论，我先前只是一知半解，如今以世事一一印证，皆丝毫不爽。有时，我们愤愤不平地说：“某人无德无才，却出入三界（政界、商界、文化界），如鱼得水，真是不可思议！”细想来，这种现象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的无用之中并非空空如也，另有许多圆滑的心机，不易被人拆穿和识破，表面上的无用反倒变成了他护身的灵符，有才无才的人都不会视他为假想敌，都不会对他布阵设防，如此一来，暗地里他就有足够的时间转心思，有足够的空间耍手腕。那些才智出众的人物犹如箭垛一样亮在明处，则迟早会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古代哲人早已看清了这一悲剧的根源，因此发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警告，只可惜没有几位自命不凡的才智之士肯认真听取，引以为训。
我们说某人是南郭先生滥竽充数，或说某人是冬哄先生尸位素餐，这类评论多半不够准确。他们能在某把“虎皮交椅”上一直坐大，能在某处“皇家仓廪”中长期食肥，绝非只靠运气，实际上也是凭借他们的“本事”挣来的，只不过那种溜须拍马、奴颜脾膝的功夫实在见不得光。
书生意气的人常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只有学问、技艺、发明、创造才算真功夫硬本事，对于那些手段、权术、策略、招法则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殊不知世间凭前四者干出一番成就的人固然不少，但拥有现世荣华的却还是以精于后四者的人为多，何况自古英豪做事皆不拘常情，不拘常理，不拘常规的套路格式，他们唯有将前四者和后四者混合参用，才能建树起伟大的功业，否则就只能像孔、孟、老、庄那样固执己见，能够立德，立言，却无法立功。世间的价值标准早已乱套，仅以正派、邪道或君子、小人去界定是远远不够的。无论用冷眼还是热眼看世界，长技养身的人只要不求大富大贵，往往会活得更踏实更安稳，仅此而已，别再奢求得太多。当然，身怀绝技的人也有一项心理优势，随时都可以起高腔，当场叫板：“是驴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拥有这份自豪和自信，他们已感到十分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