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万绿丛中一点红，他是那么耀眼，那么引人注目。只要一做广播体操，规模不大的一所中学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要扫射一下他。就因为他穿得最好，款式最新颖，色彩独树一帜。我们投去的不是欣赏的目光，而是鄙视、妒忌的一道道凶光。那齐刷刷的300多位同学的凶光要是聚集成一束，恐怕比激光有杀伤力，更具穿透力，在瞬间可以将那个“另类”摧毁，顷刻间灰飞烟灭。
受到这种异样眼光“照顾”的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和他同时走进松烟他山中学。拿着录取通知报道的那天，他爸爸开着一部北京吉普把他送来，他父亲烫着卷发，穿一身灰西装，皮鞋擦得锃亮，在松烟这个灰尘扑扑的地方，居然一尘不染，可以照出人影。他的衣服也不赖，咖啡色的夹克衫，笔挺的裤线可以当菜刀使，也是一双新皮鞋，可以当镜子使。从父子俩的着装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家庭在当时很富裕，是首先解决温饱的少部分人，在我们那个镇绝对是极少数，的确是个“另类”。
我用手紧紧握着还带着母亲体温的钱，一路步行到学校去报到。在出门时，母亲再三叮嘱我，钱要握在手中，别让扒手光顾了。那年月，每到赶集时，街上的扒手很猖獗，抢劫的事也时有发生。我一路上提心吊胆地握着母亲一分一角积攒起来的几十元钱，见到前面有人，我就飞一般地超过他，那时候谁也不能相信，更何况只有12岁的人，判断能力和阅历浅，见到谁都害怕。
虽然学费不高，只有几十块钱，但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却来之不易。在我家那些地方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的地域，天公情绪好，那年就略有剩余的粮食，用粮食换点小钱。要是天公发脾气，只给艳阳不给漂雨，那就一年的口粮都成问题，维持不到过年。那些年月，在温饱线以下挣扎的家庭能供孩子上初中的都不多，很多都是小学毕业就去耕田种地了。
我一会小跑，一会慢行地来到学校，背心感觉已经湿透，额头上的汗珠开始下滴，摊开手中的钱，汗水早已将它们浸湿。递到老师跟前，老师说：“孩子你还真勇敢，一个人把钱安全地送到学校来，刚才有个女孩子的学费在路上被别人抢了，还躲在隔壁的教室里哭呢，又不敢回家。”我刚办完了手续，站到旁边。
“另类”的父亲非常阔气地摔出几张崭新的票子，丢到报名的桌子上，那老师耸了耸眼镜，抬起头约莫看了5分钟，一声不吭地按照通知书上的名字写了报名手续，什么也没有说，喊了一句：“下一位！”
他和他父亲拿着收据走出报名处，“另类”的父亲听到隔壁教室里有哭声传来，就寻着哭声来到一个衣衫缝了好几个补丁的女孩面前，丢下7张10元票子说：“你拿去交学费吧！”转身钻进吉普消失在飞尘中。
两天以后，学校开学了，来自全镇各乡各村的同学都背着帆布书包，“清一色”地走进了校门。所谓“清一色”，即都是蓝色和黑色的衣服。
老师开始点名，每点一个，都要站起来，跟大家认识。当念到“另类”的名字时，讲台下无人回应，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全班45个同学，就缺他一个。大约过了10分钟，他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报告老师，我迟到了！”老师少不了盘问一番，班主任的第一堂课就迟到，罚站！他只好背着书包站在门口，45分钟后，班主任重复交代了学校的作息时间后，才让他到最后一排坐下，并要其家长来学校。
第二天，他爸爸开着吉普车来到学校，正值老师敲钟上课。学生们都蜂拥进了教室，老师拿着书本纷纷走上各自的讲台，老师问“另类”的家长来了没有，“另类”回答来了，在教室外面。老师走下讲台，与他父亲耳语起来，同学们都爬在窗口上看，就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在即将离开时，他父亲拿出一个信封直往老师的中山装的下口袋里塞，这个动作全班同学都看在眼里，老师立忙推脱，最后他父亲把老师拉到一边，两人来回推脱了一阵，看不清那信封到底落入谁的口袋。不过，过了几天，“另类”被安排到了第一排。
从那天起，全班的同学都不爱跟他玩，大家一致认同的理就是因为他父亲的那个信封，“另类”就坐到了第一排，我们鄙视他和他父亲，做这种卑鄙的勾当，用钱买的座位，无耻、下流。同时那个老师在我们心目中神圣的地位也大打折扣，我们只有在回家的路上偶尔议论，不敢让老师听到。
“另类”也察觉出了大伙对他的冷遇，他开始主动找大家玩，只要一见他过来，我们就避而远之。一段时间后，他就时不时从家里带点水果糖到学校来，分发给大家吃，可是谁也不接，他就放到每个人的桌子上，我们下课后就一起放到他的抽屉里，他来回送了好几回糖，大家原封不动地又放回他的抽屉。从此之后，他一般都呆在教室里，很少出来玩。
他的事情一传十，十传百，不到一个月就全校皆知。只要出来做广播体操，他就会受到“束光”的照顾，浑身不自在。每次都犹如万只蚂蚁在身上爬似的难受，耷拉着脑袋，不敢看别人一眼，他知道自己一人的目光抵挡不了百来双眼睛。
那个受到他父亲无偿资助的女孩子在这个时候，不跟“另类”做朋友，去感恩，而是听同学们说了他父亲的事情后，回家顶着挨打的份，将这个事情告诉了她父母，父母听了以后，认为这是资本家的派头，“咱们家可别受他牵连了，得赶快想办法把这钱还了，我们可是贫下中农。”过了几天，那女孩子家父亲来到学校，将70元钱的学费递给了“另类”，丢下一句，“我们家再穷，讨米也不要你这钱，还不知道你这钱是怎么来的。”那女孩的父亲气愤地走了。
他是孤单的，就因为他生长在一个有钱人的家庭；他是郁闷的，就因为他父亲跟老师之间来回推拉了一个信封；他当时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都非常恨有钱人，这难道有错吗？
一天放学回家，他父亲的吉普车没有出现在学校，他一个人脚踢着路上的小石块，心中一直在想同学们为什么老是把他当“另类”。我走在他身后，走着走着，听他慢慢开始哭起来，走了不长一段路，他蹲在马路旁边号啕大哭，口中不断念到：“爸爸！我恨你！”我走上前去，安慰他。我知道他在学校的境遇，就让他哭个够，太压抑了，太难受了，需要大哭一场，宣泄心中的苦闷。“我的眼镜，我的眼镜。”诶！奇怪了，他没有戴眼镜啊，怎么在喊眼镜不见了。“你是不是把脑子哭坏了？”我诧异地问道。他说是戴的隐形眼镜，我帮着找了很久，发现眼镜踩在他的脚下。见此情景，我只好扶着他上我家去住，晚上，我们聊了很多，“另类”说他坐到第一排不是他父亲送信封的结果，老师根本就没有收，后来他父亲跟老师说明了他视力不好的情况，故此才坐到了第一排。
期中考试成绩下来了，“另类”的成绩在班上排前五名，大家开始转变看法，慢慢地大家开始接受他，不把他当异类看待了。
他们家那时是当地出名的万元户，父亲是最早下海经商的人，专门销售化肥等农资物品，还种植了很多经济作物，所以率先富了起来。是观念转变最快的少部分人，难怪有人把他们当作“另类”看待。不是他的错，而是许多人陷入了一个传统思维中不能自拔。
后来，他父亲到那女孩的村子里去带头种植经济作物，传授科学栽培技术，很快，那女孩子的村庄逐渐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在10年以后，我回老家时，“另类”和那女孩手拉手走在集镇上，亲密无间。
（原载 求是理论网 中国作家网《构皮滩》杂志 东北作家网《台湾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