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美国老头。今年82岁高龄，在全球经济领域赫赫有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前美联储主席。他已退休两年，赋闲在家，颐养天年。10月23日，他又回到美国众议院接受听证，并在会议上，众目睽睽之下，面对电视镜头公开道歉。格林斯潘坦言，当前的经济危机改变了他对市场经济的看法，并承认当年未能有效监管，犯下了错误。格老头公开承认自己的不足，找出问题。很多人认为格老头丢尽了颜面，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格林斯潘自1987年到2006年任职内的美国经济繁荣，他的巨大声誉主要得自于上世纪90年代IT飞速发展和近年来的房地产繁荣，他大幅降低利率的政策起到了刺激泡沫的作用。虽然如今他的时代已经结束，格老头的经济理论曾经一度让美国经济处于繁荣发展。而经济理论并非一成不变的，如今出现“金融风暴”，与他的货币政策的调整有一定关系，较为单一，所以他的理论没有延续传奇。客观地说：格老头做出了贡献，我想这些不用我来评价，自有人客观去评说他的功过。
格老头公开道歉，平常人看来理所当然，做错了事情就应该勇敢承认错误，许多教师和家长在教育孩子时都这么说。敢于承认错误的孩子是好孩子！格老头道歉，其实并不那么简单，这是很多人难以做到的，尤其是那些身居一官半职的大人，他们一边要求自己的孩子做到有错必纠，有错必改，而他自己有错的时候，自己欺骗自己，自己扇自己耳光。认为丢丑，没颜面。这样的事情在你我周围比比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关于知错改错方面的格言警句，如“闻过则喜”（《孟子》）、“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论语》）、“知耻近乎勇”（《中庸》）等，唯独没有关于官员错了要向百姓认错的说法。
笔者亲身了解的两起冤案足以说明大人们死不承认错误。湖南长沙某企业的一位副总经理陈某因拒绝与人同流合污，侵吞国有企业的一笔约20万元的收入，这笔收入可以通过做账“技术手段”干净利落地做得神不知鬼不觉，钻财务制度的空子。当时分管财务部门的陈某，与总经理等几个有关的同事秘密召开分赃会，陈某断然拒绝。在陈某耐心等待他们将那笔款子交过来时，等来的却是法院冰冷的手铐。随后，他被起诉，理由是：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国有企业资金，被判入狱10年，时年，他才33岁。陈某从企业工人干起，获得了湖南省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出狱那年，已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他在牢狱中度过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光。出狱后，他四处收集资料，洗清了自己的罪行，被法院改判无罪。恢复党籍，可原单位再也不收他，成为下岗人员。他寻求国家赔偿，无数次登门，可一次次被拒绝。最终他妥协了，来回奔波的成本使得他不得不屈服。最后，他提出一个降格的要求，请求法院公开道歉，承认错误，并对此案重新调查审理。如今，他都50多岁了，蒙冤虽昭雪，可是一个本来冤枉的案子，法院就是不肯认错，难道说句“我们错了”就这么难吗？
另一起相似的案子，长沙市某区财政局干部宋某，也是蒙冤10年，法院最后宣判无罪后，寻求赔偿无果，希望法院公开在媒体上道歉，以示清白，告知天下，让子孙别看扁。就是这么一个要求，本来就错了的案子，书面上可以改过来，口头上承认错误，法院死活不愿意。如今，这位青春年少被人冤枉入狱的年轻人，已被折腾得无一点生存的积极意义。如今40多岁，像个老头似的。
扯了两起远的例子，这些并不是个案，在全国不知道还有多少。说点近期的事，三鹿奶粉事件，出现问题后，多位有关责任人虽然被“问责”，可未见一位出来，低下高贵的头颅承认错误。面对镜头认错的恰恰是与之无关的人员，却是新任，或是其他部门的人员。虽然你是现任领导，你出来道歉，你能代表那些有责的官员吗？你这认的又是哪门子错误？出现问题奶粉的时候你又不在其位，你谋的又不是其政，何错只有。你来认错，岂不是越俎代庖吗？
陕西“华南虎事件”也让我们看到了官员们的认错难，如今真相大白，当事人周正龙为了谋求富贵，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地道的农民为此付出了代价，换来的却是牢狱之灾。虽有几个与此事有关的领导干部被拿掉乌纱帽，但这些有关的人员却并未对此作出认错。
西方国家的官员犯了过错，在公开场合向民众认错或者发表书面道歉声明，是常有的事，这在官员本人和民众看来都属正常。可是，有的中国官员在工作中犯了错误，不要说在公开场合向民众认错了，就是向上级写个检查，或者在小范围内做点自我批评，如果不是出于某种外部压力，是很难主动认错的。
官员犯了错不认错，主要不是个人修养问题，而是文化和体制方面的问题。即使官员们自己认识到某项决定确实错了，也不能认错。如果承认错误，等于说人民政府错了、党错了，那样会损害人民政府的威信，损害党的威信。尽管这个逻辑很牵强，却好像很有说服力。
拒不认错是我们的领导干部一个非常恶劣的习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司空见惯。一旦出了问题，他们首先都是先捂着、盖着，尽量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隐瞒不住了，他们也是千方百计地推脱责任，把自己擦得干干净净，或者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爱咋咋的。三鹿奶粉事件就是一个例证，总是瞒着，最终还是捂不住了，害人害己。
缺乏反省和道歉意识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通病，不仅仅是发生在官员们的身上。在我们普通民众身上也随处可见，80后作家郭敬明输了官司，抄袭事实成立，就是不给原告道歉。一个不愿意承认错误的人，是否改正错误，值得观察。引咎辞职在西方是一件很普遍的事儿，但在我国却较为少见，领导干部们即便是做错了事儿，也要想方设法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因为他们在乎手中的权力了，他们可以什么都可以不顾，包括党性、人格、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甚至人民的生命。
父母有过错，儿女们说都不能说，这叫做“为尊者避讳”，说了就是不敬。现在许多官员自称某地“父母官”，连我们一些有知识的人也称他们为“父母官”。既然是官是父母，百姓便是子民。官员有错，自然不需要向子民承认错误了。不信你试试。如果某官员犯了错，而你建议他或者她向百姓认错，他或者她大概会冷冰冰地对你说：“有这个必要吗？”
如果我们的官员犯了错，让他向上级认错是比较容易的，他只有惶恐，而不会羞怯；但如果让他向选举他、托付他的百姓认错，除非上级强迫命令，否则无论如何也放不下这官架子！
万一有哪个官员真的愿意这么做，他也不敢：地球人都知道，咱们没有这个规矩。你要破这个例，明摆着是作秀，当心其他官员戳你的脊梁骨。
人非圣贤，孰能无错。像格林斯潘那样大胆地说出自己的过失，勇于道歉，求得心灵上的解脱，让自己活得轻松。我们并不觉得格老头失去了什么，他的那张老脸依然还在，我们一边责怪他的同时，为他的超凡洒脱送上掌声。我们那些犯了错误（甚至是罪行）却死不认错的人，心里永远背着良心的包袱，活得并不潇洒。
（原载《领导科学》杂志《构皮滩》杂志 中国网 国际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