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里的一缕风
她长得不算好看，眼睛不大也不是双眼皮，嘴唇薄薄的也不性感，只是整个面部很白净，五官平平。但她却有着小白杨一般挺拔的身姿，有着百灵鸟一般好听的声音，尤其是她的笑声，山泉一般清亮，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她的出现，像盛夏的一缕清风，让人感到非常舒服。
但她出现的却很不是时候。
那时候正是乡镇日子最不好过的时候，干部的主要精力就是要粮要款，完不成任务，干部教师的工资就发不下来。况且各个乡镇的人员几乎都有超编，超编的人，上边是不给补一分钱的。即使这样，上边为了缓解就业的压力，还在不断地给乡镇分配人，当然上边也只管把人往下分，至于下面接不接收，全靠自己协调。而她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分配下来的。
我那时是党政办公室主任，她来后首先就找到我，笑眯眯地对我说：“我是××村的人，去年下半年毕业，我家离这里只有二十多里远，骑车子半个小时就到了，我今天是来向你们报到的，这是我的介绍信。”说着将县劳人局的介绍信递到我手上。我看了一眼介绍信，然后对她说：“你坐下歇会儿，这事还得向书记讲呢，在我这报到是算不了数的。其实我心里知道，这时候，书记是绝不会答应接收她的，因为此前已经有好几个分来的学生都被拒绝了。”可她却仍旧笑眯眯地说：“那你带我到书记那儿吧。”我只好把她带到书记那儿，作了简单的介绍之后就出来了。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她才从书记办公室出来，也不知道她跟书记谈了些什么，只见她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难道书记答应接收她了？可当我一问才知道，她跟以前几个报到的一样被拒绝了。本想安慰她几句的，可她却没有一点失望的样子，并且对我说：“别担心，我一定会在你们这儿上班的。”好像被安慰的人应该是我，我在心里说道，这时候想让镇里接收你那是不可能的呀。
让我们全机关的人感到意外的是，第二天我们刚起床，她果然又骑着摩托车来了，仍旧一副笑呵呵十分自信的模样。并且一下车，就拿起扫帚清扫院子，然后又拿起拖把到各办公室拖地。卫生打扫完之后，又拿水壶到厨房打开水，送到各办公室里。实在没啥可做了，她就在我的办公室里找些杂志翻看着。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就对她说：“你是何必呢，现在乡镇超编，是真没法接收你，你再这样也白搭呀。”可她还是笑笑，说：“没什么呀，反正我在家里也是闲着，只图有个事做吧，发不发工资没关系呀。”
就这样过了一周，有天早上书记把我叫去，说：“我看这女娃长期这样也不是个事儿，你一会儿问她会不会电脑吧，上边给我们机关配的电脑不是一直闲着吗，只是没人会摆弄，文件还得在外面打印，一年下来也是一万多块钱呢，发一个人工资也足够了。”从书记那儿出来，我就急忙对她说了此事，她一听，高兴得跟啥似的说：“当然会啦，以后打文件这活就是我的了。不过近两日我有点事情，两天后绝对没问题。”我心里的疑问都没来得及问，她就骑着车一阵风似的跑了。
两天后一清早，她真准时来了。我们把电脑、打印机交给她，一阵忙碌安装好后，她就向我要了份文件手稿，一个字一个字地开始在电脑上敲打，虽然打得很慢，但却非常专注、认真。此后，她就成了我们镇里的第一个打字员。后来才知道，她其实并不会打印文件，离开的那两天，是悄悄跑到县城一个打字员朋友那里学习去了。
由于她非常勤奋好学，很快就精通了业务，工作效率提高很快，除给本机关打印文件外，还接收了大量外单位的打印业务，一年为单位挣回近万元的收入。两年后，她又教会了不少徒弟。领导考虑她工作出色，就让她管理机关后勤。同样的，上任不久，机关面貌就焕然一新，上上下下的人一提到她没有不夸奖的。她就这样慢慢有了名声，在这里工作还不到三年，就被县上某机关给“挖”去当办公室主任了。
盛夏里的一缕风，终于又飘走了。我们为她送行的时候，心里酸酸的，可她的脸上依旧写满了自信，笑得像一朵花，一一跟我们打招呼握手，直到她上车走很远了，我们还依然站在那里。
（发表于2012年7月2日《陕西工人报》及2012年第6期《旅途》杂志）
小蝶
五年前的一个夏天，县里因一家国有企业改制，厂里的职工大都分流到乡镇里。我那个镇里一次就分来了三名职工，都是女的，其中有一位叫作小蝶的女子，一出现就吸引了人们的视线。首先吸引人们眼球的是她窈窕的体态，早春杨柳一般，被一身浅绿色休闲套裙随意地包裹着，裸露在外面的皮肤葱白似的细腻，或静或动，都显现出无穷的魅力；再说那五官，更是生得无可挑剔，浓浓的眉毛下面，是标准的双眼皮，大眼睛；高高的鼻梁下面，一张樱桃小口，随便怎么一动，都会发出蝴蝶般轻柔、音乐般动听的声音；尤其是她那表情，任何时候，似乎都在对你微笑着，那么亲切、自然。
她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可后来得知，她竟然已经三十五岁了，并且有一个十岁的女儿，这更让人们感到惊讶，尤其是女同事更是羡慕不已，纷纷探询她用了什么保养的妙招，有的甚至怀疑她履历表上的年龄是假的，可那十岁的女儿和十二年的工龄又很快推翻了自己的怀疑。
她到来后，领导安排她负责管理机关伙食，而我是跑外勤的，跟她基本没有工作上的联系，因此很少有近距离的接触，对她并没有多么深刻的了解，所知道的一些情况，除直观看到的以外，大多是从同事们那里听到的。
我那时已经是四十多岁的年纪，在机关里除炊事员以外，我是起得最早的一个。多年养成的习惯，每天早上起来梳洗完毕后，便是沏一杯茶，在院子里饮茶散步。自从小蝶来到单位以后，我在每天早上散步的时候，总会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一个美丽的女子，双手提着袋子，袋子里装着绿绿的新鲜蔬菜，迈着轻盈的碎步，从菜市场的方向，款款地向机关走来，再绕一个弯，便到了厨房。天天如此。
有一次，刚好跟她走了个碰面，又看她手里的东西比较重，我就走上前去说：“小蝶，我帮你提一袋吧。”她说：“不用，也没多重。”我又问：“你天天这么早吗？”她说：“是呀，我每天起床后，先顺着公路跑十来里的步子，然后梳妆打扮，完了便到菜市场买菜。我心里暗暗称奇，都跑了十多里路了，还把机关伙食一天要用的菜都买回来了，可大多数人这时还沉浸在梦乡里呢。看来，我起得最早的记录也因小蝶的出现宣告结束了。”
随着我俩在一起时间的增多，相互便变得熟悉起来。说话做事都已经很随便了。在一次闲聊当中，无意中将话题扯到了她的家庭生活上。按我的猜测，她的人生必定是一路鲜花，她的家庭生活也一定充满甜蜜。否则，她怎么可能保持那么良好的心态，可事实恰恰相反，她还是一个经历了不少挫折的女人。二十二岁的时候，跟她相恋了四年，曾经海誓山盟的男友，在部队里为了自己的“前程”，竟然跟一个军官的女儿结了婚。三年后，小蝶嫁给了一个企业职工，并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日子过得算是非常幸福。可天有不测风云，女儿三岁的时候，一次高烧被送进县医院治疗，连续三天，高烧不退，又确诊不了病因，无奈之下，又送往省里的一家医院，结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女儿虽救活了，但烧坏了大脑，曾经那么活泼、爱说爱笑的女儿，已经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了。更为严重的是，女儿已经不能正常走路，再平坦的地面，走着走着，就会突然地跌倒。如果没有大人在身边，自己无论如何也爬不起来。女儿生病至今，已经过去了七年，七年来，他们夫妇俩从未放弃过治疗，但一直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
如果说，当初男友背叛造成的创伤，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愈合的话，那么，女儿的病未能得到最好的救治，却是她终身的遗憾。
听了她的这些经历，我不由发自内心地说：“你真是太了不起了！那么多的挫折，你都能如此坦然地面对，真不容易呀！”听了我的赞叹，她非常平静地说：“不这样又能如何？现实命运可以跟我过不去，但我总不能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吧？人的一生，怎么活也只是几十年的光景，要想活得好一些，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善待自己呀！”
我的内心被深深地感动了。一个能够坦然面对挫折的女人，一个能够真正做到善待自己的女人，怎么会不永远年轻，怎么能不美丽漂亮呢！
（发表于2012年4月18日《安康日报》及2012年第6期《旅途》杂志）
小镇“三芳”
小镇有“三芳”，周芳、严芳、康忠芳，皆为美女。三芳虽已为人妇为人母，却仍青春不减当年。待人和蔼亲切，工作出类拔萃，办事风风火火，成为小镇一道独特的风景。
周芳
周芳调离小镇半年多了，但她欢快的笑声依然常常在我们的耳畔回荡。
这是一个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匀匀称称白白净净的女人。五官周正，表情丰富，无论谁见了，都感觉她在对你微笑着。虽然快三十岁了，皮肤依然光滑细嫩，言谈举止更是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她那时是我们镇里的党政办公室主任，党政办从来都是一个乡镇的核心部门。有人说，当党政办公室主任，必须具有老黄牛般的力气、老狐狸似的狡猾、兔子似的机警、蜜蜂般的勤奋、绵羊般的脾气。否则，不是得罪了领导，就是让同事们有看法，两头不讨好。周芳作为一个女人，为人做事虽然没有如此夸张，但她的确把方方面面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领导夸，同事也夸。
我也是当过好多年党政办主任的，个中酸甜体会尤深。有时工作太多、太累，心烦了就忍不住发脾气，否则便憋得难受，这样难免会无意中伤害到别人。而周芳在任办公室主任期间，几乎没见她发过脾气。即使再忙再累，只要有人找她办事，她立马就能和颜悦色地答复人家。由于她脾气好，待人热情大方，加上她的办公室又刚好紧挨着一楼大厅，所以工作之余人们都喜欢到她的办公室溜达，或谝谝工作上的难易，或聊聊生活中的甘苦，觉得对自己身心是一种最好的放松。每当聊到高兴的时候，她便会爆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她的笑声清脆嘹亮，感染着身边每个人，令人很容易在她的笑声中忘却生活中的一切烦恼。
党政办公室是连接领导与一般干部的纽带，领导对一般干部工作表现往往是通过党政办来了解的。换句话说，作为党政办主任，如果在主要领导面前说了谁的坏话，那这个人十有八九会倒大霉。但周芳这个人，无论在班子会上还是在私下里，总是在说别人的好，几乎没有人听到过她背着人说别人的不是。记得有一天晚上开干部大会，领导让她汇报各村合作医疗任务完成情况，并强调说：“今天是完成任务的最后期限，还没完成的必须在会上给个说法。”这项工作据我所知，至少有三个村没完成，包括我负责的村。我心想，这下要出丑了。可令我没想到的是，在她的汇报中，竟都完成任务了。只是另外补充了一句：另外说明一下，×××、×××、×××三个村的任务已完成，下午回来晚了，还没结账，明天早上就把账目结清。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心想，这女人脑子真够用，既保住了我们几个的面子，又无形中逼得我们不得不在第二天上午想方设法完成任务。
半年前，周芳被组织提拔，到别的乡镇担任领导职务了。很多同事都说，虽然只走了一个周芳，但感觉一下子少了好多人。
长得漂亮的女人当然有魅力，但如果仅仅长得好，这魅力是不会长久的；只有心眼好、会处事的女人，才能真正走进人们的心里。
严芳
严芳是个小巧玲珑的女人，小个子小脸蛋，很精致。虽然女儿都七八岁了，但她看上去却还像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因此常常引来同伴们好心的嫉妒。
严芳来到小镇的时候，我还是党政办主任。当时办公室刚好缺打字的，就让她当打字员。可是她并不会打字，更不会编辑文件。她问我：“咋办？”我说：“学呀，我老了都能学会，你那么年轻还不容易吗？”她又问：“学啥呀？”我如实说：“要快，学拼音，要长远的话就学五笔。”于是我就成了她的师傅。她从背字根熟悉键盘学起，学得很认真，梦中都在背字根，走路手指都在打着键盘，因此进步也非常快，不出半月，就能单独编辑文件了。从此，文件收发打印及办公室卫生等一切杂务几乎被她全部包揽了，并且每件事都做得清清爽爽，有条不紊。后来，领导又安排她管理机关伙食，她更是认真调理，精打细算，让同事们吃得又好又便宜。好多人都说：“别看这女人小，却不简单呢。”
严芳人小巧，却很泼辣，敢说敢为，喜好打抱不平，有“小辣椒”之称。如果她的“狐朋狗友”受了委屈，她必定站出来跟人家讨个说法，不把气出了誓不罢休，即使她不认识的人受到欺负，她有时也会豁出去跟人家理论一番。一次乘车途中，严芳发现一个农民老伯下车时，司机多收了两块钱却不想找零，老伯在车下等着司机给他找钱，可司机却谎称涨价了，说着，就要发动车子离开。这时，恰好坐在前排座位上的严芳站起身，大喊一声：“慢！”司机莫名其妙，问：“你要干啥？”严芳说：“你把钱给那位老伯找了再走。”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威严。可那司机并不理会，说：“我还以为啥不得了的呢，不就两块钱吗，多管闲事。”说着又打算开车走。这时，只见严芳一步跳到司机背后，吼道：“你敢走！”接着伸手就去拔车钥匙。在她的逼迫下，司机只好在身上摸出两块钱，找给那位老伯。
严芳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女儿漂亮聪明，老公老实憨厚。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往往聊不到几句，她就会不由自主地说“我们勇娃子”如何如何，“勇娃子”就是她老公，听得我们这些大男人好生嫉妒。一次，勇娃子休假来我们单位，伙计们弄了一桌菜，准备好好喝几杯。严芳特别关照说：“我们勇娃子可是滴酒不沾的，你们可别让他喝。”然而，几个“不怀好意”的伙计巧设辞令，偏给勇娃子敬酒。勇娃子言词短，话不多，说不过了只好喝。结果几杯下去就醉倒了。当严芳把老公扶上床之后，雄赳赳地来到酒桌上说：“勇娃子喝不了酒，我代他陪你们，见人四杯，哪个不喝都不行！”其中一个领导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一再求饶，可她寸步不让，硬逼得那位领导把四杯酒喝了，结果很快就来了个现场直播。此后，有严芳在，无人再敢在酒桌上逞能。
前不久，严芳也调到县里某个部门去了，一起共事多年的伙计心里一下子就变得空落落的了。
康忠芳
康忠芳才三十多岁，但人们都叫她“老康”。不知道什么原因，她还是“光棍”的时候，一些哥们姐们便叫她老康，一直叫到现在。老康个子不高，生得胖嘟嘟肉乎乎，也很匀称，加上白嫩的皮肤，让人感觉很性感。
老康性格开朗，为人豁达，和她相处，总让人感到轻松快乐，属于“老少皆宜”的那种，上至四五十岁的资深帅哥，下至一二十岁的小屁孩儿都喜欢跟她相处，开起玩笑无论男女，也不管辈分高低，开心快乐就好。
老康属于那种敢爱敢恨敢于随心所欲表达自己感情的人，喜欢谁就公开地喜欢，讨厌谁就公开地讨厌，当着大伙的面该夸的夸，该贬的贬，毫不掩饰；高兴了，笑得开怀；悲伤了，哭得淋漓。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年我们一同去悼念一个早逝的同事。那个同事参加工作二十年，勤勤恳恳地工作，老老实实地做人。因为在城里买不起房，只好在老家自建。为了建房，四处借债，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房子终于建起了，可他却闭上了眼睛，死的时候刚满四十岁。那天，那位同事下葬入土的那一刻，在场的人无不满眼泪花，但没一人哭出声来，唯独老康哇哇大声，哭得一塌糊涂，弄得好多不认识她的人莫明其妙，甚至还以为她是死者的亲人呢。
老康是一名农林技术干部，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并且非常能吃苦。记得三年前，镇里组织在北河沿线利用稻田建设千亩连片产业园，老康负责技术指导。在开挖坑带的时候，她总是脱了鞋袜，卷起裤子，露出白亮亮的大腿，和农民一道在田地里施工。那段日子，每次见到她，都是满身的泥巴点子，全然没有一点儿干部的样子了。在平常的工作中，她同样把自己混成一名普通的老百姓，经常跟大家同吃同住，同在农田里滚打，也因此，她在老百姓的眼里，就像是自己人，而她自然把大家也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了。
说句老实话，她的工作能力一般，也没有取得耀眼的工作成绩，只是认真地尽职履责而已。但她还是“辉煌”了一次，她的名字、她的事迹竟然上了《人民日报》！这对我们那个小镇来说，可是开天辟地、前无古人的事情呀，就是当领导的恐怕也是连想都不敢想呢！
两年前的春天，她一如既往地在农家田地里指导农民搞桑树修剪，恰好来了《人民日报》记者，记者就采访了她，于是就有了《春天里的农技员康忠芳一门心思搞推广》的文章，文章的开头写道：3月9日一大早，陕西省平利县老县镇区域农业技术推广综合站的康忠芳，就坐上农技推广服务车，赶往北河蚕桑产业基地。车窗外，一排排修剪整齐的桑树像兴高采烈的士兵，在列队欢迎她……文章刊发在2011年3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自己的事迹上了全国最大的报纸，老康兴奋得当即给她的亲朋好友打电话报喜，有如中了百万大奖一般。
（发表于2014年9月2日《西北信息报》）
书摊小姑娘
距离晚间最后一趟班车的开车时间还有半个小时，车站的人已经很少了。我来到一个正待收摊的小书摊前。
摊主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见我来了，热情地招呼道：“买书吗？这本才出的。”说着顺手递给我一本崭新的杂志。
我接过杂志翻看着。不一会儿，身后拥来了四五个小伙子，将我围住，其中有一人紧贴着我的后背。我心里一阵紧张：早听说这附近有一团伙，天天作案，但没人敢惹，莫非让我给撞上了？
我刚好身上带着两千多元现金，出门进货用的。如果……想到这儿，我的背上直冒冷汗，但表面上仍“痴迷”着书上的文字，并用杂志遮盖了我的半张脸，用余光扫视着周围的动静。这时，只见小姑娘抬起头，盯了我一眼，似乎在提醒我什么，然后弯腰继续整理书摊。
经小姑娘这么一盯，我忽然灵机一动，将手中的杂志一扬，对小姑娘说：“表妹，今天没带钱，先拿去看看。”
那“表妹”先是一愣，刹那间猛地站起身，大声嚷道：“不行，不行，昨天拿的还没还呐，又想耍赖！”说完就抢我手中的杂志。
我一边抵挡，一边笑着说：“对表哥还信不过，明天一次还你不就得了！”
“表哥也不行！快把书给我，我要收摊了。”
争吵中，那伙人已悄悄地溜走了。
这时，广播喇叭传来了甜甜地呼唤：“各位旅客请注意……”
小姑娘已收拾好书摊，明亮的路灯，映照着姑娘推车远去的倩影。
（发表于1994年12月24日《安康日报（周末）》）
新荷
她还是个小姑娘，有着孩子似的单纯与天真。在领导面前，有时还显出些许调皮和娇羞呢。然而，这位“小不点”在不长的时间内把一个混乱的班级整治得有声有色。尤其让人吃惊的是，她接任这个连续三年全区统考成绩都在倒数第一的班级后，竟然一举获得第二名！
她只有十九岁，一年前才从师范毕业分配到这个偏远的小学接任五年级班主任及代课教师。
在学生眼里，她全然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大姐姐形象。她严格要求他们，虽然不打不骂甚至很少发脾气，但就连班上那几个闻名校内外的调皮蛋子也奇迹般地服服帖帖。渴了，她给弄水喝；病了，她送医院找医生；补习天晚了，她亲自送学生回家，就像对待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
学校门口，有一道河，每逢下雨涨水，她都要打一把小花伞来到河边，把学生一个个送到对岸。水大些的时候，她便把男老师请来，将学生一个个背过河去。
有一次，班上一个学生在打篮球时将脚踝扭伤，她知道后，立即把那学生背到几公里远的乡医院检查治疗。十九岁的姑娘背着一个比她个头小不了多少的学生，累得她腿发软，眼发花，豆大的汗珠顺着面颊往下滴……
她关心学生无微不至，可她却很少关心自己。去年暑假前夕，她一连几天头疼发烧，却仍坚持上课，以致后来鼻腔流血不止，她才不得不在校长的再三督促下住进医院。可还不到三天，她就跑回了学校。当校领导见她脸色煞白批评她时，她说：“回来后即使上不了课，也晓得班上的情况。离开学生时间长了，心里不踏实。”说着她指了指从医院带回来的一包包药。还能再说什么呢？校领导也被感动得泪水盈盈……
在一年一度的教师总结交流会上，人们一致要求这位全乡唯一被县政府评为“优秀教师”的老师上台介绍经验。实在逼急了，她只好走上讲台，可只说了一句：“我喜欢那些孩子，喜欢我的职业……”
原谅她吧，她还小，她不会高谈阔论。何况台下坐着的，有的教龄比她的年龄还大得多呢。她像支小荷，才露出那尖尖的角！
哦，差点忘了告诉大家：她叫肖堂萍，是平利县凤凰中心小学的教师。
（发表于1992年《安康教育》第1期及1993年2月11日《安康日报》）
爷爷与茶的故事
很小的时候，茶叶便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因为我爷爷。那时候一大家子人，只有爷爷喝茶，并且把喝茶看得比吃饭还重要。
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春夏秋冬，爷爷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搂一把柴火在灶膛里把火烧着了，再灌一壶水吊在壶钩上烧水，然后拿起拄手棍似的旱烟袋，装一锅烟点燃就跑进茅房。从茅房回来，水也烧热了，倒些水洗脸，又把壶挂上继续烧。接下来，爷爷便从堂屋里边八仙桌上面的蒸笼里取出茶缸，往缸里放了茶，就在火炉边烘烤。烤一会儿摇一摇，再烤一会儿再摇一摇，直到能摇出脆生生的声音了，茶叶的香味开始弥漫了，茶壶里的水也咕嘟咕嘟地开了，这时爷爷便将开水慢慢地倒入茶缸，随着刺啦一声响起，茶缸里的茶叶慢慢地浮上了水面，弥漫着氤氲的水汽。再过一会儿，水汽慢慢散开，茶叶一片片舒展开来，再沉入茶缸的底部。这时，爷爷便端起茶缸，对着茶水吹几口气，把水面上漂浮着的茶渣吹开，再把嘴唇靠近茶缸，抿一口；接着又吹几口气，再抿一口……约莫抿到剩下三分之一，便停下了，又将茶水添满，晾一会儿再接着抿。
爷爷的茶缸，原本是一只老掉牙的白色搪瓷缸，白瓷已经一块块脱落，变成了黑黑白白的“花”瓷缸。缸子的里面却是清一色的暗红，那是茶锈，厚厚的一层，似乎从来就没清洗过。爷爷每天早上喝完茶后，总是把还剩有半缸茶水的茶缸重新放回八仙桌上面的蒸笼里面，中午或下午从地里劳作回来又烧水，续进杯里，接着喝。
爷爷的茶缸，没有人敢乱动。我那时候还小，想动，也够不着，除非搭上条板凳。有一回，在外面玩累了，口渴得要命，回到家后突然就想到爷爷茶缸里的茶水，恰好家里没其他人，于是就搭了板凳，站在上面偷偷地揭开蒸笼，端出爷爷的茶缸，咕咚咕咚地喝了个滴水不剩。这似乎是我第一次喝茶，感觉那茶水虽然有些苦，但却非常解渴，喝着过瘾。
没想到却惹下祸了。中午爷爷从地里回来取出茶缸准备喝茶的时候，发现茶缸里只剩下干巴巴的茶叶，就冲我婆发脾气。只见爷爷黑着脸对婆婆吼道：“喝就喝吧，为啥把茶沤子都给滗干，老都老了咋就那么不懂事呢？”婆婆一脸的冤屈，不停地小声辩解着，而我早已吓得躲在一边。
我婆一定知道这事是我干的。因为事隔不久，我婆把我叫过去，对我说：“娃呀，茶叶可是你爷爷的命呢，他那茶缸你爹你娘都从不敢动的呀。娃以后实在渴急了给婆说一声，婆招呼着你喝吧。”
这以后每当我渴急了，我就给婆说，婆就从蒸笼里取出爷的茶缸，对我说：“少喝几口，千万不能滗干，要留茶沤子的，上次你爷发脾气并不是说不该把他的茶喝了，而是不该滗干了，连茶沤子都没留。没了茶沤子，再添开水喝的时候就一点儿茶味都没有了。”婆一边嘱咐着，一边把茶缸递到我的嘴边让我喝，却并不松手，怕我又给滗干了。约莫喝到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婆就不由分说地把茶缸从我嘴边挪开，重新放到蒸笼里了。
其实那时候爷爷所喝的茶并不是什么好茶，大多是酸腌菜般的粗茶，泡出来的茶水也是暗红色的，可在那个年代就是那样的劣质茶，也是好几块钱一斤，大多数老百姓买不起，也很难买到。可我爷每年都要买几斤茶叶存起来，因此在我的眼里，爷爷是有钱人。他那时候是兽医，三天两头地在山上采些草药回来，家里长年存储着大包小包的药，全生产队的牛病了，都是他弄草药给治疗，生产队给他发固定工资，每月一块五，一年十八块。能称好几斤茶叶呢。
我上中学时，有一年开春要报名了，父亲到处借钱，结果直到报名的前一天，只借来一块钱，还差三块。无奈之下，我婆就央求爷爷想办法。爷爷便去找队长会计出纳说好话，想提前预支两个月的工资。结果无功而返，因为生产队里也拿不出一分钱。那天下午，爷爷婆婆、父亲母亲一个个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后来还是爷爷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把仅有的一斤茶叶取出来，让我拿去卖了。
第二天，我背着爷爷的“命”，跟同学们一起到了学校，恰巧一进校门学校的老工人张师傅就问我包里装的啥，我说是茶叶。张师傅看了看，然后问咋卖？我说我报名还差三块钱，张师傅二话不说，给了三块钱，就将爷爷的“命”拿去了。我手里攥着那三块钱，心里却泛起了酸楚：我把爷爷的“命”换成学费了，将来我挣钱了一定要给爷爷买很多很多的最好的“命”来报答他老人家。
可爷爷没等到那一天，我高中还没毕业，爷爷就去世了。是在给牛喂药时被牛踢倒在地，再也没起来。
后来，我走出了校门参加了工作，喝茶也成了我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先是喝几块钱一斤的，后来是几十块的，如今喝的早已是上百块的了。当地的八仙云雾、女娲银峰、紫阳富硒、三阳碧螺春、三里垭毛尖，外地的杭州龙井、恩施玉露、黄山毛峰、安溪铁观音、台湾高山乌龙茶……喝遍了！然而，无论我今天喝着多么好的茶叶，小时候爷爷喝茶的情景、偷喝爷爷茶的情景、爷爷把“命”拿出来让我卖了交学费的情景却一直历历在目，因为那是整整一代人永远挥之不去的刻骨记忆啊！
（发表于2013年11月14日《淮海晚报》，获得华语论坛第二届文学赛散文组二等奖）
一个“哪都好”的女人
近段时间，领导安排我在全镇范围内寻找道德之星，即“孝老爱亲之星”“爱岗敬业之星”“助人为乐之星”各一名。我打了数不清的电话，也不知道询问了多少个同事朋友，我还根据人们提供的线索翻山越岭走访了数十个家庭，也确实发现了好几个或助人为乐或孝老爱亲或爱岗敬业方面有着突出表现的人和事，但如果把他们作为“××之星”来宣扬，总觉得还差点儿斤两。
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领导突然对我说：“你何不把视野放开点呢？你可以在普通百姓里寻找，也可以在干部队伍里寻找呀，我觉得陈宏霞这个人就不错。”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怎么就没想到陈宏霞这个人呢？难道因为她跟我一样也是公务员的缘故？难道是因为我跟她太熟悉了？难道是我听到看到的有关她的事迹太多了反倒习以为常的缘故？……
时光回到二十年前，××乡政府。我在乡里当文书，她做蚕桑辅导工作，后来又是计划生育专干。那时候不管担任什么职务，每人都得驻村。所谓驻村，就是把这个村的所有工作任务全部包揽了。她所驻的是黄洋河那边的刘家沟村。那是跟外县交界的一个村，从乡政府到那里有二十多里山路，先上金盆山，再下兰家湾，又过黄洋河，再上刘家梁。也没有公路。不过有没有公路都一样，那时候的乡干部，几十块钱一个月，多数干部连自行车都买不起呢。因此，无论到哪儿靠的都是两只脚。而到刘家沟，一来一去四五十里的路程，这对一个小女人来说，是何等艰难。但生性要强的她，每一项工作任务，总是完成得非常出色。任何时候只要领导把工作一安排，无论酷暑严寒，阴晴雨雪，她总是第一个背上“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色挎包奔走在前往刘家沟村的山路上。夏天，常常遭遇河水阻隔，她便自己花钱请黄洋河岸边会水的村民背她过河。一次，正过到河中间，一个浪头打来，两个人同时被打翻在滔滔的洪水当中，幸亏那人水性好，挣扎到四五十米远的下游，终于把她拽上了岸边。到了冬天，河水虽然平静许多，但宽阔处也常常是半米深的水，一般都得脱掉长裤，光着腿脚进入水中，冰冷的河水如数万支钢针刺遍全身，每次过完二十多米宽的河水，就像从地狱走过一般。而她就在这道河里穿梭了十多个春夏秋冬。
工作勤奋、认真负责只是她的一个方面，真正赢得同事和老百姓称道的，是她的无比善良。我曾经有好多次亲眼看到她将半新的鞋子送给光着脚在风雨中走路的人，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将饭菜递到马路上沿街乞讨者的手中，而从自己极其微薄的工资中替困难户垫交税赋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陈宏霞自参加工作，人们一直习惯叫她的乳名：霞娃子。那时只要在机关里待着，她一刻也闲不住。“霞娃子，快来帮我填张表”“霞娃子，来帮我缝下铺盖”“霞娃子，帮我把这只毛衣袖子打了”……日常生活中，同事们无论谁有个什么事，她总是有求必应；工作上更是不分分内分外，自己任务完成了，立马就会去帮助别人。
撤区建镇之后，她一直负责计划生育工作，我跟她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了，但我知道，我们镇里的计划生育工作经常招来县内县外的同行们学习取经，陈宏霞本人也多次被评选为先进工作者，各种荣誉证挣了一大堆，还受到过国家计生委的表彰。
就是这样一个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工作都力求尽善尽美的人，我怎么就没想到让她来当个“爱岗敬业之星”或“助人为乐之星”呢？
可我又觉得，仅赋予她这两颗“星”还远远不够。以她近两年来对五保老人无微不至的关爱，她何尝不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孝老爱亲之星”呢？
去年7月，组织上从工作能力、敬业精神、道德修养等方面综合考虑，将陈宏霞调往老县区域敬老院担任院长职务，为的是全面提高敬老院的管理服务水平。在前后两个年头的时间里，我虽然从未到敬老院去过，但我却经常听到敬老院管理得如何如何好，陈宏霞本人如何如何给五保老人理发、替他们缝补衣服、精心照料患病老人的言论。
带着对这位曾经的同事、朋友的崇敬之情，也带着一些心里的疑问，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和另一位文化干部一道走进了陈宏霞工作的地方——位于七里沟村的老县区域敬老院。
正是早上八九点钟的样子，走进敬老院大门，但见敬老院仿古建筑雕梁画栋，院内花香馥郁，绿树成荫，内有奇石点缀其间，真是美不胜收。当我们来到院务管理办公室门口，见到她正在为一个老人理发，只见她先是拿电动推子满头推一遍，再拿剪刀进行认真修理，然后又用剃头刀刮胡须，一招一式都显得非常专业。给我们泡上茶之后，接着她又为一个老婆婆理了发。一连理完了三个人的头发，这才回到办公室陪我们说话。她说，这几天太热，要理发的都选在这个时候。我问：“你什么时候把理发学会了呢？”她说：“到这以后学的呀。你看看，这里面八十多个老人，痴的痴，残的残，身体好的没几个，请外面的人理发，花钱不说，人家还不愿意呢。于是我自己就学了这手艺，老人们啥时候想理都行，多方便呀。”
这时候，另两个工作人员也进来了，一个姓高，是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一个姓熊，是个中年妇女。一说到陈宏霞，都抢着说她的好。我问：“你们都说她这好那好，到底哪儿好呀？我们陈院长哪儿都好。”小高有点儿调皮地说，“比如她不怕脏呀，除了理发，还帮那些生病的老人擦身体呢；她还特能吃苦呢，经常深更半夜里起来经管病人或调解老人之间的纠纷呀；她这人心眼好呀，遇到再麻烦的事都不发脾气呢。唉，太多了，说不完。”
是的，陈宏霞到这里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但她却以那颗菩萨般的心肠，亲生儿女般地精心照料那些孤寡老人，让那些原本无依无靠的老人如沐春风，其乐融融。常言道老小老小，人老了有时候跟小孩子无异，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性格，也经常闹些矛盾吵些架，每当这时，她总是苦口婆心地予以劝解，就像哄小孩子一样；有的老人就是让虫子叮了，也要跑来找院长，这时，她便将准备好的无极膏或风油精之类，亲手在蚊虫叮咬过的地方擦抹，直到老人高高兴兴地离开。
为了让那些五保老人更多地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陈宏霞每月为五保老人举行一次集体生日宴会，凡在该月份过生日的，她便在月中的某一天摆一桌丰盛的酒席，由她亲自为老人们斟酒敬酒，祝老人们健康长寿，每月的这一天，平常从不沾酒的她也要喝上一杯两杯。
她照顾病人更是无微不至，只要是大小有个病的老人，她都牢记心中，每天两三道地问人家好点没有，药吃下没有。而一旦哪个生了重病，都是她亲自将老人送往医院。今年3月的一天后半夜里，老人陈文章突发疾病，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见状后，她立马联系出租车，天不亮就将这位院民送到了县医院里。到了医院，她又亲手搀扶着老人这里那里来来回回地进行检查，来来回回地办理各种手续。所有见到的人无不在心里说，这女儿真孝顺呀。可是人们并不知道，她真正的父亲母亲从生病住院直到去世，她都一直在工作岗位上忙碌着。每每想到这些，她便感到万分愧疚。
听了她的这些故事，我和同伴问道：“你是怎么做到这样的呀？”她无比平静地说道：“其实没什么呀，将心比心，人都是要老的，再说到这儿来的，大多无儿无女，本来就够可怜的了，如果我们再不对他们好点，让他们心里咋想啊？何况和我们那时候的苦和累比起来，如今这点儿付出，真的算不得什么呢。”
从她工作的地方回来，已经好几天了。几天来，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陈宏霞，一个在乡镇工作了二十八年的女人，一个受到过国家计生委表彰的女人，一个虽然在乡镇工作了二十八年、虽然受到过国家计生委表彰但却到现在仍然还只是一个小科员的女人，一个既爱岗敬业又助人为乐，又孝老爱亲的女人，一个“啥都好”的女人，到底给她授予哪颗“星”最合适呢？
美丽的风景
大巴山深处，黄洋河两岸，人们眼里最美丽的风景莫过于他们村里的女医生小芬儿背着药箱在农家小户里往来穿梭、在山间小道上辛勤奔走的情景。
“小芬儿”是她的乳名，但村里的大叔大婶们都习惯叫她的乳名，叫了十多年了，把一个充满稚气的小女孩叫成美丽动人的成熟女人了。但人们依然这样叫着，觉得这样显得更亲切一些。
小芬儿也是一个在大山里长大的孩子，十五年前从卫校毕业后，就来到这个边远的山村里。那时，她有一个叔叔在县城某机关里担任着一个比较重要的职务，她叔叔一心要给她在县城里谋个职业，可聪明的小芬儿却一口拒绝了叔叔的一番好心。她解释说：“我从小立志学医，就是要为养育我的大叔大婶们治病的，再说，城市里能人多的是，多一个我不起眼，少一个我也无所谓，可我一旦回到山村里就不一样了，我的人生价值就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就这样，她义无反顾地来到了黄洋河岸边的大梁垭村，做了一名乡村医生。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医生的形象就是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戴着眼镜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查病情、开处方，其情其景似乎不能不让人羡慕。然而对一名边远山村的乡村医生来讲，却全然没有如此这般的潇洒。他们没有上下班时间，没有休息日，有时一天到黑忙得连饭都吃不上，还常常在乡间小道、泥湿路滑的山路上奔走，不分阴晴雪雨，没有春夏秋冬。小芬儿永远不会忘记，去年7月的一天，下着大雨，快要天黑的时候，卫生室里突然闯进一位全身淋得透湿的妇女，见到她就说：“你快到我家去一趟吧，他（丈夫）已经不行了。”小芬儿一边安慰那位妇女，一边询问病情。原来她丈夫上午在山上砍柴时不幸将动脉血管割断，血流如注，勉强跑回家中用手摁住，心想过一会儿可能会止住，谁知道血一直在流，而到最近的乡医院也要走二十五里山路。不一会儿又下起了大雨，直到下午，眼看丈夫晕过去了，这才来到稍近一点的这个卫生室来求救。听到这里，小芬儿二话没说，连忙提上袋血浆，背起急救药箱，冲进雨幕。此去是极其陡峭的十五里山路，又下着大雨，很快衣服便淋得透湿，并且先后三次摔倒在地上，胳膊及小腿上划出了好几条血道道。当她赶到病人家里时，病人已奄奄一息。经过她的及时救治，终于使病人脱离了危险。在她行医的十多年里，像这样雨夜出诊的事例，已记不清发生了多少次。然而每当经过她救治的病人恢复了健康，再苦再累，她的心里总感到无比的甜蜜。
能吃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她有一颗善良的心。村卫生室面向的是穷苦百姓，她必须尽量减轻患者负担。凡一时拿不出医药费的患者，她自愿给予赊垫，遇上特别困难的就全免或部分免费治疗。她家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并不宽松，但历年来免收特困户患者药费就是好几千元，赊欠金额更是高达两万余元，这之中相当一部分虽然记在账上，其实永远也无法收回来。广沟村有一个叫作陈明兴的村民，上有七旬老父，本人及妻儿又全部患乙肝大三阳，自她行医以来，这家人在她那里治病从来就没收过一次医疗费，累计欠账金额近四千元。
村级卫生室，特别是陕南山区贫困村的卫生室，医疗条件非常简陋，唯一的设备就是听诊器、血压表，诊断病情只能靠传统的望闻问切。为了更好地服务乡亲父老，小芬儿一方面兢兢业业地为病人治病，一方面千方百计挤时间学习医疗技术，使自己慢慢地成长为一名不仅技术过硬，而且深受老百姓喜爱的乡村医生。2010年初，卫生部门组织了一次乡村医生大比武，她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摘取桂冠。也因此她又代表全市的乡村医生参加全省的医疗技术大比武，几个回合下来，她所负责的实践操作环节获得了满分。
写到这里，读者一定非常想知道她是谁，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可是抱歉，我不想告诉你们，甚至连她的长相都没做任何描述，不过请你们相信，她在老百姓的心中，就是一名最美丽的女人，那么，在你我的心中，难道不更是名副其实的美女吗？
（发表于2012年第6期《旅途》杂志）
多彩人生
——平利县老县镇乡村医生李平小记
在陕南的大巴山深处有这样一位“痴人”——在陕西省中医学院医疗系毕业时，当全班所有同学纷纷在城里谋取职业的时候，他却主动要求返回贫穷落后的家乡；当几乎所有的医疗网点都千篇一律地打出“概不赊账”的招牌时，他却日积月累为农村贫困户赊下了近十万元的医疗费用；他右腿残疾，行走十分不便，但却常常背着沉重的药箱，奔走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他，就是平利县老县镇老县村医疗卫生室医生李平。
大胆抉择
李平，男，出生于1964年12月。十三岁时右腿患骨髓炎，因受农村医疗条件限制，加之家庭经济十分困难而未得到及时治疗落下严重残疾。1988年李平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陕西省中医学院，在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后，于1991年7月毕业，从而迎来了他人生中第一次艰难的抉择。那时的就业形势并没有现在这样紧张，在县以上医疗单位找到职业，几乎是每个学子的心愿，也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而对于品学兼优的他来说就更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但当他想起自己小时候遭受病痛折磨而得不到及时救治的情景，想起因缺医少药导致无数的乡村父老基本健康得不到保障的情景，他毅然做出了让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出乎意料的选择——回到农村，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服务！
一石击起千层浪。他的这一选择很快便遭到家人和朋友们的强烈反对，就连老师和同学都不能理解，反复劝他“不要一时冲动”。但他却像吃了定心丸似的，态度十分坚决。他理解劝他的人，从内心来说，他们都是为他的前途着想，毕竟城里和乡村有着天壤之别呀。而他也是经过了反复思考的，他知道他不是一时冲动。他也知道在乡村自主创业的艰难与困苦，但为了实现理想，他相信他会战胜一切，他想起了保尔·柯察金，想起了张海迪，想起了俄国诗人“让别人去坐轿子吧，我们的生活将永远是开拓”的诗句，他信心百倍，他相信他一定不会辜负乡亲们的期望，他会做一个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人。
默默奉献
1992年3月，在李平从医学院毕业的半年之后，在他克服重重困难东拼西凑筹集到几千元资金后，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乡亲们一双双期待的眼睛注视下，老县村卫生室终于挂牌成立了。
一个大学生成了一名乡村医生，一个残疾人在村里办起了卫生室，这在当时还是十分新鲜的事情，村民们纷纷怀着好奇的心理前来探望，当然也有怀着试探的心理前来就医的。但不管是谁，他都极为耐心地接待。对待患者，他更是体贴入微。在治病方面，他深知农民挣钱不易，一般的病痛他们是不会花钱治疗的。因此，在治疗方法上，他采取中西结合，中医为主，根据病情灵活选用办法，尽量让患者花最少的钱将病治好。他要尽最大的努力让前来就医的人看得起病，让每一名患者尽快地解除病痛。他以治病救人为天职，即使没一分钱的患者，只要来了，他也毫不犹豫地给予救治。
村里有两位孤寡老人，一个叫王光德，一个叫曾传金，自从李平办起医疗室，每次他俩前来治病，他都没有收过一分钱。十多年里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这两位老人身上花了多少钱。他自己是残疾人，他更理解残疾人的困苦，因此对残疾人，他总是尽最大的努力给予帮助。马安山村失去一条腿的残疾人吴天文、双耳失聪的残疾人吴风平，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是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他们战胜病魔克服困难，重新树立起自强不息的信心，从而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如今两人都已分别盖起了砖混结构楼房，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老县村有一个姓余的女孩子，因小时候患小儿麻痹不能行走，父亲又不幸早逝，家境贫寒，他便多次上门探望，帮助她解决实际困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平本身行走十分不便，但对那些经济困难住不起院，病情严重又不能行走的，不管路途多远，多么难走的山路，只要家属找到他，他总是不辞辛苦地上门救治。1995年冬月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女娲山乡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太婆患心脏病，心功能衰竭，心慌气短，无法行走，又无钱住院治疗，患者的亲戚找到他后，他二话没说就背起药箱，艰难地奔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一来一回便是二十多里山路！为了治好这位病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便先后三次上门，每次离开时，病人总是拉着他的手流着泪说：“你自己走路不方便，给我看病让你走这么远山路，受这样的苦，真是难为你了呀！”在他的精心治疗下，这位病人的病情终于明显好转。人们不会忘记，菜溪河村年逾花甲的简仕强老人，在2000年7月的一天突患脑溢血，病情危重来不及送医院救治，他只好步行十余里山路上门救治，病好后，简仕强老人只要一见到他就称他是“救命恩人”。在他开办村级医疗卫生室以来的十多年里，谁也无法知道为了病人，他出了多少次诊，在坎坷的山路上奔走了多少里，所在的老县镇，相邻的女娲山乡，山山岭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为了使贫困村民有病能够得到治疗，他先后为贫困户减免医疗费用三万多元，同时还赊下了六万多元的医药费用，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欠下上十年了，虽有账在，但收回的可能性已十分渺茫。
选择了乡村，就意味着选择了奉献。因此，他无怨无悔。
执着追求
作为村级卫生室，医疗服务只是他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同时还承担着本村的计划免疫、妇幼保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传染病报告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协助控制等任务。而他所在的老县村有十五个村民小组两千一百多人口，属全镇最大的一个村。因此，上述这些方面的工作，在全镇十三个村中，他的工作量是最大的，但只要是上级下达的任务，他不仅每一次都出色地完成，而且总是在检查评比中得到主管部门的好评。
在平时的工作中，他时刻不忘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专业技术操作规程，采购药品十分注重质量，时刻提防假冒伪劣药品，并把药品差价降到最低程度，最大限度地维护患者的利益。十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被不少患者称为“信得过卫生室”。
对于一个怀有崇高理想的医务人员来说，尽管人们对他的评价再好，他也绝不会有半点自我满足，他知道，人生的价值只有在不懈的追求中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
虽然他在十多年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他从来没放松过学习。除了积极向同行请教学习以外，只要是听说哪里开办培训班，有专家授课，他都积极参加。同时在2002年他还自费去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望京医院进修学习半年，接着又于2003年在安康市中心医院内科、急诊科学习一年，并于2003年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考试，取得了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为了改善医疗条件，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服务，解决路途遥远的患者住宿问题，他又想方设法筹集资金，于2005年将原来的旧房拆除，重新建起新的门诊楼房。按照平利县标准化卫生室建设要求，设置了诊断室、药房、治疗室和预防接种室，常用医疗设备一应俱全，并在全镇率先配置了新型合作医疗门诊费刷卡系统，成为全县功能最全管理最规范的村级卫生室，2007年被评为“平利县标准化卫生室”。
多彩人生
从走出校门开始创业，他走过了十六个年头的辛酸风雨路。十六年来，他始终不渝地视乡亲为自己的衣食父母，始终不渝地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始终不渝地把乡亲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吃苦受累也好，垫资赊账也罢，虽然“吃亏”，但每当一个病人经他的救治好了起来，他的心里便感到无比的欣慰。毕竟，把自己的才智奉献给乡亲们是他的理想，理想能够实现，比什么都幸福，他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
对于一个残疾人来说，他不畏艰难，奋发进取，使自己的理想得到实现，他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身残志坚的赞歌；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他胸怀神圣使命，爱岗敬业，默默奉献，以自己对乡亲父老的无比热爱，通过不懈追求，成就了自己的多彩人生。他先后被评选为平利县第四届政协委员，被共青团平利县委授予“平利县第三届优秀实业家”等荣誉称号。
严师何侠民
他是我初中时期的班主任，也是我们语文、历史、地理课的代课老师。他当时五十岁左右，瘦高瘦高的，模样有些怕人。见第一面，就在我心里留下了“这人很凶”的印象。老实说，当时我们除了对他畏惧以外，一点好感也没有。尤其我们几个离学校较远的，每天早上要赶10多里山路，天不亮就动身还往往迟到。一迟到，他就黑着脸，将我们狠狠地训斥一顿，有时还要罚站。而这时，我们则一边在心里恨他，一边又抱怨道：怎么就遇上这么个老师呢？
当然，他的严厉更多的时候是表现在教学上。凡他布置的作业都必须一丝不苟地完成。有时一个标点错了，他都要你纠正。他上课，即使再调皮的学生也不敢打半点马虎眼。因为他不像别的老师那样一股脑把课讲完，然后把作业一布置就完事了。他爱提问，而被提问者常常是答不出就站到答出来为止。记得有一次刚上课，他就将我叫起来，让我背头一天学过的《黔之驴》。这篇课文我本来就没背熟，所以当我结结巴巴像说绕口令似的背到“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悠悠然，莫相知，莫相知……”的地方，再也接不上下文了。这时我的同桌悄悄地翻开书给我“打枪”，可这动作被何老师发现了，便将那位同学叫起来背，结果更糟。于是那节课我和同桌便一直站到下课铃响。
他就是这样近乎苛刻地要求我们。也正是因为他的严，以致很多初中时期学过的课文我至今仍可以倒背如流，这对我后来的写作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我们升入初二的时候，张铁生、黄帅等一批“闯将”出现了，当年错批师道尊严的口号一经发出，便在校园的角角落落掀起滔天巨浪，一夜之间，大字报便白花花一片。而在满墙满壁的大字报中，“何侠民”的名字无疑出现得最多。不可想象的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何老师仍然要求我们每周写一篇作文，内容自然是“批判稿”，再说具体点，也就是专写“批判”他本人的“批判稿”。对我们交上去的这类“作文”，他照样认真地批改，还拿到课堂上讲评，对论点“正确”、论据充分、结构完整的作文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在讲析的时候，一只手总是摁在腹间，脸上常常滚落亮晶晶的汗珠。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患有严重的胃病。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何侠民老师。
对于这样一位在那种特殊年代仍然严于执教的老师，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可是他没有得到。以致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坐下来写这篇短文的时候，心里仍然充满着内疚。如果拙作有幸能够被何老师读到的话，还望原谅学生当年的无知。在此，我也衷心地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晚年幸福。（何老师已于2005年病逝。）
（发表于1996年3月16日《安康日报》）
涓涓爱心不了情
平利县老县中学青年教师石顺银，多次放弃进城工作的机会，扎根山区教育事业，十三年如一日，用真情和汗水培养着一批又一批学生，使他们走出深山，走向社会。
1986年，从安康师范学校毕业的石顺银被分配到锦屏小学任教。虽然初登讲坛，但他深知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在教学中，为了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开阔视野，他节衣缩食，购买大量的学习资料，刻苦钻研教学技巧。不仅备课一丝不苟，而且从教态到语言，乃至手势、表情等细枝末节，他都一遍又一遍琢磨，终于探索出一套独具特色的教学方法，赢得了同行和学生的一致好评，教学成绩很快得到提高。
由于工作成绩出色，1994年7月，他被调往老县中学任教。而这时的石老师，不仅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教学行家，而且是一个管理能手。在他接任的班上，学生陈某和王某经常打架、骂人，公开顶撞老师，学校欲将其开除。而石老师却坚持认为他们年龄小，不能一棍子打死，把责任推向社会。于是他一次次找这两位学生谈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努力挖掘他们的长处予以鼓励，提高他们改正错误的信心。在他的耐心教育下，两位学生不仅痛改前非，积极进取，而且毕业后双双考上中专。在任95届初三班主任时，该班有一批学生吃喝偷盗样样齐全，老师们都不愿给这个班上课，为了管好这批学生，石老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并通过家访、开家长会等办法，使家庭和学校共同负起责任。在他的努力下，该班的整体素质很快得到提高，全班三十七名学生无一人有大的违纪行为，最后全部合格毕业，并有四人考上中专。石老师因此被授予优秀辅导员荣誉称号。
冰心老人说过：“有了爱，便有了一切。”石老师关心学生胜过关心他自己。学生病了，他及时领着学生到医院治疗；渴了，自家的开水随便让学生喝；贫困生交不起学杂费，他主动垫交，仅1999年下半年就从微薄的工资中替贫困学生垫交了三百多元学杂费……
成绩是学生对老师最好的回报。每当他的学生考上中专或在竞赛中得了名次获了奖励，他便感到万分欣慰。然而，谁又知道一心扑在教学事业上的石老师面对家人时无限的愧疚呢？那年当刚毕业的学生来看望一脸倦容的恩师，争相报告好消息时，石老师的儿子却因有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不得不转往地区医院急救，还差点酿成终身憾事……这一年是石老师对亲人欠账最多的一年，也是工作收获最多的一年。他所带的班有十二名学生考上中专，总成绩在全县高中、中专中名列前茅。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石顺银老师先后三次获得“全国青少年日记写作大赛”“中化圣陶杯中学生作文大赛”指导奖；其教研论文四次获得地县奖励；1999年1月又被共青团平利县委授予全县“十佳青年”荣誉称号。
（发表于2000年4月28日《陕西农民报》）
听电视的老人
十年前，我在陕南一个叫周家垭的地方工作。周家垭是个很穷的地方，电视对这儿来说还是新鲜玩意儿，仅乡政府有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每天天黑，附近的村民便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地来到乡政府，汇集在大会议室里看电视。那间能容纳近两百人的会议室常常爆满。
观众中有一位老人，总坐在电视机后面的一把小椅子上。开始我觉得奇怪，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盲人。身边的人告诉我，他眼睛虽看不见，但他听得可清楚呢。
我开始注意这位老人。在听电视的过程中，他从不说一句话，也看不出脸上有什么表情变化，整个形象宛若远古时代的雕塑。有一次我故意问他十天前某个晚上电视里“演”些啥，他竟能将那晚电视的全部内容完整地复述一遍。
这是一位孤独的老人。他有五个儿子，有的在务农，有的是医生，有的在教书，还有一个是国家干部，但他却过着独居生活。我曾亲眼看到他拄着拐在井里提水，也亲眼见过他摸索着在山上砍柴。做饭洗衣全靠自己。他常常把饭煮熟后把盐和食用油调在里面，搅匀后就吃，没一片菜叶……
我在周家垭生活了两年便离开了。不久前我又去了一次那里，并且专门看望了那位听电视的老人。他已年近八十，我问他是不是还在听电视，他摇了摇头，那沟壑纵横的脸上仍然毫无表情。我茫然了：如今，家家都有了彩电，应该说听电视更方便了，他怎么却与电视绝缘了呢？
（此文发表于1995年12月5日《陕西邮电报》）
忘不了你的身影
离开那里，已经好几年了，然而你那憨厚的笑貌，你那挂满汗珠的面孔，你那推着满载邮包的自行车在雪中雨中奔走的身影，我却总是忘不了……
也许是长年经受日晒风吹雨打的缘故吧，你的皮肤总是黝黝的黑；也许是长年负重，伛偻着身子推车爬坡的缘故吧，你的个子总是墩墩的矮。你——邮电所的邮递员，看上去竟是那么不起眼。
几大袋邮件码在车上，车子便吱扭吱扭作响，四十多里的山区公路其实还不如平坦一些的便道，更有店子沟那没有谁能骑上去的盘旋陡峭的山坡……
你就往返奔走在这样的山道上，朝朝暮暮，不分阴晴雨雪，不论春夏秋冬。
你体魄健壮，但哪一次推车上坡不累得气喘吁吁？你推车上坡，上身与路面平行，车身和人身平行，看上去是怎样一幅沉重的画面！
你车技超常。却常常在雨天雪地里被泥泞湿滑的道路弄得人仰车翻。衣服沾满了泥巴，浸透了雪水，膝盖擦破了，胳膊流血了，而你却扶起车子，先用抹布把邮件上的泥水擦得干干净净。
你不是铁打的身板。你工作很累很苦。但你的勤苦却使这五个僻远的乡镇不再闭塞——你那吱扭作响的自行车，是两万多巴山民众通往山外世界的桥梁啊。
每天，你起得最早。因为你必须在邮车到达之前赶到接车地点，送走大包小包的邮件，接回大捆小捆的邮包。每天，你回得最迟。因为你除往返四十多里路接车外，还负责一个乡的邮件传递。每天都能见到你。每天见到的你总是大汗淋漓。见你那么累，劝你歇歇脚，你总是憨厚地笑着，说路还远，事还多。你收了我要寄发的邮件，我收了你送来的杂志报纸。然后望着你的背影，渐渐远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你未到而立之年，岁月却早早在你的额头、眼角刻下了永远的印记。斗转星移，我离开了你的邮路，记忆中渐渐模糊了你的名字，但却永远记得邮电所那个矮矮的接车人。
（发表于1991年6月14日《陕西邮电报》）
篾匠殷正财
这个人看上去很普通，不高不矮的个头，不胖不瘦的身材，端端正正的五官。如果硬要找个特殊的地方，就是他那双手。那双手的十个指头似乎比别人更长、更粗壮、更结实，当然也比别人粗糙得多，尤其拇指与十指内侧，厚厚的老茧泛着淡黄色的光泽。可你千万别小看这双手，这双手有时候就连魔术师也未必能敌。不信你弄根竹子来让他玩玩：就一把小锯、一把篾刀，只听得一阵噼里啪啦，三下五除二的，它们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细条，有的细如丝，有的薄如纸，但见这些细条在他的手中上下翻飞，不出几个时辰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精巧的竹制器具。
在平利县西河镇，年纪稍长点的人都知道，能玩这种魔术的，只有石梁沟口（现梅子园村四组）的篾匠殷正财。不仅在西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整个魏汝区，方圆数百里，人们只要提起殷正才，都会竖起大拇指说：“你说殷聋子呀，知道知道，那可是个了不起的篾匠呢，没有他不会做的篾活啊。”“殷聋子”是他的绰号，因为他耳朵有点儿背，人们就当面背后叫他殷聋子，竟叫出名了。只要提起殷聋子，人们都知道说的是篾匠殷正财。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塑料制品的广泛应用，竹制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做篾匠手艺的人也随之越来越少。可在20世纪，但凡是个农民，没有人会离得开篾器，磨粪要用粪筛子，担粪要用篾筐子，撒粪要用篾篮子，摘菜要用竹笼子，打鱼要用鱼篓子，养蚕要用蚕簸子；睡觉要用竹席子，坐卧要用竹椅子，筛米要用篾筛子，做饭要用罩篱子，吃饭要用竹筷子；打谷子要用躺席，晒谷子要用晒席，存放谷子要用围席；带孩子要用摇篮，做针线活要用针线篮，推手磨要用大簸篮……总之，在生活中个个制品不可或缺。也因此，篾匠在20世纪也是最吃香的手艺人之一。
殷正财更不例外。因为在众多的篾匠手艺人当中，他是唯一“满堂滚”（即全能人才）的人，别人不会的他会，别人会的他比别人做得更好更精，即使他从没做过的器具，只要让他看一眼，立马就会编制出更漂亮、更精致的器具。同时，他还非常注重信誉，只要他答应人家的活计，哪怕再忙，也要按时将产品交给别人，有时为了按时交货，一忙就是一个通宵。他更讲究产品质量，他编制的簸篮滴水不漏，他编制的凉席，细皮嫩肉的月娃光着身子也敢在上面滚爬，他编制的筛子，那筛眼的大小绝对百分之百相等。
按理说，一个手艺人只要能讲信誉、重质量就足够了。可殷正才还多一样，即讲美观。他编制的器品，在保证经久耐用的基础上，总是要尽最大努力把器品做得美观耐看。比如编簸篮或栲子，一般的篾匠大不了在“人字路”或“双人字路”的基础上，再来点“升子底”的花形，这样简单便于操作。而殷篾匠却偏要选择有一定难度的“梅花”图案；编凉席，他一般要选择最难的“二龙戏珠”图案。那些图案看上去栩栩如生，像画上去的一般。
这样的手艺人，毫无疑问是最吃香的了。也因此，一年四季，他总是有忙不完的活。大集体的时候，他还当着生产队长，白天带着社员在队里劳动，一回家就赶紧拿起篾刀赶制篾活，天黑了也不用点灯，白天跟晚上，睁着眼与闭着眼，对他来说是一样的。大包干以后，邻里的活路做完了到邻村，邻村的活路做完了到邻乡，邻乡的活路做完了到外县到外省，湖北的竹溪县，本省汉滨区、旬阳县就经常有人把他请到家里做活，有时一走就是个把月时间。
做篾器活，看似容易，其实很苦。比如打席子，必须要蹲着，而一蹲往往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腿脚麻木了竟全然不知。再比如划篾（即把竹子剖成篾片或篾丝），初学的时候极易刮伤皮肉，手指手背到处都是划伤的血道道。就说殷篾匠那双手吧，看起来非常灵巧，但如果你仔细瞅瞅手上的疤痕及老茧，便能看出他从艺路上所付出的汗水与艰辛。曾听人说，他年轻学手艺的时候，为了更好地掌握划篾这一基本功，常常早上五点多起床开始练习，一直练到晚上六点多。即使是出师之后，他仍然不停地磨炼自己，不断地思索创新，终于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远近闻名、堪称一流的手艺人。
殷正财出生于1935年5月，十二岁学艺，十八岁即可独揽篾器活。从艺半个多世纪，编制竹制品不计其数，2008年11月5日，正在为其长女编制筛子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发表于2016年《平利文学》第1期）
父亲的记忆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好多年了，但脑海里仍常常浮现出他老人家辛勤劳作的身影。
作为农民，父亲像家乡的所有父老乡亲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父亲上要赡养二老，下要抚育我们六个孩子，负担何等沉重可想而知。为了多挣工分，父亲每天出工，不论干什么活都要带上一把镰刀，利用别人休息的时候割野蒿扛回家沤肥，之后又将肥料交给生产队里，每担可挣两个工分，这样十天下来就比别人多挣两个工日的工分。到冬天，他就带上斧头和弯刀，一头钻进大山烧炭。谁都知道，烧木炭这活儿，在所有的农活中最脏、最苦、最累，又容易发生危险，再好的身体，烧一个冬的木炭，也要掉下好几斤肉。因此，一般只要日子勉强过得去的，都不愿干这活。然而父亲却是每年主动要求进山烧炭，为得是能比别人多挣几个工分。一个冬天过完，父亲便黑瘦得有些怕人。
父亲除了烧木炭、做一手好庄稼活外，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篾匠。我家门前便有一块竹园，那虽是集体的，但父亲有权用它来编制一切生产队里需要的农具，如竹筐、背篓、晒席等。我记得，编一担竹筐大概是记二十个工分，而打一床晒席则是五十个工分。当然这些活必须是在收工以后利用晚上加班来干，这样所挣的工分就属于“业余创收”了。
就这样父亲甘愿付出更多的心血，来满足我们读书识字的愿望。我们兄妹六人全部将书读到初中以上。勤劳一生的父亲到了晚年，按说应该享受儿女的清福了。可是，当女儿出嫁、弟兄分家之时，父亲却坚持和母亲单独生活在一起，并且另外划了一份责任田。这样，父亲不仅要操持衣食住行等一切家务，还要下地犁耕播种，还要照料腿有残疾行动不便的母亲。已经进入古稀之年的父亲如此劳作，做儿女的怎能忍心！然而却拗不过倔强的父亲，他对我们说：“我虽然老了，但也没病没痛的，不劳动有啥意思？自己用汗水换来的东西才香！”
这就是父亲，一个永远把心思放在儿女身上，至死都不愿给儿女增添一点负担的父亲！
（发表于2004年5月11日《安康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