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催眠的状态下用精神分析的视角、行为的方法、对来访者内在不同的部分、平等地进行家庭治疗，这是我对心理治疗的看法。建议先开放地学习很多心理治疗流派，然后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风格，进而更好地为来访者服务。
方新
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副主席
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
国际催眠学会（ISH）常务理事
亚洲催眠学会（ASH）候任主席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CBT专委会和心理咨询师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委员、首批注册督导师
艾利克森临床催眠研究院创建院长
我的求学之路
我是大连人，34年前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心理学，当北京大学招生人员到我所在的大连第24中学进行招生宣讲时，我看到了北京大学所有院系名单中排列最下面的有心理学系。这几个字好像一下子击中了我。我想报考这个系，但是招生老师告诉我心理学系在辽宁省没有名额，全国一年只招生21位，于是我笑着说：“那您就给我拨个名额呗。”没想到，最后我梦想成真。
我如愿来到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系统地完成了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基础知识的学习。当时的很多老师从海外留学归来，那时也没有多少中文教材，都是老师一边讲课，我们一边手记笔记。而且当时少有的教材中很多还是英文的，这些对我影响都很大。当时变态心理学的授课老师是王登峰，王老师现在在教育部任司长。钱铭怡教授当时很年轻，在哲学楼318也给我们上过课。我在图书馆看到杨华渝教授编写的《癫狂梦醒：精神疾病漫话》，书中所描写的神奇的人性世界把我深深地吸引了，我当时就立志从事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工作。心理学门类很多，有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儿童发展、社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我选择了临床心理作为从业方向。
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安定医院工作，那里的住院医师都会接受非常棒的职业培训，有非常优秀的老师教我们识别症状和做诊断。这些都是从事心理治疗必备的专业基础知识，我很庆幸在安定医院受到良好基础训练。在北京安定医院的四年工作经历对我人格的成长非常有帮助。我在中学时期学习特别好，又顺利考上了北京大学，一帆风顺的求学经历使我不谙世事，学生气十足，但在这里我得到了很好的修炼，虽然现在也不成熟。
1993年我重新回到北大，在位于北京大学医院的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工作。那时还没有太多关于心理治疗方面的培训，我在1993～1997年参加过美籍华人曾文星老师主讲的临床心理治疗培训班，培训班上有很多现在的心理学大家，包括已经去世的李子勋，还有北理工的贾晓明和李林英、北师大的候志瑾、北林大朱建军、首经贸的杨眉、同仁医院的赵梅等，我跟李子勋就动议，自发把这些老师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心灵绿洲”，我们定期聚会，交流对个案处理经验，彼此沟通情感，寻找专业的支持。这个小组持续了很多年。在第一届中德班上，外教们让我介绍“心灵绿洲”，我才知道这叫自发的“伙伴督导”。
1997～1999年，我参加了中德班连续培训项目的第一期，被分配到行为和催眠组。第一届中德班有很好的结构和设置，分为精神分析、行为和催眠、家庭治疗三个组，每组大概有30多人，一共有100位左右的学员。白天三个组分开上课，晚上会有各学派的老师开展讲座，这样学员们就可以听到不同流派老师的授课内容，大开眼界。我在学习行为治疗和催眠的同时，也体会到精神分析和家庭治疗的美妙。学员之间的感情也特别好，白天疯狂学习，课下外出娱乐，精力非常旺盛。第一期中德班这三年中，我们一共参加了六次培训，每次大概有7～8天左右的时间，获益良多。通常我们接受的授课方式是老师在讲台上讲理论知识，下面的学生排排坐；但中德班的培训形式让人耳目一新，经常是老师给出一个题目，下面的学员以小组形式进行讨论、训练、角色扮演。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
中德班“行为催眠组”有一位图宾根大学的教授，叫瑞文斯托夫（Dirk Revenstorf），他曾经担任德国艾利克森催眠学会主席，我记得当时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我在咨询中遇到过一位傲慢的来访者，当时我怀孕快要生产了，这位来访者见到我之后，用挑剔的眼光上下打量我，然后问有没有老一些的咨询师，还嫌弃我们北大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的沙发脏，虽然我当时处理得还可以，但是我还是想问问老师，面对这样的个案，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位教授当时已经有60多岁了，在听完我的问题后，他一下子单膝点地跪下说：“女王，求你给我个机会、让我来伺候你吧！”
这样的举动引起同学们很大的反应，对20多年前的同行们产生很大冲击。治疗师怎么能给来访者下跪呢？这也太不专业了吧。但同学们经过讨论后认为：老师并不是真的下跪，而是用这种方式来阐述当时教授的现代行为治疗中最核心的促进治疗关系的技术——跟和领（pacing and leading）。对于这种来访者，治疗师要展现出让他舒服的姿态，等治疗关系建立好后再慢慢引领。老师的授课方式让我们耳目一新，可能现在大家已经很熟悉这种培训方式了，但是在20多年前，这样的方式还是非常超前的。
我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人，当时也没有什么自我体验一说、也没有接受过什么培训，都在拿肉身做治疗，所以当时面对比较被动的来访者通常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培训中我分享了一个令我头疼的个案。在描述完这个被动的个案以后，老师让我躺在几把椅子搭起来的床上。我想坐起来的时候，老师摁住了我，我又想要坐起来，老师又摁住了我。几次以后，我就躺着不想坐起来了。这个练习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人一生下来可能都是主动的，但屡屡遭受挫折和失败之后，就习惯了被动。任何行为都是有功能的，被动也是有好处的。在体验的过程中，我体会到被动很舒服，虽然我对待在床上不动的行为模式很陌生，但我能理解它是有功能的。老师用这种令人体验深刻的方式，让人身心都有体验的方式，阐述了行为的塑造、行为的功能等理论，要比只是说一说这种只在认知层面讲述的方式，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这种体验式沟通方式对我后面的教学培训和临床治疗方式影响很大。
中德班的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学员们不仅要接受自我体验，还要接受督导，这些都是之前没有听说过的概念。另外，很多德方老师在德国收入很高，到中国却只是按照中国标准、象征性地收取一点儿费用，都是利用自己的休假时间来中国几乎是公益式讲课，外教们上课时的认真和敬业却一点儿不打折扣，他们的奉献精神和工作态度让人非常感动。
昆明在我们心中就像中德班的革命老区。当时中德班的中方主席是万文鹏教授，他是一位充满人生智慧的老人，高大、慈爱、幽默、温暖。有一次，万先生参加我们组的活动，当时讨论的题目是：如果必须得一种心理障碍，你希望自己得哪一种？万先生用他那低沉浑厚的男低音说：“要得就得优美的抑郁症。”我们大家都开心地笑了。万先生非常慈祥，像人生导师，从来不会严厉地批评，只会进行正面引导。正是他的高瞻远瞩才把中德班项目引入中国。还有外方负责人玛佳丽和Doris，我们行为组的巴梦吉、汉斯·李玻（Hans Lieb）等老师，还结交了一大批中德班的学员同行朋友们。中德班不管是在我的专业成长还是个人生活等方面，都在我生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此我开启了真正的专业之路。
在中德班时期，我就被告知有机会去德国留学，需要开始学习德语。2000年，通过德语面试和笔试，我获得了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三明治计划”奖学金、以北京大学和德国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身份赴德留学。我主要在海德堡大学进行学习，最大的收获就是系统学习了三个级别的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EMDR），分别是创伤学、创伤I型EMDR治疗和创伤II型复杂型创伤治疗；还学习了ABC三个级别的德国MEG临床催眠连续培训项目。除此之外，我还参加了团体动力小组、认知行为疗法团体治疗、进食障碍、创伤治疗及自信训练等学术活动。
2002年回国后我首先把EMDR治疗引进国内，从四个国家（德美荷比）邀请了11位外国老师，在中国举办了“首届国际心理创伤治疗连续培训项目”三次集训。当时国内同行对催眠的了解还停留在权威式催眠和标准化式催眠阶段，甚至是“跳大神儿”阶段，少有人了解艾利克森催眠。而且，同行们对心理治疗都了解甚少，更甭说临床催眠了，所以我回国后，先暂缓了引进临床催眠，因为我在德国留学期间，获得了一个很新的概念，就是学习心理治疗，需要先进行基础培训（Ausbildung），然后实践、督导，再进行进阶培训（Fortbildung）。基础培训包括精神分析、行为治疗、家庭治疗三大流派，而心理治疗的两大基石是认知行为治疗和精神分析，认知行为治疗在德国叫作行为疗法（Verhaltungstherapie），它认为认知是所有四个层面行为的一种。进阶培训包括心理创伤治疗、催眠治疗、伴侣治疗、团体动力和创伤治疗等。
美国认知行为治疗的核心理念是三角，上面是认知，左边是情绪，右边是行为，情绪不太好改变，但可以通过改变行为和认知来改变情绪。德国行为治疗的基础理念是刺激—反应—结果，行为反应在四个层面认知、情绪、躯体和动作。美国和德国在行为疗法上最大的区别在于对躯体的认识。在德国的心理治疗教学中，老师都会把肌肉和骨骼结构图挂在黑板上，给我们讲抑郁病人和焦虑病人等都有怎样的躯体反应，骨骼和肌肉会呈现怎样的特点，为后面治疗计划中的躯体治疗做评估准备。
我在德国学习催眠治疗的时候，会找催眠治疗师进行自我体验；学习EMDR的时候，会找EMDR治疗师进行自我体验。自我体验和督导对成为心理治疗师非常重要。
回国后的回馈
在德国学习期间，我积极地联络老师，想把国际上非常优秀的培训老师、最前沿的心理治疗方法介绍到国内来。2002年回国的时候，我和德国人道主义帮助计划组织合作、从四个国家请了11位外国老师，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心理创伤连续培训项目”。我还加入了中德班“行为和催眠组”做中方教员和翻译，跟之前的德国老师们一起并肩教学，我学到了很多，也结交了很多同行朋友们。
第二届中德班，精神分析组就已经固定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举办了，只有“行为催眠组”和“家庭治疗组”在一起培训。记得有一次我被邀请做大型晚间讲座，谈谈我对行为治疗的理解。在备课的过程中，我第一次认真思考了对“行为”的英文“behavior”一词的翻译问题。大学本科期间，我们都很自然地跟着老师们把“behavior”翻译成“行为”，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翻译是否精准。我翻阅字典，发现“behavior”这个词的准确翻译是“表现、呈现”。当时我吃了一惊，如果“behavior”被翻译成了“表现、呈现”，那么我们国人对这个疗法的理解就会不一样了。
国人一听到“行为”二字，就会理解为“可观察到的动作”，所以同行们都有一个印象——“行为治疗太简单粗暴！无法解释复杂的人类现象！”但如果行为疗法被翻译成“呈现疗法”呢？什么不是一个人内心心理结构的外在表现和呈现呢？一个人血压高是不是内在心理结构的外在表现呢？一套公寓的装修风格是不是房主内在心理结构的外在呈现呢？如果当初被翻译成呈现疗法，国人对它的接纳度也许会高一些吗？当我告诉外教，国人把“behavior therapy”翻译成了“action therapy”的时候，外教说这个翻译容易让人误解，至少应该翻译成“reaction therapy”。
荣格是瑞士的国宝，2006年瑞士驻华使馆找到我，希望我们承办“荣格分析心理学在心理治疗中的实践”培训课程，和瑞士驻华使馆联合举办。开幕式的时候，瑞士驻华使馆公使、北京大学副校长莅临开幕式并做了精彩发言。我们做了精心设计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授课设置，还是给不少学员留下难忘印象。那时我已经有17年的治疗经验了，对培训老师比较“挑剔”，培训师不能只是讲理论的大学教授，而是要有临床实操经验。我开始在全国各地开设自己的行为系列课程，有行为的个案概念化中级班，行为的操作技术培训高级班，以及行为应用班——行为在人生特殊时期（危机、临终关怀、哀伤辅导、创伤）中的应用。我非常感恩能在2002～2008年在全国开设了很多课程，学员们会提出很多睿智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促进了我进一步的思考，结交了很多同行，使我对行为理论和技术的理解更加深刻。
回国之后，我还参加了北京安定医院杨蕴萍教授举办的中挪班一期，系统地学习了三年的精神分析课程。虽然我学得不太好，但是精神分析的移情、反移情、投射性认同等很多理论非常吸引我。尽管我非常着迷，但没太听懂，我还记得报告病例的时候，同学们说：“你这哪儿是精神分析的案例报告啊？！明明是认知行为的案例报告！”我心里还挺委屈，“怎么不是精神分析的案例报告啊？！我觉得就是精神分析的啊！”后来我专门邀请曾奇峰老师举办了精神分析初级班、中级班，曾老师是不多见的、能够把精神分析用浅显语言表达清晰的专家，他已经把深奥的理论都吃透了，他的授课让我获益匪浅。
在中德班学习期间，我就非常喜欢系统式家庭治疗。我明白了任何东西都是一个系统，包括我们身体的心、肝、脾、肺、肾；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也是一个系统；一座城市、一个国家都是一个系统。我曾观察过德方家庭治疗师的现场演示，令人拍案叫绝！当时外教们的循环提问，令当时的我晕晕乎乎、不明觉厉。于是我提出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在几场治疗之后，来访者的家庭已经发生了改变，但他们会不会认为，你们治疗师啥也没做！是我们自己变好的！”外教们回答说：“完全有可能！这正是系统家庭治疗的智慧之处！”令人拍案叫绝！
我2002年刚回国时并没有引进催眠项目，有几个原因：首先，催眠是特别容易招摇惑众的治疗取向，很多人把临床催眠和舞台表演式催眠混为一谈；其次，临床催眠是进阶培训，而当时中国同行接受过心理治疗基础训练的人都寥寥无几，如果此时引进临床催眠，非常容易结不出好果子；第三，我只想引进欧洲最优秀的临床催眠培训师，而这些培训师的讲课费都很高，按照当时中国心理卫生培训领域的标准根本付不起他们的费用，而我又不擅长搞到赞助。
直到2007年，我在上海心理治疗大会上被邀请为来自德国艾利克森催眠学会前任主席本哈德·特林克勒（Bernhard Trenkle）教授做了四天早上工作坊的翻译，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开始了长达12年的合作。
2008年开始，到2018年为止，在当时的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中方院长赵旭东教授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以中德班的名义举办了十一届“中德班催眠治疗连续培训项目”，培养了大批临床催眠的专业人员。我特别感谢赵旭东老师，赵老师在留德期间，参加了一年艾利克森临床催眠的培训，师从他的大师兄、德国著名催眠培训师、本哈德·特林克勒教授的好朋友冈瑟·施密特（Gunther Schmidt）教授，所以赵老师深知艾利克森临床催眠深层次治疗哲学奥妙之所在，而我们的外教团队正是由德国本哈德·特林克勒教授、冈瑟·施密特教授等德国催眠著名临床催眠专家组成，所以赵老师非常支持我们以中德班的名义组织这个连续培训项目。从2008年到2018年，我们共举办了11届催眠班，培养了几百名催眠治疗师，而催眠项目也成为了中德班四个项目中，唯一一个为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缴费的项目，一交就交了11年！后来随着本哈德·特林克勒成为国际催眠学会主席，把欧美乃至世界各国的优秀的临床催眠治疗师都悉数介绍到我们的催眠项目中，包括国际催眠学会的前任、现任、候任主席以及全部常务理事，还有我本人在2018年蒙特利尔举办的第十九届国际催眠大会上，通过竞选高票当选国际催眠学会常务理事，所以，我们的外教不局限于德国人了，于是我们把培训项目的名字改为“国际临床催眠连续培训项目”，并赞助了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最后一笔经费7万多元，以表达对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深深的谢意！
艾利克森催眠颠覆了我以往的心理治疗理念，我曾经觉得心理治疗就是把不好的情绪、不好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变成好的，但艾利克森催眠认为来访者所有的怪癖、不可理喻的行为和思维都能作为资源来带给来访者发生改变。艾利克森催眠的利而用之的治疗哲学，是对以往心理治疗的治疗哲学的颠覆。
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我还举办了五届精神动力学夫妻与家庭治疗连续培训项目。非常感谢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的中方主席施琪嘉教授，他为我介绍了国际心理治疗学院（IPI）的创建院长、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伴侣与婚姻精神分析专委会主席大卫·沙夫（David Scharff）及其夫人吉尔·沙夫（Jill Scharff），他们在国内出版了《精神分析的伴侣治疗——一种客体关系的观点》等六本专业书籍。经过五届培训项目，我们培养了几百名伴侣咨询师，特别契合当今很多社会需求，比如离婚率连年上升，结婚率连年下降，很多儿童青少年的心理行为问题的背后其实是父母的夫妻关系问题等。
这个疗法以客体关系理论为基础，从夫妻间的动力开始，扩展到整个家庭的动力，让我对夫妻和整个家庭的动力关系的理解上升了一步，扩展了我的领导能力和带团队能力。另外，2016年我还举办了“国际危机事件压力基金会”（ICISF）颁发证书的“危机事件压力管理（CISM）”模型的培训项目，这是联合国外勤人员的通用模式——一场危机发生之后，所有部门整合在一起进行大型危机管理；2008年和2019年先后两次从美国红十字会引进“心理急救和心理康复技术”培训项目，为国家培养心理危机干预和危机管理的专门人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活跃在大型危机/灾难心理救援的第一现场。
我组织了这么多培训，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一直好奇，临床上遇到很多不惑，可以在学习中得到部分解答，而且可以结识很多和我一样爱学习的同行朋友们。我有很多不足，但是我最大的优点就是爱学习，一直勤奋而愉快地在心理治疗领域不断地探索。
从去年开始，我引进了辩证行为疗法（DBT）。我有幸认识了DBT国际组织的候任主席Martin Bohus教授。DBT是目前国际上最前沿的疗法之一，特点是治疗模型全部基于实证研究，例如关于创伤、自伤和自杀行为的脑科学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DBT会总结出治疗模型。因此，疗效得到好评。
三年前，我引进了自我状态疗法，是由国际自我状态疗法的创建主席、来自南非的Woltemade Hartman博士主讲。该疗法起源为精神分析和躯体治疗的结合，高度整合，深受同行们热捧，因为能解决临床非常多疑难杂症。但该疗法并不容易掌握，前提是学习者除了接受过基础培训外，还要参加过创伤和催眠培训，还要有丰富的治疗经验。这个疗法特别适合治疗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多重人格障碍等严重创伤来访者。
流派对于我而言，就好像盲人摸象，我都喜欢。不同的流派对我有不同的影响。行为流派让我知道任何行为都是有功能的，令我能够欣赏不同来访者身上的特点，了解来访者和自己身上没有意识到的规条，并松动这些规条。心理治疗师对来访者的共情和干预都需要在行为的四个层面进行，即认知、情绪、躯体和动作层面。治疗师对来访者的共情要从四个层面进行，既要共情来访者是怎么想的，也要共情来访者在情绪上有怎样的感受，还要共情躯体层面有怎样的反应，还要共情来访者的外显行为，为日后在四个层面进行干预做准备。
精神分析理论的移情、反移情和一些依恋理论让我获益匪浅，虽然我学习得不够深刻，但对我影响也蛮大的；危机干预和创伤治疗是一个连续谱，使我对人性的看法更加立体；催眠治疗让我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是灿烂的，万物活在世上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都值得赞赏；就像大兴安岭的参天大树在沙漠肯定活不成，而荆棘、灌木和仙人掌就可以，艾利克森催眠教会我学会欣赏和利用来访者身上的资源为来访者带来改变；精神动力学夫妻与家庭治疗，让我对夫妻之间的动力，乃至整个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动力都有了新的认识视角。
我对心理治疗的看法
在催眠状态下，用精神分析的思路、行为的方法，给来访者内在不同的部分（资源部分、创伤部分），平等地进行家庭治疗！这就是我对心理治疗的看法。只有先开放地学习很多心理治疗流派，才能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风格，进而更好地为来访者服务。
曾经有位大咖说我，“你是不是依恋很乱！”“你怎么什么都学？！”，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乱啊！”。我18岁上大学之前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买西红柿就只认这个西红柿摊主，买苹果就只认那个苹果摊主，我连幼儿园时期的好友都有联系，他为什么说我“乱”呢？我突然明白了，他把流派当成了爹妈，流派对于他们来说是拿来忠诚的！我觉得有点儿好笑，流派对我而言就是知识，如同语文、数学、物理、地理、化学、生物等，它们都是用来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流派就像食物，米饭馒头、牛奶鸡蛋、鸡鸭鱼肉、青菜水果，样样都好吃，你只有每样都吃点才能保证营养均衡。只学习某一种流派的理论就像盲人摸象，我们只有摸完耳朵、身子、腿、尾巴才能更全面地知道大象长什么样，这是我对心理治疗流派的看法。
心理治疗，对内要有心身维度。我们心理治疗师只在来访者的认知和情绪层面做工作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他们的躯体和行为方面做训练。人的认知能力在7岁才有一定的雏形，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才会提出为什么的问题。在此之前，如果个体遭受过重大打击，不管情绪是悲伤、愤怒、被抛弃感、孤独、抑郁、挫败、无力还是无望，这些负性情绪会被储存在躯体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所以心理治疗一定要对躯体做工作。
心理治疗，对外要有时空维度，把人放在时间和空间维度里去看。在时间维度上，我们要把来访者放在人生长河中去看——每个人背后都拖着长长的人生线。有些初级治疗师对来访者进行治疗后，来访者常常会回家跟自己的父母吵架，“就是因为你们在我小时候对我这样那样了，所以我现在才这么痛苦！”但其实我们要教给来访者的是个案概念化，能对自己、也能够对父母的成长经历个案概念化，也就是既能理解自己，也能理解父母，每个人背后都拖着长长的人生线。在空间维度上，中国地域辽阔，每个地域的文化都各不相同，我们治疗时需要询问来访者的生长地、成长过程中受过哪种文化的影响等。
总而言之，中德班，不管是对我的专业成长，还是个人生活，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感谢中德班！感谢外方和中方老师们！我也会把中德班的美好传统继续传给下一代心理治疗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