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歌曲的题材有了明显的扩展。长期遭到禁锢的爱情歌曲，到这时终于以较新的面貌再次出现了，产生了吕远、唐诃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秦志钰等词），施光南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瞿琮词）等作品。一些表现人与人之间深沉感情的抒情歌曲，如王酩的《妹妹找哥泪花流》（凯传词），张乃诚的《再见吧，妈妈》（陈克正词），刘文金的《大海一样的深情》（刘麟词）等作品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感应着当时文学界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浪潮，歌曲上也产生了一些“反思”题材的作品，如陶嘉舟等人的《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阎树田、陶嘉舟词），谷建芬的《我的小路》（张士燮词），黄准的《一支难忘的歌》（叶辛词）等。这种表现人们悲痛感情的抒情歌曲，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音乐创作中是绝少先例的。如《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一歌，反映了“四人帮”横行时期人与人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它的叹息式的婉转低回的音调，深沉真挚的感情，拨动了无数经历过十年浩劫的群众的心。它给人以思考和激励，使人们不要忘却那悲惨的年代。
体裁方面，这一时期是抒情歌曲丰收的年份。除了上面提到的一律是抒情歌曲以外，还应提到王立平的《太阳岛上》（秀田等词），郑秋枫的《我爱你，中国》（瞿琮词），金凤浩的《美丽的心灵》（陈雪帆词），谷建芬的《那就是我》（晓光词），施光南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铁源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邬大为、魏宝贵词），铁源等人的《十五的月亮》（石祥词）等受到广泛欢迎的作品。
这是新时期歌曲创作的一个高潮期。在这些歌曲中，普通人的形象开始替代了“神”的偶像，歌曲开始从“歌颂”的唯一职能中解脱出来，表现出对普通人的命运的特别关注。这可以说是新时期歌曲的一个质变！这个变化在歌曲发展上的转折是有深刻意义的。这一阶段歌曲的新特点是开始出现了满足多层次的审美需求的局面，出现了多种感情的多种方式的抒发，冲击了以往歌曲“标准化”、“单一化”的面貌，歌曲创作走向了多样化。这些歌曲，在主题的深刻性上，在风格的多样性上，在艺术质量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这说明了我们的歌曲作家都在努力探索新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新的表达方式，以适应迅速变化着的群众（尤其是作为艺术消费主体的青年）的审美心理。
除了抒情歌曲之外，其他体裁的歌曲很少出现突出的作品。尤其是在雄壮的进行曲方面，难以见到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这方面值得提到的作品有谷建芬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枚同词），李遇秋的《八一军旗高高飘扬》（石祥词），瞿希贤的《当代中国之歌》（李幼容词），施光南的《高举起亚运会的火炬》（石祥词）等。其中《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一首为青年人写的歌曲，它沟通了作曲家与八十年代青年心灵的渠道。这首歌唱出了年轻人美好的理想，唱出了他们的信心和自豪感，歌曲的旋律跳荡，节奏轻捷，很好地表现了年轻人蓬勃的朝气，这段音乐在音调、节奏上都与西南地区彝族等少数民族的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全曲由3/4、4/4、2/4三种节拍交替组合而成，拍子的变换自然而灵活，使音乐更富于内在的变化。从风格上来说，这是一首抒情性与战斗性密切结合的歌曲，代表了八十年代青年歌曲的新风貌。
1949年以来一直没有受到充分重视的艺术歌曲体裁，到八十年代也重新唤起了人们的注意，并举办了几次全国性的艺术歌曲创作比赛，产生了黎英海的《枫桥夜泊》（唐·张继诗），罗忠镕的《涉江采芙蓉》（《古诗十九首》之一），徐纪星的《志摩诗三首》，魏冠华的《田园小诗》（刘世新词）等较好的作品。
新时期十余年来歌曲发展的一个最具冲击性的现象，是通俗歌曲的大繁荣。关于这点，将在第二章中详细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通俗歌曲大潮的汹涌冲击之下，八十年代以来，各类歌曲创作都有向通俗歌曲靠拢的倾向，如施光南的《是母亲给我》（晓光词）是抒情歌曲与通俗歌曲的结合，王立平的《枉凝眉》（曹雪芹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插曲）是中国古典歌曲与通俗歌曲的交融，铁源的《永久的纪念》（赵严华词）是战士歌曲与通俗歌曲的融汇。
新时期十余年歌曲发展的脉络和成就简如上述。其醒目的特点有三个：一是抒情歌曲的大繁荣——近十年或可称之为“抒情歌曲的十年”，这方面的成就超过了“文革”前十七年的发展水平；二是通俗歌曲的有力崛起——这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新现象；三是雄壮的进行曲（集团性的群众歌曲）的沉默——十余年间没能产生几首有突破意义的雄健的歌曲，进行曲还未找到新的写法，这成为歌曲作家最感困惑和棘手的问题。
十余年来，作曲家们在歌曲的内容与艺术上的追求，有以下几个新特点：
一、新时期歌曲的最可喜的变化在于：对普通人的真实感情的重视。从歌颂“神”到歌颂“小草”（最普通的群众），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变化的过程，也表现了人们歌曲价值观的转换。歌曲与广大人民建立了心灵的交融。
二、努力思索歌曲创作的特殊的艺术规律，力争以美的艺术形象去感人，力求表现更丰富、广阔的生活面，加强歌曲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有些歌曲还在试探以深刻的哲理去启迪人们的思想。
三、探索歌曲的新的音调、新的节奏、新的结构形式。在歌曲的结构方面，作曲家们在有意突破方整性，有意强调不对称，增强歌曲节奏、速度上的反差、对比，以便更好地表现向“四化”进军的新时代，适应人们新的音乐美学趣味。作曲家们一方面从更广、更深的民间音乐素材上创造综合性的新音调，一方面更大胆地接受、借鉴外来音调，努力从更多的方面来获取歌曲创作的营养源，力求开创新的乐风。
四、探索歌曲创作的新的表现技法（如罗忠镕采用十二音技法谱写的艺术歌曲《涉江采芙蓉》等）。
这十余年歌曲发展中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例如：
体裁发展的不平衡。除了进行曲体裁没有得到发展以外，表演唱、歌舞曲、讽刺歌曲等，也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歌曲各品种的发展出现了较严重的失调。造成这种不平衡现象的原因，有文艺政策方面的，有经济体制方面的，有艺术思想方面的，亟需进行综合治理。
创作队伍的不平衡。这十余年间歌曲创作的主要力量大致可分为三个作家群：中年作曲家群（如施光南、王酩、谷建芬、王立平等，这是歌曲创作的骨于力量），部队作曲家群（如郑秋枫、生茂、铁源等）和少数民族作曲家群（如金凤浩、乌斯满江、阿拉腾奥勒等）。这几个作曲家群体的年龄一般都已在中年以上。而青年一代歌曲作家几乎全部致力于通俗歌曲创作，对通俗歌曲以外的歌曲体裁很少涉足。时代急需一批思路开阔、具有勇敢的艺术创造精神的、在创作上全面发展的青年歌曲作家。
“左”的影响问题。歌曲创作中“左”的渊源既深且长，实不易在短期内得以克服。十余年来，作为政治和政策附属品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时有所见，一些领导仍习惯于用“政治课”的标准来要求歌曲，将政治的价值观来代替艺术审美的价值观，往往使得歌曲作家无所措手足。
小结
当代中国四十年来的歌曲创作，其丰富的经验及惨痛的教训，都应该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鉴戒。我们走过于艰难曲折的道路，歌曲创作在螺旋式地前进，中国歌曲的人民性、战斗性、民族性、真实性的光辉传统，在波折中不断得到加强和发展。
我们的歌曲是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的，这就是：歌曲坚持面向生活、反映生活；歌曲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追求歌曲的鲜明的民族风格……在世界歌曲艺术之林中，中国歌曲是独树一帜的。对这点，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
在歌曲创作发展的道路上，还存在着一些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
歌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经过四十年曲曲折折的沉痛教训，才使我们一些同志认识到：歌曲不应该是政治的附属品。歌曲不能脱离政治，但两者应该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那种政治图解式的歌曲是不足取的，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
歌曲的民族风格问题。解放以来的歌曲创作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我们对民族风格的理解偏于狭窄，甚至比解放以前还要窄。在“五四”时代，我们能承认《问》、《教我如何不想他》这样的作品是民族的；在抗战时期，我们能承认《游击队歌》、《到敌人后方去》这样的歌曲是中国革命歌曲的优秀代表。但在建国以后，一些同志却不能容忍像《歌唱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谨慎地吸取外来因素的歌曲。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歌曲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更好地表现今天我们民族的精神面貌，就必须打破对歌曲的民族风格的狭隘理解。海纳百川，有容则大。在艺术上我们不应该搞得小里小气的。
扩大歌曲创作的艺术视野问题。我们与世隔绝了多年，作曲家们对近几十年来海外歌曲发展的状况了解甚微。我们急需打破封闭式的状态，扩大歌曲作家的时空观念，从前卫派的声乐作品到摇滚乐，从古典艺术歌曲到迪斯科，我们都应当了解、拿来，用作发展我国歌曲创作的借鉴和参考。
歌曲理论问题。四十年来歌曲理论太薄弱，大大落后于歌曲创作、表演的发展。缺少真正有理论深度的歌曲评论，而“风向文章”却不少。对于歌曲的艺术特点问题，对于歌曲作家的创作个性问题，对于风格、流派问题，很少引起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和争论。没有科学的、高水平的歌曲理论，这也不利于歌曲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应该看到：中国歌曲创作正处在一个较好的发展势头上，但还未达到理想的高峰。要达到这样的高峰，歌曲除了应深刻地、真实地表现本国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刻画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外，还要看：有没有为世界人民提供了影响巨大的歌曲作品，有没有产生、造就具有世界影响的歌曲艺术大师。今天，我国歌曲作家的心目中，不仅要有十一亿中国人民，也应该装下全世界五十亿听众！
现代工业的神奇速度正冲击着世界各个角落，改革开放的时代节奏必将对歌曲创作产生微妙而广泛的影响，人们的新的审美观念正在引导歌曲作家做出新的探索。如何使我们的歌曲创作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这是摆在每一个歌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