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更重要的——而且远为重要的——是在实质上属于浮士德式的忏悔主礼。这一圣礼与玛利亚神话和魔鬼神话并列成为哥特文化的第三个伟大创造。其他两者正是因为这第三者才获得其深度与意义；它揭露了这一文化的最后的心灵秘密，从而使它与所有其他文化区别开来。枚斋式洗礼的结果是使一个人加入雄伟宏大的“融会贯通”——唯一而重大的圣灵的“彼物”就像对待别人一样寓居在他身上，自此以后，忍受一切行将发生的事情就成了他的责任。但在浮士德式的忏悔圣礼中，个性的概念是隐含着的。文艺复兴发现了个性的说法并不正确；它所做的只是将个性提到一个光辉的表面上来，从而使它突然成为人人可见的东西。它产生于哥特文化之中，这是它最本质、最特殊的特性，与哥特式心灵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这种忏悔是每个人纯粹为其自身而履行的事务。只有他本人能检视他自己的良心。他独自忧伤地站在上帝面前。
只有他本人能够而且必须在忏悔中明白并讲出他自己的过去。就连宽赦自我以便从事新的负责任的行动的罪恶赦免仪式也是他个人的事情。洗礼则完全不是个人的事——一个人之所以接受洗礼只是因为他是一个人，而不是因为他是这个人——但是忏悔的观念却预先假定一切行为价值只取决于行事者本人。这就是西方戏剧与古典的、中国的和印度的戏剧相互区别的地方。这也正是引导我们的法律越来越就人论事而不是就事论事，并且使我们根本的伦理观念以个人行动而不是以典型行为为基础的因素。浮士德式的责任感取代了枚斋式的忍让和服从，个人代替了整齐一致；解除重担代替了重担下的顺从——这就是一切圣礼中最积极者和最消极者之间的区别，并且在它背后也存在着洞天世界和无穷动力的区别。洗礼是施加在某人身上的事，忏悔则是某人在自己内心所做的事。
甚至，这种对某人自身的过去进行发自良心的检视，就浮士德式人类的历史感而言，既是最原始的证明，也是最为理想的训练方法。在任何其他文化中，活人的私人生活、对于每个特征的发自良心的描绘，都没有被提到如此重要的地步，因为只有这种文化要求用文字把叙事写出来。假如历史研究和传记从一开始就是西方精神的特征；假如两者在根本上是自省和忏悔；假如我们的生活中带有一种对历史背景的确信和自觉适应——这在其他任何地方甚至无法设想会成为可能或只是勉强可行；最后，假如我们习惯于考察上千年的历史，不像古典世界和中国那样夸张而修饰，而是有明确方向并且时刻记住这句几乎等同于圣礼条文的话：“全部理解，就是全部宽恕”——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哥特教会的这种圣礼，是由于这种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和证明的自我的不断释除重负。每一次忏悔就是一篇自传。这种对于意志的特殊解放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拒绝赦罪就会导向绝望，甚至导向毁灭。只有感受到这种灵性解放的幸福的人才能理解那属于复活者的复活圣礼的古老含义。
当心灵在这最重大的关键时刻只能依靠自己时，某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就像无尽的阴云一样继续笼罩在头上。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也许没有一种宗教的规定能像这种宗教一样为世界带来如此之多的幸福。哥特式宗教的全部灵性和神圣的爱存在于通过授予教士的权力而来的赦罪的充分确定性。在随着这种圣礼的衰落而来的惶恐不安中，哥特式生活的快乐和光明的玛利亚世界也都逐渐消失掉了。只有充斥着狰狞可怖的全班人马的魔鬼世界仍然存在。于是，取代那一去不复返的天福而出现的是基督教新教徒的，特别是清教徒的英雄气概，这种英雄气概在不利的形势下，即使毫无希望，也会继续战斗。有一次歌德曾经说过：“秘密忏悔从来不应该来自人类。”在它已经消失的土地上，一种严肃的热诚传播开来。伦理和服装、艺术和思想，都采用了那种唯一的依然明显的神话的黑暗色调。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康德的学说更晦暗的了。“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父”是人们能够达到的一条信念，但这只是指教士职务中包含有责任的那部分，而不是指掌握权力的那部分。没有一个人能够带着关于赦罪的灵性上的确定性去自动忏悔。由于心灵对于摆脱过去并且重定方向的需要仍像过去一样迫切，因此所有高级的表达形式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在新教国家中，音乐和绘画、书信和纪事，都从描述的体裁变成自责、悔罪和无限忏悔的体裁。即使是在天主教流行的地区——特别是在巴黎——当人们对忏悔和赦罪圣礼产生怀疑时，作为心理学的艺术开始了。对于世界的见解在自身不断的自我斗争中间消失。同时代的人们和子孙后代都被请来充当教士和法官以取代神的职位。用来区别歌德和但丁、伦勃朗和米开朗基罗的个人艺术成为忏悔圣礼的替代品。它同时也是表明这种文化业已进入晚期的一种标志。
在所有文化中，宗教改革具有相同的意义——使宗教恢复它在一开始的重大世纪里所呈现出那种最初的观念的纯洁性。没有一种文化没有经历过这样一种运动，不管是在我们有所了解的埃及实例之中，还是在我们一无所知的中国实例之中，都是如此。进一步讲，它意味着城市以及城市精神逐渐使自己从乡村心灵中解放出来，屹然而立，与后者的无限权力相抗衡，并且参照它自身在当时的情况来重新考虑原始的前城市时期的感情和思想。在枚斋世界和浮士德世界中，促使新宗教从这一点上萌芽的正是命运而不是思维的理智需要。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路德几乎成了整个不可分割的教会的改革家。
因为路德像所有文化中的一切改革家一样，并不是从空旷土地上伟大的苦行者到城市教士的巨大行列中的第一人，而是最后的一个人。宗教改革是哥特式的，它的实施和约书也是如此。路德的圣歌《一座坚固的堡垒》并不属于巴罗克式的神圣弹奏曲。在诗中，依然有圣歌《世界末日》的华丽拉丁文在轰隆作响。它是战斗教会最后的强有力的撒旦之歌。路德对教会的斗争，正像从1000年以来出现的所有改革家一样，并不是因为教会要求过多，而是因为它要求过少。
巨大的潮流从克吕尼涌出；通过宣讲生活并在1155年被处以火刑的阿诺尔德·布累沙；通过首次使用“改革”字样的弗罗利斯的乔基姆；方济格会的圣徒；妥第的雅各波内，那位革命者和歌唱圣母悼歌的人，由于娇妻之死而出家苦修并因旁尼菲斯八世治理教会过于松弛而力图将其推翻的骑士；通过威克里夫、胡司和萨窝那罗拉，直到路德、卡尔施塔特、兹温黎、加尔文——以及罗耀拉。所有这些人的意图都不是想征服哥特式的基督教，而是想使它的内部臻于完善。与这种情况相同的还有马桑、阿泰纳西乌斯、一性派和聂斯托利派徒，他们在以弗所和卡尔西顿宗教会议上，力图使信仰纯洁并引导它返本归真。同样，公元前第七世纪的古典奥菲斯派，则是那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必然已经开始的系列中的最后一个，而不是最初的一个。同样在古王国——埃及的哥特时代——结束时，在埃及境内建立的太阳教也是如此。这一切都只是表明了一个结局，而不是一个新的开端。正因为如此，大约公元前十世纪时，在吠陀宗教中也发生了一次改革和完善的运动，紧接着出现的是晚期婆罗门教的建立。而在公元前九世纪，在中国的宗教史上也曾必然出现过相应的时代转折点。
不管各种文化的宗教改革之间的分歧是如何巨大，其目的却都是一致的——把远离正道而误入历史的世界和尘世的信仰，引回到属于自然、纯洁的醒觉意识和被原因所控制和充斥的空间领域之中；从经济（“财富”）的世界返回到科学（“贫穷”）的世界，从贵族和骑士的社会（这也是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社会）回到圣徒和苦行者的社会；最后（这一点既重要而又不可能），从峨冠博带的人中俊杰的政治野心，返回到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神圣因果关系的领域之中。
在那些时代里，西方——在其他文化中情况也是如此——把居民中的基督教团体按政治地位、教士地位和经济地位（即市民）等划分成三个等级，但是由于这种见解是属于城市而不是属于堡垒和农村的，因此官吏和法官被划入上述的第一个等级，有学问的人则被划入第二个等级——而农民却被忽略了。这就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间相互对立的关键之处，这种对立是一种等级的对立，而不是像文艺复兴和哥特文化之间的那种世界感情上的差别。堡垒的风尚和修道院的心灵被搬进了城镇，并且像以前一样在那里仍然处于对立状态之中——例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与萨窝那罗拉，又比如古希腊的城市贵族（以及他们的直到如今终于被写成文字的荷马）与最后的奥菲斯派（这些人也是作家）。
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是抒情诗人和吟游诗人的当然继承者，并且正像从阿诺尔德·布累沙到路德一脉相承一样，从菩恩的柏尔川和皮尔·卡尔丁诺尔开始，通过佩脱拉克直到阿利混斯妥，也存在着一条脉络。堡垒已经变成城镇的房屋，骑士已变成贵族。整个运动依附于作为朝廷的官邸；它把自身局限在那些受上流社会感染并使之对上流社会产生兴趣的表现范围之中；它鲜明华丽，就跟荷马一样，因为它是宫廷的——一种气氛，在那里所有问题都是低级趣味的，在那里但丁和米开朗基罗都难免会有无地自容之感——它还作为一种新的风尚而不是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越过阿尔卑斯山传到北方的宫廷之中。商业城市和都城的“北方”文艺复兴只不过是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即意大利贵族的上流社会取代了法国骑士的上流社会。
然而最后的改革家，路德们和萨窝那罗拉们，也是城市僧侣，这使他们与乔基姆们和伯纳们有着深刻的差别。他们理智的和城市式的苦行，是从幽静山谷的隐士之所过渡到巴罗克时代的学者书斋的踏脚石。使路德创建赦罪教义的神秘经验并非圣伯纳在山林星空面前获得的经验，而是一个从狭窄的窗口向街头、户壁、和山墙观望的人的经验。上帝在自然之中无处不在，这自然辽远广阔远居于城墙之外；然而与土地分离的自由才智却居于城墙之中。在被石墙包围着的、城市的醒觉意识之中，感觉和理性彼此分道扬镳并且变成敌人，因此最后的改革家的城市神秘主义是一种十足的纯理性的神秘主义，而不是一种内省的，也就是概念启发的神秘主义，在这种神秘主义面前，古代神话中光彩照人的形象变得黯然失色了。
所以，就其实际深度而言，它必然是属于少数人的东西。从前那种曾经提供给最贫乏的人，某些可以捉摸的东西以及能够感觉得到的概念内容，现在什么也没有保存下来。路德最有力的行动就是一个纯理智的决定。作为奥卡姆派最后一位伟大的经院学者，他绝非无足轻重。他彻底解放了浮士德式的个性——从前处于它和上帝之间的教士的中间人地位被取消了。现在它完全是独立的，自己决定自己的方向，是自己的神父，也是自己的裁判。然而普通人却只能感觉到、而不能理解其中的解放因素。诚然，他们对于撕毁可见的义务表示热诚欢迎，但是他们却不能体会到这些义务已经被更加严格的理智的义务所代替了。阿西西的方济格曾经是给多取少，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城市的宗教改革却是取多给少。
路德用“只通过信仰”而获得内心赦罪的神秘经验来代替忏悔圣礼的神圣因果关系。他和克莱尔沃的伯纳在悔罪概念上的看法是相近的，认为悔罪是一种毕生的、连续不断的理智上的苦行，它与表面可见的事功的苦行截然不同。他们两人都把赦罪理解为一种神圣的奇迹；只要人在自我悔改，那实际上是上帝在改变他。然而任何纯理智的神秘主义所无法替代的则是在外面的自由自然中的“你”。两个人全都讲过：“你必须相信上帝已经赦免你了”，但是对于伯纳来说信仰是通过教士的力量而上升为知识，而对于路德来说它却降低为怀疑和固执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