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战国时期开始时，我们看到吴国的完全毁灭，在此以前的春秋时期，武士精神会使这种做法成为不可能。还在《坎坡·幅尔米欧和约》时，拿破仑就违反了十八世纪的习俗，而在奥斯特甲齐一役之后，他更采取了尽量利用军事胜利的做法，除去物质的限制以外，一无所顾，最后仍然可能的步骤是在凡尔赛型的和约中采取的，它审慎地避免结局和了结，并留有余地，以便每当情况变化时能提出新的条件。同样的演变可以在连续三次的布匿战争中看到。消灭世界上一个主要强国的想法，通过老伽图仔细考虑过的冷酷而坚决的主张：“但是，我认为迦太基是必须摧毁的”，最后是人人皆知了，但这种想法却是撒马战役的胜利者从来不曾有过的，而且尽管古典城邦的战争伦理是野蛮的，当来山得战胜雅典时，这种想法在他看来也是对于所有神祗的不敬。
古典世界的“战国时期”开始于伊布索战役（公元前301年）以及罗马人战胜埃特鲁里亚人和萨谟奈人的森提努姆战役（公元前295年），前者确立了东方三强的三足鼎立，后者在迦太基旁边创立了一个中意大利强国。然而，当罗马首先在皮洛士的冒险中获得了意大利南部，然后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获得了海上的胜利，再次经由盖·弗拉米尼乌斯获得了克勒特北部的时候，古典文化对于当前事物和最近事物的特有偏爱就终于变得没人理睬了。甚至汉尼拔（或许是他那个时代中唯一看清事件趋向的人物）的意义都被一切人们所忽视，罗马人也不例外。希腊化东方诸强是在撒马战役中被击败的，不只是后来在玛革尼亚战役和匹特那战役中被击败的。一个肩负征服世界的过重任务的城邦正在走向一种归宿，伟大的西庇阿面临这种归宿时肯定会感到不安，他后来力图避免征服，但是完全徒劳了。他的左右违背每一政党的意志，竭力进行马其顿战争，仅仅是为了使东方此后可以视为无害而不复过问，这也是徒劳的。帝国主义是不论何种文明的十分必需的产物，因而当一个民族不肯承担主人任务的时候，它就为他人所掌握，置于统治之下。
罗马帝国不是征服得来的，而是“世界”自行凝结成那种形式，并强使罗马人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世界。这是完全古典的。当中华各国极端酷烈地捍卫他们仅剩的独立时，罗马在公元前146年以后却仅仅承担起把东方的许多大块土地变为行省的任务，因为再也没有反对无政府状态的其他方法。然而，这也归结为罗马的内在形式——仍然屹立不动的最后一个——在革拉古的骚乱中消失了。争夺帝国的最后几仗不是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的，而是在一个城市的政党之间进行的，这种情况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因为城邦的形式不容许有其他的结果。从前是斯巴达反对雅典，现在是贵族党反对平民党。在最初早已（公元前134年）预兆的一次奴隶战争的革拉古革命中，小西庇阿被暗害，给·革拉古则被公开地处死——作为元首的第一个人和作为保民官的第一个人，在一个变得无形式的世界中，他们本身就是政治中心。当公元前104年罗马的城市群众第一次非法地、混乱地将统治权授予一个私人马略时，那时扮演的这出戏剧的较深刻的意义是和公元前288年秦国统治者采取神秘的皇帝称号之举的意义是一致的。作为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产物，凯撒主义立即在地平线上崭露头角了。
那位保民官的继承者是马略，他像保民官一样把暴民与大财团联合起来，并在公元前87年把旧贵族大批处死。那位元首的继承者是苏拉，他在公元前82年借公敌宣告消灭了大商人阶级。此后，最后的决定迅速推进，正如中国在秦王政的事变以后的情形一样。元首庞培和保民官凯撒——职务上不是保民官，态度上是保民官——还都是党派领袖，然而他们早在卢加就在同克拉苏商讨并互相讨论第一次瓜分世界的计划。当凯撒的继承人们在菲利披攻打谋害凯撒者时，双方都只不过是集团而已。到亚克兴战役时，争端就是个人之间的事了，恺撒主义即使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也必将出现。
在阿拉伯世界的相应演变中，代替实体的城邦而成为基本形式的当然是枚斋的一致，各种事件就是在这种形式中并通过这种形式自我完成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形式排斥政治倾向与宗教倾向的任何分离，其程度是如此强烈，以致城市资产阶级对自由的追求（在这里就跟在其他地方一样都标志着战国时期的开始）也是以正教的假面具而自我展现的，因而至今几乎没有受到注意。它作为一种企图脱离哈里发政权的意志而出现，这种政权是萨隆尼诸王和继他们之后的戴克里先按封建国家形式创造的。
从查士丁尼和科斯洛厄兹·努希尔万的时代起，这种政权就必须抵抗福隆德党人的攻击，他们是由希腊教会和玛兹达教会的领袖、由波斯—玛兹达教的（特别是伊拉克的）贵族和希腊的（特别是亚洲的）贵族、由因宗教区别分为两部分的亚美尼亚的高级骑士所领导的。大约在七世纪实现的专制政治，由于伊斯兰的进攻而一下子被摧毁了。伊斯兰在其政治的本源方面是严格贵族化的；在各处保持领导地位的一小撮阿拉伯家族不久就在征服的领土上形成了一种具有强健种族特性和无限自信的新的高等贵族，这种贵族把王朝贬低至它的英国“同时代者”把英国王朝所贬低到的那种水平。奥斯曼和阿里之间的内战（656—661年）是一种真正福隆德党的表现，并且它的各种活动都是按照两个亲族及其各自的依附者的利益来进行的。八世纪的伊兰斯辉格党和托利党，同十八世纪的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一样，独自实行高等政治，而且他们的党派斗争和家族争执对当时的历史来说要比君临天下的倭马亚王朝家族的任何事件更为重要。
但是随着在大马士革建国——即西阿拉米和一性派的叙利亚——的奢华而文明的王朝的灭亡，阿拉伯文化的自然重心再一次出现了；它就是东阿拉米地区。它一度是萨珊强权的据点，现在是阿拔斯强权的根据地，但不管它的构成是波斯的还是阿拉伯的，也不管它的宗教是玛兹达教、聂斯托利派还是伊斯兰教，它永远表现出同一种伟大的发展方向，并且是叙利亚和拜占廷的楷模。运动开始于库发（伊拉克中世纪城市），导致了倭马亚王朝及其“旧制度”的灭亡。这种运动的性质是一种反对社会的原始等级和贵族传统的社会革命，它的整个范围至今尚未受到注意。它在东方的小资产阶级玛瓦里（阿拉伯语，意为保护者、主人、老爷）中间开始，以强烈的敌意反对阿拉伯人，不是由于阿拉伯人是伊斯兰教的战士，而是由于他们是新贵族。
新近改变宗教信仰的玛瓦里，从前差不多都是玛兹达教徒，比阿拉伯人本身还更为严谨地看待伊斯兰教，他们也代表一种阶级理想。甚至在阿里的军队中，完全民主的和清教的凯莱派已经分裂了，在他们的队伍中我们第一次看到狂热的教派主义与雅各宾主义的结合。此地此时不仅出现了什叶派倾向，而且出现了倾向共产主义的胡尔拉米派运动的最初冲动，它可以追溯到马兹达，以后产生了巴别克领导下的大暴动。阿拔斯家族是决不会受库发的叛乱者的欢迎的，只是因为他们的卓越的外交手腕，他们才首先获得了官员的稳固地位，然后——几乎跟拿破仑一样——能够继承那已经传遍整个东方的革命遗产。他们在胜利之后建立了巴格达，这是一个复兴了的忒乌丰，是阿拉伯封建主义灭亡的象征。这个新文明的第一个世界都市从800年到1050年成了各种事件的舞台，它从拿破仑主义走向凯撒主义，从哈里发政权走向苏丹政权；在巴格达这种政权也像在拜占廷一样，是枚斋型的无形式的强权——在这里是唯一的一种可能的强权。
所以，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民主在阿拉伯世界也正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阶级理想，即市镇居民的观点和他们要求与土地割断旧有联系的意志的表现，不管这土地是沙漠还是良田。哈里发传统的“反面”可以把自己装扮成多种多样的形式，我们所理解的自由思想和立宪主义对它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枚斋的才智和枚斋的金钱是在完全不同的方式下获得自由的。拜占廷的僧侣自由到了发动骚乱的程度，他们不仅反对宫廷和贵族，而且反对各种高级教会势力，这种高级教会势力甚至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以前已经发展成了一种教士政治（相当于哥特的教士政治）。信徒的一致，最大胆意义的“人民”，被看做是神（卢梭要称之为“自然”）意使然的、平等的、不受一切血统力量约束的。司图提温的狄奥多住持要求皇帝利奥五世服从的有名史实（813年），是枚斋型的巴士底狱风暴。以后不久，保罗派的反抗就开始了。保罗派是非常虔诚的，但在社会问题上却十分激进，他们在托鲁斯山脉以外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蹂躏了整个小亚细亚，打败了一支又一支帝国军队，直到874年才被征服。
这在各个方面都相当于胡尔拉米派的共产主义——宗教的运动，它从底格里斯扩展到麦尔夫，它的领袖巴别克是在奋战了二十年（817—837年）之后才失败的；也相当于西方的另一个类似的卡尔玛特暴动（890—904年），他们的军事联系从阿拉伯伸展到叙利亚的所有城市，他们的叛乱一直蔓延到波斯海岸。但在此以外，还有政治性的党派斗争的其他各种伪装。
现在当我们知道拜占廷的军队是圣像破坏者，军人党因而被崇拜圣像的僧侣党反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见解来观察历时一个世纪的偶像争论（740—840年）的热情，并了解到危机的结束（843年）——圣像破坏者的最后失败，同时也是自由教会的僧侣政策的最后失败——就意味着1815年意义的复辟。最后，这个时期是伊拉克——阿拔斯王朝领土的核心——的可怕的奴隶叛乱时代。这次叛乱突然照耀了一系列其他的社会动乱。阿里(自称是阿里后裔的Ali b.Muhammad)，伊斯兰的斯巴达克斯，869年在巴格达的南部从逃亡的群众中建立了一个真正的黑人国家，为自己建设了一个首都——墨克塔拉，并把他的势力远远扩张到阿拉伯和波斯一带，他在那里获得了所有部落的支持。871年，伊斯兰世界住有将近一百万居民的第一大港巴士拉被占领，惨遭屠城并被焚毁了。直到883年，这个奴隶国家才被彻底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