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时期和普罗旺斯王侯宫廷的灿烂文化，是随着人们自身的盛衰而盛衰的东西——甚至在今天，我们也经常能在旧家族的乡间别墅生活中看到这样的情形——但那更为优雅的资产阶级文化，它的“舒适”，则是一种外来的东西，是能用钱买到的东西。一切高度发展的经济都是城市经济。世界经济本身是一切文明的具有特点的经济，其实应当称作世界城市经济。甚至这种世界经济的命运，现在也是在少数地方，在巴比伦、底比斯和罗马，在拜占廷和巴格达，在伦敦、纽约、柏林和巴黎等“世界金融市场”中决定的。剩下的是一种濒临死亡的地方经济，这种经济在其狭窄的圈子里继续运行，却不知道自己完全是仰人鼻息的。
最后，金钱是才智力量的形式，其中集中了统治者的意志，政治的和社会的、技术的和精神的创造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萧伯纳说得非常正确，他说：“对金钱的普遍关注是我们文明中一种有希望的事实……这两样东西（金钱和生活）是不可分割的：金钱是使生活能够进行社会化分配的法码：它本身就是生活……”此处所说的文明，是指一种文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传统和个性已经丧失其直接效力，而且如果每一种观点想要变成现实，就必须采用金钱的术语。最初，一个人有钱是因为他拥有权力——如今，他有权是因为他拥有金钱。只有当金钱把才智放在宝座上时，才智才能获得宝座。民主政治是金钱与政治力量完成之间业已的平等。
在每种文化的整个经济史中，在土地方面根深蒂固的种族的传统以及它的心灵，都在向金钱精神作决死的斗争。文化晚期开始时的农民战争（在古典世界是公元前700—前500年；在西方是1450—1650年；在埃及是古王国末期），是血统反对那种从扩大中的城市向土地伸出魔爪的金钱的第一个反应。“谁把土地变成动产就是把它化成金钱”，斯坦因的这个警告指出了所有文化的一种共同的危险；假如金钱没有能力袭击产业，它就会巧妙地打进贵族业主和农民业主的思想中去，直到那种随着家族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世袭产业开始变得好像是只“投入”土地的资金，它们的本质才是可变动的。使一切财产变成动产，这就是金钱的目的。世界经济是那些在思想上完全脱离了土地，成为流质的价值的业已现实化了的经济。从汉尼拔时起，古典的货币思想就把整座整座的城市变成了硬币，把整批整批的人口变成了奴隶，从而把两者都变成了可以从各地带到罗马，并作为一种权力从罗马向外使用的金钱。
浮士德式的金钱思想“开发”了整块整块的大陆、大河流域的水力、广大地区居民的体力、煤矿、原始森林、自然法则，并且为了实现主人们的计划，用各种方法——通过报纸、选举、预算或军队等方式——把它们都变成财力。凡是从生意的观点来看还没有被人占有的世界资源，就像约翰·加布里尔·波克曼（易卜生的喜剧《卜克曼》中的人物）所说的“沉睡的黄金精神”，总会从中抽象出新的价值。除此之外，那些东西本身是根本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的。
由于每种文化对于金钱都有它自己的思考方式，所以它也具有它自己的货币象征，通过这种象征，它在经济领域内把它的估价原则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是一种把思想感官化的东西，在重要性方面，它与口头的、书面的或描画的数字以及其他数学符号完全相同。这里存在着一个深奥而丰富的探索领域，迄今为止几乎还没有被探索过。就连一些最基本的观念都还没有被正确地论述过，因此在今天要想去传译那些构成埃及的物物交换和证券业、巴比伦的银行业务、中国的簿记以及犹太人、帕西斯人、希腊人和诃伦·阿尔·拉西德时代以来阿拉伯人的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货币观点，将它翻译清楚，是无法办到的。能够办到的只有指出阿波罗式和浮士德式金钱之间存在的根本的对立——其中一个把货币看作量，另一个把货币看作功能。
在经济上，就跟在其他方面一样，古典人把它的周围世界看作是一些变换位置、移动、相互驱逐、攻击或消灭的实体的总和，就像德谟克利特所描写的自然一样。人是许多个实体中间的一种实体，城邦作为这些实体的总和是一个高级的实体。生活的全部需要是拥有形体的量，因此金钱也代表了这样一个实体，就像阿波罗神像代表一个天神一样。公元前650年前后，与多里斯式神殿的石建殿身及其周围塑造逼真的自由塑像同时，出现了硬币，一种刻得很美的金属块。它作为一种量的价值早已存在——实际上跟这一文化的本身同样悠久。在荷马时代，一个塔伦是有一定重量的一小块金子或一小件黄金装饰品。阿奇里的盾牌代表两“塔伦”黄金，甚至后来到了罗马时代，人们仍习惯于按重量来登记金银器。
不过，对古典形式的货币实体的发现是异常稀少的，以致我们还没有理解其深刻的和纯粹古典的意义，我们将它视为“人类的成就”之一，因此，正如我们在街道上和广场上建立塑像一样，我们到处铸造这种硬币。我们力所能及的就只有这样；我们能模仿其形状，但我们不能再赋予同样的经济意义。把硬币当钱用是一种纯粹古典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在一个完全按照欧几里得观点设想的环境中才有可能，但它在那里却创造性地支配了一切经济生活。像收入、资源、债务、资本之类的概念，在古典城市里的意义与对我们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它们所指的，不是从一个点放射出来的经济力量，而是手中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的总和。财富永远是一种可动的现金储备，它将随着有价值的东西的增减而发生变动，它与土地占有根本不发生关系——因为在古典思维中，二者是完全分离的。贷款是现款借出，并期望这笔借款仍以现款偿还。尽管喀提林拥有庞大的产业，他还是穷困的，因为没有人会把他为他的政治目的所需要的现款借给他；罗马政治家所负的巨额债务的最后保证不是等值的土地，而是掠夺一个行省的动产的可靠远景。
依照这种事实，而且也只有依照这种事实，我们才开始懂得某些现象，例如在第二次僭主政治统治下的富人大批地被处死；罗马的公敌宣告（以夺取在社会上流通的大部分现款为目的）；在圣战中得尔斐神殿的财宝被佛西斯人销毁，哥林斯的艺术珍品被穆米乌斯所销毁，以及凯撒在罗马、苏拉在希腊、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小亚细亚将最后奉献的贡品全都销毁掉，当需要贵重的材料、金属和象牙时就不必考虑艺术价值了。那些在胜利中俘获的塑像和器皿，在目击者的眼里纯属现金，因此，蒙森就能根据硬币窖藏出土的地点，试图断定瓦鲁斯遇难的遗址——因为罗马的宿将是亲自携带他的全部贵重金属财产的。古典的财富不在于拥有产业，而在于积蓄金钱；一个古典的金融市场并不像我们世界的和古代底比斯的证券交易所那样是一个信贷中心，事实上，它是一座集中了世界上大笔现款的城市。我们可以认为，在凯撒时代，古典世界的黄金有一半以上是在罗马。
可是，大约从汉尼拔时期起，当这个世界进入无限制的财阀政治的状态时，在其所支配的领域中，天然有限的贵重金属和物质上有价值的工艺品正绝望地变得不能充分满足需要了，于是人们确实渴望得到那些可以当作金钱使用的新的实物。于是，人们就看中了奴隶，奴隶是另一种实物，他是一种东西，而不是一个人，因此可以当作金钱一样去看待。就这一点而言，古典的奴隶制是所有经济史上的一种独特的奴隶制度。硬币的性质扩大到有生命的物体身上，供总督和包税人掠夺而“开发”的地域上的“人”的存货跟金属存货一样令人发生兴趣。一种特殊的复式估价方法发展起来了。尽管土地没有市价，奴隶却有市价。他被当作巨大的闲散财富的积累，因此，罗马时代就有了庞大的奴隶群，那是完全无法用任何其他需要来解释的。当人们只需要他能有利地使用那么多的奴隶时，奴隶的数目就不多了，而且很容易由战俘和判决后的债务人来补充。公元前六世纪时，开奥斯（爱琴海中的一个岛屿）才开始输进买来的奴隶。这种奴隶与那种人数多得多的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原本是一种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差别。
由于古典经济是静态的，不是动态的，不懂得系统地开发能力资源，因此罗马时代的奴隶不是为了在工作中对他们进行剥削而存在的，而是多多少少被雇用的，以便他们的绝大多数能够维持。具有某种特殊才能的特别中看的奴隶最受欢迎，因为生活费一样多，他们倒是一份较好的财产；他们和现款一样被借给别人；他们可以自己经营商业，以致变成富有；自由劳动被廉价出卖——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不管如何也要补偿这宗资本的维持费用。大多数奴隶是完全没有使用过的。他们单纯以其存在来完成他们的任务，就像手边的货币储备一样，这种储备不像当时可供利用的金属储备那样有自然限度。
正是因为这一事实，对奴隶的需要就无限地增长，结果不仅导致了一些纯粹为了获得奴隶而进行的战争，而且引起了私人企业主沿着地中海沿岸（在罗马的默许下）猎取奴隶的活动，并为地方上的总督们开辟了一条新的发财致富之道，就是，吸吮一个地区的居民的膏血，然后把他们当作奴隶卖出去后还债。提洛岛的市场每天肯定进行过上万个奴隶的交易。当凯撒去不列颠时，不列颠人缺乏货币在罗马所造成的失望，由于有大量掠夺到奴隶的远景而获得了补偿。例如，当哥林斯遭到破坏时，为了铸造钱币而把塑像销毁和把居民在奴隶市场上拍卖，在古典人看来是同样的一种行动，就是，把有形体的东西变成了金钱。
与此完全相反的是浮士德式货币的象征——把货币作为机能，它的价值存在于它的效力，而不仅在于它的存在。这种经济思想的特殊形式，早在公元后1000年诺曼人把他们掠夺到的人和土地组成一种经济力量的方式中出现。把这些公爵领地官员的纯粹账面估价（在我们的“支票”、“账目”、“开支票”等词中留下了纪念）和伊里亚特的“同时代的”金塔伦比较一下，人们在这种文化刚开始时，就看到了它的现代信用制度的基本原理，这种信用制度是对其经济形态的力量和持久性的信任的产物，我们的金钱观点几乎跟它完全一致。
这些被罗泽尔二世移植到诺曼人的西西里王国的财政方法，被霍亨斯陶芬家的皇帝腓特烈二世（约在1230年）发展成为一种在动力上远远超过原物，并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势力的资本家”的强有力的制度；当这种数学思考能力与王室的权力意志相结合，从诺曼底进入法国，并且大规模地被用来开发被征服的英国（直到今天，英国名义上仍是王室的领地）时，它的西西里方面被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所效法，并且（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贵族不久就把公民经济中的方法用到他们私人的簿册中）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商业思想和实践中传播开来。此后不久，西西里式的方法被条顿骑士团和亚拉冈王朝所采用，西班牙在腓力二世时期以及普鲁士在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的模范的会计技术，我们大概也应归功于这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