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理论认为信贷周期这一现象是由“过度储蓄”或者“消费不足”引起的，经济学家对此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我认为这些理论实际上与我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最初看到时认为的那么密切。布尼亚提安以及受他影响的其他欧洲作者，比如说英国的J.A.霍布森和梅舍尔·福斯特以及美国的卡卿斯，都是这一学派思想的最著名的作者，但是如果他们所指的过度储蓄或者过度投资的意义与我所定义的一样的话，那实际上这些理论并不是过度投资或者过度储蓄理论。也就是说，这些理论与储蓄超过投资或者投资超过储蓄毫无关系。他们关注的不是储蓄和投资的均衡，而是工具类资本商品的生产与此类商品的需求之间的均衡。这些理论将信贷周期这一现象归咎于工具类资本商品的周期性过度生产，结果就是这些资本商品促使了消费商品的生产超出了公众手中的购买力以当前的物价水平所能全部购买的能力。
如果说这些理论与我的理论可以相互协调的话，那也是在事情发展的后期阶段中发生的，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受上述所称的过度投资的影响，投资率出现了低于储蓄率的倾向。但是，当前的财富分配倾向于产生大量的储蓄，而大量的储蓄又导致了过度投资，从而引起消费商品的大量生产。这些理论与我的理论所涉及到的范围非常不同：根据我的理论，大量的储蓄并不会相应地导致高额的投资，而这正是麻烦所在。
正当传统的经济学家仅满足于几乎完全忽视这一真实问题的时候，J.A.霍布森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却试图分析储蓄和投资对物价水平以及信贷周期的影响，这一点是值得我们称赞的。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成功地将他们的结论与货币理论或者利率所起的作用联系起来。
4.对上述讨论的总结
如果在这里我对之前的讨论进行一个大概的总结（可能有失准确性）的话，可能非常有助于读者加以理解。
任何时期里的所有产出的物价水平都是由两部分构成的——用于消费的商品的价格，以及添加到资本总额中的商品的价格。
在均衡条件下，这两种价格水平都是由生产的货币成本决定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是由生产要素的货币效率报酬率决定的。
在均衡状态下，用于消费的商品的价格是不是等于它们的生产成本，要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是不是等同于整个社会的产出中消费商品的比例。也就是说，这要取决于收入在储蓄和消费支出之间的分配比例是不是等同于产出的生产成本在添加到资本中的商品的生产成本和消费商品的生产成本之间的分配比例。如果前者的比例大于后者，那么消费商品的生产者就获利了；如果前者的比例小于后者，那么消费商品的生产商就面临亏损。
因此，如果储蓄总额小于新投资的生产成本（即添加到资本总额中的商品的生产成本），消费商品的价格（即货币购买力的倒数）就高于其生产成本；如果储蓄总额大于新投资的生产成本，那么消费商品的价格就低于其生产成本。因此，如果储蓄总额超过投资成本，消费商品的生产商就亏损；如果投资成本超过储蓄总额，他们就获利。
那么新投资的价格水平（即添加到资本总额的商品价格）又是怎样的呢？想要详细回答这一问题，希望读者们能够耐心地等待在随后篇章中的讨论。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读者应该明白我在第10章中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论述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对这一问题的初步讨论而已。大致来说，这一点取决于这些投资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内所能提供的商品的预期物价水平，以及取决于为了固定未来商品的现有资本价值而对它们进行贴现的利率。因此，投资商品的生产商到底是获利还是亏损，要取决于对未来市场价格的预测，以及当前的利率二者的变化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这些生产商，而不取决于消费商品的生产商是获利还是亏损。
尽管如此，这两种物价水平的波动是存在联系的，并且总的来说二者的波动是同方向的。因为如果投资商品的生产商获利了，他们就会倾向于增加产出，即增加投资。因此，除非储蓄增加的比例正好与投资增加的比例相同，否则投资的增加又会提高消费商品的价格，反过来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如果消费商品的生产商获利，而投资商品的生产商亏损，那么生产的商品类别就趋向于从后者转向前者。除非储蓄降低的比例与投资降低的比例相同，否则消费商品的价格就会下跌，消费商品的生产商的利润也就消失了。因此，虽然两种价格的波动方向并非不可能相反，但我们最好预测二者的波动是同方向的。
我们先根据因果顺序往前推算，然后再往后推理；并且为了简化我们的论点，我们只限于讨论两种价格的波动同方向的情况。
如果所有的生产商都获利的话，个别生产商就会倾向于扩大他们的产出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可以通过以之前的报酬水平或者提高报酬来使用更多的生产要素达到这一点。我们在第六篇中，会看到这两种情况的任意一种都意味着总投资成本的增加，因此如果生产商试图通过扩大产出来增加获利这一行为时，至少最初会增强价格和利润的上升趋势。因此，我们可以说通常情况下，利润的存在会导致就业率的提高，生产要素报酬的增加。反过来也是如此。
接下来我们再顺着因果顺序往后推理。为了使生产商能够而且愿意以更高的生产成本进行生产，并且增加其不可用产出，他们必须能够支配一定的合适的货币数量和资本财富数量；并且为了使他们可能并且愿意这样做，那么支配此类财富的利率必须不至于太高而使他们望而却步。为了支配足够数量的货币而需要借贷的银行信贷的数额，取决于公众怎么处理他们的储蓄——取决于存款储蓄和债券的相对吸引力。但是不管公众采取何种行动，也不论生产商增加其不可用产出的比例的动机强弱如何，银行体系都会是一种平衡因素；通过控制银行信贷的成本和数量，银行体系不可避免地控制了产出的总支出。
因此因果顺序中的第一个环节就是银行体系的动作；第二个是投资成本（就货币购买力而言）与投资价值（就所有产出的物价水平而言）；第三个就是利润或者亏损的产生；第四个是企业家向生产要素提供的报酬率。通过改变银行信贷的成本和数量，银行体系控制了投资的价值；生产者是获利还是亏损取决于相对于储蓄规模的投资价值；向生产要素提供的报酬率倾向于根据企业家获利还是亏损而上升或者下跌；并且整个社会的产出的价格水平，就是生产要素的平均效率报酬率和企业家的平均利润率的总和。因此，将第一项和最后一项结合起来看，所有产出的物价水平会根据银行体系促使投资价值是超过还是低于储蓄总额而高于或者低于效率报酬率；并且货币购买力也会根据银行体系促使投资成本超过还是低于储蓄总额而高于或者低于效率报酬率。
但这并不意味着银行体系是导致这一情况的唯一因素，最后的结果取决于银行体系的政策还有其他各种因素。但是，只要银行体系是根据计划而自由采取行动，它就可以作为一个平衡因素来控制最终的结果。
如果银行体系掌控信贷条件从而使储蓄的总额等于新投资的价值，那么总体产出的平均价格水平就是稳定的，而且与生产要素的平均报酬率相对应。如果信贷条件比这一均衡水平更为宽松，价格就会上涨，企业家就会获利，并且由于公众的收入变得不值钱（减少的差额以增加的资本拥有权的形式转移到了企业家的口袋中），从而使财富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储蓄的增长速度。企业家会争相使用生产要素，后者的报酬率就会提高，直到出现某种情况使得实际信贷条件与它们的均衡水平更为接近。如果信贷条件比均衡水平更加紧缩，价格就会下跌，亏损出现，并且亏损的总额就等于储蓄增加额超过财富增加额的那部分；失业情况也出现了，生产要素的收益率也面临着下降的压力，直到出现某种情况使实际信贷条件与其均衡水平更为接近。
经济繁荣和经济萧条只是表明了信贷条件围绕其均衡水平上下波动的结果。
我们会看到，如果相对简单的封闭体系被复杂的国际体系所取代，其结果就是：由于需要维持国际均衡，这就迫使国内银行体系订立偏离国内均衡水平的信贷条件。因此国际均衡的条件可能在某段时间内与国内均衡条件不相容；为了恢复或者维持完全的均衡状态，国内情况中的两种因素应该能够变动——不但信用条件要变动，而且生产要素的货币效率报酬率也要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