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有清楚记录的对货币重量标准进行的国家性改革，发生在公元前三千年末的巴比伦王国。但这并不是重量标准最初形成的时期，世界上还存在更为古老的重量标准。远在远古时期人们还未曾意识到重量的概念或者还未发明天平这一技术之前，人们依赖大麦粒、角豆或者贝壳来进行度量。当时仍然是由国家或者社会决定哪种或者多少数量的单位是对债务的公平支付，并且已经用数字一、二或者十来表示了。同样，在十三世纪末，英国政府也规定一便士等于“三十二个抽穗小麦粒”的重量。乌干达的一位地区专员告诉过我，山羊直到现在仍然还是当地常用的数量标准，而他的职责之一便是在争执发生时，决定支付方所支付的山羊是不是过于年老或者瘦弱而不能成为支付债务的标准山羊。
与人类文明史中的其他重要因素一样，货币比我们之前所想象的还要古老，它的起源已经消失在地球冰雪消融时的迷雾中，并且很可能追溯到间冰期的人类历史中某些如天堂般美好的时期。当时气候宜人，而人类也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和想法——比如说在金苹果园岛上、阿特兰提斯岛或者中亚的“伊甸园”中。
公元前6世纪，索伦的雅典货币改革便是国家货币特权的一次运用，这与铸币的存在是同时代的，但是并不依赖于后者。这次改革只是对货币标准的一次改变而已，并且我认为，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而使国家获益的国家货币标准改革始于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第二次战争，罗马首先将改变国家货币标准作为管理国家的工具之一。此后，出于种种目的而改变国家货币标准，通常都采用了贬值的形式，这也成了历史学家们熟悉的一个主题。
然而，货币标准的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货币的形式，也没能超出商品货币的阶段。货币的贬值，即标准的变化突然间降低了记账货币的价值，但是没能让我们向表征货币迈进一步。商品货币也不会仅仅因为商品种类或者数量的减少而推动向表征货币的转化。直到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有证据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表征货币或代用货币。由于铸币的便捷性和所代表的威望，或者由于铸币是对纯度和可接受性的一种保证，又或者可能仅仅是因其审美价值——现代社会中玛丽亚·特蕾莎银币便因此在非洲的阿拉伯游牧民族中广受欢迎——使得它的价值可能要高于其金属物质本身的价值。而国家也会因提供了铸币服务而征收铸造利差。当时便有了代用货币作为小面额货币。损坏或者磨损了的货币仍然可以按其面值流通。但是，有此特征的铸币并不足以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表征货币。商品货币和表征货币的真正联系可能要在商品货币中才能寻找到。商品货币的供应是受其绝对稀有性而不是生产成本的限制，并且对商品货币的需求完全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商品货币是依法或者惯例习俗被选作货币材料的，而不是取决于用于其他用途的内在价值——比如说，就好像是远古时期波利尼西亚的石头货币一样。
据说纸币在很久之前曾经在中国流通，不过我们暂且不讨论它或者约翰·劳以及其他早期形式的货币。表征货币的历史意义迟至法国大革命时代才体现出来。这场大革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当时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法国和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接受了表征货币，还采纳了不兑现纸币。
尽管表征货币仍然是一个相对现代的工具，但正如人们所了解到的，表征货币是国家将更早之前一个关于私人财政的发明——银行票据逐渐接受并最终掌管的。与国家货币一样，银行票据的起源也因年代久远无从得知。也许银行票据（尤其是针对国外旅行者的汇票和信用证）几乎与货币本身存在的时间一样长久。因为使用银行票据的唯一先决条件就是人们发现在履行交易中，债务的转让经常是与货币转让一样有用的。当人们相信债务能够立即转化成货币的时候，对债务的追索权就可以转化为对货币的拥有权，并且空间的遥远并没有影响银行票据作为交易履行的一种手段。由于同运输货币的成本和风险相比，汇票的转移成本低廉，因此以汇票的形式表现的银行票据在古代同在现代远距离结算交易一样，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有用的。
7．管理货币的发展
称为管理货币的表征货币正如图例中表明的一样，是所有货币形式的混合体，并且也是四种货币形式中唯一一种与其他所有货币形式都有关联的货币。管理货币很轻松地就存在于货币的发展史中，而且当今，很多货币体系本质上也仍然是混合体，由管理货币和商品货币构成。
人们希望能够对管理货币的管理制定科学的原则，以便与标准相吻合（不管这一标准是什么），这一最初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尝试源于一次争辩。该争辩在1844年英国银行特许条例颁布时达到白热化的地步。18世纪时，商品货币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但是以银行钞票的形式存在的银行票据正逐渐演变成表征货币5。法国大革命的后果是将法国和英国的货币转变成了非兑现纸币；在英国，这一阶段由于金本位的出现而宣告结束，人们开始熟悉并且接收表征货币。这对英国财政部和银行来说是如此的有利可图，以至于新的货币体系并非仅包括商品货币，而是一个混合的管理体系。如果李嘉图的铸锭提案当时获得成功的话，商品货币本来是永远不会被再次使用的，纯管理货币本来也会在1819年的英国就开始流通。
但是，虽然管理货币自此开始流通，货币管理的原则和方法并没有得到负责货币管理者（即英国银行主管和委员会）的正确理解——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历经二十五年的困扰和标准被摧毁的威胁，改革者们随着1844年法案的颁布终于迎来了管理方法的新时代。1844年法案虽包含合理原理，却一片混乱。其合理性在于强调利用表征货币数量的有限性作为确保维持标准的一种手段。而严重混乱指的是人们试图忽视银行票据的存在以及货币和银行信贷的相互关系，并试图如同使用商品货币一样来利用表征货币，而这一切尝试都是徒劳无功的。实际上，1844年法案造成的混乱局面如此严重，要不是同时代最优秀的实践金融家心中还存有第二条合理定律——银行利率原则（虽然并未在1844年条例中表明）——很可能导致货币体系的崩溃。银行利率在管理货币管理中的有效性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也可以说是一次新奇的发现——几年前英国银行甚至一点都未曾想到银行利率政策与标准的维持之间有任何的联系。
英国尤其顺利地采纳了银行利率政策。在此情况下，银行利率政策的逐渐发展加上银行票据的快速增长成为随后七十年内英国货币发展的主要特点。但是，虽然银行利率的有效性不仅已为人熟知并成为一种信条，当时人们仍然没有深刻地理解该如何实施这一政策，也不了解随着环境的变化，人们对该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应报有不同的期望——在我看来，我们直到今天也没有弄清楚这一点。
与此同时，管理货币的其他衍生物，尤其是以外汇标准为一般名义被人们不断探讨的衍生物，也逐渐流行起来，其中经典案例便是印度的卢比——在对外汇标准管理办法的重要理论性探讨中，卢比已经占据主要地位，成为探讨的主题，并且在外汇标准的实施中还占据了最大比例。几年前（在我于1913年所著的《印度货币与金融》中）我曾经以外汇标准为主题写过一篇详尽的文章。在这里简略进行一下介绍，让大家了解我在外汇“标准是如何进行最便捷的分类”这一话题中的观点。
我认为在对此话题进行的探讨中，人们对“外汇标准”和“外汇管理”之间的区别一直不甚明了。我将外汇标准定义为管理表征货币，其客观标准便是某一外国的法定货币。而人们对印度卢比价值应该是与英镑还是黄金相挂钩的争议，实际上就是对卢比应不应该作为外汇标准的争议。外汇标准曾经作为在稳定德国马克价值的过程中所运用的过渡性标准之一，但是马克最终还是在金本位的基础是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如果一国的客观标准不是外汇而是（比如说）黄金的时候，为了与该标准相对应，该国采取的管理货币的方法完全或者主要包括在外汇中心持有储备以及以公开利率购销外汇，而不是以公开利率在现场购销黄金，我称此为“外汇管理”。外汇管理对应的客观标准可能是外汇标准，但也并非是必然的。外汇管理货币的特点不能在外汇标准中找寻，而应该在外汇的形式中发现。
对于那些同邻国相比较小，或者不具备国际性独立金融中心的国家来说，外汇标准可能显得非常理想。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国家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那些作为外汇标准基础的货币所在国，而这往往会伤害其国家自尊。另一方面，外汇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上述缺陷，并且还避免了金银的运输和利息损失，所以在技术上具有很大的优势。许多国家（比如说日本）许多年来都在利用外汇管理获得极大的优势，并持有一个以上的外汇中心储备，这些外汇中心的储备比例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德国对外汇管理的态度似乎一直摇摆不定，并且德国国家银行的权力机构对外汇管理一直存有偏见。印度的某些地区也是如此。我认为，在外汇管理和外汇标准的混淆中，依赖性这一因素其实应该是外汇标准的特点，而人们却往往将其归于外汇管理的特点。
1915年至1919年战争期间的英镑便是外汇管理的一个例子。从1916年1月16日开始，到1919年3月19日，英镑的价值都保持在4.765美元左右。当时J.P.摩根公司担任英国财政部的代理人，并随时准备在纽约外汇市场上以这一价格购买任意的英镑或者是在4.776的汇率水平上购买任意的美元。
非兑现纸币没有固定的客观标准，因此会经常利用外汇管理手段。“官方支持”与外汇利率相“挂钩”，并在战后欧洲货币崩溃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变，这都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对外汇管理手段的利用。
最后，就在战争爆发前，全球最重大的管理体系——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制度——产生了。该制度借鉴了英国体系的雏型，但随后逐渐发展成一个全新的体系——当然，严格说来，这一点仍然值得商榷和探讨。
至于作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制度源头的英国体系，它是依赖于1925年的货币法案，并从多年的非兑换纸币中发展起来的。不过我们对英国体系仍没有一个完整的定论。1925年法案包含了一个确切的变化——英国货币不再是一个混合体系。战前的商品货币，是君主统治的一种象征，但在战后便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李嘉图百年之前所提出的提议，并且英镑依法成为了纯管理货币。
大多数人认为在英国重新使用金本位之前所发生的各种争议，都是围绕着英镑自此以后是管理货币还是一个“自由”货币这一问题展开的。但是这是一种误解，除非“自由”货币指的是货币的数量严格地与“商品”货币的供应相联系，否则它就没有意义；而这一点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误解的产生是因为公众并不知道除了战后的非兑现纸币和现时代之前的商品货币，还有第三种选择。第三种选择是必然会被采纳的——不管人们在其他问题上的决定如何——即对表征货币进行管理以便同某一客观目标相一致。
争议的主要内容其实有两个。首先便是：货币标准的转换会引起货币收入水平的极大改变，在此情况下，改变英镑标准适宜吗？如果新标准的购买力在转换过程中既与现存的记账货币的购买力相等，又与货币收入平衡，使得标准的改变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流通中的货币价值水平的上下波动，那么是否所有的标准改变都应采取这一方式？反对党比执政党更深刻地意识到了刻意降低货币价值的缺陷所在，声称在没有必要降低货币价值的情况下，改变标准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执政党非常强调金制衡盎司的确切数目，以便与记账货币相符合。他们既不愿意调整盎司的数目也不愿意一直等下去，直到记账货币的购买力适合人们所期望的盎司数目。他们更愿意为了种种目的而冒险，引起现有的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之间的突然失衡。
该争议的内容与人们就标准选择问题（黄金是不是最适宜的客观标准）而引发的争议是不一样的。货币改革者同其他人一样，也非常希望能够终结非兑现纸币时期；事实上，同对手相比，他们更注重强调稳定的客观标准的重要性。但是他们认为黄金不再像从前那样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客观标准了，并且他们提议以某种混合型代表商品来取代黄金，这一主张大体上是来源于早已在经济文献中为人们所知的物价指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