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简化假设，我们认为出口贸易收益与其他贸易收益相等，在我们讨论的变化范围内出口贸易具有稳定的收益，并且储蓄总额保持不变，由于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的下降可以通过E2(p1-p2)-F2(q1-q2)来衡量。其中，E2是出口总额，F2是新状态下进口总额5，p1、q1分别是在之前的状态下出口和进口的价格，p2、q2则是在新的状态下出口和进口的价格。另一方面，由于利率的上升从而使当前对外贷款处于有利地位，从中获得的收益可以通过s·L′来衡量，其中s是利率的适度增长幅度，L′是对外贷款在新的状态下的总额。因此，我们国家的净国家收益（或者亏损）在将这两个因素包含在计算当中后就等于：
s·L′-E2(p1-p2)+F2(q1-q2)
我没有见过任何认为这一数量是正数而不是负数的假设。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投资弹性很大，而对进出口的需求弹性却很小的时候，人们就会认为这一计算结果会是负数。传统学说认为对外投资总额受到各种力量的自由支配，并且总是投资国的一个社会最佳值，这一观点的基础很可能就是认为出口价格的一个非常微小的下降也会引起B的极大增加。
另一方面，上述观点并没有考虑到，当开始支付利息，或者由于世界财富的增加使贷方国家获得任何间接优势的时候，对外投资随后就会影响贸易条件，使其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但是，如果其他国家也实施对外投资的话，那么贷款国家同样也会获得间接优势，并且，这一优势并没有考虑到任何转移过程可能引起的损失。通常，货币收益不会马上低于必须的水平，所以会出现一段市场利率超过自然利率的时间间隔，总投资少于储蓄，商业亏损和失业现象也就出现了。
如果将上述分析应用于德国在支付战败赔款中面临的“转移问题”的话，就不会出现对应着所得利息增加或者随后贸易条件改善的任何补偿；因此，德国为了努力建立新的均衡状态而承担的损失可以通过 E2(p1-p2)-F2(q1-q2)，以及转移过程中的痛苦与各种困难来衡量，而这些痛苦与困难实际上超过了战败赔偿的支付额。
4.国际因素引起的变化难题
上述讨论的重要性在于：国外借款人需求计划的一个小小变动很可能导致当前国内的货币收入水平失衡，而不会引起货币情况的任何变化。如果国外借方准备并且能够提供比之前更高的利率，但是借方在国内的需求计划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对外贷款增加了。因此，黄金发生流动直到货币收益相对于国外相似的收益（由于黄金的流动，这可能稍微增加一点）大幅下降，因为对外贸易余额相应地也会增加。国际实际收入减少的幅度部分取决于国内借方对贷款的需求弹性，部分取决于世界其他国家对我国出口的需求弹性以及我国对别国进口的需求弹性。如果国内投资需求弹性很大，并且国外贸易地位是固定没有弹性的，那么在转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不便就会很严重。
目前，至少在英国，公众的意见主要受到19世纪经验的影响，当时出于各种原因，对外投资对国内货币收入水平的不利影响很可能达到了最低值。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在当今与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国家收益有关的不同情形中，上述观点在国家贷款中的重要性。
在一个老的国家中，尤其是一个人口停止快速增加的老的国家中，为了进行国内投资而进行贷款的借款人能够完全吸收国内储蓄时，利率必定会下降。与此同时，在新兴国家中，这一利率则会保持不变，并且由于这些国家已经克服了早期开拓时的种种困难，如果他们非常在意作为借款人的声誉的话，那么人们预期借款给这些新兴国家所招致的风险将会下降。因此，这个老的国家就倾向于将其更大比例的储蓄存款借贷给国外的借款人，并且可以部分由之前对外贷款的利息来支付。但是考虑到其余的风险，该国的生产成本必须降低以便刺激出口并增加他们贸易账户上的贸易盈余。如果生产成本的降低受到抵制的话，黄金就会输出，银行利率就上升并且失业现象就变成了长期性的。如果流行的对制成品征收的关税（以及一旦此类商品的进口增加就随时准备提高关税的思想）使得国外对老国家出口的需求失去弹性，但是与此同时老国家中的工会又严重阻碍货币工资减少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
我将下面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自己去详细推想：如果国外利率高于国内的利率导致该国的储蓄都借贷给国外借款人，但是与此同时国外的关税又抵制其大多数的出口，并且时不时地就会出现关税上涨的趋势以便抵消受保护的国家由于黄金从贷方国家输出而引起的成本的增加，这时候国家会遇上什么难题。
比如说，如同读者所设想的一样，我们拿英国举例子。在英国，政府和个人都不准备以高于5%的利率进行国内投资，而社会主义的澳大利亚政府却准备在金本位和两国间贷款的完全流动基础上，以6%的利率发展国内投资；读者可以进一步假设认为在这一想象中的澳大利亚国家中，由于两国的生产成本各不相同，对大多数的英国商品征收比例相应增减的关税；并且在这样一个想象中的英国中，工资都是以货币的形式完全固定的。读者还可以进一步假设英国兴起了一场节约运动，使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超过了一般水平，或者政府受到征收高额税负这一金融思想的影响从而大幅提高偿债基金以便消除国家债务6。
或者读者可以选择这样一种情况：黄金输入的那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对他们的货币体系进行管理从而使黄金的输入不能对他们的银行利率或者货币总量产生任何影响。
我们必须再次提出，所有的这些情况都是在假设国际贷款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不存在这种流动性，由于国外的物价水平发生变化而引起的失衡，同这种流动性存在时发生的失衡相比，可能会更突然，更不受公众的欢迎，因为银行利率的变化不能抵消这一冲击；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国外利率发生变化而引起的失衡问题的并不是最重要的。并且，即使在长期内对外贷款具有高度的流动性，我们的国家也并非一定要经受国际贷款的短期高度流动性，除非获得其他具有冲抵效果的优势。如果不存在短期流动性，那么国外利率的短期变化并不会招致严重的不便。我们将在第二卷第36章中详细介绍抑制国际贷款的短期过度流动性的方法。
国际失衡引起的变化的严重性部分就体现在其不可避免性。如果所讨论的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我们只需要满足一个内部均衡的条件，那就是适度的银行政策总是能够阻止当前的状态发生严重的干扰及其发展。如果能够控制信贷的创造率从而避免利润膨胀的话，货币购买力和货币效率收益率就没有理由发生变化。但是如果还必须满足外部均衡的条件的话，那么所有的银行政策都无法避免对于内部体系产生的干扰。
这一结果的产生与国际标准的变动无关，而是由于国内外在借款人的需求计划上缺乏一致性。对国内和国外的借款人来说，这些计划的变化可能并且也确实是互不相同的。在此情况下，当前的对外贷款率就要发生变化。因此，除非一个国家准备时不时地输入大量的黄金，并且在其他时候不需要改变国内贷款条件以及总额就可以大量减少他们的黄金储备（在任何情况下这都不能无限制地持续下去），否则国外情况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国内情况的失衡。并且，如果国外贷款存在高度流动性，而国内工资率的流动性较低，对我国的出口的需求计划缺乏弹性，但是为了国内投资而进行贷款的需求富有弹性的话，那么为了维持外部均衡而需要从国内的一个均衡状态到另一个均衡状态的转移可能会比较困难、迟缓，而且非常痛苦。
即使为了暂时性地改变对外贷款率而改变银行利率，从而维持外部均衡的话，我们也不能阻止银行利率的变化对国内贷款率的影响，在一段非常短而不会对建立更低的工资水平这一活动产生影响的时期内，对产出总额和就业规模的影响也无法消除。因此，我们在第13章中认为可以把银行利率看作是恢复长期均衡状态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通过减少对外贷款和增加对外贸易余额这两种方式来发挥作用。这种观点把银行利率的这种功能看作是一种优势，但在我们利用银行利率来抑制对外贷款的过度增长当中，情况却正好相反，或者至少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因为对外贷款的过度增加可能是由于一些暂时性的原因导致的，我们不需要经历对工资结构进行痛苦的重新调整的过程，因为工资结构的调整必须提前于对外贸易余额的大幅增长。由于银行利率对对外贷款的影响既可以迅速见效又非常容易理解，但是银行利率对国内情况的影响见效慢而且分析起来非常复杂，因而如何处理这样一个“双刃剑”的难题正慢慢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