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收入水平的短期变动之外，还有一点也非常明显。一般来说，收入的绝对量越大，收入和消费间的差距(gap)也就越大。因为满足个人及其家庭的目前基本需要是第一要紧的，所以只有等到生活已经达到相当舒适的程度，行有余力，才会积聚资本。由此来说，假设真实收入增加，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会增加。但无论储蓄所占比例(proportion)是不是增大，下述基本心理法则在任何现代社会大概都适用。当一个社会的实际收入增加时，其消费量不会按同一绝对量增加，所以储蓄的绝对量也将增大，除非其他因素同时有非常巨大的变化。正如我们以后要说明的那样，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稳定，主要是因为有这条基本法则的存在。换言之，当就业量，也就是总收入增加时，不需要把所有就业增加量，都用来满足消费增加量。
反之，当收入因为就业量的降低而下降，并且下降的程度很大时，甚至会出现消费超过收入的情况。此时，某些个人或机构，可以将他们在境况较佳时所积聚下来的储备金(financial reserves)用作消费，政府也可以这样做；因为政府也可以有意无意地造成预算赤字(budgetary deficit)，或用举债的办法筹款救济失业。当就业量降到一个低水平时，总消费量的下降比实际收入下降得要小。其原因或者由于个人的习惯性行为，或者因为政府的政策。由此可以解释，在相当温和的变动范围以内，新的均衡位置何以形成和达到。否则一旦发生就业和收入的降低，就可能继续降低到极端程度。
由这个简单原则又可以得到前面的结论：除非消费倾向改变，否则就业量只能随投资量的增加而增加。因为就业量增加时，消费者对消费的增加要比总供给价格的增加小，所以除非投资增加能补足这个差额，否则增加就业量就会无利可图。
有一件事实，我们切不可低估它的重要性，那就是，就业量虽然是预期消费和预期投资的函数，但假如其他情况不变，消费反而是净收入的函数，也就是净投资的函数，因为净收入等于消费加净投资。换言之，假设在计算收入时，预备金(financial provision)提得越多，特定投资量对于消费的有利影响就越小，也就是对于就业量的有利影响就越小。
假设这全部预备金或补充成本，目前的确用于维持现有的资本设备，那么这一点就不易被人忽略。但如果所提基金超过目前实际的维持费，那么这种行为对于就业量的影响，往往不总是能被人了解的。因为这超过部分，既不直接引起当前投资，又不能用于目前消费，所以这超过的部分必须用新投资抵偿；但新投资的需求，和目前旧设备的损耗，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预备金是为后者所设，结果致使新投资可以用于产生目前收入的部分减少，所以想维持特定就业量，就必须加强新投资的需求。以上所论，也适于使用者成本内的损耗，只要该损耗在实际上并未加以弥补。
假设有一间房屋，在没有拆毁或弃置以前，一直被使用。房主从每年的租金中，提出一笔款项作为折旧基金，但既不用它来修缮房屋，又不把它看作净收入用于消费，那么此种基金，无论是属于U或V，在这间房屋的整个寿命中，不断压低就业量；但如果当这房屋需要重建时，则好处顿生，可将就业量一次补足。
在静态经济体系中，这些都不值一提。因为在静态经济体系中，每年旧屋的折旧，刚好等于该年新屋的建置费；旧屋寿终的速度，刚好与添建的速度相等。但在非静态经济体系中，特殊的是在对长寿资产的投资狂热刚过以后那段时间内，这些因素可以具有重大作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雇主对他现有的资本设备，将提出一笔较大的折旧基金，而这种设备，虽随时间的变化而有所磨损，却还未达到将全部基金用于修理补充的程度，这样，就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投资被这笔基金所吸纳，结果就是收入只能很低，才能和净投资相适应，而不能提高。所以在旧设备需要重置以前，提出折旧基金的目的能发生作用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折旧基金这一项，会从消费者手中夺去消费能力；换言之，折旧基金减少目前有效需求。除此之外，如果再加上所谓“财政谨慎政策”(financial prudence)，即提出的折旧基金远超过该设备的实际折旧率，那么累积的影响可能特别严重。
例如，美国在1929年时，因为过去五年中资本的急剧扩张致使尚不需要重置设备的偿债基金和折旧费用都变得很大，于是很大部分的新的投资，在为一个富裕社会在充分就业情况下所愿意提供的新储蓄寻找一条出路。单单这样一个因素，也许就足以引起萧条。而在萧条期，还有许多大公司，只要能力所及，仍然实行财政谨慎政策，这也成了美国尽早复苏的一个严重障碍。
又以今日(1935年)英国情况为例。战后大量的住宅建造以及其他新投资，使今天所有偿债基金远远超过了目前实际所需的修理费和重置费。假使进行投资的是地方当局或公共机关，那么由于拘泥于所谓“健全”财政(sound finance)原则，通常是在重置之日尚未来临之前，就能把原来的成本全都提清，于是这种情况更为加强。造成的结果是，即使个人愿意把他全部净收入完全用于消费，但同时在另一方面，这种官方或半方机构正在依法提出大量偿债基金，而不论有没有和它相应的新投资，在这种状态下要恢复充分就业十分困难。地方当局每年所提取的偿债基金，我猜想超出它每年新投资支出的一半。
不知当卫生部(ministry of health)坚决要求地方当局必须固定地提出偿债基金时，知不知道这种政策只会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假设建筑协会(building societies)向个人借款，帮助他建筑房屋，那么房主因为想在房屋还没有无法使用的地步前，就清偿债务，所以储蓄量会较平常多。不过，这个因素之所以减少消费，大概是由于它直接削减了消费倾向，而非净收入减少所致。举几个实际数字的例子来看，建筑协会借款偿还额，在1925年为24，000，000镑，至1933年增为68，000，000镑；而此期间的新借款则是103，000，000镑，今日的偿还额想来会更大。
通过产量统计能够得到的，是投资而不是净投资，这件事实，考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他的《国民收入1924—1931》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他又指出：折旧等项目常在投资值中占有极大比例。例如，他估计1928年至1931年间英国的投资和净投资如下，其中他所说的毛投资，也许包括一部分使用者成本，所以比我的投资大；而他的净投资和我的投资，究竟相似到什么程度，并不很明确。
库兹涅茨(Kuznets)先生根据他所得到的美国1919年至1933年间的《毛资本形成》(gross capital formation)（即我所说的投资）的统计数字，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从产量统计中能够得到的，一定是毛投资，而非净投资。库兹涅茨也发现从毛投资计算净投资的困难，他说：“从毛资本形成计算净资本形成，其困难就在怎样补救现有持久品的每年损耗量。而这个困难的起因，不仅因为材料缺乏，也因为持久品的年损耗量这一概念本身就不够明白。”因此他只能假定：“商号簿册中所记折旧与损耗，的确能正确代表该商号现用持久品的损耗量。”可另一方面，个人手中的房屋和其他持久品，他并不设法减除其损耗量。库兹涅茨的计算结果，可以用下表来总括：
由上表可以清楚看出：1925—1929年五年中，净资本的形成十分稳定，在后一段时期，也不过增加10%。雇主的修理、维持、折旧、损耗等都维持高数值，就是在最萧条时期也是很高的。库兹涅茨所用的方法，大概过于低估了每年折旧等项目的增加数，因为年增加量还不到每年净资本形成的1.5%。自1929年后，净资本形成一落千丈，1932年数字，比1925—1929年五年平均数字，低95%以上。
以上所论，在某种范围以内，的确是题外的话。但我们必须强调一点：假设社会上已经拥有了大量的资本，那么在计算净收入时，必须先从收入中减去一定的量，剩下的才可以用作消费。所以即使群众愿意把他净收入的大部分都用于消费，还是免不了消费倾向偏低。
再重复一遍，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和唯一对象。就业机会必受总需求量的限制，总需求只有两种来源，即现行消费和现在为未来消费所做的准备。在有利可图这个条件下，现在可以着手预备的未来消费，不能无限的推延；并且从社会观点看来，要供给未来消费，不能从理财上计算，只能在物质产品上。所以假设目前社会经济组织，可以允许财政上预备未来消费和物质上预备未来消费互相分开，为获得前者作出的努力不一定会引起后者的反应，因而财政谨慎政策可以使总需求减少，进而损害公共福利。这样的例证很多，举不胜举。并且，已经预先准备好了，未来消费越大，要寻找更多的为其作出准备的未来的消费渠道就越难，而我们依靠现在消费作为需求来源的程度也越深。不幸的是，收入越多则收入和消费的差距也就越大。假如没有新奇策略，问题就会没办法解决。除非增加失业量使社会贫穷到这样的程度，让收入与消费的差，刚好等于在目前有利可图这个条件下，预备未来消费而生产的产物价值。
问题又可以作这样解释。消费中的一部分可以用目前所产物品来满足，另一部分可以用以往所产物品来满足，就是以负投资来满足。以消费以往所产物品来满足而论，那么目前消费需求也随着减少，一部分目前支出，不再返为净收入。反过来，若有一物品在本时期出产，而目的在于满足未来消费，那么目前总需求就会因此而增大。所有资本投资，早晚总要变成负投资，所以怎样才能使新的资本投资超过资本负投资，用以弥补净收入和消费的差距，则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且这个问题随着资本的增加而越来越难。只有当人们预期未来消费支出会增加时，新投资才会超出资本负投资。每当我们用增加投资来取得今日的均衡时，就增加了取得明日均衡的困难。今日的消费倾向虽然减低，但仍然和公共福利不相悖，是因为人们预期消费倾向在将来提高的时候，会使社会受益。我们不禁想到有关《蜜蜂的寓言》：只有当明天的欢乐成为事实才能构成今天勤奋必不可少的理由。
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值得一提。如果投资者是政府机关，那么普通人似乎意识到有这么一道最后的难关存在。例如政府修筑道路或住宅，普通人反对政府以投资方式来增加就业，常用理由之一，就是因为这类计划将给未来增加困难。他们往往提出“如果你将一个固定人口所需要的住宅、道路、市政厅、水电厂等等，都建造起来以后，那将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不过这样的问题一般人却不大容易了解。私人从事投资或私人工业的扩展，也有同样的困难。特别是后者，对于厂房设备等的需求比对住宅的需求，还要容易满足，并且仅能吸纳每个人很少的一点款项。
在这些场合我们的思路之所以不容易很清晰，是因为我们了解得不太充分。资本无法离开消费而独立存在，反之，如果代表永久性的习惯的消费倾向一经减低，那么不仅消费需求将减少，资本需求也会减少。其他关于资本的学术上的讨论，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