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工资单位就有上涨的趋势，这一点无须多加解释。如果其他情况不变，那么每一工人集团都因为其本身工资的提高而得到好处，所以如果所有集团都要求增加工资也是情理之中；当经营情况良好时，雇主也愿意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有效需求增加时，大概有一部分有效需求的增加量被工资单位的上涨趋势所吸收。
所以，充分就业固然有一个最后临界点(critical point)，到达这一点之后，如果用货币计算有效需求再增加，那么货币工资必须随工资物价格的上涨作同比例的提高；但在这一点之前，还有一组半临界点(semi-critical points)，在这许多点上，有效需求增加时，货币工资也提高，只是不完全等于工资物价格的上涨比例；有效需求减少时也是这样。在实际经验中，并不是有效需求稍有改变时，工资单位就随之而改变；工资单位的改变是不连续的。决定这些不连续点的，也就是工人的心理和雇主及工会的政策。
一个国际经济体系中，如果一个国家改变其工资单位，那么各国之间的工资成本就产生相对变化；在一个商业循环中，即使在一个封闭体系以内，工资的改变也使得目前工资成本和未来预期工资成本之间发生相对变化，所以这些不连续的半临界点的实际重要性可能很大。又因为在这些点上，用货币计算有效需求如果再增加，就将引起工资单位不连续的上涨，所以从某种观点看来，这些点可以称为半通货膨胀(semi inflation)，有些和下面所谓绝对通货膨胀相似，尽管相似的程度很低；所谓绝对通货膨胀，是在充分就业情况下，再增加有效需求时所产生的情况。并且这些点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也很大，但不容易用理论来进行概括。
[五]本章第三节开始第一句，即假设边际成本中各生产因素的报酬按同一比例改变。但事实上各种生产因素的报酬，按货币计算，其刚性程度很不一致，当货币报酬改变时，其供给弹性也不同。如果不这样，我们可以说，物价水平是由工资单位与就业量两个因素决定的。在边际成本中，其改变的比例与工资单位大致不同，而且变动范围较大的当首推边际使用者成本。假如当有效需求增加时，人们便会一改以往的预期，认为设备必须重置的时间将大大提高，如果这种情形出现(常常有之)，那么在就业状况开始改善的时候，边际使用者成本会急剧上涨。
从许多目的来考虑，如果边际直接成本中，各生产因素所得的报酬随工资单位作同比例的改变，固然是一个很有用的第一近似值。但较好一点的办法，是把边际直接成本中各生产因素的报酬加权平均，称为成本单位。成本单位可以看成是价值的基本标准；如果各生产因素的报酬，的确按同一比例改变，那么工资单位也可以作为这种标准。如果技术和设备不变，那么物价水平的一部分取决于成本单位，一部分取决于生产规模。因为短期有报酬递减的现象，所以当产量增加时，物价水平的上涨比例大于成本单位的上涨比例。如果产量已经达到某种水平，在这一水平上，各生产因素的代表单位的边际产物，只等于各生产因素为继续维持该产品所要求的最低真实报酬，那么我们已达充分就业的地步。
假设当有效需求再增加时，已没有增加产量的作用，只是使成本单位随着有效需求作同比例上升，这种情况便可以称为真正的通货膨胀。到这一点为止，货币膨胀的效果，仅是程度问题，在这一点之前，我们无法找出可以划一条清楚界线的一点，宣称现在已经到了通货膨胀的地步。因为在该点之前，货币数量每增加一次，有效需求还能增加，所以它的作用，一部分在于提高成本单位，一部分在于增加产量。
在这个临界线的两面，情形并不对称。因为以货币计算的有效需求如果降到这条界线之下，那么如果用成本单位计算，其数量也减少；但如果以货币计算有效需求扩张到这条界线以上，那么一般说来，如果仍用成本单位计算，其数量并不增加。这个结果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生产因素尤其是工人，对于其货币报酬的减低总要抵制，但并没有理由拒绝他的货币报酬的增加。这个假设显然和事实很相符，因为如果货币报酬的改变并非全面，而只限于局部，那么这个局部的因素将因为其货币报酬的上涨而得到好处，下降反而蒙受损失。
反过来，如果当就业量比充分就业小时，货币工资就会无限制地下降，那么这种不对称就会宣告消灭。但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利率已经降到没法再下降，或者工资已经等于零，否则在充分就业下，将没有安定之点。事实上，如果在货币经济体系中，价值如果还有任何稳定性，那么我们必须要有若干因素，其货币价值即使不固定，至少也得很有刚性。
有一种看法认为，任何货币数量的增加都有通货膨胀性。除非我们把通货膨胀性一词仅仅解释为物价上涨，否则这种看法还是离不开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这个基本假设是说，当生产因素的真实报酬减少时，其供给量必然减少。
现在可以用第二十章中所用的符号，将上面主要意旨用符号形式来表示：
假设M代表货币数量，V代表货币的收入流动速度(这个定义和通常的定义稍有不同，已在本章中说明过)，D代表有效需求，那么MV=D。假设V为常数，又假设ep=等于1，那么物价的改变比例和货币数量的改变比例相同。ep等于1的条件是eo=0，或ew=1(第二十章第一节末尾)。ew=1，表示货币工资将随有效需求作同比例上涨，因为根据定义，ew=;如果eo=0，因为eo=，所以表示有效需求再增加时，产量不再起反应。在以上两种情况下，产量都不变。
其次，如果V并不是常数，那么需要再引进一个弹性，即有效需求对货币数量的弹性，写作：
ed=
=ep·ed；其中,ep=1-eeeo(1-ew)
所以，e=ed-(1-ew)ed·ee·eo
=ed(1-ee·eo+ee·eo·ew)
其中e即代表e=。e是金字塔的尖顶，衡量当货币数量改变时，货币价格所起的反应。
最后一式所表示的，是货币数量的比例改变所引起的物价的比例改变，所以此式可以看作是货币数量说的推广。我自己对于这种演算并不重视；我愿意将上面的警告，再重复一遍：这种演算，也同日常谈话一样，暗中假设了什么是自变数，而将许多偏微分式全部忽视。我很怀疑，这种演算会比日常谈话高明多少。把货币数量和物价的关系，用公式来表示，最大的用处也许只在指出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复杂万分。货币数量的改变，对于物价的影响，要看ed，ew，ee，及eo怎样来定。这四者中，ed是代表灵活偏好因素，决定每种情况下货币的需求；ew是代表劳动力因素，更严格地说，是代表直接成本中的各生产因素，决定当就业量增加时，货币工资的上涨程度；ee和e'o代表物质因素，决定在现有设备上增雇工人时，报酬递减的速度。
假如公众所持有的货币，常和他们的收入保持一定比例，那么ed=1；假设货币工资固定不变，那么ew=0，假设生产报酬总是不增不减，因而边际报酬等于平均报酬，那么ee·eo=1；假设劳动力或设备已达到充分就业，那么ee·eo=0。
假设(a)ed=1，ew=1，或(b)ed=1，ew=0，ee·eo=0;或(c)ed=1，eo=0;那么ed=1。很明显，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特例使e=1。但是一般来说，e不等于1；我们可以很放心地下一个概括的断语：无论根据什么假定，只要不离现实世界太远，又不讨论“通货逃避”(filight from the currency)情况，那么e大概总小于1，如果有通货逃避情况，那么ed和ew变大。
以上从短期立论，主要讨论在短期内，货币数量的改变对于物价的影响。那么在长期中，关系是不是要简单一些呢？
对于这一问题，最好让历史来下断语，不要用纯理论加以讨论。假设在长期中，灵活偏好状态很有规则，那么就悲观时期和乐观时期的平均值来说，在国民收入和货币数量之间，大概总有某种关系存在。例如，人们愿意把国民收入之百分之几用货币来保持，这一比例数在长期中或许十分稳定。所以在长期中，如果利率比某种心理上的最低限度大时，人们就不会把超过这一比例数以上的国民收入用相同的形式保持，闲置不用；所以假设除积极流动所需者之外，货币数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还超过这一比例数，那么迟早总有一个趋势，使利率降低到这个最低限度左右。利率降低，如果其他情形不变，那么有效需求就增加；有效需求增加，就会达到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半临界点，于是工资单位也作不连续的上涨，物价也因此受影响。如果剩余货币数量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数太低，那么就发生相反的趋势。所以在一段时期中，利率变动的净结果是确立一个平均值，以便适合于国民收入和货币数量间的稳定的比例数；这个稳定的比例数既然基于民众的心理，所以迟早总会恢复。
这种趋势向上时比向下时所遇的阻力要小。但如果货币数量非常不足，历时已久，那么解决困难的办法一般总是改变货币本位或货币制度，以提高货币数量，而不是压低工资单位，以致增加债务负担。所以就极长时期来说，物价总是向上的，因为货币比较充裕时，工资单位上涨；而货币比较稀少时，总有办法增加货币的有效数量。
19世纪以内，就前10年的平均数字来说，人口的增加、发明的迭起、新区域的开发、公众的信任心，以及战争的频繁等种种因素，再加上消费倾向，似乎已足以建立一个资本的边际效率表，一方面使得就业的平均水平可以相当令人满意，另一方面利率也提高到一种财富持有人在心理上认为可以接受的程度。从记载中我们知道，大概有150年这么长一段时间，各主要金融中心的典型长期的利率，总在年息5厘左右，金边债券(glit-edged securities)的利率，也在年息3厘与3.5厘之间；但是这种利率，在当时尚不觉得太高，在这种利率下的投资量，还能使平均就业量不至于过低。有时工资单位调整，但是调整得更多的是货币本位或货币制度，其中特别以银行货币的运作最为显著。
调整之后，用工资单位计算的货币数量足以满足正常的灵活偏好，而利率又不会比上面所说的标准利率低太多。工资单位的趋势和平时一样，大致是一直向上，但劳动力的效率也在增加。各种力量势均力敌，所以物价相当稳定；按照骚尔贝克的物价指数，在1820年至1914年间，如果取5年的平均数，那么最高的也只比最低的大50%。这决不是偶然的。学者把它归功于势均力敌，的确是正确的，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各雇主集团的力量强大，所以工资单位的上涨一般不超过生产效率的增加速度；同时金融体系既非常活泼又保守，其用工资单位计算的所提供的平均货币数量，使得平均利率水平刚好等于财富持有人在其灵活偏好势力下所愿意接受的最低利率。当然，平均就业量要比充分就业低很多，但也没有低到使人无法忍受，以至引起革命的地步。
今天的情形却不一样，未来大概也是这样。由于各种理由，资本的边际效率表要比19世纪的数值低许多。如果平均利率低得可以使平均就业量相当合理，却又低得使财富持有人认为无法接受。因此我们很难仅仅从操纵货币数量着手，使利率降低到该水平。当代问题的尖锐性和特殊性都因此而产生。如果只要用工资单位计算的货币供给量充分，20—30年之内的平均就业量就可以很过得去，如果这是现在仅有的问题，换言之，如果我们所需要的，只是适度的通货贬值，那么我们今天一定可以找到一条出路。
但在当代经济体系中，到现在为止，恐怕将来也会如此，最稳定、最不容易改变的因素是一般财富持有人所愿意接受的最低利率。如果是就业量还过得去，利率就必须比19世纪的平均利率低很多，那么我们就有很大疑问，这种利率是不是仅仅靠操纵货币数量就可以达到。资本的边际效率，是借款的人可以预期取得的收益，但从这项收益中，还要减去：[1]拉拢借贷两方的费用；[2]收入税和附加税；及(3)补偿贷款者所负担的风险，减剩下的数量，才是净收益，才可以作为财富持有人牺牲其周转灵活性的代价。如果平均就业量还过得去，可这个净报酬却微不足道，那么由来已久的方法或许无效。
回到我们目前的主题：在长时期以内，国民收入与货币数量的关系取决于灵活偏好；而物价的是否稳定，要看工资单位，或说得更精确些，要依照成本单位的上涨同生产效率的增加速度的快慢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