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所谓投资过分是指住宅的标准已经高到某种程度，数量已经丰富到某种程度，在充分就业情况之下，每个人已经可以各得所需，而房屋在它的寿命中所产生的收益也只足抵消其重置成本，不可以产生利息；又指运输、公用事业以及农业改良等方面的投资，已经达到一点，如果再要增加，那么它未来收益显然不够补偿它重置成本；假如是这种分析，那么美国在1929年还没有过度投资，相反，如果说当时美国有这种过度投资，反倒是荒谬。当时实际情况性质完全不同。
在以往5年之内的新投资总量的确很大，因此如果用冷静眼光观察，那么再增加投资的未来收益必然急剧下降。如果有先见之明，那么资本的边际效率已经降到前所未有的低潮。因此除非压低长期利率到极低状态，或者避免方向错误地被人过分热衷地投资，不然“繁荣”再持续下去，基础就不稳定了。当时事实恰好相反：利率较高，已足以阻遏新投资，只有在投机冲动之下，过分热衷之嫌特别明显的那些方面，新投资还在继续进行；如果把利率提高到足以克服这种投机冲动，那么又把所有合理的新投资都阻挡了。因此如果大量新投资已经持续了一些时日，于是想用提高利率方法来挽救因此所产生的情形，这种愚拙与因为要医病所以把病人医死实在不相上下。
富国如英美，假设消费倾向与现在一样，又假设类似充分就业状态能够持续一段年月，那么新投资量非常可能会大到一种程度，最终达到了充分投资(full investment)的境地。所谓充分投资，是指无论哪一类持久品，假如再增加一些，那么其收益的总和，依据合理计算，不会超过它的重置成本。并且，这种状况可能在非常短时期内例如25年或者更短就可以达到。虽然我曾说过这样意义的充分投资状态在过去连昙花一现都从没有过，但不要因此而认为我否认有这种可能性。
再进一步，即便我们假定，在当代这个经济繁荣时期，依照上述定义的确曾经暂时达到充分投资或者投资过度的情况，我们还是不能把提高利率作为适当的补救法。假如真有这种情况，那么那些把病根归之于消费不足的人就要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了。真正的补救方法，是用各种办法，例如所得的重新分配等来加大消费倾向，使一个较小的投资量就可维护某个特定的就业水准。
有好几派学说，从各种不同观念出发，都觉得当代社会之所以有就业不足的长期趋势是由于消费不足，换言之，是由于社会习惯以及财富分配令消费倾向未免太低；这里不妨对这种学说发表几点看法。
在目前情形之下，或至少是在不久之前的情况之下，投资量是不存在计划的，是没有统制的，受资本的边际效率以及长期利率两者支配。前者取决于私人断定，作此判断的人，或茫然无所知，或从事投机，所以资本的边际效率变幻莫测；后者则有基于成规的最低水准，不能或很少再低。在这种情况之下，用这种学说作为实际施政的指南，无疑是正确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把平均就业量提高到更令人满意的水平。假如事实上不太可能增加投资量，那么除了增加消费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达到较高的就业水平。
就实际政策来说，我与这些学派不同的地方只有一点：我觉得他们未免太看重增加消费，而在目前这个时候增加投资，对于社会还有更多好处。就理论来说，他们可批评的地方是在他们忽视了增加产量的途径是有两个的存在。即便我们决定最好让资本缓慢增加，集中力量来增加消费，我们也应该放开目光，增加资本数额，使得资本不再有稀少性，这对于社会有非常大的好处。但是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实际判断，不是理论上非如此不可。
我必须承认，最聪明的方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想法由社会来统管投资量，让资本的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大消费倾向。在现在消费倾向之下，不论用什么办法来操纵投资，恐怕还是很难维护充分就业，所以两个对策可以同时使用：增加投资，同时加大消费。投资既然已经增加，那么即便在目前消费倾向之下，消费也必须提高，以和这项投资增加相符合；所谓加大消费不是仅仅如此，还要提高一层。用整数举一个例子。设今日的平均产量比充分就业情况下所可能生产的产量要低15%，假设在今日平均产量当中，10%代表净投资，90%代表消费，再假设在目前消费倾向之下，如果要达到充分就业，净投资就必须增加50%，因此在充分就业之下，产量从100增到115，消费从90增到100，净投资从10增到15。所谓双管齐下者，是指我们或许可以修正消费倾向，令其在充分就业之下，消费从90增到103，净投资从10增到12。
还有一派思想认为要解决商业循环，既不在于增加消费，也不在于增加投资，而在减少求职人员，换言之，把现存就业量重新分配一下，就业量或者产量就不增加。
我认为对这种计划的运用未免为时过早，比增加消费计划还早。也许将来会有一天，那时每人会权衡增加闲暇(leisure)或者增加收入的利弊得失；但就目前情形来说，似乎绝大部分人都情愿选择收入增加，也不选择闲暇增长。我看不出有什么充足理由可以强行使这些人多享受一些清闲。
真有些奇怪，竟然有一派思想认为要解决商业循环，最好的办法是提高利率来防患于未然，在早期就把经济繁荣遏制住了。唯一愿为这种政策辩护的人是罗伯森先生；他实际上假设充分就业是不可能达到的一种理想，我们最多只能希望达到一个比目前要稳定很多的就业水平，平均起来比目前稍微高一些。
假如在统制投资或者消费倾向方面想不出多少方法，又假设现有状态总体上会持续下去，那么采取一种银行政策，它所规定的利率之高足够来阻挡最过火的乐观主义者，令经济繁荣在萌芽时期就遭铲除，这么做是否可行倒是可以进行商讨的。经济衰退时期，由于预期不可能实现，可能引起很多损失和消费，假如阻遏在先，也许有用投资(useful investment)的平均水平反而倒要高一些。依据它自己的假定，这个看法是否正确还很难判断；虽然这是判断事实问题，但所据资料却不够充分。这种观点也许忽视了一点：即便事后证明投资方向彻底错误，可由此引起的消费加大对社会还是有益的，因此即便是这种投资也比丝毫没有投资要好。还有，假如遇到美国1929年那样的经济繁荣，手中全部武器只不过是当时联邦储备制度拥有的那几种，即便让最贤明的金融当局来管制也会感到棘手；它的权限中的全部办法，不论用哪一项，最后结果都差不多。不论怎样，我认为命定论(defeatist)这种看法太失败——危险而且没有必要；太默认现存经济体系中的缺点，不努力设法去补救。
只要就业水平显著超过前10年的平均水准，就立刻提高利率来加以压制是一种残酷的观念。但为这种看法辩护的人，除了以上所举罗伯森外，还有好多人也支持这种做法。大概是因为头脑不清，言出无据。例如有人认为在繁荣时期，投资能够超过储蓄；加大利率，一方面可以抑制投资，一方面也可以刺激储蓄，从而可恢复平衡。此说假设储蓄和投资可以不相等，因此在没对这两个名词下特殊定义之前，这种学说没有意义。又有人说，投资增大时，储蓄当然也随之而增，可这种储蓄增加是要不得的，不公平的，因为物价也往往随之而增。如果依此说，那么现有产量以及就业量作任何向上改变时，都可訾议。物价上涨，主要原因不在于投资的增加，而是由于在短时期之内生产上有报酬递减现象，或者当产量增加时，用货币计算的成本单位有上涨趋势，因此供给价格经常随产量的增加而增加。假设短时期的供给价值是常数，那么物价当然不涨，但是当投资增加时，储蓄还是会随之而增。储蓄的增加，是起于产量之增，物价上涨只是产量增加的副产物罢了；并且即便储蓄不增加，但消费倾向增加，物价还是必然要上涨。物价的低廉，只是由于产量低。没有人拥有能够压低产量来购买产品的合法权利。
又有人说，假如因为货币数量加大和利率下降而导致投资增加，那么这种投资加大是要不得的。但是先前利率并没有什么特别优势，且必须保留不行，新货币也不能强迫人们接受它。因此增发新币是为了满足利率降低且交易量变大时的灵活偏好的增加；拥有这种新币的人们宁愿存钱，也不愿低利出贷。更有人说，经济繁荣的特征是资本消费(大概是指负的净投资)，换言之，是过度的消费倾向。除非把商业循环现象与战后欧洲币制崩溃时发生的通货躲避现象混为一谈，不然事实完全相反。即便此种说法是对的，那么对于医治投资不足来说，减低利率还是比提高利率更加合理些。总之，我对这些思想全部不能理解；除非是增加一个暗中假设，即总产量不可以改变。但一个理论假设产量不变，显然不太合适用来分析商业循环。
初期研究商业循环的人，特别是翟文思(Jevons)，想从起于天时的农业变动而非工业现象中找出商业循环的解释。从上述理论来看，根据这条路线来探讨这个问题反倒是非常合理的。就是在今天，农产品贮存量的多少还是一年和他年之间投资量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翟文思写作时代，这个原因的重要性必定超过其他所有因素；他所搜集的大多数统计资料比他的写作时期还早，因此更是如此。
翟文思认为商业循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农作物的收获量不定。他的学说可转述如下：假设某年五谷丰收，那么本年产物以后数年之用的量也常增加。这些存谷增加量售价是农家本年的收入，农家也视之为收入。但社会其他各阶层的支出却并不因存谷量的增大而减少，由于这个增加量的售价出自储蓄，换言之，积谷量的增加是本年投资量的增加。即便物价下降比较大，但这种学说仍能成立。同理，假设当某年欠收时，那么将动用存谷作为本年度的消费，于是有一部分的消费支出并不构成农民本年度的收入。换言之，存谷的减少是本年投资的减少。因此假设其他方面的投资不变，那么在两年之间，一年存谷增加比较多，另一年积谷减少比较多，这两年的总投资量可以相差很大。在以农立国的国家，存谷增减这一个原因比任何可以引起投资量变动的其他原因更具压倒之势。因此如果向上转捩点经常为丰年，向下转捩点经常为欠岁，自然也不足为奇。至于是不是有物理上的原因让丰年和欠岁成为有规律性的循环当然是另一回事，不可列入此处讨论之列。
最近又有若干学说，认为利于工商者的不是丰收，而是欠岁。理由是，如果五谷欠收，那么或者工人们愿意接受较低的真实报酬而工作，或者购买力方面有重新分配而有益于消费。不用说，我以上所说的利用农作物丰年与欠年现象来分析商业循环所指的并不是这些学说。可是在近代，农业变动这一个原因的重要性在大大减小。理由有二：第一，农作物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要比从前小得多；第二，自从农产品发展为世界市场之后，世界各国的丰欠可以互相抵消，因此全世界农作物产量的变动的百分比比一国的变动的百分比要小很多。可是在以前各国大概都要给予本国作物，因此除了战事之外，农产品存积量的增减要算是引起投资变动的最大原因。
即便在今日，要决定投资量的大小，还是要密切注视农矿产原料的存积量有怎样的变化。进入经济衰退之后一时不容易复苏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在衰退期间存货逐渐从过多减到正常，减少存货是有紧缩作用的。经济的繁荣崩溃之后，一时累积起存货来，因此崩溃速度形势不太严峻；燃眉之急虽然解决了，但却付出了以后复兴的速度变得迟缓的代价。有时存货必然先减低到非常彻底的程度，然后经济才有复苏现象。因此如果存货方面没有负投资，那么在其他方面作某种数量的投资或许已经促使产生向上运动；但如果负投资仍然继续发生，该投资量也许十分不足。
美国实行“新政”的初期可作最佳例证。当罗斯福总统开始他大量举债支出时，各种货物，特别是农产品的存货都很大。“新政”的一部分就是用缩减生产等办法竭力想法减少存货。把存货量减到正常水平是一个必要步骤，必须忍痛为之，可是在减少过程中其他方面作举债支出的功效大为削弱；只有把这个过程完成后，经济复苏才走上康庄大道。
最近美国经验又可证实一点：制成品和半制成品两者的存货数量的变动可以在商业循环的主要运动中引起次要波动。制造商用预测数月之后的消费量的方法调整他今天的生产规模；可是计算有时总不免略有错误，一般是估计太高，一旦发现错误时，就在短时期内使生产量低于花费量，过多存货被渐渐吸收完毕。这种步伐有时抢前，有时落后，这对于像美国这样统计完备的国家在投资量上的影响，完全可以在统计材料上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