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八股文对字数也有一定的限制，一般限定在五百五十字到七百字之间，文中要求点句、勾股（标明段落）、涂改的字于文末以大字注明、试题低两格、试文顶格，不符合规定的试卷则会被取消资格。
由于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死板，没有自由发挥的余地。不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败坏学风。
因此，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八股文被废。乡、会试虽仍有四书义、五经义，但文章格式已不再限制。三年后，袁世凯、张之洞再次上摺，得到谕允，于是，有着700年历史的八股文寿终正寝。
018帖经、帖括指的是什么
唐宋科举士子以“帖括”形式读书来应付科举考试。唐代明经科，主要采用帖经法，专注重记忆。具体的考试方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
也就是说，把所要考的那些书里随便抽一句，用纸贴住句子里的某些部分，要应试者答出这句话是什么，“贴经”，即贴住经文的意思。由于应试者越来越多，而必须加以淘汰，所以帖经法越来越偏，应试者为了应付这种考试，便于记忆，就创造出帖括之法，即把难记偏僻的经文，概括成诗赋歌诀的形式。
趣味链接：试贴诗
唐代以后科举考试规定的一种必须完成的诗体。因题目常冠以“赋得”二字，又称“赋得体”，以古人诗句或成语为题，唐代以五言六韵（60字）为常制，后来发展成为五言八韵（80字）。
试帖诗的结构略同八股，首联名破题，次联名承题，三联如起比，四五联如中比，六七联如后比，结联如束比。得字官韵必须在首联次联押出，不可更换。得字有取题中字者，有取题外字者。
019古代的武举制度
武科的科举又称为武举，武举制度创立于武则天称帝后十二年（公元702年）。
唐代武举偏重于技勇，重点是马上枪法，只能说是武举的创制时期。宋代的武举考试，先考骑射的技艺，然后考策略决定去留，考弓箭射击比试高下。
武举在明清两代非常兴盛。明代的武举考试，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起，每三至六年举行一次，先考策略，后考弓马。谢肇制《五杂俎》中记述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土木之变”，明军大败，京城告急，遂开武科募招天下勇士，“山西李通者行教京师，试其技艺，十八般皆能，无人可与为敌，遂应首选。”
清代武举制度比较完备，会试由兵部主持，外场试骑射、步射、弓、刀、石，内场试《武经》，由外场中试者参加内场考试。由于清朝武举录取相对公正，使得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清代武举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材，其中产生了不少杰出人物。
据统计，清代的武会试，自顺治三年开科，到光楮二十四年截止，一共进行了112次。一共产生了112个武状元，其中“独占三元”（即乡试、会试、殿试均得第一）的一人，此人是清初浙江仁和的王玉。王玉体貌伟岸，武力绝伦，甚得顺治赏识，曾任天津镇总兵等职。
武举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考试制度。从应运而生到不合时宜而废，总共延续了1199年。
020古代考试也会密封试卷吗
试卷密封即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密封起来，使阅卷人在不知应试者的情况下评卷，以防作弊。试卷密封源于我国唐代。
我国唐代吏部选人，最初试卷上有写有姓名，籍贯，能靠特权录取。武则天曾下令用纸糊上考生姓名，开创了“糊名”的先河。不过武则天所创糊名之法，只是用于吏部升迁官吏的考试，还没有成为科学考试的一项制度。
到了宋代，“糊名”才正式用于科举。根据《宋史》卷155《选举》谈到，宋太宗淳化年间采用监丞陈靖的建议，推行“糊名考校”法。糊住姓名、乡贯，决定录取卷后，才拆弥封。以“革考官窝私之弊”。
此举，宋朝称封弥，元朝以后称弥封，明清一直沿用。封建时代，科举作弊时有发生。为了防范，在封卷之外，还有许多相应措施，如在阅卷之前，有关部门还将组织人力进行统一的誊卷工作，然后才送交考官评卷。
021“科举四宴”指哪“四宴”
科举四宴是指科举制度形成后渐成成规的鹿鸣宴、琼林宴、会武宴、鹰扬宴。
鹿鸣宴是为新科举子而设的宴会，起于唐代。因为宴会上要唱《诗经·小雅》中的“鹿鸣”之诗，所以取名鹿鸣宴。从唐至明、清一直相沿。
琼林宴是为新科进士举行的宴会，起于宋代。“琼林”原为宋代名苑，在汴京（今开封）城西，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以前，在琼林苑宴新及第的进士，因此，相沿通称为“琼林宴”，后一度改为闻喜宴，元、明、清称恩荣宴。
鹰扬宴是武科乡试放榜后考官及考中武举者共同参加的宴会。所谓“鹰扬”，是取威武如鹰之飞扬的意思。
会武宴是武科殿试放榜后，在兵部举行的宴会，规模比鹰扬宴更大。
022“雁塔题名”，新科进士及第后的一种习俗
唐代新科进士及第后，常题名于雁塔的一种习俗，即为雁塔题名。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记载：“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记之，他时有将相，则朱书之。”这种传统始于唐中宗神龙时。
当时进士张莒游慈恩寺，一时兴起，将名字题在大雁塔下。不料，此举引得文人纷纷仿效。尤其是新科进士更把雁塔题名视为莫大的荣耀。他们在曲江宴饮后，集体来到大雁塔下，推举善书者将他们的姓名、籍贯和及第的时间用墨笔题在墙壁上。这些人中若有人日后做到了卿相，还要将姓名改为朱笔书写。
在雁塔题名的人当中，最出名的要算是白居易了。他27岁一举中第，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又如另一位新科进十刘沧写道:“紫毫粉壁题仙籍”，简直以为自己是天上的文曲星了。
五代时，都城移至洛阳，雁塔题名之风也逐渐废驰。
023“同年录”，同榜录取者的全编本
在封建社会的科举时代，同榜录取的人互相称“同年”，并编写《同年录》。这一习俗始于宋代的《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
同年录分为两种：一以录取名次为序排列，载姓名、年岁、籍贯，录前载主考、同考、监临、提调、监试等姓名与官阶，及是科各场题目；一为同年齿录，以年龄长幼为序，载姓名、生辰、籍贯、中试名次等。
较早的同年录还有《宝祜四年登科录》、《元统元年进士录》。
以上三种统称为“宋元科举三录”。清朝乡试、会试发榜后，都要刊印同年录。
024“公车”如何成了应试举人的代称
1895年5月2日，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康有为在各省进京会试举人的赞同下，向督察院呈递上皇帝书，要求拒绝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那么，“公车上书”的“公车”是什么意思呢？是今天单位的用车，或是城市里的公共交通用车吗？都不是。
从汉代开始，我国便开始以公家车马送应试举人赴京。清朝满族贵族入主中原不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在顺治八年作出规定：“举人公车，由布政使给与盘费。”即应试举人的路费由各省政府的财政官员布政使发给，路费的多少，因路程的远近而不同。广东琼州府最多，每名白银三十两，山东最少，每名只有一两。其余地区，由三两至二十两不等。另外还规定，云南、贵州和新疆的应试举人除每人发给白银三两，还发给火牌，凭牌供给驿马一匹，车上插一面“礼部会试”黄布旗。
由于在以前，“公车”都是由政府提供给应试举人使用的，因此，“公车”也就成了应试举人的代称。
蒙学读本
001《三字经》，古代私塾的启蒙教材
《三字经》是古代私塾启蒙教材的首选读物，素有“蒙学之冠”的美誉。自南宋以来，该书已有七百多年历史。
《三字经》的作者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宋儒王应麟所作，书中有关元明清部分为后人所加。
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先世浚仪人，迁居庆元，知识渊博，着作颇丰，对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等都有研究，熟悉掌故制度，擅长考证。
此书共一千多字，380句，结构严谨，文字简练，首先从阐述教育的重要性出发，鼓励儿童学习礼义，进而介绍名物常识、经史子集、历史知识，以及先贤勤学事迹，内容丰富，言简意赅。三言成韵，琅琅上口。许多语句，如“养不教，父之过”、“勤有功，戏无益”等等成为妇孺皆知、世代传诵、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被誉为“千古一奇书”。
002《百家姓》的排列有规律吗
《百家姓》是古代蒙学使用最为广泛的读物之一。它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
《百家姓》本是北宋初年钱塘（杭州）的一个书生编撰的蒙学读物，将常见的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很像一首四言诗，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
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这本《百家姓》开篇为“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么排列，是有讲究的。之所以把赵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宋朝的皇帝姓赵，宋朝是赵家的天下，故列为百姓之首。钱是儒生所在的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国王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
《百家姓》收录姓氏498个，其中单姓436个，复姓62个。它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
除此以外，历史上还有其他版本的《百家姓》。明朝人吴沉、刘仲质两人编的《皇明千家姓》，改用“朱”字打头，这是因为明朝的开国皇帝姓朱，叫朱元璋的缘故。到了清朝又有康熙编的《御制百家姓》，此书一反将皇族姓做国姓的旧习，为倡导读书，以孔夫子的“孔”姓为至尊的首姓了。尽管如此，它们还是无法取代原稿，这体现了原稿对后来创作的深远影响。
003《千字文》，唯一能确定作者和年代的蒙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