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生活的四处颠簸，我默默地接受，也从未因那些反差极大的印痕过早嵌入我年少的身心而感到过遗憾。每一个新地方，最初看似陌生，均因其独特以及无法窥见全貌的延伸而将我融入其中。
离开苏黎世——仅此一次令我感到无比的痛苦。那时我十六岁，感觉自己与身边的人及周围的环境，与学校、国家、文学，甚至与在母亲长期反对下学会的语言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因而从未想过会离开。在苏黎世仅仅生活了五年，年少的我因为精神上的幸福之感不断增加而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迁往任何其他地方，将会在这里度过一生。
这是一次暴力的撕裂，我在为了能够留下来而进行的争论中使尽的各种理由受到了嘲弄。在那场决定我命运的毁灭性谈话之后，我变得样子可笑而怯懦。虽还没有经受什么考验，却已经表现得像个胆小鬼，仅仅为着书本生活，而不敢再正视生活本身；在还没有有所作为之前就已经成了满脑子装着无用的伪知识的寄生虫、养老金领取者、老朽。
对新环境的选择也许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对这次近乎残酷的变更做出了两种反应：一是思乡，这可以算是我生活过的那个国度中的人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疾病。我的思乡情绪是那样强烈，使我对那里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归属感。二是对新的生活环境持批判态度。完全陌生的事物自由涌入我生活的那一阶段已经过去，我试图将它们拦在身外，因为这一切都是强加给我的。我无法真正做到不加选择的抵制，因为我本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因此，一段充满审视与嘲讽的时期开始了。那些与我的认识不符的事物在我看来都是夸张和怪诞的，从而使得许多事情在瞬间同时出现在我眼前。
我们搬到了法兰克福。由于时局还不明朗，我们也不知会在这里停留多久，所以我们搬进了一家提供食宿的公寓。我们分住在两个房间里，非常拥挤，与其他人的距离也是前所未有地近。虽然我们感觉是一家人，但是得到楼下同住在这里的其他人一起坐在公寓的长桌上吃饭。在夏洛特膳宿公寓里，我们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正餐时，我一再见到他们，慢慢才发生面孔上的变化。我在这家膳宿公寓待了整整两年，在此期间，其中一部分人一直住在那里，另外一些人则只住了一年或半年。这些人的性格差异很大，但我都一一记住了他们。然而，为了听懂他们的聊天内容，我必须十分留意。我的两个弟弟当时只有十一岁和十三岁，是公寓里年龄最小的，而我很快就迎来了自己十七岁的生日。
公寓的房客们并不总是都到楼下来。拉姆小姐是名年轻的时装模特，身材修长，一头金发，这位时髦的美人就只是偶尔下楼用餐。为了保持体型，她吃得很少。她可是这里的热门话题。没一个男士不向她回头张望，每一个男士都对她充满着欲望。因为大家都知道，除了那位经营男士时装的固定男友之外，还有其他男人来拜访她，所以很多人都在打她的主意，饶有兴致地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为了瞅准时机，或许某一天自己也能轮上这等好事。女人们在背后说她的坏话。男人们要么是在没人的时候，要么就是当着老婆的面斗胆说着她的好话，尤其是赞赏她那优雅的体态。她高挑惹火的身材总引得男人们的目光爬上爬下，无一刻得闲。
公寓长饭桌的顶端坐着库珀佛太太。她棕色头发，因忧虑过度而显得消瘦。这位战争遗孀带着个儿子，靠经营这家膳宿公寓勉强度日；她规矩、仔细，很清楚世事的艰难，这些都体现在各类数字上。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我买不起”。她的儿子奥斯卡坐在她的右手边，这个矮小敦实的少年眉毛浓密，额头平塌。上了年纪又患哮喘的雷布洪先生坐在库珀佛太太的左边，他是银行襄理，待人极为友善，只有在谈到战争的结局时才会变得阴沉而愠怒。虽然他是犹太人，却满脑子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当有人与他观点相左时，他会一反悠然自得的常态，“匕首”如闪电般出鞘。他大发雷霆，直到哮喘发作，最后不得不由同住在这所公寓的妹妹——雷布洪小姐——送回房间。后来，大家都熟悉了雷布洪先生的个性，也知道他深受哮喘病的折磨，所以一般都避免将谈话引到这个痛处上，因而此类事件也极少发生。
只有舒特先生说起话来毫无顾忌。战争带给他的创伤丝毫不逊于雷布洪先生所受的哮喘之苦。他只能靠拐杖行走，忍受剧痛的折磨，面无血色——要靠服用吗啡来止痛——说起话来总是口无遮拦。他痛恨战争，为战争没有在他重伤之前结束而深感遗憾，并强调自己早已预见了战争的结果，并且一直认为德意志皇帝危害公众；他公开自己的独立派身份，在帝国议会中一定会毫不犹豫投票反对战争贷款。让舒特和雷布洪两位先生坐在一起——中间只隔着上了点年纪的雷布洪小姐——实在是不太明智。当话不投机时，雷布洪小姐就转向左边的邻座，噘起她那媚人的老处女的嘴巴，将食指放在上面，久久且恳切地看着舒特先生，同时右手食指朝下，小心地斜指向自己的哥哥。若在其他时候，舒特先生肯定会极为不满，但他能够理解此情形，几乎总会立刻打住，多数时候，甚至话只说了半句。其实他说话的声音本来就很轻，必须仔细听才能知道他在说什么。能有这种结果多亏了雷布洪小姐，她总是很警觉地留意舒特先生的话，及时挽救局面。雷布洪先生从未注意到这些事情，他自己决不会挑起争端，他是所有人中性情最温和的一个。只有当其他人谈到战争结束，并为其叛乱性质叫好时，他突然就会像被捅了一刀，盲目地投入战斗。
倘若认为这张饭桌上只发生这类事件，那就完全错了。这种充满战争味的冲突是我唯一能够记起来的。要不是冲突在一年后还这么尖锐，我可能也已经忘记它了。大家不得不将争论的二人从饭桌上拉开，雷布洪先生总是被妹妹扶走，舒特先生则艰难地拄着拐杖，在昆迪希小姐的帮助下离开。昆迪希小姐是名教师，长期住在这家公寓里，后来成了舒特先生的女朋友；为了能给他建立一个自己的家以及更好地照顾他，她最终做了舒特太太。
这家公寓里总共住着两名女教师，除了昆迪希小姐，还有一位是本泽尔小姐。她长着一张麻子脸，说话带着哭腔，这令她的每句话听上去都像在哀叹自己的丑陋。这两位小姐都算不上年轻了，可能已经四十上下，她们是公寓里受过教育的代表。作为《法兰克福报》的热心读者，她们熟悉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了解人们谈论的事情，这令人感觉她们是在暗暗寻找体面的谈话伙伴。当然，就算没有先生愿意对翁鲁[1]、宾丁[2]、斯宾格勒[3]或是对迈耶—格雷夫[4]的《文森特》发表意见，她们也表现得相当知趣。她们知道自己还欠着公寓老板娘的钱，所以很快就会安静下来。本泽尔小姐那讽刺性的哭腔是不用留意就听得出的，与其相比，昆迪希小姐则显得活力十足，她会热烈地同男人们谈论教育一类的话题，而且总是习惯在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才交谈，因为，那些她无法与之交谈的男士，本来就只对模特拉姆小姐感兴趣。如果她无法解释某人的某些行为，那么这个人就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她在与我母亲独处时承认，这也是她——与她的同事本泽尔小姐相比——身为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至今未婚的原因。对她而言，一个从不读书的男人就不是真正的男人。所以，相比之下，她更满意目前的生活，一个人自由自在，不必为了家庭而操劳。她也没有突发奇想地要生孩子，因为她见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她喜欢去看戏，喜欢听音乐会，喜欢谈论与此相关的内容，而她的见解总与《法兰克福报》上的观点保持着一致。真是挺奇怪的，她说，为什么评论者总与自己的看法相同呢。
在阿罗萨疗养过后，母亲就熟悉了德国的文化基调，与维也纳颓废的唯美主义相比，她更偏爱德国的文化基调。母亲喜欢昆迪希小姐，并且信任她，所以，在发觉她对舒特先生产生兴趣时，也没有指责她。舒特先生太愤世嫉俗了，他是不会参加有关艺术或文学的谈话的。对于昆迪希小姐所推崇的宾丁和翁鲁，这二人的名字当时频频出现在《法兰克福报》上，舒特先生最多瓮声瓮气地哼一下，当斯宾格勒的名字出现时——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他就会说：“这个人又没上过前线，没听说过他上过前线。”而雷布洪先生则会和气地插话道：“我认为，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上没上过前线并不重要。”
“对一位历史哲学家来说，也许这很重要。”昆迪希小姐插嘴道。由此可以推断，虽然舒特先生对斯宾格勒不够尊重，但昆迪希小姐还是袒护他。就这个话题，两位先生之间不会发生冲突，因为，当舒特先生期待着别人“上前线”的时候，雷布洪先生已经做好放弃的准备了，因此，气氛还是十分和谐的，好像他们仅仅交换了一下彼此的观点。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是无法弄清楚斯宾格勒有没有上过前线的，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答案。很明显，昆迪希小姐是同情舒特先生的。很久以后，她才明白，自己的同情隐藏在了“我们的战争男孩”和“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一类的粗俗话语后面。舒特先生也不记得自己对这种话是否做出过什么反应。他对她的态度很中立，就好像她从未说过针对他的话似的。每次走进吃饭的房间，他都会向她点头致意，但对坐在自己右边的雷布洪小姐却不屑一顾。有一次，我们三人在学校耽搁，没有赶得上吃饭时间，舒特先生就问母亲：“您的炮灰在哪儿？”事后，母亲说起这事时还很气愤。她当时怒声反驳道：“永远不会是炮灰！永远不会！”他则讽刺道：“决不容许再有战争！”
其实，舒特先生十分赞赏母亲坚决反战的立场，只是母亲未曾从他口中亲耳听到。他通过挑衅性的话语正好验证了母亲的想法。在公寓的房客中，还有一类人是舒特先生从不搭理的，这就是坐在他左边的年轻的贝姆贝格夫妇。贝姆贝格先生是证券经纪人，对物质利益的见解总是紧跟时代的变迁。他甚至因拉姆小姐可以巧妙地摆平无数石榴裙下之臣而称赞她“精明能干”。“法兰克福最时髦的女郎”是他对她的评价，他也是仅有的几个从不觊觎拉姆小姐的人之一，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她对金钱的嗅觉”和她对奉承之辞的怀疑反应。“她不会让自己冲昏头脑的。她总想先知道隐藏在背后的东西。”
贝姆贝格太太是由时髦装饰组成的，也许只有那一头短发才是最自然的。她的轻佻与拉姆小姐的不是同一类型，她出身富裕家庭，但不让人讨厌。值得一提的是，她会一时冲动买下所有想要的东西，但穿戴在身上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她喜欢去看艺术展，对图片上的女士服装很感兴趣。她承认自己偏爱卢卡斯·克拉纳赫，并用他那“棒极了的”现代派风格来阐释自己的观点。由于她过度使用感叹词，所以“阐释”一词听起来显得过于详尽了一些。贝姆贝格夫妇最初是在一次交谊舞会上认识的。一个小时前，他们彼此还很陌生，但正如贝姆贝格先生不无自豪地承认的那样，他们两人对对方都有意思，甚至她对他的好感还要更多一些。贝姆贝格先生当时已经是公认的大有前途的证券经纪人。他认为她很“时髦”，请她跳舞，而且立刻就称她为“帕蒂”。“您让我想起了帕蒂，”他对她说，“一个美国女孩儿。”她想知道那是不是他的初恋。“那就看你怎么看了。”他答道。她领会了，为他的第一个女朋友是美国人而感到棒极了，并且用起了“帕蒂”这个名字。他在所有的公寓房客面前也是这么称呼她的。如果她没下楼吃饭，他会说：“帕蒂今天不饿。她担心自己的身材。”
要不是舒特先生一直对这对与世无争的夫妇这么冷漠，我可能早就把他们给忘了。每次舒特先生拄着拐杖来吃饭，都视贝姆贝格夫妇如空气一般，总是装作没听见他们的问候，没看见他们的存在。库珀佛太太之所以能容忍舒特先生在公寓里这样，仅仅因为他能令她回想起自己在战争中牺牲的丈夫，因此，她从没敢当着舒特先生的面称呼“贝姆贝格先生”或是“贝姆贝格太太”。这对夫妇毫无怨言地忍受着源自舒特先生的封锁。不过，这封锁也没有继续蔓延。他们对这位残疾人多少有着一丝恻隐之心，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显得很可怜，即便这份同情不多，但它也是一种感觉，可以借此来对抗舒特先生的蔑视。
在桌子的最远端，差别就没这么强烈了。那里坐着席默尔先生，他是经销纤维的老板。他身体健壮，蓄着八字胡，面颊红润，曾做过军官，从没见他愤世嫉俗或是对什么不满过。他的脸上总带着微笑，这其实是一种精神状态的体现。看到有人心情保持不变，真是感到欣慰，即使遇上再坏的天气也不受影响。令人感到些许不可思议的是，这满足感自为地存在，不需给养。其实，这给养是很容易得到的，因为，离席默尔先生不远处坐着帕兰朵夫斯基小姐，一名售货员。她美丽、高傲，长着一颗希腊雕像式的头颅。她不会因为昆迪希小姐援引《法兰克福报》上的观点而影响自己的思维，也不让贝姆贝格先生对拉姆小姐如雨点般落下的赞美沾上自己。“这个我恐怕不在行。”她说着，摇了摇头。她不会再多说什么，但她不擅长的事情已经很清楚。帕兰朵夫斯基小姐倾听别人说话，自己几乎不开口，这种沉着很适合她。席默尔先生坐在她的斜对面，他的胡须看上去好像特地为她而打理似的。他们两人像是天生的一对。但他从没跟她说过话，他们也从未一起来或是一起走，似乎他们的非休戚与共关系是事先仔细商讨过似的。帕兰朵夫斯基小姐既没等着席默尔先生从饭桌旁起身，也不担心吃饭的时候在他面前坐得太久。虽然他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沉默，但他总保持微笑，什么也不想，而她却高昂着头，一脸严肃，像是总有想不完的事。
大家都很清楚，这背后肯定有文章，但只有昆迪希小姐才会费尽周折地去探个究竟，结果在这二人那里碰了个大大的钉子。本泽尔小姐曾忘乎所以地在背后称帕兰朵夫斯基小姐为“女像柱”，而昆迪希小姐在跟席默尔先生打招呼时总是愉快地说：“骑兵来了。”这立刻受到了库珀佛太太的指责，她无法容忍别人在她寓所的饭桌上说这种评头论足的话。昆迪希小姐借机当面询问席默尔先生是否介意被人称作“骑兵”。“这对我来说是个荣幸，”他微笑着回答，“我曾经当过骑兵。”“而且到死都想当骑兵。”这话是舒特先生说的。每次昆迪希小姐做出荒唐的举动时，他都会予以讽刺。在他们发现彼此都有好感之前，情况一直如此。
直到大约半年后，公寓里才来了一位真正有思想的人：卡洛里先生。他善于让所有人都与自己保持距离，是位饱学之士。他的嘲讽皆源自潜心阅读，令昆迪希小姐甚为着迷。有时，她记不起来卡洛里先生的某句话出自何处，甚至会低声下气地去请教他。“请问这句话出自哪里？请您告诉我，不然我今天又要失眠了。”“还会出自哪里呢，”舒特先生这时会替卡洛里先生回答，“出自比希曼，就像他说的所有话都出自那里一样。”但是，舒特先生的回答却是大错特错了，令他很没面子。因为，卡洛里先生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引自比希曼的。“我情愿服毒也不要读比希曼，”卡洛里先生说，“我从不引用自己没有真正读过的东西。”公寓里的人都认为他说的是实话。我是唯一对此表示怀疑的人，因为他从不理会我们，甚至讨厌受教育程度与他相当的母亲，因为她的三个孩子在饭桌上占了大人的位置，而且，因为孩子在场的缘故，大家不得不避免谈论那些高深的话题。我当时在读希腊悲剧，他引用了《俄狄浦斯》里面的一句话，他曾在达姆施达特市看过一场相关的演出。我说出了他引言的下文，他装作没听到。当我固执地重复时，他猛地向我转过脸来，严厉地问道：“你们今天在学校里学了？”我竟然也能说上点什么，这是极少有的情况；但是，刚才他责难我，想永远堵住我的嘴巴，是不公平的，同桌的人也都这么觉得。但是，他的讥讽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没人敢抱怨，而我也只好羞愧地不再出声。
卡洛里先生不仅记住了很多东西，还将所有的句子巧妙地加以变化，然后看是否有人知道他想表达的意思。最初，只有身为戏迷的昆迪希小姐会跟着他的思路走。他喜欢讲笑话，在歪曲事物方面更显得技巧娴熟。然而，当他从最敏感的雷布洪小姐口中听说自己是毫无禁忌时，放肆答道：“肯定不会蔑视费尔巴哈的。”大家都知道，雷布洪小姐——除了把心血花在她那得哮喘的哥哥身上外——完全是为着费尔巴哈以及伊菲格涅——当然是费尔巴哈笔下的伊菲格涅而活着。她说：“我真想成为她那样呀。”这位三十五岁上下、像南欧人的卡洛里先生，不得不忍受女士们说他长着托洛茨基般的额头。他不轻饶任何人，包括他自己。他更希望成为拉特瑙[5]，他说，那是拉特瑙遇害的前三天，那也是仅有的一次，我看到了他不知所措的样子，因为他含着泪眼看着我这个学童说：“一切都完了！”
热心而又保皇的雷布洪先生是唯一没有被这次暗杀弄得晕头转向的人。他对老拉特瑙的评价要比对小拉特瑙的高得多，而且无法原谅小拉特瑙投身于共和事业。不过他也承认，瓦尔特以前在战争中为德国立下过功劳，那时的他还雄心勃勃，那时还是帝国。舒特先生则十分愤怒：“那帮人要干掉所有人，所有的人！”贝姆贝格先生生平第一次提到了工人阶级，他说：“工人阶级是不会容忍此事的！”卡洛里先生则认为：“大家应该移民国外！”拉姆小姐不赞成暗杀，认为这总会引起其他事情，她问道：“您带上我一起走吗？”这句话被卡洛里先生牢牢记住了，因为从那天起，他放弃了自己的精神要求，公开对拉姆小姐大献殷勤，更令女士们气愤的是看见他进了她的房间，并且一直待到十点钟才离开。
注释：
[1]翁鲁（1885-1970），德国重要的表现主义作家和戏剧家。
[2]宾丁（1867-1938），德国小说家和诗人。
[3]斯宾格勒（1880-1936），德国历史哲学家。
[4]迈耶—格雷夫（1867-1935），德国作家。
[5]拉特瑙（1867-1922），即下文的“小拉特瑙”和“瓦尔特”，德国政治家、工业家、哲学家，后被右翼激进分子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