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四月初，我和格奥尔格一道搬往普拉特大街22号，住进了苏新太太家里。我们的房间位于她公寓的最后面，采光不好，窗户朝向院子。在那里，我们一起度过了四个月，并不是一段特别长的时光，但独自和一个弟弟在一起生活，这还是头一遭，而且这段日子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我与弟弟之间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关系，我上升为他的良师益友，他会同我商谈所有的事情，特别是所有与道德伦理相关的问题。人们允许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唾弃的事物，当然也包括人们想知道、想认识的事情——在一起生活的四个月里，我们几乎每晚都在工作学习的间隙里谈论这些。我们俩就坐在窗边那张大方桌旁边，每人面前放着各自的书籍与练习本，只需稍稍抬头便可看到对方的正面。他虽然小我六岁，但当时已略高过我，坐着的时候，我们俩是差不多高的。我决定进维也纳大学攻读化学专业（但尚未确定是否会坚持下去），还有一个月就要开学了。由于在法兰克福的中学里没有学过相关科目，所以我急需恶补一下化学知识。在仅有的四周时间里，我打算补上错过的东西。我拿了本无机化学的教材，尽管它太偏重理论，甚至可以说与实践毫不相关，但也让我很感兴趣，飞快地读了下去。
无论我多么专注于某样事情，格奥尔格都可以随时打断我，向我提问题。十三岁的他在位于施督本棱堡的一所实科中学[1]里读低年级。他非常好学，也学得很轻松，但是在绘画方面遇到了困难，而他们学校又很重视这一科。不过他的求知欲很强，我在他这个年纪时也是这样。他对每样事物都能提出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少涉及他理解不了的东西，因为所有他能阅读的东西，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明白；他关心的是更具体、更细节的问题，他想了解那些讲授一般性知识的教科书之外的东西。对于他提出的很多问题，我都可以当场回答，不用先思考一下或是先查阅资料。我很高兴可以将自己了解的知识传输给他，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没有与别人分享过这些东西，没有人和我一起谈论这些事情。他发现，每次我都很乐意被他打断，而且他也可以无限制地提问。短短的几小时里，我们可以谈到很多事情，而且这让我能振作起来学习化学，因为化学对我来说还略显陌生、具有威胁，毕竟我很可能要在未来四年或是更长的时间里同它打交道。格奥尔格询问我有关罗马作家的事情，询问我历史问题——而我总会将话题引向希腊，只要有可能——询问我数学难题、植物学和动物学，他最喜欢问的是与地理相关的事情，例如风土人情之类。他已经知道，从我这里，他可以了解到最多的就是此类知识，有时候，我不得不强制自己停下来，我真是太喜欢将自己从科学考察人员那里获得的知识一一讲述给他听了。我们还会对人类的所作所为做出评价。每次谈到异国人民在与疾病抗争时，我都会十分激动。当时，我还没能完全克服放弃学医带来的痛苦，因而天真地、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夙愿寄托在了他身上。
我就是喜欢他的永不知足。当我坐下温书的时候，我已经在期待着他要提出的问题了。我受他沉默的折磨远多过他受我的沉默折磨之苦。他要是有贪权的野心或者工于心计的话，早就可以用沉默这一最简单的方式控制住我了。倘若在桌子旁坐一晚上他都没提一个问题，就会让我感到备受折磨、沮丧万分。关键在于：他的提问是不带任何目的性的，就像我的回答一样。他想求知，而我想将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他；他得到的新知识又会促使他提出新的问题。令我惊讶的是，他从未让我难堪得下不了台，他的永不知足总停留在我知识的范围内。也许是因为我们天资相似，也许是因为我那热情洋溢的讲述阻碍了他了解其他事物，他只会问那些可以在我这里得到答案的问题，从不让我难堪；其实，他很容易就可以对我知识的空白处提问的。我们二人都很开诚布公，不会对对方刻意掩饰什么。那时候，我们相互都很依赖，这里没有我们亲近的人，我们只需满足一个要求：他不会令我失望，我也不会令他失望。无论怎样，我都不会放弃我们在窗边大方桌旁的“学习夜晚”。
夏天到了，晚上的时间拉长了，我们将朝向院子的窗户打开。低我们两层、正对着我们窗户的是裁缝芬克的小房间，他的窗子也开着，缝纫机那细微的嗡嗡声一直传到楼上我们的耳朵里。他一直工作到深夜，一刻也不停歇。我们坐下来吃晚饭时，可以听见他工作的声音，我们收拾桌子时，可以听见他工作的声音，等我们坐下来阅读时，还是能听见他工作的声音，只有当我们兴奋地谈论某个话题而忘记周围的一切时，才不会想到他的存在。但当我们疲惫地躺到床上睡觉的时候——因为夏天天亮得早——耳边又响起了他缝纫机那细微的嗡嗡声，这声音会伴着我们入睡。
晚餐我们吃的是面包和酸奶，有段时间只能吃面包，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小麻烦，而对此我要负全责。虽然我们的生活费不宽裕，但我们生活中所必需的一切花费都考虑在内了，晚餐其实也可以吃得再丰盛一些。我会预先拿到每月的生活费，一部分来自祖父，其余的由母亲支付。我把钱全放在自己身边，打算管理好它们。我在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在法兰克福时，我曾带着弟弟们在母亲不在的情况下单独生活了半年。要想在当时那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将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与那时的艰难相比，目前在维也纳简直就像小朋友过家家一样简单。
情况本该如此简单，但我没有把伍尔斯特公园考虑在内。它就在附近，离我们不到十五分钟的路程；在维也纳度过的幼年时期里，这里对我来讲意义非同寻常，因此，我感觉它距离我还要更近些。我没打算让弟弟远离它的诱惑，而是决定带他同去。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带他去看那些珍馐美味，不过有些菜肴已经消失了，即便是那些我再次看到的，也很令人失望。格奥尔格五岁就离开了维也纳，对伍尔斯特公园毫无印象，所以，他完全依赖我的介绍；我尽量使自己的介绍变得生动有趣，因为我这个看上去无所不知的大哥可以向他讲述埃斯库罗斯[2]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讲述法国大革命，讲述万有引力定律和进化论，现在却恰恰带他乘坐岩洞轨道经历墨西拿大地震、看地狱之口，这让我感到有些惭愧。
在描述的时候我肯定添加了可怕的色彩，因为，当我们最终找到岩洞轨道，站在魔鬼将叉死的罪人塞进去的地狱之口前面时，他吃惊地看着我说：“你以前的确对此感到恐惧吗？”“我没有，我那时已经八岁了，但你们很害怕。你们当时还小得很。”我注意到，他对我失去了原有的尊敬。他不喜欢这些，游玩虽然才刚刚开始，他就已经一心想着晚上的谈话了；因此，对于观看墨西拿的地震——这其实是吸引我们来这里的主要原因——他并没表现出什么兴趣来。我终于可以松口气，可以摆脱这些尴尬的事情了，现在我自己也不想看什么地震了，于是拉着他飞快地离开。因此，我记忆中的游乐场仍是过去的那种豪华场面。
但我没那么容易从刚才的事情中缓过神来，我得做些什么，好让他不那么失望，于是，我参加了自己其实从不感兴趣的伍尔斯特公园的赌博游戏。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赌博方式，但套圈却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因为，我们看到前面接连有几个人都赢了。我让他去试试，他运气不好，我自己上去试，一个也没套中；我又试了一次，那圈简直就像中了邪似的。我很快就和这玩意儿较上了劲儿，他试图提醒我，在一旁拉我的袖子，但我不肯就此罢休。他亲眼看见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如何溜走的，也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但他什么也没说，他也没说自己想再去试一次。我想，他明白我这么做的原因，我无法忍受在他面前一次次地投不中所带来的羞耻感，想通过接下来的命中加以弥补。他就那么呆呆地看着，时不时地鼓下劲，这使我感觉他就像岩洞轨道前的一个自动玩偶。我一个接一个地投着，越投越差。两种羞耻感交织到一起汇成一股。我感觉没玩多久，其实肯定玩了很长时间，因为，突然之间，我们五月份的生活费全没了。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不会感觉这么难受。但还有他，而我要对他的生活负责，可以说，我担任着父亲的角色，我告诉他最美的箴言，我尝试将高尚的道德理念灌输给他。我刚刚开始在化学实验室工作，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晚上要告诉他的事情，这些事情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令他永不忘记。那时我想，我要对所说的每句话负责，生怕自己一次说错话会导致他走上歧途，荒废一生，正是出于我对他的兄弟之情，而这种兄弟之情成了我最主要的情感——但现在，我把整个五月份的生活费都给输掉了，而且还不能让任何人得知此事，特别是不能让苏新一家知道，因为我担心他们会因此不让我们再在这里住下去。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认识的人中，没人看到我玩赌博游戏，而格奥尔格也立刻明白沉默的重要性。我们用男人的决心相互安慰着。午饭时，我们习惯去紧靠卡尔大剧院的班维尼斯特饭店吃饭，是祖父介绍我们去那儿的。当然我们并不是非得这样才行。我们也可以吃酸奶和面包。晚饭只吃一块面包就够了。我没告诉弟弟怎样才能弄到这笔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费用，因为我自己也还不知道呢。
我想，正是这次由我而起的小过错才将我们俩拉得更近，甚至胜过晚间的那种问答式谈话。长达一个月，我们都过着这种极为贫困的生活。要是再没了每天早上苏新太太给我们送来的早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挨下去。嘴馋万分的我们期待着牛奶咖啡外加每人两块小面包。我们醒得比以前早了，洗漱也提前了，当她端着托盘走进我们房间的时候，我们已经坐在大桌子旁边等候了。因为担心自己急促的动作会泄露内心的渴望，所以我们笔直地坐在那里，就好像我们还要一起回忆些事情似的。苏新太太很在意早上跟我们聊几句，总是问我们睡得怎样，所幸她跟我们聊的也就是睡得如何之类。
但每天早上她都会特别提起她那在贝尔格莱德坐牢的哥哥。“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每次都是这么突然地开始，每次提到他，她都会用“理想主义者”这个开场白。尽管她不赞成他的政治立场，但她为他感到骄傲，因为他与亨利·巴比塞[3]和罗曼·罗兰是朋友。他是个久病之人，很早以前就得了肺结核，监狱对他来说好似一剂毒药，因为，优质丰盛的饭菜对他的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当她给我们送早餐时，热气腾腾的咖啡会让她想起他生活上的匮乏，这样看来，她提起他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他很早就开始从事这种活动，在中学时就已经开始了。像他这个年龄——”她指着格奥尔格说，“他已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了。他在学校里发表演说，还受到惩罚。虽然他的老师们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但他们不得不惩罚他。”她不赞成他的顽固，但也从未吐露一句指责他的话。苏新太太的妹妹没有结婚，同苏新夫妇一起，也住在这处房子里，她们两姐妹听说了哥哥的一些理念。忠于国王的塞尔维亚人和奥地利良民都不喜欢他的理念，因此，她们决定一了百了，不去想与政治有关的事情，把这些事情留给男人去做。
默舍·皮亚德是她哥哥的名字，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革命者兼作家。可以证明他的革命者和作家的身份的，是他所结交的法国朋友弗罗因德。监狱，尤其是她哥哥的疾病和饥饿，令苏新太太非常不安。她为我们送来的早餐本来也可以端给自己的哥哥的，这也算是她每天早上想念哥哥的最简单的形式了。尽管她的故事推迟了饥肠辘辘的我们吃早饭的时间，但她通过讲述她哥哥的故事加强了我们的意志。她说，她哥哥从不会说自己饿。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注意不到自己饿了，因为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的理想。因此，他无形之中成了我们的支柱，我们每天早上期待着牛奶咖啡和美味面包的同时，也期待着苏新太太的故事。也就是在那时，格奥尔格第一次听说了肺结核病，没想到后来这个病也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一起离开家。我们立即就在院子的左边看到裁缝芬克先生，他早就坐在自己的缝纫机前了。那缝纫机的嗡嗡声是我们早晨醒来后听到的第一个声音，也是我们夜里睡着前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现在，我们经过他小房间的窗子，同这个颧骨突出的沉默寡言的人打声招呼。每次我看见他嘴里衔着针，就会觉得他把一根长针横穿过面颊，因此不能说话；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开口说什么的话，我反而会感到惊奇；那些针，包括他含在嘴上的那些针消失了。
他的缝纫机就摆在房间的窗子下边，他从不离开这台机器——一个年轻人，却从来不出大门一步。我跟他比较熟的时候已经是夏天了，窗子开着，在院子里就能听到他缝纫机的嗡嗡声，这成了他房里那个黑皮肤漂亮女人笑声的轻声伴奏，她肥硕的身体让这间小屋显得拥挤。人们想找芬克先生做衣服时，就会去敲那间小屋的门，他们一家人就挤住在里面；进门之前，大家一般会磨蹭一下，为的就是想多听一会儿屋里女人的笑声，确定一下自己没听错。大家清楚，这个小房间接待外人时的这种高兴并不是冲着来访者的，这是她那丰满的身体散发出的快乐，一切都散发着身体的气味。气味与笑声相互交织，时不时地还传出几声呼唤，那是在叫三岁的小女儿卡米拉。这个小孩子最喜欢在门后面的门槛处玩耍，这也是大家开门时迟疑的原因之一，大家在笑声中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卡米拉，让开点，让这位先生进来。”她总是说“这位先生”，尽管我还不到十九岁；如果我已经站在房间里，而一位女士想进来的时候，她也会这么说。一旦她看见进来的是位女士，她会暂时止住笑声，但从不会更正自己的话，对此我不感到奇怪，因为芬克先生是名男装裁缝。这时他会猛地抬起头，嘴里衔着一根针。一根可怕的大针刺穿了他的面颊，他怎么能说话呢，因此就只能笑了。
注释：
[1]实科中学着重教授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
[2]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65），古希腊悲剧之父。
[3]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