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戴高乐，法国前总统，法国著名的军事、政治活动家，准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坚强战士：立志从戎 刻苦磨炼1890年11月2日，夏尔·戴高乐出生于法国拉里。父亲是一个天主教大学的教授。戴高乐13岁立志从戎。18岁时考入圣西尔军事学校，1912年军事学校毕业，授少尉衔，分配到第二步兵师三十三团服役，团长是贝当上校-戴高乐与团长在军事上的见解一致，因而受到青睐，次年即晋升为中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晋升为上尉，任连长。战斗中，戴高乐多次负伤，在凡尔登战役中，被德军俘虏，囚禁了两年零八个月，直到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被释放。
释放后，戴高乐继续在军中服役。1921年10月1日调圣西尔军事学校任战争史教员。为了更好地为国效力，这时已31岁、仍是上尉衔的戴高乐，决定再当一次学生，于1922年11月回到巴黎，考入了法国军事学院。在这里，他刻苦学习，埋头于新军事学的研究，深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教训是：下一场战争将是坦克战，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意味着战争将是运动战。
1926年底，戴高乐被提升为少校，受命指挥第十九步兵营。驻防德国莱茵河区的特里尔。
戴高乐对部队要求十分严格，一丝不苟。频繁进行军事演习、队列训练、打靶或各种竞技活动，他要求部队经常开展体育比赛，参加戏剧表演或者联欢会：还常常把士兵召集起来听他的讲演。
严中有爱，关心士兵；1928年、1929年之交，凛冽的寒冬笼罩着德国被占领区，气温下降到零下25摄氏度。一场流感袭击了整个地区：仪是驻莱茵区的法军就有143人丧生。公众舆论为之哗然，愤怒的国会要求予以追究，法国陆军调查委员会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对戴高乐指挥的十九营也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尽管少校执行纪律严厉，但对士兵的关心却最为突出：国会调查委员会成员皮科上校在报告中说：“轻步兵第十九营有大批人死亡，但这次不是因为对士兵照顾不周所致。该营管理极为出色。”他接着对那些肃静下来的政治家们说，戴高乐少校在得知一名无亲无故的战士死亡时，坚持要亲自为那位年轻士兵服丧。
执行纪律，不畏权势。一次，法国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法军总监贝当元帅访问特里尔，会见了戴高乐，视察了第十九营。他回到巴黎后，表示对所见所闻感到满意。可是不久戴高乐遇到了麻烦事。事情起因是新兵们都讨厌在德国服役，尤其是在特里尔，那里气候寒冷，又是异国他乡，而且训练严格，生活紧张。新兵中有人由于亲戚身居要职，或者与国会议员有些关系，便纷纷设法调回法国比较惬意的地方。戴高乐为此大发雷霆。他宣布，凡试图调往他处的士兵一律应受惩处，并通知全营士兵，对营长的这一通告天天读上一遍。恰巧，决定颁布不久，戴高乐收到一份正式电令，调他手下的一名士兵。戴高乐未按电文行事，反而把那个通过一位议员的关系想调走的年轻人关了两个星期禁闭。这下惹了祸，那位议员向陆军部告了一状。于是，陆军部下令调查此事。莱茵区驻军司令吉约马将军对戴高乐大加训斥，并提醒他说，由于拒不执行陆军部长的命令，他至少会受到关60天禁闭的处罚；要是部长把事情看得更重一点，或许还会受到停职处分？为此，戴高乐赶往巴黎，向贝当元帅申诉了事情的原委：由于贝当元帅出面向陆军部长说情，才决定不予追究。
戴高乐在莱茵区按规定供职两年期满后，于1929年底调往驻在近东的部队。
1931年，戴高乐从近东奉调回国，随后即任国防常设委员会最高军事会议秘书，直至1936年。
在这一段时间里，戴高乐致力于宣传他抛弃旧观念，接受新思想，远见卓识地预见到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拥有最精锐的装甲部队的一方将取得胜利的军事见解，以及不顾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敌意，以坚忍不拔的勇气坚持建立机械化部队的主张。
为了唤起法国公众舆论，警惕日益增长的外来危险，戴高乐努力使自己的军事见解理论化。他曾相继出版过几部军事理论著作，阐述在未来战争中战斗行动的机动性，以及大量使用坦克与空军、步兵协同作战的必要性，建议在法国建立一支能实施积极进攻行动的职业机械化军队。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一开头就描绘了法国的地形，令人信服地指出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是明显的薄弱环节。正如他所说的，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为屏障；而意大利则受到阿尔卑斯山的保护：相比之下，法国的心脏却对任何来犯之敌敞开着大门，因为巴黎周围的平原开阔平坦，无法防守。戴高乐争辩道，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惟一可靠的防御措施不是构筑要塞，而是建立一支由10万人组成的精悍职业军，分编成六个机动装甲师：6年之后，德国军队进攻法国的事实，证明戴高乐的论著是基本正确的。但是，法国最高统帅部中贝当、魏刚等高级将领，年事已高，思想早巳退化，比较保守，身边无干练的辅佐人才，自己也缺少现代化战争的远大目光、勇气及胜利的信念。因此，对戴高乐建立职业军的建议，一直充耳不闻。不论戴高乐怎么宣传，都不足以消除人们对新思想的偏见和对戴高乐本人的敌意。
关于建立机械化部队的辩论一直进行着，直到1937年底，才被新任陆军部长达拉第所重视：戴高乐被列入晋升名册，之后，任命为驻梅斯的第五十七坦克团上校团长：在这段时间内，戴高乐感到如鱼得水，大搞坦克战和快速出战演习。并在实际中去检验他的理论。他对此兴致勃勃劲头十足。于是人们怀着敬意半开玩笑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摩托上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戴高乐在阿尔萨斯负责指挥第五集团军的坦克部队，曾建议组建强大的坦克预备队，以便消灭可能在正面突破的德军。尔后的事态发展证明，戴高乐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但可惜这一次的建议，又没有被法国军事统帅部所采纳。
1940年5月11日，戴高乐受命指挥第四坦克师，参与了5月16日至20日的装甲部队大会战。索姆河战役失利后，法国失败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被召至巴黎，在内阁中就任国防部副部长。
在这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戴高乐运用他的全部力量，以及他那对于取得胜利的狂热的信心，力图说服每一位高级官员，使之继续作战。他曾两次到伦敦与丘吉尔会晤，并由于他的警告，英国立即建议把英法两大国联合起来，以应付当前的国家危机：但是，法国大部分官员愿意屈膝求和，投降德国：结果，6月14日德军进入了巴黎，6月16日，贝当投降政府上台。
鉴于国内政府已完全失去了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戴高乐决然离法赴英：于6月18日在英国通过广播，号召法国人民继续进行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斗争，并在伦敦发起“自由法国”运动，宣布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贝当政府对此很恼火，指责戴高乐叛国，第十七军区军事法庭对他缺席判决为死刑。
为了从军事上有效地反对德国法西斯，戴高乐在英国着手组建“自由法国”武装力量，并以司令的名义宣称接受英国统帅部的统一指挥。1940年11月，“自由法国”的军队发展到3.5万人（其中有1000人是飞行员），拥有军舰20艘，运输船60条。这支“自由法国”军队积极参加在近东和非洲对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部队作战。1941年9月，苏联政府承认戴高乐为“世界各地自由法国人的领袖”。根据戴高乐的建议，在苏联成立了由法国飞行员组成的“诺曼底”空军大队，参加了苏德战争。由于战功卓著，后扩编为一个飞行团。1943年，戴高乐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根据英、美同盟国的协议，“自由法国”部队的四个师组成法国远征军，参加了在意大利的战斗行动。1944年7月，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法国坦克师与英美军队一起，在诺曼底登陆。8月，法国第一集团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参加了解放祖国的行动。由于戴高乐的坚决要求，法国坦克师开往巴黎，支援了首都人民的起义。1944年6月，戴高乐担任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
戴高乐在祖国危急的历史时期，在为争取法兰西的独立和复兴而进行的斗争中，表现了勇敢刚毅和坚忍不拔的精神。
1958年6月1日，戴高乐担任了法国总理。1959年1月8日任法国总统。1965年12月再次当选总统，任期7年。1969年4月辞去总统职务。1970年11月9日病逝。
温斯顿·丘吉尔：
二战时期大英帝国的拯救者温斯顿·伦纳德·斯潘塞·丘吉尔，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多次担任内阁大臣职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领导英国人民取得了抗击德国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被人们推崇为英国的拯救者。
1874年11月30日，丘吉尔出生在英格兰牛津郡的布伦厄姆宫，成为这个贵族世家的长子：丘吉尔从小受到典型的英国贵族式教育，8岁开始上学，14岁进入专为贵族子弟开设的哈罗公学：他生性好动，喜欢冒险，读书“疏懒”，尤其讨厌数学和拉丁文，但对历史，古典文学和军事很感兴趣：对他来说，政治比学校课程更令他神往。
1893年，经过3次考试，丘吉尔终于成为桑赫斯特军校的一名骑兵士官生：他的理想是：“只要什么地方打仗，就去参军”；“一旦仗打1894年底，丘吉尔从军校毕业，第二年被编人第四骠骑师任骑兵少尉。从1895年至1900年，他以军官和战地记者的身份，先后经历了西班牙殖民者镇压古巴起义的战争、英国军队镇压印度西北边境人民和苏丹人民的战争，以及南非的英布战争。在印度的两年给丘吉尔的生活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从此他一直是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卫道士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同时，作为一名记者，他深深感到自己的知识是多么贫乏。两年中，他开始补课自学，阅读了成箱的书籍，特别是历史学家吉本和麦考莱的著作以及达尔文的书。同时，他广泛阅读了母亲寄来的有关英国政治和世界情况的年鉴。后来他能成为一个在很多问题上有深刻洞察力的政治家，同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随时掌握时事动向的习惯是分不开的。
1899年是丘吉尔生活的一个转折点。这年，他退役并以保守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曼彻斯特奥德姆选区议员的竞选，开始了漫长的政治生涯：第二年，他被选入下院。1904年，由于保守党的保护关税政策，他退出保守党，加入自由党。1906年，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丘吉尔首次入阁，担任殖民副大臣，此后又相继担任商务大臣、内务大臣。
1911年，首相又任命丘吉尔为海军大臣：此时，欧洲局势风云变幻，重新瓜分世界的大战迫在眉睫。上任伊始，丘吉尔即对海军部进行改组，建立了海军部总参谋部，给海军拨款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命令海军作战部队处于常年戒备状态。1914年7月，萨拉热窝事件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等英国政府对德宣战，便命令海军总动员。
大战之初，为了防止安特卫普落人德国人之手，丘吉尔派了一个旅的海军陆战队，但已为时太晚，无法阻止德军的攻势，致使该旅有三个营的部队被困在荷兰。这一事件使丘吉尔在公众的印象中成为一个鲁莽的人。但更糟的事件还在后头。当协约国军和德军相持不下，战事处于胶着状态时，为了打开局面，丘吉尔力主派一支强大的舰队进入达达尼尔海峡，攻占加利波利半岛，迫使土耳其屈服。加波利波之战持续8个多月，结果英军惨败。丘吉尔名声扫地，在各方压力下，被迫于1915年5月辞去海军大臣职务。
1917年7月，丘吉尔又出任劳合·乔治政府的军需大臣；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后期，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丘吉尔对此忧愤交加，攻击布尔什维主义是对“人类文明的威胁”，竭力主张进行武装干涉，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战后初期，丘吉尔同时兼任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但1922年，劳合·乔治内阁下台，博纳·劳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取而代之。丘吉尔失去了大臣的职位，并且屡遭保守党的排挤，其政治生涯暂人低潮。
1923年，丘吉尔退出自由党，几经波折，于次年重新加入离开了20年的保守党：1924—1929年，丘吉尔又出任财政大臣。这一时期，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英国国内工人运动蓬勃高涨。丘吉尔公开咒骂罢工工人是“民族的敌人”，宣称要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并对保守党领袖们在印度问题上的“软弱”表现极为不满，于1931年1月愤然退出了保守党“影子内阁”。从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没有出任过政府要职。
30年代是风云突变，危机迭起的年代。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夺取政权后，欧洲形成了新的战争策源地。1936-1937年间，德、意、日法西斯组成了“柏林一罗马一东京”轴心，加速战争准备。在这严峻关头，英国“避战求和”的和平主义情绪泛滥，苟且偷安的思想严重，以首相张伯伦为代表的对德绥靖派为了维持现状，保护英国的既得利益，对法西斯的扩张行径一味纵容妥协。
丘吉尔对德、意、日法西斯崛起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具有比较远大的政治头脑，他坚决反对张伯伦推行的妥协退让政策，主张对法西斯侵略者实行坚决遏制和抗击的强硬政策，从而成为当时英国政界一致公认的对德强硬派的领袖。
30年代中期，英国统治集团内部绥靖派和强硬派的分歧极为尖锐。由于绥靖主义在当时的英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绥靖派的主张占了上风：1937年5月，张伯伦组阁执政后，绥靖政策便成了英国外交的基本国策而推行。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张伯伦对此表现了卑微软弱的立场：丘吉尔对此大为不满，他指出：如果“坐待事态的演变”，不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制止，那么，“所有的小国将纷纷从日内瓦溜走，转而向日益壮大的纳粹制度致敬”。他还坚决要求英国政府响应3月18日苏联政府关于举行国际会议，商讨共同对付希特勒的建议，指出“只有成立法英苏联盟的方向，才能有希望制止纳粹的进犯”。
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前后，丘吉尔坚决反对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而向希特勒乞求和平。9月21日，丘吉尔向，新闻界发表声明，指出如果在纳粹的军事威胁下屈服，不仅不会给英法带来安全与和平，反而会使两国的处境更加危险。
事态的发展正如丘吉尔所预料的，希特勒欲壑难填。1939年3月，他撕毁了墨迹未干的慕尼黑协定，出兵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和和平梦幻彻底破产，他本人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谴责。
此时，一贯主战的丘吉尔声望大振，他进入改组后的张伯伦内阁，出任海军大臣。
从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英法政府宣而不战，西线出现了“静坐战”的奇怪局面。英政府中还有人主张同纳粹德国议和，丘吉尔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与纳粹议和无异于对敌投降，他主张“把战争打到底，消灭希特勒，彻底粉碎纳粹主义”。同时，他领导下的海军在大西洋对德国进行了勇猛的战斗。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调兵西进，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发动突然袭击，并通过“闪电战”占领了丹麦和挪威。
张伯伦在一片责骂声中下台，丘吉尔出任首相兼国防大臣。他在就职后表示：“除了鲜血、劳苦、眼泪和汗水外，我无可奉献”，“具有雄狮之心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个遍居全球的民族和种族。我应召出来大吼一声，感到荣幸！”
丘吉尔是在英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出任首相的？在大战期间，他的非凡魄力和出众人格得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前线战局急转直下：1940年5月底，英国30万远征军从敦刻尔克匆忙撤回英伦；6月22日，法国宣布投降。纳粹德国的势力席卷整个西欧并准备入侵英国本土，纳粹空军对英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英国处于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丘吉尔临危不惧，发出了坚定的誓言：“我们的政策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上和空中进行战争”，“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惧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
丘吉尔在领导人民竭尽全力保卫英伦三岛的同时，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采取一切措施争取同盟者，首先是大力争取美、苏两大强国的支持和参加，以尽早摆脱孤军作战的困境。
战争一开始，丘吉尔就特别注意美国的动向，一直谋求与美国的联合。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向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发起突然袭击。8日，美、英对日宣战，美国正式加入世界大战，丘吉尔梦寐以求的英美联合作战的目标终于实现。
1941年6月22日，德国大举入侵苏联：丘吉尔立即表示英国将同苏联联合对德作战。1941年7月12日，英苏两国签订了在对德作战中联合行动的协定。8月，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纽芬兰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苏德战争爆发后不到两个月，长期以来屡遭挫折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终于初步形成，丘吉尔对此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大战过程中，丘吉尔作为同盟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出席了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的开罗会议，出席了美、英、苏三国领袖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举行的重要会晤，为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发展，当德意日法西斯的覆灭已成定局，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时，丘吉尔反共、反苏、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立场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英国同苏联及美国之间矛盾和斗争也日益突出。他再三拖延在法国开辟对德作战的第二战场，企图把战争重担更久地压在苏联身上，尽可能地削弱苏联的力量。为了阻止苏联控制东欧，恢复英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丘吉尔竭力主张在巴尔干半岛开辟第二战场，并试图在南斯拉夫、希腊、波兰等国恢复旧政权的统治。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访苏期间向斯大林提出了瓜分巴尔干势力范围的方案。同时，他竭力反对其他国家染指英国殖民地：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当美国提出关于由联合国托管英国殖民地的计划时，丘吉尔暴跳如雷。他宣布，只要他当一天首相，就决不会放弃“哪怕是一小块不列颠土地”，1944年12月，他派军队血腥镇压了希腊人民的革命力量。
丘吉尔虽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他在国内却遭到了政治上的惨败。
1945年7月25日，丘吉尔参加波茨坦会议后告别斯大林和杜鲁门，飞回伦敦等候战后首次大选的开票结果：选举结果如晴天霹雳，震撼了丘吉尔，也震撼了全世界。工党以绝对优势取胜，保守党被撵出政府，丘吉尔丢掉了首相职务，由克莱门特·艾德礼继任。
这个结果对丘吉尔的打击是异常沉重的，尽管女王授予他功臣勋章和嘉德勋章，仍无法减轻这种打击。丘吉尔很悲伤，抱怨英国人忘恩负义。这个结果完全应验了丘吉尔本人在《当代伟人》一书中所做的断言：“最美好的时光消逝得最快。”
大选带来的耻辱，领悟到大英帝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对美国已经取代联合王国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一事实的认识以及在冷战初期维护英美团结的种种困难，都使丘吉尔感到极为不快和焦虑。有人以为他会就此引退，躺在战时成就的功劳簿上颐养天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丘吉尔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相反，他坚持在下院当了6年反对党领袖，直至1951年10月再次出任首相。此时，他已是77岁高龄的老人了。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访问美国时，由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在富尔敦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吹响了战后“冷战”的号角。他在演说中鼓吹英美联合，共同对付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叫嚷不能对苏联和所谓“共产主义威胁”采取绥靖政策。美国抓住丘吉尔的演说，大做反共文章，掀起反共浪潮，宣布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遏制政策。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致力于西欧的联合。1946年9月，他在瑞士苏黎士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主张，1948年5月，在海牙召开的讨论欧洲统一问题的会议上，丘吉尔被推选为名誉主席。
面对大英帝国殖民统治和霸权地位的土崩瓦解，丘吉尔竭力进行阻挠，但他终究没有回天之力。在他第二次出任首相期间，英国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继续蓬勃发展。1955年，心力交瘁的丘吉尔辞去了首相职务，宣告退休，在晚年，丘吉尔对于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仍然念念不忘。1963年4月9日，在接受美国“荣誉公民”的称号时，他发表书面讲话说：“我不同意那种认为英国和英联邦现在应在世界上扮演默然听命和次要角色的见解，”“谁也别想永远低估我们的精力、潜力和经久不衰的力量。”可是，大英帝国的没落是无可挽回的。丘吉尔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承认：“我曾经取得过很多成就，但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1965年1月24日，丘吉尔病逝，享年91岁。
温斯顿·丘吉尔一生坎坷曲折的经历，正是“日不落帝国”走向没落的一种反映。丘吉尔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国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给暮色已临的大英帝国注射了最后一剂强心针。英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捍卫了民族的自由和尊严，但殖民时代的大英帝国永远不复存在了。
玛格丽特·撒切尔：
一位特立独行的国际政治铁女人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个名字无疑使人们想起80年代光彩夺目的“国际政治家”，英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女首相，创造经济奇迹使“大不列颠再度伟大”的“铁女人”，这一系列出自苛刻的评论家之口，对唐宁街10号第四十八位主人的溢美之词。的确，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她的10余年首相生涯中，使英国发生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变化，在外交舞台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她无疑是英国著名的女杰，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最伟大的女政治家。
在离伦敦100多英里（16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至今只有2.8万多居民的小城——格兰瑟姆市：1925年10月13月，玛格丽特就降生在这里。她的父亲是一个出身贫寒、靠个人奋斗跻身仕宦之列的意志坚强的人，他曾担任过市议员、市长、法官等职。
玛格丽特小时候聪明伶俐，刚进亨廷托尔路小学就跳了一级。她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兴趣广泛。她经常参加学校的业余演出并曾获奖，还是学校曲棍球队中年纪最小的队员。10岁时，她跳级考入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子学校，并获得奖学金。她在该校读书的7年中，学习成绩几乎一直名列前茅。
中学毕业后，玛格丽特决心报考第一流的大学——牛津大学。但是，牛津大学的应试科目之一是她从未学过的拉丁文。为此，她让父亲给自己请来了家庭教师，并在一年内读完了5年的课程，终于考上了牛津大学索默维尔女子学院，攻读化学。在大学期间，玛格丽特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异，在生活上，她十分朴实，从不像别的女孩子那样修饰打扮自己，甚至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她把大多数课余时间，花在政治活动上，并结识了不少保守党知名人士，从此她立志从政。这段生活无疑为她日后步人政坛打下了基础。
大学毕业后，玛格丽特曾先后在一家塑料公司当过化学师，在莱昂斯当过化学实验员。但她的目光始终在政治舞台上，她参加了当地的保守党协会，继续参与政治活动。
1949年，年仅24岁的玛格丽特作为保守党达特福区候选人参加竞选，虽最后被工党所挫，但她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1年，26岁的玛格丽特做了新娘，两年后，生下一双孪生儿女。她与丈夫丹尼斯·撒切尔感情笃深，家庭生活十分幸福。但这并没有销蚀她的政治抱负。在丈夫的支持下，撒切尔夫人潜心攻读法律，在孩子不足半岁时就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并顺利通过。此后，她做了几年处理税务和专利业务的律师。
1959年，34岁的撒切尔夫人再次参加竞选，在芬奇利选区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登上了英国的政治舞台。她在议会中工作努力、认真，加之她热情、谦和、机敏，很快脱颖而出，1961年麦克米伦首相破格提拔她为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36岁的撒切尔夫人仕途一片光明。
1964年保守党下野，她出任该党影子内阁关于住房和土地、财政事务、燃料和动力、教育等问题的发言人。1970年，保守党重新执政，爱德华·希思首相任命撒切尔夫人为教育大臣。不久，保守党下野，撒切尔夫人担任影子内阁财政事务发言人。这个职务给了她充分显露才华的机会。她那当过律师的口才和财务方面的知识使她在议会辩论中大出风头。一次在议会辩论工农财政预算案时，撒切尔夫人熟练地引经据典，举证大量事实和精确数据，驳得工党财政大臣瞠目结舌。她敏捷的思维和犀利的言词使在场的人们感到惊讶和钦佩，以致保守党议员几乎全部站起来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1974年，保守党在两次大选中接连败北，希思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动摇：为挽回颓势，重整旗鼓，保守党决定重新选举领袖。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右翼的支持下，竞选获胜。1975年2月当选为保守党领袖。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位女性领导一个政党。
担任保守党领袖后，撒切尔夫人一方面对影子内阁改组，加强党内团结。一方面开展频繁的外交活动，先后出访美国、加拿大、法国、中国等20多个国家，会晤各国首脑，发表政论演说，树立“国际政治家”的形象。
在撒切尔夫人刚刚当选保守党领袖之时，当时尚未当选为美国总统的里根在初次与她会面之后，就在公开场合说：“我对她有很深的印象。我认为她将是一位伟大的首相。”1979年，里根的这个预言成为现实，保守党在大选中获全胜，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首相。
撒切尔夫人走进唐宁街10号首相府，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由“日不落帝国”衰落成的“欧洲病夫”。此时，英国的国民经济长期呆滞，逐渐衰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降到西方国家中最低的国家之一。而前几任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扩大开支，大搞福利主义以刺激生产和需求，社会保险费急剧增加，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昔日的“大英帝国”已欠外债220多亿美元，仅偿付利息每年就需要一笔资金。经济危机深深困扰着这个国家。
秉性倔强的撒切尔夫人，决心要“恢复和振兴英国”，要指引英国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上台伊始，她就开始对国内经济政策进行一系列重大调整和改革。
撒切尔夫人首先实行货币主义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她一方面大力削减公共开支，同时通过英格兰银行严格地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又以提高利率来减少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另一方面，改革税收制度，减少企业和个人负担。其次，大规模地实行国有企业私营化。这一政策，被称之为“撒切尔革命”中的“旗舰”。英国的大部分国有企业连年亏损，缺乏活力，效率低下。撒切尔夫人上台后立即宣布将一些国有企业的资产逐步出售给私产，使英国人拥有自己房子的比例大大增加了。撒切尔政府重新调整了科技政策，鼓励发展新技术，发展新兴工业，建立科学技术和新兴工业开发区，并努力改变以往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究倾向，促进科技成果应用。政府还制定了被称之为“阿尔维计划”的1983～1988年英国“高级信息技术发展计划”，希望以此促进英国高级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由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传统工业的改造，使英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跃居西方国家的前列。
英国工会的势力十分强大，动辄发动罢工，使正常生产秩序陷入瘫痪，1981年5月失业工人发动了从利物浦到伦敦的抗议大进军：7月，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又发生骚乱。对此，撒切尔夫人采取了强硬措施：同时，她又促使议会通过了几项法案，大大限制了工会权力，使工会人数锐减，势力削弱，罢工次数明显减少，社会得到了一定的稳定。她还改革了工资制度，力图以此改善劳资关系。
撒切尔夫人为坚定地推行其政策，加强对内阁的控制，几次改组内阁，1981年一年内就改组了两次，对妨碍其政策的人，不论地位多高、资格多老，一律更换。她说：“不能允许内部争论浪费时间。”
在外交事务上，撒切尔夫人更是以强硬著称，被称为“铁女人”。她主张加强防务，扼制苏联的扩张。在北约与苏联的裁军谈判上，她力主加强实力，决不对苏妥协。
1982年的英阿冲突，使这位女首相的“铁女人”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叫福克兰群岛），在英国统治下已有近150年，阿根廷政府以历史、文化和地理为证明，说明该群岛属阿根廷。1982年4月2日，阿根廷以武力收回了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一事件，在英国朝野引起极大震动。国内舆论称这是英国的“奇耻大辱”。撒切尔夫人立即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决定采用“炮舰政策”，派遣由36艘舰只组成的，配有核武器和反潜深海装置的特混舰队开赴南太平洋，到远离英国本土1.28万公里的马岛作战。同时在经济上、外交上对阿根廷施加强大压力。撒切尔夫人原想利用军事优势，以战逼和：但马岛冲突在阿根廷国内激起了强烈的爱国热情，阿根廷空军连挫英国舰队。在这种情况下，她毫不示弱，决定增派军舰，增派伞兵和步兵，征用后勤民船，扩大冲突规模。这一系列行动，招致了国内外舆论的批评和谴责。内阁中也有人主张采取审慎的态度，许多国家要求英阿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美国出面调停，联合国秘书长也从中斡旋，但均未成功。撒切尔夫人无视国际舆论，坚决扩大军事冲突规模，并于6月14日攻占了马岛首府斯坦利港，阿根廷军队被迫投降。
英国在马岛冲突中大获全胜，使撒切尔夫人的威望在英国大为提高。在不少英国人眼里，她成了“英国”。
撒切尔夫人对“铁女人”这一称号颇为得意，曾说：“依我看，英国现在需要的正是一位‘铁女人’。”
撒切尔夫人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曾多次访问中国。对中英两国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她起了许多积极的作用。1984年12月18日，她亲自来中国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结束英国对香港100多年的殖民统治。
撒切尔夫人的改革政策在肋年代使英国重振雄风，再次跻身于西方五强行列。然而，80年代末，盛极一时的“撒切尔主义”面临种种严峻的挑战。一切似乎是周而复始，经济危机卷土重来，英国经济又一次进入衰退阶段。而“人头税”又在国内弄得怨声载道。在举世关注的欧洲一体化问题上，撒切尔夫人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在统一防务、统一货币等问题上与其他国家分歧极大，使英国在欧共体内十分孤立。保守党为保持其执政党统治地位，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决定逼走撒切尔夫人。
1990年11月，为保守党赢得三连任，执政十余年的撒切尔夫人被迫洒泪辞职。
离开唐宁街首相府，撒切尔夫人并未离开政治舞台，她继续在议会中任职，并在许多国内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撒切尔夫人虽然在政坛上以铁女人著称，但在家庭生活中却是一个贤妻良母。甚至在任首相的日子，她还亲自为丈夫买他爱吃的食物，亲自下厨做饭，亲自做打扫房间等家务。
她的丈夫丹尼斯·撒切尔几十年来一直支持她的事业，也从不介意被妻子的光芒所遮盖。她与一双儿女感情也很好。可以说，无论是作为首相还是普通的百姓，她的家庭生活都是美满、温馨、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