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祭祀安人心
自古以来，大凡民间生活中的大事，都与祭祀息息相关。各式各样的礼仪，皆脱离不了祭祀。
在台湾中南部，每家每户的厅堂里，都有一张神明桌。桌子中间，供奉着神明像，神明的左边，则是祖先牌位。神明在先，祖先在后。有先有后，有尊有卑。每天晨昏，乡下人就在这桌前，先拜神明，后拜祖先，上三炷清香，备一盏清茶。自古以来，这就是百姓每天的修行功课。这张神明桌，也是民间最重要的道场。
有一年，台湾闹水灾，很多人宅舍被淹，但他们仍把祖宗牌位恭请到一只小船上，而人却泡在水里，推着船走，因为这是他们心中最神圣的东西。
当然，道场不只是这张神明桌。天地之间，都可以是道场。人立于天地，就该处处感得、时时修得。因此，民间的头一桩修行，就是透过这张神明桌，透过祭祀，感得四时的节气，感得天地的消息。
民间祭祀的重点之一，就是岁时祭仪。百年以来，台湾官方受西方的影响，一直使用着阳历。但民间却始终以黄历为主。黄历即农历，不是阴历，而是阴阳合历。只有使用黄历，才能对应四时的节气；也只有使用黄历，才能维持传统的天地人联系。
民间正月初一拜神祭祖，正月初九拜“天公生”，数天后，拜元宵（上元），然后是清明、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下元（农历十月十五）、冬至，随着季节更迭，一路祭拜到除夕。凡是节日，必有祭祀。台湾的民间，四时佳节，气候移转，具现于供桌上的丰盛佳肴与馨香袅袅中。
历来的民间，就是从这供桌上的香火缭绕中，虔敬地感知天地间的浩浩气息。也正因这样的祭祀不断，使得他们对天地有感激，对光阴有情感。这样的祭祀不断，使他们岁岁如新。
学者总爱说，中国人是天人合一。这当然有理，但说得再好，毕竟都只是个概念。民间当然不谈概念，但透过这样的岁时祭仪，却具体而真实、清楚而明白地让世人知道，什么是天人合一。
台北有一个北投菜市场，菜市场里有一座庙，门楣刻着“玄帝公祖”，两旁是“风调雨顺”和“国泰民安”，供奉的是玄帝公。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即使在菜市场这样世俗的地方，依然与神圣连接，与天道连接，这二者是不可分的。玄帝即真武大帝，能治水降火，解除水火之患，建庙是为了祈免水火之灾。对于菜市场的摊贩主人和市场管理者来说，当然不只是祈免水火之灾，更为重要的是，每天到神明前烧一炷香，把心交出去，把一天的辛劳交出去。如此一来，心便安于当下了。
祭，一是宗教心，二是诗心。最高位阶的祭，是祭天。北京有天坛，是天子祭天处。祭祀前，天子须斋戒，须沐浴；祭祀时，天子须神志清明，唯虔唯诚。
人虽六尺之躯，亦足与大化相融。生年虽不满百，却可绵亘古今，甚至无古亦无今。宗教心，使人立于有限与无限之间。祭，是宗教心的礼乐风景。诗心，可成宗教之美，可济宗教之失。宗教使人无限，信仰使人饱满。但是，宗教心若过于炽烈，过度僵死，稍一不慎，就难免落入巫魇，心神反更颠倒。魔与神，每每只是一线之隔。最深重的罪孽，总伴随最神圣之名；最彻底的疯狂，也常起因于最伟大的事物。于是，史上多少回的战争，以宗教之名，却招致了最酷虐的杀戮与迫害。
因此，中国历代，屡戒淫祀。祭祀再好，仍不可过度；祭祀再良善，亦不该太甚。祭祀之事，终归于一份平常之心，最忌说得过实，更忌咬得太死。西方一神论宗教之所以流弊既深且酷，总源于他们把神说得太实了。中国文明，是孔子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个“如”字，实若虚，有若无，故与诗最可相通。诗在虚实之间，言语寥寥，意思满满。诗于有无之际，风吹花开，光景无穷。
正因这份诗心，中国古代也祭花神，祭山神，更祭岁时节气。这份诗心，今在大陆，几已断绝。而在台湾民间，仍大致完好。有此岁时祭仪，佳气可生山川，良辰俱在四时。通过祭祀，人于天地自然，不仅可敬，更有可亲。
中国人的祭祀，本质上是一种生命礼仪。祭祀，贯穿了生命的全周期。
婴儿出生的第三天，民间为孩子做“三朝”。除了正式为婴儿洗澡之外，尤需准备祭品，虔诚地禀告神明与祖先。从禀告的那一刻起，这个婴儿就绝不只是生物性、社会性的个体，而是既与天地联系，也和历史连接。“三朝”之后，随着婴儿一天天长大，紧接着又有“满月”“周岁”等。这一件件、一桩桩，统统都必须敬拜神明与祖先。这样的祭拜，当然是祈求神明与祖先的庇佑，但同时更是让孩子自幼就成长在天地人的场域，以及历史长河的悠悠岁月中。有这样的一路熏陶，待来日长大，他们的生命自然就深厚安稳。
中国传统的婚礼，不是契约。契约强调社会关系，讲究权利义务。民间的婚姻，不说权利义务，说缘分，姻缘天注定。民间的婚礼，因为祭神，所以顶天立地；因为祭祖，所以承前启后。有此祭祀，遂有天地人的自觉。所以，男女之间，常常不必领结婚证书。这就好比古代商人，通常没写收据，却可以守信不渝。因为，他们是天地人的那一个“人”。台湾乡下的婚礼，至今犹多祭天，曰“拜天公”。祭拜前，全身沐浴，衣物全新。拜时，堂上华烛高烧，堂外灯火通明。供桌上肴馔丰盛，荤素俱齐。另备大桌，供有猪、鸡、羊三牲（民间感念农事劳苦，不忍吃牛）。时辰踏正，子时方到，奏唢呐、伴锣鼓，而后三跪九叩。旁有道士诵读疏文，祝祷上天；后有傀儡戏演，乐通天人。此戏辍演停歇时，则用头巾蒙住戏偶，以示戒慎。此戏，台湾民间唤为嘉礼戏。眼前香烟袅袅，堂前祖先神位，顶上阔寥穹苍，无边无际。唯念悠悠，但觉天地人俱在现前。
台湾乡下人的丧礼，多在家中办理。相较于现代农村人的匆匆了事，也相较于都市人在殡仪馆举办丧礼的庄严肃穆，显得慎重其事。从死者生命终结的那一刻起，就有一连串的祭奠。一开始，是以七天为周期的“作七”，待七七四十九“满七”之后，接着又有以十天为一旬的“作旬”，直至死后百日，才以“作百日”告一段落。近年来，“作七”“作旬”虽有减省，但丧礼的精神大体仍在。当死者去世满一周年，家属又必须慎重地正式祭拜，称作“作对年”。“作对年”之后，死者列入祖先牌位。从此，平日晨昏，有一盏清茶与三炷清香。逢年过节，与列祖列宗同享盛馔。清明时节，则有儿孙坟前扫墓。每年忌日，定有慎重之祭奠。年年如此，不敢或忘。中国文明标举一个“孝”字。“孝”是回报父母之恩，祭祖则是丧礼之延伸，也是将孝思延伸，跨越幽冥，使之久远，无边无尽，犹如青山千万重。中华传统如此看重丧礼，使得死者虽逝，却没在人世间真正消失。正因如此，中华民族才是一个长寿的民族，中华文明也更辽远绵长。
民间的另一个祭祀道场是庙宇。台湾的庙很多，虽不乏殿宇巍峨的大庙，但更多则是零零散散的小庙。主祭的神明，大多是妈祖。祭祀妈祖，一来是报答昔日先民渡海来台之时的护佑之恩，二来是感激年年风浪但海上行船平安。这样的妈祖庙，从清晨到黄昏，人来人往，扶老携幼，始终香火鼎盛。因此，妈祖庙的四周，常常是当地人气最汇集之处，你会看到当地最大的市场，也会尝到当地最丰富的美食。同时，妈祖庙还是最大的“公共空间”。除了妈祖，其他大大小小的庙宇也祭祀圣贤，也礼拜仙佛。报答的，无非是他们遗泽后世、惠及万民。此外，庙宇还供奉着历史上铮铮有响的人物，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例如，有一座庙名为“太阳殿”，主祭日月星君，又称“太阳公”。这“太阳公”，其实就是崇祯皇帝明思宗。那自然是当年明末遗民渡海来台之后，始终思念先主，不忘故国。至于成败，那已不重要了。
不过，台湾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是土地公庙。土地公庙，就是古代的“社庙”。周朝祭祀土地，名曰“社祭”。“社祭”之后，邻里间会均分“社肉”。“社祭”之处，即为“社庙”。土地公庙分布广袤，连坟地里也经常可见。台湾的公有坟地，都可见有一尊高大的福德正神矗立其中，慈眉善目，照拂着阴阳两界。更多的土地公庙，则在乡野间。许多客家村庄，走过庄头的那间土地庙，便可看见屋舍俨然，听闻人家笑语，等拜过了后头另一尊土地公，只见一片豁然，眼前尽是离离稻穗。换言之，这样的客家村庄，通常就坐落在两座社庙之间。等离了村庄，走着走着，又会忽见一株大树，或樟，或榕，树下总有另一间小庙，周围有几张藤椅，老者聊天下棋，幼童嬉戏其间，绿荫凉沁，风景独好。于是，世人皆曰：台湾民风淳朴，人情厚实！这些年，台湾政客大搞“去中国化”运动，试图将中国文化连根拔起，但唯一不敢动的就是庙宇，因为没有人敢惹神灵。在台湾，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个堡垒，就是孤零零的庙宇了！
《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祭祀，正是天子与庶人共通的修身根本。祭祀，塑造了万民的性情。比起教育，其移风易俗之效，更深更远。正因如此，为政者最重视“民、食、丧、祭”。固然，民以食为天，但丧礼与祭祀更是不能稍有轻忽。
据《史记》记载，汉代陈平早年谋了一个类似土地公庙管委会总干事的职位。每当祭祀之后，总干事要主持分肉。陈平“分肉食甚均”，这并不是说大家都分得一样多、很平均。假使如此，只要刀功好，或者准备个秤就行了。所谓“甚均”，是将祭祀的牲品按人的地位、贡献、等级之类来分，该有则有，该无则无，当大则大，当小则小。分到人人心服口服，没有人讲闲话，这难度就大了。分完之后，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乡亲们都说，这小子总干事当得好呀！陈平说，等哪天我当了朝廷的宰相，肯定有办法像分肉一样，把天下事处理得匀匀当当。可见，分祭肉是何等大事！
当年，孔子离开政坛，也和祭肉有关。孔子在鲁国大展才华之后，引起齐君戒惧，担心一旦鲁国强大，将对齐国造成威胁，于是送美女八十人、宝马三十驷，刻意拉拢，藉以分化。这时，季桓子看了又看、想了再想，最后决定，请鲁定公接受这番“心意”，遂偕同一道“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其实，这显然只是一个政治动作，装昏庸、当佞人，借机与齐国“里应外合”，唱唱双簧罢了。真正的目的，是要撵走孔子。这时，子路沉不住气，首先对孔子言道：“夫子可以行矣！”孔子还抱着一线希望，想再缓一缓，看看鲁君祭祀之后，是否还会像往常一样把祭肉送到他家里。结果，孔子失望了。于是，他不得不开始周游列国。
中国是世界上造神最多的国家，有伏羲、女娲等诸多大庙，更有二仙、崔府君、马仙姑等诸多地域庙宇。清华大学建筑系有位博士生，发现了一座奇特的“奶奶庙”，引起网友的极大兴趣。这座“奶奶庙”位于河北易县城北的洪崖山上，距离北京一百多公里，有正殿、前殿、中殿、后殿。这里供奉的神像都有着直白的名字，如“财神”“学神”“股神”“月老”等。更奇葩的是，后殿还有一位手握方向盘的“车神”，保佑人们出入平安、驾考顺利，还有北京人祈求能摇到车牌号。这里最大的特色是“按需造神”。据管理人员说，老百姓需要哪个神仙，庙里就建哪个神仙。“奶奶”不止一个，长寿奶奶、送子奶奶、消灾奶奶、转运奶奶、生意奶奶……不胜枚举。这些“奶奶”，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然而，就是这个环境特别糟糕的“奶奶庙”，香火却绵绵不绝，号称“华北第一道场”。
中国民间有很多不知名的庙宇，尤其在北方农村地区分布甚广。老百姓只要听说哪个地方灵，这个地方香火就旺。他们不在意庙宇有多高、雕塑有多美，只说灵不灵、应不应。山西芮城的一座农村小庙，狭窄的空间里，供奉了观音、关公、财神等十余尊神像，每一尊神像前都摆放了坐垫，供村民跪拜。在一次祭祀活动中，因村中小庙被拆除，村民就在原址空地摆上桌子祭拜。在农村，类似的现象甚为普遍。民间百姓有一种独特的心态，见神就拜，见庙就跪，到哪儿都礼敬，到哪儿都供奉。既信，又不信；当信则信，当止则止。从某种意义上说，庙宇也是中国文化的捍卫者。
陕西某村一位村民，多次竞选村委会主任，屡战屡败。后来，他做了一件好事，竟然得到多数村民的拥护，结果逆袭成功。原来，村里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名曰达摩祖师庙。说是庙，其实就几孔破窑洞，里面放着几尊泥塑像。每年农历三月三举行庙会，附近数百里的人赶来参加，热闹非凡。于是，他决定把祖师庙修缮一番。他筹款二十多万元，盖了一座真正的庙宇，并铺了通向庙宇的车道，还在庙的对面建了一个大戏台。庙宇修缮后的第一年，他决定在三月三庙会期间给祖师唱三天大戏。他以庙会的名义写了一封信，邀请两个村的村民和在外地工作的人都来看戏。神的事，谁也不敢怠慢。即使不能亲自前往，钱也不能少。这一次庙会，总共收到捐款十万多元。这样，不到两年时间，他就还清了所有的欠债。从此，村民对他刮目相看。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是没有宗教的，之后也不纯粹和虔诚。没有宗教，就不会有信仰。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地相信。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科学实验和日常经验证明，只能靠信仰。孔子说：“祭神如神在。”民间什么都不信，什么都可以信，本质上是“信而不仰”或者“仰而不信”。你要他真信，必须显灵。所谓“信则灵”，说到底就是“不灵则不信”或“灵了才相信”。信与不信，唯一的标准就是管不管用，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实际的好处。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
中国人以现实世界为重，以彼岸世界为轻，看似没有坚定的信仰，反而活得更通透。台湾有很多闽南、客家老聚落，那里的村间老妪多半没上过学，没受过现代文明洗礼。但是，比起许多知识分子，他们不酸不腐，不躁不郁。他们亲切，与人没隔阂。她们待人温厚，有礼敬。他们的心中，有个清平世界，有个朗朗乾坤。风日和暖，人世静好。这清平世界与朗朗乾坤，从何而来？当然，部分是天生地长，因为长居乡下，与自然不甚脱节。更多的则源于从小熏染的中国文明老传统。这老传统，以儒家为根柢，融合佛道两家，又有更多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民间智慧。自古以来，尽多灾祸，尽多战乱，但这老传统依然绵亘千百年而不坠。数百年前，大陆移民过台湾，他们传承的华夏文明，亦随之渡海。五四之后，当两岸知识分子开始翻搅于欧风美雨之间，弄得自己仓仓皇皇、不得清宁之时，民间却是不然，他们依旧浸润在自家传统之中，活得滋滋润润，海晏河清。在那些乡间老妪身上，尤其可见五千年历史凝练而成的生命质地，最有深厚文明传统的一种安稳与信实。
这文明传统的熏染，林林总总，既有宗族邻里的万千礼仪，也有寻常往来的人情义理，亦有戏文故事里的光阴徘徊。其中，最要紧的，则是那终年不辍的四时祭仪。
民间老妪，一如百千年来，至今随着四季更迭、节气替换，总是祭祀不断。他们祭天祀地，祭神祀鬼；他们拜祖先，他们祭亡灵。自幼至老，生活之头等大事，就是这绵绵密密的祭祀。透过祭祀，他们对天地有感激，对历史有情感，对人世有欢喜。通过祭祀，他们得以安身立命，得以修炼出一身温婉而喜气的好性情。这般好性情，代代相传。于是，遂有了那最动人的传统底蕴。
中国人的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论特色，则在钟鼓。尤其是钟，乃国之重器。但凡仪式大典，必不可少。钟唯一音，讲究那一音之深宏悠远。佛教中国化之后，多纳礼乐文明之精髓。百年以来，神州大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礼既崩，乐更坏，唯有佛寺，尚有保存。听那钟声，平正和穆，又最清扬，满是朝气。中国古代，从朝廷宫城到大小县城，乃至山林深处之寺庙，天刚拂晓，便有钟声。即使贵如天子，也须黎明即起，准时上朝。中国的礼乐文明，有一股清扬之朝气。
数千年来，正因祭祀之风绵延未断，才培养出一代代清和之人。乡下老妪，年纪愈长，愈是和悦；愈到晚年，愈是定静。他们多半不识字，自然也未曾读书。经典里头的圣贤之道，通常也无甚听闻。但是，较诸许多饱学之士，他们生命之安稳信实，性情之清朗健旺，不仅毫无逊色，而且犹有过之。何以然？盖因他们在中国文明的礼乐之中，日日行之，日日由之。虽说未必知其理，未必明其旨，却具体真实地在行仪之中变化了自身，塑造了性情。
中国文明之所以气息绵长，皆因古人离天近，也离神近，而后世人则渐渐离天远了，离神更远了。欧洲因蛮族入侵陷入黑暗时期，倘无宗教信仰，人真的活不下来。而中国人是不假宗教而悟得了天地成毁之理，如《易经》所说的“神无方”，如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中国人不落宗教，直接从天道来感知人世。所以，天清地宁，清清明明。
敬惜文字重家谱
台湾的客家庄甚多，美浓尤其有名。美浓向来文风鼎盛，极重教育。美浓的博士比例极高，当校长的人甚多。他们的传统底蕴，尤其深厚。接近市区，有个小小的六角建筑，标示三级古迹，名曰“敬字亭”。此亭兴建于清乾隆四十四年，目的是倡导文风。因为客家尊文字为“胜迹”，所以敬字亭又被称为“胜迹亭”，亭前设有造字先师仓颉的牌位。
闽南聚落亦偶有敬字亭，但远远不及美浓普遍。以前，当地人礼敬文字，从小便教导小孩，但凡有字之纸，不可胡乱丢弃，亦不可任意焚毁，必集中于敬字亭，待礼拜仓颉或文昌帝君过后，方可焚烧。
这样的礼敬，随着今日印刷品之泛滥，当然已极其邈远。但在美浓，还是偶有老妪告诫：“有字的纸，别坐！”
他们对文字的虔敬，让人想起《淮南子》所说的“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天雨粟，鬼夜哭”，是真是假，其实无关宏旨。关键是，对于文字的创造，我们祖先的确有着极深刻之记忆。发明文字，何等大事！遥想当时，他们既无限欢喜，又不胜惊骇；既期待憧憬，又戒慎恐惧。他们明白，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文字，可让这个世界光彩纷呈，也能让这个世界光怪陆离，更可以让这个世界错乱崩解。
正因文字肇始，祸福未定，我们的祖先遂诚惶诚恐，虔敬以对。有此虔敬，便可吉祥止止。中国文明遂绵亘久远，历久弥新。然而，这种虔敬，在百年来中国文字一波波的劫难之后，已日益杳然。这劫难之一，是过度简化，不仅破坏了造字原则，更蛮横地将文字完全视为工具。从此，文字之神圣性不再，文字之庄严感亦不再。劫难之二，是白话文运动走入极端，过度贬抑古文。紧接着，又极度尚俗非雅。即使学者，也用字草率，遣词无度，甚至粗口连篇。
从仓颉到《淮南子》，再到美浓的敬字亭，数千年来，中国文明对文字最根柢的虔敬，早已散入千门万户，再渗进庶民百姓，从而孕育出一代代清和之人。即使不识字，即使无甚人文素养，也能有美浓老妪那般深厚的底蕴。有虔敬，方有底蕴；有虔敬，中国文明方能新生再造。而今，少数有志之士，已挣脱昔日之粗暴文字，重拾对文字也是对文化最根柢之敬意。他们明白，与其成日忧国忧民，与其整天空谈国家前途，不如踏踏实实地从眼前做起，从恢复中国文字该有的清净与庄严做起！
最早的巴比伦文、埃及文，都与中国的古篆字相似。但是，象形有其极限，汉文字是从象形发展为谐声、转注、指事、会意、假借，才超出了此局限。而西方文字则不能，其象形文字遂枯死，而改为符号文字了。此非其进步，而是其无能。中国人何以如此？是因为悟得万物生长之理。象形文字之所以比拼音文字优越，关键在于能够保留最原始的信息。通过对文字演变的考察，我们能发现历史的轨迹。以甲骨文为母体的汉字，是能够跨越时空和种族进行传播的符号。即便人们不知道其准确发音，也能明白它表达的意思。唯其如此，说着不同方言和语言的族群才有可能接受汉字传达的信息，认同以汉字为载体的文明。如果没有汉字，以古今语音之差异，我们既读不懂先秦诸子，也无法欣赏唐诗宋词。可见，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不断，汉字功不可没。
中国人从伏羲画八卦时便知阴阳。所谓阴阳，先有阳后有阴，阴是随后而成之。阳是动的，阴是静的。相当于佛家讲的色与空，老子讲的有与无。汉文字有形有相，包含了天地万物的阴阳虚实。例如，悠久，悠是无限的长时间，久是有限的长时间。西方说时间，中国说光阴，时间实而光阴虚；西方说社会，中国说人世，社会实而人世虚。
汉文字可以为书法，而西方的符号文字则不能。因为美必是造型的，汉字象形而不受象形的限制。绘画是写已有之象，书法则是创造出象来。所以，书法比绘画更能广达于万物之旨。中国的书法，写字是有笔顺的，自上而下，先左后右。自上而下是宇宙自天以成地，先左后右是万物阳始而阴随。一个字的笔顺，多是上轻下重，左简右繁，带有非对称性的。如果头轻脚重则沉坠，左繁右简则倾侧。所以，上头书写要宽舒，下头收笔要有始起之势，终而复始，全体生动。写左要疏离，留有空间，这才罩得住右边的茂密。这就是书法中的阴阳虚实之道理。
中国人的姓氏，表面上是一个个文字，背后则是血脉传承。一个字，就代表一个家族的演化。
福建宁化，是客家人的祖地。每年数以万计的客家后人来到这个武夷山下的县城，从厚厚的族谱中，寻找自己和祖宗的血脉联系。
这些族谱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用木活字印上去的。作为古代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木活字印刷传承七百多年，如今几乎失传。雕版活字手工印刷，从刻字、排版，到敷墨、刷印，通常有十多道工序。一天只能印几版，一版印完，再拆掉排新版，工序烦琐，极其耗时。
如今，懂这门手艺的谱师屈指可数，邱恒勇是其中一位。他家四代修谱，传下来的不仅有手艺，还有一套古董级的工具：六万多个字模，大小不一的刻刀，刻着“文林堂”堂号的木箱。字模据说是当过秀才的祖先留下来的，至少有两百年历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民间纷纷重修毁坏的祠堂和族谱。邱恒勇辍学跟着父亲，带上祖先的修谱工具，在不同村落中穿梭。刀起刀落，每天都被浓墨和木屑的味道包围着。
在千年的迁徙中，客家人历经世事艰难，稍作安定，便修族谱，用白纸黑字的方式，留住存续的血脉。修谱间隔，往往需要三十年，也有间隔更长的，百年一修。每次修谱，家家都充满虔诚。修谱前，祠堂里举办仪式，请来活字印刷的祖师爷。族中长老上香、奠酒、献牲、叩首，祈请历代祖先保佑赐福。
修谱时，谱师享受最高礼遇。无论男女老少，都敬称其为“先生”。遇上关于族谱的难决之事，也会请谱师帮忙定夺。每家每户轮流请谱师吃饭，过年不舍得吃的东西，统统给谱师端上来。有些人丁多的家族修谱，谱师一住就是大半年。婚丧嫁娶，生卒年月，坟冢地点，生平事迹，多则百来字，少则几十字，概括了一位真实存在过的祖先。谱师要逐一确定入谱者的生卒日，光靠听闻不行，必须要有实证。哪些信息该入谱，谱中写多写少，常常再三讨论斟酌。邱恒勇有过一次非常不愉快的修谱经历。当时两房人的意见分歧极大，谱师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结果，那一次的族谱修了整整两年。
无论过程多么苦闷烦琐，族谱修成的时刻，绝对是普天同庆，场面比过年还隆重。总谱端正供在祠堂中，家谱传递到家家户户。各房男丁扛着族谱，大步快跑，传说跑得快、发得快、旺得快。每年清明，全族人聚在祠堂翻族谱、添新丁。春节可以不回家，但清明一定要回。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家族从哪里来？又曾到哪里去？做过哪些荣耀的事情？许多人的名字，是根据族谱的字辈来取的，走到天涯海角，都带着先祖的祝福。家谱中寥寥数字，时刻提醒后人莫忘祖先。
罗燕侬的夫家在台湾新竹县新埔镇，那里的居民多是勤恳朴实的客家人。夫家老屋前门对着镇上的大街，前前后后一百多公尺，中间有两个天井，后门对着另一条街。除了客厅、餐厅、书房、厨房、卧室等居家空间，最特别的是有一间神明厅。
神明厅里，有两层质朴厚重的红木神桌。前桌方正略低，系着金线银线绣工精致的蟠龙桌裙；后桌高而窄长，正中间供奉着神像、关圣帝君、妈祖，墙上挂着观世音菩萨圣像。左右两边有对联：上联是“养桃园湄州南海，沐义气圣母观音”；下联则写着杜姓堂号（京兆堂）的藏头诗，“京建西东乘燕翼，兆占科第壮鸿图”。
红木神桌左边，供奉京兆堂历代祖先牌位。那是特别定制的木刻牌位，上面写着第十一世祖。为何由第十一世祖开始？因为杜家是第十三世祖前来台湾，后来又返回家乡，再背着祖父十一世祖的骨灰，带着抄录的家谱渡海而来。牌位依着家谱，人人各有其位，左右排列，最旁边的一些名字用红纸遮住。
这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家庙。不只是新过门的媳妇要来拜，年节时分，叔伯子侄也来祭拜。罗燕侬的公公婆婆每天早晚必定三炷香，向神明和祖先请安。丈夫每次回老家，也是早晚三炷香。如今，公公婆婆皆已不在人世，丈夫的兄弟与成年子侄相约，每周轮流回老家，酌备水果素饼，燃香祭拜。尽管老家屋舍无人居住，而神明厅里依然香火不断。
作为一个外省媳妇，她来到这样保守又传统的乡下人家，刚开始觉得神明厅新鲜，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该拜就跟着拜，维持做媳妇的基本礼数。其实，她真的不知道要跟神明或祖先说些什么。就这样过了二十年，偶然得知，杜氏历代祖先牌位上，那红纸遮住的名字不是别人，是同辈在世的人，包括她和丈夫以及兄嫂。那一刻，她有点惊吓，心里忽然冒出六个字：“男有分，女有归。”小时候，父亲要她背诵《礼运》，其中就有这句话。直到此时，她才开始有了一丝安稳的归属感。嫁进夫家，不论有没有冠夫姓，她都已从豫章堂罗家的子孙，转换而为京兆堂杜家的媳妇，延续着杜家子嗣，杜家的牌位刻着她的名字，这即是女子有所归。至此，她如梦方醒：自己早已是夫家的人，死后也入夫家的坟。
杜家扫墓，依例是在清明节。几百位京兆堂杜姓宗亲一起，燃香祝祷。杜姓客家人来台已三百年，先落户在新竹县关西，后来迁到新埔镇。几年前，宗亲募资兴建祖塔“京兆佳城”，将原先分散的祖先墓地迁至一处，仍在关西的下南片附近，占地半个小土丘，祠堂也在附近。
回想起三十年前婚后第一次清明扫墓，看到这数百人的阵仗，她几乎惊呆了。这些人齐聚在墓前祭拜，全都姓杜。宗亲带来的鞭炮，串串相接，围绕坟上，两头一起燃放，噼里啪啦，半小时才放完……回想娘家，台湾仅父亲一人，一个亲戚都没有，如何孤零零在此安身立命？完全没有家族的支撑，外省人在台湾安顿下来谈何容易。
祭祀开始之时，人人手持一炷香，宗长先用客家话诵念祭文。罗燕侬不太懂客家话，但很认真地听，感觉到用古音诵读很典雅，很多地方都押韵，特别有味道。宗长送了她一本新编的《客家礼俗范本》，有婚丧喜庆的各种礼仪及风俗和清明节的祭文、请神文、送神文等。
清明祭祀从请神开始：“伏以一炉清香，二案乾坤，三通法界，四海遥闻……九霄云外直虚空，十请众神齐下降。日吉时良，天地开张，叩首下拜，躬身焚香，香烟才起，神通万里，香烟沉沉，神必降临，香烟洋洋，直透天堂，香在炉中，神在虚空，有求必应，叩祷即灵。”这请神文写得太有画面感了，情境描述非常到位。而送神文写道：“酒冷没气，肉冷没味，小小酒筵不敢久列神前。”这是多么亲切人性的实话实说，完全是民间的质朴本色。宗长要她把请神文、送神文背下来，还叨叨念念指点她，遇到不同的时节与场合如何调整用词。老一辈对于这些熟稔于胸，各种场合，随时开口都合乎礼仪。
祭祀结束，在墓前山坡旁边，宗亲准备了好吃的客家肉、炒面、炒米粉和福菜肉片汤，用大锅大盆装着，大家自备餐具，在这里享用。数百人嘻嘻哈哈，热热闹闹，彼此说着笑着，与祖先一起吃团圆饭。
在中国文化中，祖先崇拜、传宗接代是重要的精神价值。中国的姓氏宗亲和血缘文化，是很难动摇的社会基石。对于炎黄子孙来说，维持这个纵向的联系，可以让人扎根、让人沉稳、不觉轻飘、不觉孤独。
死亡是生的余韵
中国人于死，豁达而激情。死，是在社会上消失，但在人世间长存。
自古以来，送终都是人生大事。人活得再穷、再潦倒，最后的丧礼一定要风光体面。而丧礼既是对死者的安慰，也是对活人的教育，让生者好好做人，活得更有分量。所以，农村的葬礼往往不是悲伤的，而是鼓乐喧天，鞭炮阵阵，热热闹闹，如同一个盛大的节日，全村老少都去吃流水席，数周不散。来的人越多，死者越风光。
墨家主张“薄葬”，从物质的角度看，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人死之后，尘归尘，土归土，再豪华的棺椁也要腐朽，最终还给大地，化为尘埃。但是，从礼乐的角度看，葬礼具有安顿人心的作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课题。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可以提倡“薄葬”；在信仰匮乏的年代，则可适度主张“厚葬”。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铺张浪费，而是指礼仪上要“厚”，精神上要“重”。
某年，河南周口发布文件称，用三年时间完成农村公益性公墓全覆盖，火化率百分之百，彻底遏制偷埋乱葬和骨灰二次装棺，不再出现新坟头，逐步取消旧坟头。当地官员说，平坟的初衷是解决死人与活人争地问题。
为了让农民平坟，政府出台了免费火化、公墓建设等殡葬惠民政策，规定火化费用由财政承担，并免费提供骨灰盒以及遗体接送等服务，全市规划建设农村公益性公墓。
一位村支书称，他曾召开两次家庭会议，平坟的事还是没通过，他只得强制执行。他雇人用了两天时间，把全家几个爷爷、太爷的坟头全部平掉，一共二十八个。他还给在外地工作和上学的人打电话：“要是不主动回家平坟，就用铲车把坟平了，到时候面子上可不好看。”
对于村民，平一个坟头，可获得两百元补助。主动迁坟进公益墓地者，还可获三五百元补助。无论是祖坟还是新坟，统一平掉，不区别对待。有一家“钉子户”不愿意平坟，村里就派了几名男子站在坟头边，手持铁锹做出铲土的架势，坟前打着一条红色横幅：你妈喊你回家平坟。
平坟运动历时数月，两百万个坟头陆续被平掉。然而，具有戏剧性的是，不久后民政部门出台新规定，不再强制平坟。于是，至少半数被平掉的坟墓一夜间被恢复，百万座坟墓重新拱起。即使平掉了的坟头，也没有转化为耕地，光秃秃一片，很是惹眼。当被问及会不会再种上庄稼时，一位村民说：“谁愿意在自家祖坟上种地呢？”
入土为安，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习俗。刨了祖坟，是对后人最大的侮辱。平了坟头，平不了民心。一场声势浩大的平坟运动，无疾而终，成为当地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某年，江西吉安为了全面推行火葬，将农民的棺材全部收缴砸烂。有的农民不愿意棺材被砸，躺在棺材里号啕大哭，依然未能阻止这场行动。如此粗暴地砸棺材，与其说是推行殡葬改革，不如说是刨了中国文化的根。那些被砸了棺材的农民，失魂落魄，噩梦连连，惊恐不安。
山西襄汾县某村曾发布一份公告，要求葬礼不准披麻戴孝、不准进行祭奠活动、不准送花圈纸扎等。其实，披麻戴孝，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这和清明烧纸一样，都是由来已久的习俗，主要是表达生者对逝者的哀思。一个庄重肃穆的葬礼，是死者最后的尊严。葬礼不准披麻戴孝，是对死者尊严的亵渎，更是对生者权利的漠视。
从某种意义上说，祭祀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很多中国人不信宗教，却用祭祀获得了宗教性的价值。中国古代的丧礼之所以是全世界最繁复的仪式，是因为中国人想尽办法让每一个离开世界的人，都跟原来的世界产生千丝万缕的关联。中国人有了这条线，就不会觉得飘浮。如果没有人再扫墓了，这条线就断了，这个家族就亡了。所以，中国人把传宗接代称为“续香火”。
在人口膨胀、耕地减少的今天，推行殡葬改革当然必要。然而，消灭土葬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一刀切”。如果急于求成，搞疾风骤雨式的平坟运动、砸棺运动，不仅无益于移风易俗，反而容易激起民众的对立情绪。大禹治水，靠的是疏，而不是堵。其实，保留一方墓地，让民众有墓可扫、有祖可祭，未必是一件坏事。至少，可以解决部分人的信仰问题。墓安稳了，人心就安定了。
在《红楼梦》中，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说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祖坟虽四时祭祀，无一定的钱粮；第二件是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她让王熙凤趁今日富贵，在祖坟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即便是将来家族遭了罪，祭祀的产业可以不入官。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之处，祭祀又可永继。秦可卿作为宁国府管事之人，对贾家的兴衰存亡自然十分关心。这两件事，本是关系家族荣誉的根本大事。可惜，王熙凤忘做了。结果，树倒猢狲散，“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某年，台湾金门一个家族搞春祭仪式，把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一一请下来，共有二十几代人，一直追溯到明朝初年。跨越了六百多年的先人，冥冥之中还有后人在祭拜，精神上跟这个世界还有牵连。中国人透过丧礼和祭礼，获得了永生，所谓“死而不亡者寿”。死了之后，精神没有消亡，就是最大的长寿。中国人有一条血脉的线，往上拉没完没了，往下拉无穷无尽，子子孙孙，无穷匮矣。借着祭祀，中国人走出了生死困局，完成了“中国式永生”。
宋明以后的儒家，对于“人”的世界，有其强大而坚定的秩序感。可对于“天”这部分，却常常有隔阂。他们解读事情时，通常会有一个清楚的大是大非，也会有个清晰的道德观，但正因过于强调是非道德，反而受限于“人”，“天”这部分就相对薄弱了。
古人讲天人关系，通常不会说得太确切，中国的宗教因此也一向不太发达。中国人信神是在若有若无、似信非信之间。因此，中国人一向相信有命，却不喜欢说“宿命”。
中国人活在天人之际。所谓天人之际，就是既有“天”的因素，也有“人”的成分。如果单单强调天，人像傀儡，啥都被安排好了，那就活得没意思了。相反，如果为所欲为，以为人定胜天，意志可以决定一切，那当然也是狂妄。人只要过度狂妄，最后就会被天所灭。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当然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对于更大的必然、更大的因果、更大的自然规律，人必须保持敬畏，在自由与敬畏之间保持平衡。
中国人把血缘关系放在第一位，一辈子都关心自己的父母和子女。因此，中国人有一个无比强大的信仰系统，就是信仰祖先、信仰血缘、信仰家族。每个人都活在历史长河里，往上要对得起列祖列宗，往下要对得起子孙后代。每个人都相信，即便自己死了，某些东西还在影响着活人，其所作所为，或庇荫子孙，或贻害子孙。
《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做人或做事失败了，不敢回家乡，因为“无颜见江东父老”。中国人最大的丢脸，就是给祖宗丢脸。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不起列祖列宗。在家谱里，无论是好官还是坏官，其行为都会被如实记录下来。在祠堂里，家族长者扮演着法官的角色，绝大多数矛盾纠纷都能得以解决。
中国人事死如事生。除夕之夜，餐桌上总有单独留出来的碗筷，那是为过世亲人准备的。那碗筷，其实就是祭祀了。那样的缅怀之思，透过具体的形式，令后代内心深处与祖先血脉相连。中国文明以色显空、以体显用，正是以这样年年相续的仪式，传达了真切的缅怀，从而让世世代代能与历史相连，这正是祭祀之极意。
上海的管维莹回忆，打她记事起，家里每年清明、冬至两天，都会祭祖。父母是无神论者，却笃信祖宗在天有灵。每逢那天，父母都会准备很多好吃的，鱼和豆腐是必备品，夫妻那天也会格外恩爱，绝对不会吵架。父亲端上烧好的菜后，轻声问母亲：“可以请了吗？”母亲认真审视一番后点点头，父亲就点燃一支香，插在门口。缕缕青烟升起，老祖宗们仿佛就进家门了。
于是，孩子们退到隔壁小房间，轻声细语。一会儿，父亲走到外屋餐桌前，点了一根香烟，放在桌前说：“阿爸，抽根烟，慢慢吃。”然后又退回小房间。孩子们边说边等，声音轻轻的、柔柔的，还带着几分敬意，生怕打搅了隔壁用餐的老祖宗。估摸二十分钟之后，父亲就叫孩子们给老祖宗盛饭，上饭的时候不能碰到椅子，要毕恭毕敬地端饭。孩子们偶尔不小心碰到椅子，自己都会吓一跳，立马说“对不起”。父亲却说：“没事，都是自家祖宗。”
又过了二十分钟，家里按照位序，轮流上香磕头。母亲拿出前几日准备的锡箔银宝，开始烧起来，边烧边说：“在那边也好好过，钱多拿些，也请保佑孩子们平安。”父亲把香炉里最后一支香拿起来，恋恋不舍地说：“阿爸，时间差不多了，走吧，明年再来。”说完，把香插在门口，一阵风，把烟吹向远方。于是，全家人收拾饭桌，酒菜重新热过后，开始共进晚餐。
祭祀祖先，代表了一份心意，也代表了一种联系，表示一个家族的香火在延续。中国文化的根本，中国文明的大信，都建立在祭礼的基础上。如果没有祭祀，每个人看似有家，却又无家可归。
有一位广州朋友，多年来心里总是不踏实。早先，她以为是收入不稳定的缘故。在广州，居无定所，老是搬家。她的先生说：“住哪里都一样，无所谓。”可她常常觉得，住哪里都可以，等于住哪里都不可以。因为无论住到哪里，都没有家的感觉。后来，她在厅堂给去世的父母立了一个牌位，每天清晨和黄昏，上香，奉茶。结果，自从把牌位竖起来，她就有了家的感觉。
台湾的罗燕侬回忆，小时候，每逢过年或清明，父亲都会在餐厅挪出一个位置，摆开一张破旧的小折叠桌，仔细地铺上枣红色的桌巾，弄得平平整整。桌巾垂坠着流苏，她总忍不住伸手拨弄着玩，父亲会轻声制止：“这是拜祖宗的，别乱动！”父亲小心翼翼地在墙上贴上一张红纸，上书：“豫章堂上罗氏历代祖先之神位。”这是前一晚父亲用毛笔亲自书写的，有时父亲喊她帮忙磨墨，她就倚在桌边，看着父亲先用毛边纸练习，等到写顺手了，才铺开那张裁好的红纸，一点一横、一撇一捺，很专注地写那十几个字。一会儿，小桌摆上香炉和鲜花，妈妈在厨房里准备各色菜肴，父亲一边摆放一边絮絮叨叨念着：“ㄚ头啊，这是你爷爷爱吃的，这是你奶奶喜欢的……”她边看边流口水，饥肠辘辘却不能吃。菜上齐了，父亲拿出小酒杯斟上酒，点起几支香，领着孩子们向祖宗牌位拜三拜。有时鞠躬，有时叩首，孩子们跟着做就对了。
罗燕侬的父亲是湖南长沙人，1944年刚考上大学，就被“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所感召，毅然选择了从军。之后，被选派赴英国接回重庆号军舰，又随海军到台湾。父亲离开老家时，还不到二十岁，哪想到竟然再也回不去了。家中兄弟八人，仅他一人跨过台湾海峡，台湾没有亲人。逢年过节，他摆开这张折叠桌，弄出一桌好菜，遥祭对岸的亲人和祖先。一炷香后，他把菜回锅热一热，再喊全家与祖先一起好好吃顿饭。
像她父亲这样的人，在台湾被称为外省人。她在台湾出生，是外省第二代，小时候住在军官的宿舍里，村子里几乎都是外省人。军旅生涯中，父亲随军舰移防，常常不在家。这辈子，她从未见过爷爷奶奶，只在泛黄的老照片中看过模糊的容貌，当然也不知道他们爱吃什么菜了。
小时候，她虽不明白父亲的心情，却在祭祀中深深感受到，父母离乡背井，颠沛流离，每逢佳节倍思亲。他们在祭拜之中，除了虔敬和思念，更混杂着遗憾、怅惘和不安。
祭祀，把人与自然、历史、祖先瞬间连接在一起。这力量就像锚一样，把人牢牢地钉在土地上，让人归位，让人接地气，让人不再随风飘荡。如果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断代史”，而祭祀就扮演着连接历史的角色，串起了一部部“断代史”，完成了中国人的“通史”。
生命是有形的，有形即有限制。一切有形之物，必然都要毁坏。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个“如”字，似有似无，说得最好。孔子当然不赞成迷信，却也绝非所谓无神论者。孔子一生，极重祭祀。中国的祭祀，似宗教，非宗教。所以，古人大多信仰虔诚，却鲜有宗教狂热。既不虚无，也不痴迷，就是受益于祭祀的那个“如”字。
中国古人祭祀的主要对象有三种：天神、地祇、人鬼。天神是天上的，比如风神、雨神、太阳神；地祇是地上的，比如山神、河神、土地神。人鬼则是死人，人死为鬼，包括祖宗。但是，如果一个人有大功德，死了以后就不是鬼，而是神。例如，都江堰有一座二王庙，庙内供奉的就有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儿子。李冰父子因为治水有功，被民间奉为神。所以，中华民族没有创世神，只有创业神。凡是有大功德、大贡献的人，死后都会被尊称为神。神在中国，是最高的善。
中国以“元”命名的节日有三个：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上元节就是元宵节，春节后第一个月圆之夜，张灯结彩，结伴聚会。而中元节和下元节，都与生死有关。中元节是农历七月十五，下元节是农历十月十五，这两个节日被称为“鬼节”，除了纪念祖先、纪念亡灵之外，都有祭祀、祈祷的内容。中元节对应地官，主题是“赦罪”。下元节则对应水官，主题是“解厄”，帮人们散去倒霉的事情，来年获得幸运，好像一年的经历在这一天做个清零，苦难留在过去，好运留待来年。祖先或逝者，成为生者与神祇之间的沟通者。这一天祭拜祖先或逝者，才是真正的家庭追思仪式。
中国人对于死后有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肉体和灵魂是分离的。古人认为，人的生命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魂，一部分是魄。人死之后，魂往上走，魄往下走，魂归于天，魄归于地，然后两者就分开了，尘归尘，土归土。我们常说人的体魄如何，表明魄与身体有关。中国人最在意的不是魄，而是魂。肉体会化为灰烬，但人总希望自己与这个世界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精神常在，那就是魂。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孔子并没有否认或怀疑鬼神的存在，但要人们敬奉之后保持适当的距离。人和鬼神的关系，内在即为虔敬，外在即为祭祀。
古语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之所以在意有后与无后，是因为如果没有后人祭祀，生命的分量就会减轻。台湾早期的渡海移民中，不少人死于非命，或者无妻无子，死后变成孤魂野鬼，没有人祭祀。民间为了弥补这种遗憾，专门建了万应公庙，让孤魂野鬼有个安身之处。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庙里的祭祀对象就是无后之人。这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礼乐风景。
人之所以对死亡恐惧，主要是因为觉得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消失了。古人认为，人有“三魂七魄”，人死之后，身体消灭，变成了鬼神。所谓鬼神，其实就是指魂而言。故此，中国人并不怕死，很多农村人生前就为自己准备好一口棺材，每天看着它、抚摸它，心里有一种踏实感。有的老人生前就为自己选好墓地，经常去转一转，甚至还亲自带着子孙去看，告诉以后来这里看他，就像邀请亲人串门一样。他们对于死亡没有焦虑，也没有恐惧。他们最在意的是，葬礼是否场面隆重，忌日是否有人烧纸。如果一个人笃信：当他离开人世后，一定有人叹息、有人落泪、有人恸哭，送别的人排着长队，想念的人没完没了。于是，面对死亡，他就坦然了。
张艺谋曾拍过一部电影，名叫《我的父亲母亲》。片中男主角毕生执教于乡间小学，去世之后，一群受业的老学生，从异地他乡，纷纷赶回。为了让老师安葬故土，他们协力运送遗体，从县城到乡下，冒着严寒，接替着扶灵抬柩，疾奔快走，那风雪中的一路逶迤，令人动容。
中国人的永生并非在天堂里，而是在悠悠无尽的人世风光里。死是生的余韵，就像越好听的歌，余韵越是柔和。人世悠悠，情义无尽，即便死亦非消失，不过是隐去而已。
墨西哥电影《寻梦环游记》有这样一组镜头：亡灵节，孱弱的猪皮哥孤独地躺在吊床上，他身下还压着许久前人世间亲人带给他的东西。此时，人世间已经没有亲人再记得他了，只有这些东西聊以自慰。那些尚有亲人祭奠和供奉牌位的亡灵们，都是有人记得的，他们如同在人世间一样开心地活着。当一个人肉体消亡，也没有人再记得他时，那才是真正的死亡。亡灵节那天，有的灵魂还能穿过万寿菊桥去“探亲”，而猪皮哥们则在贫困和孤独中等待魂飞魄散。无人惦念的猪皮哥，在一首吉他曲终了时烟消云散，吊床上只剩一些破烂旧物。那顶破礼帽也终于完成使命，落寞地掉落在地上。桌上刚刚喝过的龙舌兰酒杯还在，但是这个已被全世界遗忘的人彻底消失了，这才是真正的死亡！
亡灵节，相当于中国的清明节。墨西哥人认为，人的一生中有三次死亡：第一次是断气那一刻，那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第二次是在葬礼上，那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死亡；第三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你彻底被世人遗忘了，此乃终极死亡。这和中国人的观念何其相似。中国人认为，一个人咽气了不是死，烧了埋了还不是死，没人上坟了，没人提起了，没人念叨了，没人魂牵梦绕了，那才是死。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就是要谨慎对待葬礼，做好祭祀这件事。祭祀，可以与天地神祇连接，与古圣先贤连接，与逝去亲人连接，顺着文化的血脉找到源源不断的力量。祭祀，是让有限的生命余音不断。没有祭祀，人生便只有此生此世，没有可期可待的来世。
有烟火处，必有血脉传承。清明节，就是中国人的感恩节！
祭祀正则人心正
《左传》言：“国之大事，唯祀与戎。”除了对外作战，国家的第一等大事，就是祭祀。
那一回，刘邦惨败，汉卒十万余，一时灭尽，“睢水为之不流”。刘邦受困，被项羽严严实实围了三匝。所幸，沙尘暴忽从西北而至，楚军因此大乱，刘邦也才乘机脱困。兵败后，一路狼狈，诸侯又纷纷叛去，回返关中，喘息未定，他却既不惊慌，又不忧惧，随即进行了两桩看似不急之务的长久大计：立太子，修祭祀。立后来的惠帝为太子，继承王位，以安满营将士之心。同时，采纳萧何的建议，恢复祭祀，“令祀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遂安天下人心。
这样的刘邦，就不只是打天下之人，更是安天下之人；这样的刘邦，就不只是削平群雄的旷世英豪，更是规模宏大的开国明君。兵戎征伐，虽说难免，仍系不得已而为之的非常之事；祭祀天地，虽说平常，却是维系人心的长久之道。祭祀之事，一在感激自然，二在缅怀历史。刘邦东击黥布的那年十一月，到了鲁地，又以太牢祭祀孔子；十二月，下令凡秦皇帝及六国诸侯无后者，皆予五至廿家，专司守塚，世世代代，香火永祀。如此二事，则是对历史的缅怀。
人透过祭祀，在空间能与天地山川相连接，在时间可与历史长河成一体。有了祭祀，人知敬畏，人能虚心，人更可扩大。在祭祀的涵化之下，人虽有限，实亦无限。顶上有天，脚下有地，旁边更有着日月山川。上有列祖列宗，下有子子孙孙，年寿岁多不满百，但都可以有着千秋与万世。这样的辽阔迢远，这样的悠悠人世，人当然不会只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更不会只是疏离无趣的寂寥身影。正因如此，祭祀正，则人心正。虽说儒生多不喜欢刘邦，但兵马倥偬之际，刘邦却做了儒者最企盼的端正人心之大事。刘邦一生，凭其豁然大度，打下了天下；又藉其宏远规模，开创了堂堂四百年汉家岁月。
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定要解决信仰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信仰问题，文化就会垮掉。全世界大部分文化，解决信仰问题都是用宗教。信仰，是每个人最根本的精神需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是人生最大的课题。尤其是当自己的亲人徘徊在生死边缘，或者当自己病得很严重时。面对死亡，人都会焦虑、会恐慌，不知所措。因此，宗教的核心是解决死后的归属问题。
然而，不同宗教的说法不尽相同。如果说基督教是对的，那么，佛教说的完全是另一套，如何看待佛教的说法？如果说佛教是对的，基督徒情何以堪？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宗教强大的说服力和不兼容性，所以中国人的宗教感特别弱。在很多名胜景点，儒释道“三教合一”，既有孔子像，又有老子像，还有释迦像。其实，儒教不是宗教，是后人因尊崇孔子而称之为教。道教算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可到底是不是宗教也很难讲。佛教来自印度，虽然在唐朝就完成了中国化，但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
虽然中国人的宗教感很淡，但中国人容得下所有的宗教。在人类历史中，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的国家。可问题是，在中国的文明系统里，生死问题到底怎么解决？答案是：中国人不用宗教来解决，而是用葬礼和祭礼来解决。
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以西方僧侣的身份，用汉语传播天主教教义。当初，他提出允许中国人祭祖、允许读书人祭孔，因其深谙中国文化而大获成功。然而，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借助洋枪洋炮的威力，带着优越感进入中国传教，他们不屑研究中国文化，结果水土不服，在宗教本土化上遇到阻碍，推广普及进程迟缓。
近百年来，知识分子因与传统疏隔，又与民间脱节，遂将祭祀误解为迷信。诚然，祭祀虽好，若是太过，若是太甚，也难免落入巫魇。然而，太过太甚，都只该清禊，却终不可废。祭祀一旦荒废，性情也从此难以平正。
在《论语》中，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鲁文公死了以后，告朔礼每况愈下，鲁君都不去行告朔礼了，每月初一，派人送一只饩羊去供奉祖庙。子贡看到，既然礼都没有了，不如把这只羊也去掉。可是，孔子的着眼点就比子贡要高，他带着深深的感叹说：“子贡啊，你爱的是那只羊，可是我爱的是那个礼。”
有人认为，祭祀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其实，精华和糟粕本是同一个东西，就看把它放在哪里，位置摆得对不对。所谓糟粕，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的精华；精华，就是放对了地方的糟粕。比如，榨油之后的豆渣，留在工厂里就是糟粕；如果放到田地里，就是最好的肥料，也就是精华了。这就如同垃圾和资源的关系，垃圾不是废物，而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很多事情，也许一时看不清楚，但放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便如同观掌中果了。在《史记·高祖本纪》的结尾，司马迁没有正面评价刘邦，却做了一段貌似“离题万里”的论述：“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整个夏朝的政治，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忠”，即质朴。从大禹开始，夏朝整体的格局就是质朴。但是，事物有利有弊，质朴固然好，但最后产生的流弊，就是“小人以野”。一般百姓过度质朴，缺乏收束，容易变得粗野。所以，商代建立之后，立国精神就转成了“敬”，把老百姓原先过度粗野的情形收束起来。可是，“敬”过了头，后来产生的弊病，就是“小人以鬼”，一般百姓这也敬畏、那也敬畏，这也怕、那也怕，变成了迷信。然后，周人“承之以文”。过度迷信之后，周人开始强调人文世界。这样的礼乐人文世界，一开始彬彬有礼，但后遗症则是“僿”，变得虚伪，徒有“礼”的形式，骨子里都不是那回事了。这就是“僿”，只剩下一个躯壳，流于形式，变成形式主义，就像后来所说的“礼教杀人”。“礼”人人都会做，可是骨子里的性情没有了，就像《红楼梦》里的那班男人，因为是世家子弟，个个都知礼守礼，可是那些礼全都是假的。嘴巴里，外表上，统统到位，可骨子里却完全不堪。周代后期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强调人文、强调礼教久了，就容易有这样的后遗症。“僿”怎么办呢？就是先打掉礼的外在形式，再重新回到质朴。三代之间，有着如此终而复始的循环。在周、秦之际，礼乐人文产生非常大的流弊。但是，秦没有调整，反而用了严刑酷法。到了汉朝，针对礼乐人文的后遗症，重新回到了质朴。如此一来，人的生命状态有了转换，也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汉初最大的特点，就是质朴，萧何、曹参、周勃厚重少文，可堪大任。汉初就有一群这样的人，看来没什么文化，但都很质朴，这就变成汉朝的风尚。直至今日，看到汉砖、汉瓦的大气与质朴，谁能不心生佩服呢？
读历史，需要有超越是非对错的视角。是与非，对与错，本质上是一回事，是事物的一体两面。陷入是非对错的纠结中，往往是因为视角不够广，格局不够大，不能超越事情本身。是非对错，无非是阴阳之间不断转换、此消彼长、生生不息、无尽循环的过程。这正如一块土地很大很厚，容得下肮脏，也容得下纯净，承得住荣辱是非、毁谤赞誉，不管什么东西进去，都能被转化，生出茂盛的树木，开出美丽的花。
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从刘邦未起时一路写来，到起兵成就大事，再到安排后事，讲得那么清楚、那么详细，最后在“太史公曰”，却没有针对刘邦个人的是非成败来做评论，反而是谈一个新朝代该有的气象。这样的角度，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天道的兴衰。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天人之际”。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所谓的“历史哲学”。司马迁从这个角度来做《高祖本纪》最后的论断，是站在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掌握了整个历史的气运。至于汉高祖刘邦本人的“踹小儿”“烹太公”等“无赖”之事，在历史的长河里，都是过眼云烟，无足轻重。唯有那四百年的汉朝气象，才是影响历史最深的东西。
在《吕太后本纪》里，人们看到最多的是权力倾轧与腥风血雨，但最后的“太史公曰”，司马迁只字不谈这些。他只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孝惠皇帝和吕后的时代，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一般百姓得以脱离战国时代的苦痛，天下太平，没几个罪人，老百姓的生活迅速恢复，汉朝的元气从此一步步恢复。
这段“太史公曰”，完全不谈吕后生前死后的权力关系，谈的是历史的另外一面。任何一个社会，粗粗分来：一个是显性世界，一个是隐性世界。吕后时代的显性世界，就是那一连串的权力斗争。可司马迁则提醒，还有一个更紧要的隐性世界：当时天下太平，百姓富足，一个四百年的汉家天下已经开始奠定基础。
人有生老病死，朝代也一定会由兴而衰。事物一旦成熟，就意味着要出问题了。果子熟透了，也意味着即将腐烂了。中国历史之所以在由兴而衰的过程中最后总是能振衰起敝、屡仆屡起，就是因为有一股“破”的力量。这股“破”的力量，一方面导致了由兴而衰、由衰而亡，可另一方面，在走向衰亡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某种新生的可能。换言之，这股“破”的力量，最后把衰亡也给“破”了。后面的这个“破”，就通于“兴”。破的时候，通常是坏的东西破，好的东西也破。不论人们再怎么不舍，某些好东西被破掉，说到底，就是天意，无法随着人们的意志而转移。倘使真破了，那就算了。只要那个与“破”相通的“兴”的力量在，自然又能生出好东西。即使是破，都可以是件好事。
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之所以一治一乱、一乱又能一治，之所以合久必分、分久又能必合，正因为中国文明有一种周而复始、回到天地之始的自我清理能力。这样的自我清理能力，每每发生在朝代末期的天下大乱，一群英雄豪杰乘势而起，集体无意识地把中国文明推回到天地之始的状态，有点像道家的辟谷，藉由自我清理，让人回到更早也更该有的生命状态。
《易经》的“易”，就是变化之意。在中国文化里，没有永恒的东西，只有永远的变化。一个国家建立之初，虽然继承了质朴大气，但随之而来的弊端就是粗野少礼，不敬天地，缺少礼仪。因此，夏朝的质朴，商朝的敬畏，周朝的礼乐，三种文化是互补关系。任何一种文化用过了头，都需要用另一种文化来平衡。质朴过度，流弊渐生，就需要补上敬畏和礼乐。当今社会，信仰缺失，人心浮躁。中国传统文化经历多次劫难，已经破败不堪、粗陋不堪，急需“承之以敬”与“承之以文”。提倡祭祀，恢复礼乐，正当其时，可谓“得天统矣”。
祭祀与政治似无关系，但周礼的祭祀却是政治。中国的祭祀是无为而为，中国的政治亦是无为而治。从夏商周至清朝，一直是“祭政一体”，这不同于西方的“政教合一”。在周礼中，郊祀与宗庙祭祀，主祭者是天子，神官只是助手而已。《论语》说：“宗庙之事，愿为小相焉。”朝廷政事，天子为主；民间祭祀，当事人为主。故天子主政亦如主祭，只是居于其位，自己做得很少，这就是无为而治。而西方人祭祀，祭司是主祭者，人与神的对话要通过祭司。
中国的祭祀非宗教，只是出于对天地的感激，想要与天地相应，这就是祭祀的本质。何为政治？秩序也。治世与乱世的区别，就在于有秩序与无秩序。西方的秩序是限制，所以要用权力；中国的秩序是自在，把人摆平，把事摆平，把东西摆平，把天下摆平，人各得其位，物各得其所，自然就可以无为而治了。例如，汉朝的政治是教化，虽然遍布在民间生活里，却让人不觉得有政治。倒像是天高皇帝远，不受人管。其实，好的政治像是系鞋带，虽然系着，却不觉得有带子。一个国家的魅力，不是路宽楼高，而是多元包容，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舒适区。
中国人祭祀，只是以平常心，不贵灵异，而是为了培养平时对天命的感知。很多中国人信神，却又是无神论者。中国的神，有若无，实若虚。中国人遇到难事时，有的叫天，有的叫妈，少有叫神的。民间过年，只是在院子里摆一张桌子，供的是清水，最多放点茶叶，点起香烛拜一拜，就算是祭天了。中国人的祭祀，在于对万事万物的喜爱。祭祀，是对自然的感激。人受恩于历史，也受惠于自然。由父母长辈抚育，也由皇天后土生养。因此，中国人祭祀天地日月，祭祀四时节气，祭祀炎黄二帝，祭祀古圣先贤，祭祀列祖列宗。有了这样的唯虔唯诚，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恢复祭祀，是中华文明复兴的第一步。不论是家族的宗祠，或是历史人物的庙宇，只要不浮滥、不夸大，都应乐见其成。祭祀与宗教不同，不涉及有神论、无神论的问题。只要恢复祭祀，民族的根脉就不会断裂。
黄帝，是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是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历朝历代都把祭拜黄帝作为明确政权合法身份的重要仪式。黄帝陵，是轩辕黄帝的陵寝。黄帝陵古称“桥陵”，位于陕西省黄陵县城北桥山。黄帝陵古柏群，是中国最古老、覆盖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柏群，共八万余株，千年以上三万余株。黄帝陵风水轴线为桥山主脊至黄帝墓冢，并与印台山山峰构成一条连线，黄帝陵区的建筑都是以此为轴线，墓冢正好在这条线上。
中华民族历来有祭祀黄帝的传统。黄帝陵祭典分为公祭和民祭两部分。公祭黄帝陵，即为官方组织的有严格规模、等级和仪式的大型祭祀活动。从尧、舜、禹时代直至春秋时期，公祭黄帝从未间断，每年清明都有祭祀大典。
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后，在政治治理上以黄帝为榜样，自然很重视对黄帝的祭祀。自从汉武帝亲率十八万大军祭祀黄帝陵以来，桥山一直是历代王朝举行国家大祭之地。
唐代宗时期，黄帝陵公祭活动升格为国家级祭典，之后即使是战乱时期，公祭黄帝陵活动仍未中断。元代沿袭唐宋时期公祭黄帝之礼制，《元典章》规定，伏羲、神农、黄帝是开天辟地的先祖，国家应当祭祀，但祭祀仪式不再由皇帝亲自主持。泰定二年，黄帝陵庙发生火灾，庙宇建筑均被毁坏，泰定皇帝盛怒之下，颁了一道圣旨，命令尽快抢修烧毁的黄帝陵庙，这道圣旨用蒙语和汉语刻成碑文存放在庙内。
明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降旨拨款维修黄帝陵庙，并亲自撰写祭文，派大臣赴黄帝陵致祭，赞颂轩辕黄帝的功德。同时，朱元璋还亲笔手书祭文，祭文保存在轩辕庙碑廊里，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一篇祭文。清代对黄帝的公祭活动规模更加宏大，仪式更加隆重。据统计，从清世祖到溥仪皇帝的二百六十年间，共祭祀黄帝二十六次，为历朝之最。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同年3月，委派代表团专程祭祀黄帝陵。孙中山曾亲自书写祭文一篇，可惜散佚不存，只留下“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的词句。1937年清明节，在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毛泽东亲撰《祭黄帝陵文》，发出了民族团结、联合抗日的政治信号，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开创了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黄帝陵公祭时断时续，直到1980年才恢复。目前，围绕黄帝的公祭活动主要有两个：陕西黄陵（清明节）和河南新郑（农历三月初三，传说是黄帝的生日）的黄帝公祭。陕西从1955年就开始由当地政府主持祭拜黄帝活动，而河南则是从2006年开始举行大规模祭拜。其中，陵祭还是庙祭，成为争议焦点。有学者称，历代对黄帝对先祖是“拜庙不拜陵”，所以祭黄帝的地点应该在河南新郑黄帝故里。也有学者认为，陕西黄陵县虽然只有黄帝的陵寝、没有黄帝的宗庙，但历代都是对黄帝陵寝祭拜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希望平息地方争议，立足大局，放眼长远，把拜祭黄帝上升为国家祭祀，让黄帝陵祭典成为中华民族最高祭典。自1949年以来，每年清明，台湾都要举行遥祭黄帝陵典礼。两岸虽然分隔已久，社会制度不同，但在归宗认祖这个根本性问题上，却是高度一致的。海峡两岸祭祀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同根同源，同祖同宗，不正是中华民族统一的希望吗？
但愿有一天，每年清明节，黄帝陵公祭成为全球华人最隆重的典礼。有此祭祀，天清地宁，人心安定，中华民族吉祥止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