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君子谋求学道行道，不谋求衣食。去种地，会常常挨饿；去学习，可以获得俸禄。君子担心学不成道，不能行道，不担心贫穷。”
孔子这段话的实质，讲的是人生的目的、意义、理想、信念的定位问题，是人生修养的境界问题。作为君子、士人，任务就是修道，为社会为国家效力，并依据“道”提出治国的办法。当然，修道、维护道是一种困难、曲折、复杂的过程，理想与现实经常会有差距，甚至会产生冲突。正是基于理想与现实会发生矛盾、冲突的情况，孔子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主张。它能赋予以道自任的君子、士人以生命力和抗争力，使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挫折、颠沛之时能保持一种完整的人格尊严，保持理想，弘毅精神。这，或许正是当今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所缺少的。
孔子关于“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主张，并不是对人的空头说教，可以说是他从自身的人生体验中总结概括出来的生活准则。纵观孔子的一生，应该说是“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一生。他自己曾经说过：“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就是此四项的内涵，足以陈述孔子当时忧天下，忧国家，忧民族，忧文化衰颓变乱的心情。
饱蘸着人生甘苦浓汁，又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不但鞭策着他自己，孜孜不倦地追求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也启迪着后人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才华以至热血。
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深刻地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阔大情怀和“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也充分展现了作者崇高的人格和宽广的胸怀。
《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字希文，是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他的祖先原是西汾州人，后来迁往江南定居，就成了苏州吴县人。
范仲淹刚两岁的时候，父亲便逝去了，母亲改嫁到淄州长山县朱家，他也就跟着姓了朱名叫朱说。范仲淹在少年时代就很有志气，当他渐渐长大起来，知道了自己的家世的时候，深感悲苦，就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独自前往应天府，投靠到同文的门下学习。他昼夜不停地苦读，冬天疲乏到了极点，竟用凉水浇脸，来驱除倦意。他的食物不充裕，甚至不得不靠喝粥来度日。后来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这时他把母亲接来赡养侍奉。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后，便恢复了原来的范姓，又调移楚州粮料院作监。一参与政事，他即上书朝廷，提出一系列建议；选择贤明的人任州郡长官，举荐有成绩的人当县令，排除社会上的游散懒惰势力，裁汰冗员并取缔过度经费。严密选举制度，培养将帅以加强边防等。
范仲淹通晓六经，尤以《易》经为专长。很多学习儒家经典的人，都来向他请教、问业，他捧着经书为人们讲解，从来不知疲倦。他还曾经用自己的俸禄购买饭食，供给前来求学的各地游士，以致自己的孩子们衣履不整，出门时不得不轮流更换一件较好的衣衫，而范仲淹对此竟处之泰然。每当谈论起天下大事，他都慷慨激昂，当时士大夫间注意品格修养和讲究节操的风尚，正是在范仲淹的倡导下开始形成的。
天圣七年，范仲淹因上书谏请刘太后还政于宋仁宗，被迫受命离京，往河中府去做通判；后来又调到陈州做通判。自己虽由京官贬为郡官，但关心朝政，劝谏朝廷体恤民情，勤政爱民的热望不减。那时，朝廷正从陕西征购木材，运往京师，建造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上奏说：“不久以前，昭应宫、宁寿观接连毁于火灾，上天的惩戒过去才不久，如今又大兴土木、破费民产，这可不是顺人心、合天意的事情，应该停止修建寺观，减少平常年景征购木材的数量，以及免除民间在这方面的上贡积欠。”他又说：“受到宠幸的人，不经过有关部门的任命手续，纷纷由皇宫里直接降敕授官，不是太平之象。”这些意见虽然未被采纳实行，但宋仁宗却也不得不承认范仲淹心地忠诚。
有一年闹大蝗灾、大旱灾，江南路、淮南路、京东路的灾情特别严重。范仲淹奏请朝廷，派遣大臣前往灾区巡视，没有得到答复。他就当面质问皇帝：“宫廷中的人如果半日不吃饭，会怎么样呢？”宋仁宗受其震动，便派范仲淹去慰问江南路、淮南路灾区。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济饥民，并禁止灾民滥设祠庙祭祀天地鬼神；还奏请朝廷减免庐、舒州这一年应该上贡的折役茶，减免江南东路这一年应该缴纳的丁口盐钱；而且呈上一篇《救弊十事》的奏札，逐条论述了朝政诸弊。
范仲淹为人正直，刚正不阿，逐与宰相吕夷简不和，又因他屡次上书，批评朝政，惹得皇帝不高兴而将其再次贬出京城，后又调任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对于个人的升迁去留或褒或贬，范仲淹从不计较。在新任上，他仍积极整顿军备，训练队伍，改变战略，当战则厮杀疆场；当和则加以安抚，不几年功夫就使西线边防稳定了下来。
范仲淹幼时贫困，后来官至龙图阁大学士，虽然富贵起来，但没有宾客在场时，一餐仍不吃两份肉菜。妻子儿子的衣食，也是刚够吃用。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赠送给别人，在家乡还创置了“义庄”，用来赡养和救济那些无依无靠的本宗族的人。他待人十分亲热敦厚，并乐于替人家办好事。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他处理政事，最讲究忠厚二字，所到之处，多有惠民的德政。邻州和本州的百姓，与归附宋朝的羌族人民，都画了他的肖像，给他立生祠来纪念他。待到他逝世时，各地听到噩耗的人，都深深为之叹息。羌族首领数百人聚众举哀，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斋戒了三天才散去。后人在他的碑上铭刻“廉洁俭约，克己奉公，直言尽职，利泽生民”等语。
范仲淹正是以倡导和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在上一世纪的官场上树起了一座风范仲淹之碑，也开拓性地注释了“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这种精神，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光辉崇高的，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