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孔子说：“国君用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居于正中而群星都环绕着它。”
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为政者的个人修养问题。他将为政者的道德及其仁道政治，与政局的稳定和国家的强盛紧密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德”与“仁”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其实，无论是治国，还是做人做事，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非凡的人格魅力都会形成一种像磁场那样的向心力，提升自己的“人气”。周围的人在不自觉中，都会把你当成“精神领袖”和衡量是非价值的“标准”。
为政者个人的道德修养及其仁政方针，如果能真正实施开来，其产生的正面效果往往是非常巨大的。这在中国古代的“人治”社会里尤其明显。
金世宗完颜雍是金朝第四代皇帝，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在位期间（1161-1189），对南宋采取“南北讲和”的和平外交路线，对内则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整顿吏治，解放奴隶，发展生产，使金朝的经济和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
金世宗即位不久，就采取了解放奴隶，发展生产的措施。辽代崇佛，寺院的领户称二税户，金初二税户多沦为寺院的奴隶，大定二年，金世宗下令赦免全国的二税户，使他们获得解放，成为国家的编户平民。对于当初随契丹搞叛乱的人，包括奴婢在内，只要是主动归顺朝廷的，一概赦免。同时又多次下令放归宫廷奴婢和内外官员家庭所属的私婢，使大批奴隶获得了平民身份，解放了生产力。
为了发展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金世宗对豪强贵族兼并土地采取限制和抑制的政策。迁居中原的女真贵族利用他们的特权，无限制地兼并土地，使普通汉族农民无田可耕。有的权贵之家每人平均占地达30顷之多。针对这种局面，金世宗果断下令，权豪之家最多只准保留10顷私人土地，多余的皆收归国有，或租给无地的农民耕种，或直接分给农民。又招集流民复业，由政府拨给土地。对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实行赈救、免税的政策。并多次治理黄河，在全国各地兴建水利工程。这些措施的推行，使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迅速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金世宗施行“德政”的宗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使社会得到安定，在安定中求得稳步发展，他主张对老百姓要宽慈，要“爱民”，他曾公开对大臣们说：“朕常常担心因重敛使百姓们困苦不堪。”又说：“县令之职最为亲民，应选贤才任之。”有一次，尚书省拟奏宗室完颜阿可为刺史，世宗认为阿可年轻，不适宜任刺史之职，批评尚书省官员说：“一郡之守关系到千里百姓的休戚，如果郡守任非其才，一郡的百姓怎么办呢？”金初，皇帝的护卫亲军年龄大了后都改任地方临民官，世宗对此提出异议，说：“护卫都是武人，有的连字都不会写，怎能治民呢？天子以黎民百姓为赤子，不能亲自过问每家的事，只能依靠各级官员。明知官员不称职而强授之，老百姓将会说朕什么呢？”命令护卫皆改任他职。
世宗躬行节俭，很大程度上也是从爱民的角度出发。他曾说过：“朕如果想使饮食丰盛，每天宰50只羊也能办得到。但一想到浪费的都是百姓的血汗，就于心不忍。”元妃李氏死，世宗到兴德宫举行葬礼。他见街市上十分冷落，就对随行的大臣们说：“不应因元妃之丧而影响了百姓的生计，让他们照常营业。”还有一次，世宗因事驾幸兴德宫，朝官们请他走前门，世宗怕出行的队伍妨碍了市民的生业，改从别的路走。
大定二年四月，为了改变海陵王时期皇宫中奢靡的风气，下诏减御膳及宫中食物之半。大定六年，禁止宫中陈设涂金装饰，并禁止宫人服饰用金线。宫中小规模的兴修，从宫人的费用中支拨，从不搞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大定九年，尚书省就越王、隋王两皇子王府要建宫室并役民夫事上奏，世宗当即批评说：“朕宫中竹树枯死，想令人再植新竹，还怕动用了别人。两王府各有僚属仆人，为什么还要役使百姓呢？”驳回奏疏。大定十三年，太子詹事刘仲海请增东宫的侍从人员和陈设，世宗不准，说：“东宫所属人员有统一规定，陈设也已具备，为什么还要增加呢？太子生于富贵，容易养成奢侈的习惯，应引导他节俭。”
金世宗在饮食服用方面确实很注意节俭。据《金史》记载，他做了皇帝后，只在皇太子的生日、元宵节、中秋节饮酒，平日从来不饮酒。每餐只四五样菜，仅够食用，无浪费。有一次世宗正在用膳，正巧公主来了，竟没有多余的饭菜给她吃。世宗平日穿的衣服总是洗了又穿，穿了又洗，什么时候穿破了才换新的。有一次他在广仁殿同诸皇子一起吃饭，闲谈之中教导他们饮食服用之物要节省，不要铺张浪费，并撩起龙袍说：“这件衣服朕已穿三年了，还完好没破，你们看看！”有的官员认为他身为天子，食用太俭，世宗却说：“天子也是人，浪费有什么好处，天子能自行节约，也不是什么坏事。”
由于金世宗始终把“德政”作为社稷的根基看待，身体力行，使得金朝出现了一段繁荣局面。这使他自己在历史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金史》赞颂他：“久典外郡，明祸乱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于是躬节俭、崇孝悌、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孜孜为治，夜以继日，可谓得为君之道矣。”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说他在位期间专行“仁政”，能行“尧舜之道”。元代的阿鲁图在《进金史表》中说：“非武元（指金太祖）之英略，不足以开九帝之业；非大定之仁政，不足以固百年之基”。这些虽难免有过分溢美之处，但金朝在世宗统治的年代里，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却是历史事实。
金世宗的德行和仁政，在当时社会经济衰退和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不但使国势为之而振，而且赢得了广大百姓的民心；不但本朝史官称赞，而且连后代及异邦异族（朱熹）也敬仰有加。可见，德行仁政不仅是一种人为的统治需要，同时也是符合社会秩序的内在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