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代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自然首推董仲舒，但《春秋繁露》直接涉及色彩的言论不多，而且总是与五行比附论色，所以，我们只在上节中简要介绍。
与《春秋繁震》不同，《淮南子》的色彩观有不少脱出昔人窠臼的地方。
《淮南子》是刘安（前179年，前122年）所编，他是高祖刘邦之孙。其父刘长被封为淮南王，因谋反，被文帝流放，中途绝食而死。此后，刘安被封为阜陵侯，至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年)又被封为淮南王。汉景帝时，吴楚七国叛，刘安欲响应，平叛后，刘安仍暗中准备谋反，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谋反事败露，“自杀身死”。
刘安以“辨博善为文”称，曾招募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着书立说，“言神仙黄白之术”。
《淮南子》中有不少论说是发前人所未提及的《说林训》云：“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皆说（悦）目。”用今天的话说，便是审美主体的自觉判断当然，书中也有重道前人之言的，《坠形训》同样以东苍、南赤、西白、北黑、中黄为论。
《淮南子》中，在色彩问题上，最有价值的是关于“白”的论说：有关言论，录如下：
是故，达于道者，反于清洁；究于物者，终于无为。以恬养性，以漠处神，则入于天门。所谓天者，纯粹朴素，质直皓白，未有与杂揉者也。
又：
是故，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循之不得其身。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天下为之圈，则名实同居。音之数不过五，而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味之和不过五，而五味之化不可胜尝也；色之数不过五，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故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
又：
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处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识其外，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尘垢之外，而逍遥于无事之业，浩浩荡荡乎机械之巧，弗载于心。
又：
太清之始也，和顺以寂寞，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躁。
听失于诽誉，而目淫于采色，而欲得事正则难也。
老子虽有黑、白之论，但并未以“素”、“白”为“道”相。淮南子则直接从“素”、“白”之无染而引申为真理的本然。“未有与杂揉”。《原道训》是实言，抽象地说便是“无染”。那么，其所谓“杂揉”或“染”的具体所指是什么呢？即“俗交”。“俗交”便不能不“曲巧伪诈”、“俯仰同。于世人”。作者有个比喻：
牛岐蹄而载角，马髦而全足者，天也。络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
接下去，他指出“循天者，与道游也；随人者，与俗交也”。这一番议论，自然使我们联想起庄子凿混沌、络马首、养木鸡之类故事，而《淮南子》则由此以“素、白”喻天然之“道”，就色彩美学说，自然是个创见。
《淮南子》最具独创的见解是“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的见解。
从方法论上说，这是辩证观，画论中的“黑因白彰，白以黑显”是从视觉效果立论，所谓对比即是。但“白立五色成”之说，更具思辨性。如同“道”“立而万物生”一样，“五色”都是渊源于“素白”
的。淮南子将“白”提到“道”的高度，等同视之、等同论之，我们不妨谓之为“重白论”或“重白观”。中国画学向来推重“素”、“白”或“空白”、“空”等，其思想渊源其在斯乎？
当然，淮南子所说的“白”，除诉之于视觉的“色”这个概念外，还兼心理上的所指。诸如“寂寞”、“闲静”、“恬”都属此范畴，从文章本身看，这是根本性的。因为，“白”只是作者引以为喻的“譬辞”。
“以漠养神”，心灵的修养要以“漠”去进行，这是入于“天门”之阶，“目淫于采色”反不能得“色”之妙，所以，《淮南子》也与庄子》一样倡导“灭文章”、“散五采”。他以为“五色乱目”、“五声哗耳”、“五味乱口”、“趣舍滑心”是“人”的四“累”。“机械之心，藏于胸中，则纯白不粹，神德不全”。所谓“机械之心”，便是处身社会而不能不用的巧智。这些都可谓因“染”致“累”。齐俗夫素之质白，染之以涅则黑；缣之性黄，染之以丹则赤。人之性无邪，久湛于俗则易，易而忘本，合与若性。
读淮南子，也像读(庄子，一样，从字面的浮表去理解则易误会，书中一再出现的“无为”（或“无染”、“无凿”、“无饰”等等），不能直解为“什么也不做”。它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心理上的“无为”，即做任何事皆不抱功利益己之心，使心寂然漠然，空净其内；其二，既已“为”矣，要使所做的事，葆其天真，不露“斧痕”。这就是“既出其根，复归其门；已雕已琢，还返于朴”之意。足见，不是不雕不琢，而是雕琢之后，要“返于朴”。“朴”即未经斧斤的原木，如同“素”是未染之帛一样。故修务训云：
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于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
这已经融入了儒家思想。
“白立而五色成”或作“无色而五色成”，原道训：
夫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
足见，“白”与“无色”是同义而异词。
在五行系统中，“白”是属“金”，在方位上是“西”。五行色所重的是“黄”，即中央土色。这可以说是农本观念的确定。而淮南子之重“白”，则属哲理的思辨。他说：“寒不能生寒，热不能生热，不寒不热，能生寒热，故有形出于无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这是玄辩的道论。《淮南子》这一体系，可表解如次：
抽象概念一，无、一道视觉感知一，白听觉感知一，寂心态一，恬、清静物态一，素、朴一，道相原道训。曰：“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又，“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这显然是由老子“道生一、一生二”那个理性公式而来的，所不同的是老子。未将“白”与“一”同等视之，而，淮南子。则将“白”提到了至高的地位。
淮南子。的思辨色彩观，最堪被誉为美学或艺术哲学。而于色彩实用，又多启迪。“五色”成于“白”，不知“白”，不善于处理“白”，亦必伤害“五色”。作者说：
走不以手，缚手，走不能疾；飞不以尾，屈尾，飞不能远。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使之见者，乃不见者也。使鼓鸣者，乃不鸣者也。
人所见色，是从“不见色”处，所以，不知“白”，即不能用五色。一切色，皆出于“白”，有色源于无色。辩证观用于色彩论，以此为妙。绘画不能不用色，不能不造形，而“用色”是由“白”始，且以“白”显、以“白”成；“造形”是自无形始，且“成”于无形。这种思辨性，正是东方色彩美学之特质。故，“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下贯九野，圆不中规，方不成矩，大浑而为一”。将上述引语中的“无形”易为“白”，在精神上也不悖于本旨。
老子五千言从未以“白”为独立论题，从秦前诸子到魏晋群贤，论“乐”（“声”、“音”之类亦同）最多，论“形”（包括“无形”）次之，老子、王弼的“形论”很精深，而，淮南子居其中，上承老而下启王，所不同的是，淮南子对“色”尤多涉及，虽其中亦有“五行”流弊，如“东方……苍色主肝”，“南方……赤色主心”，“西方白色主肺”，“北方……黑色主肾”，“中央……黄色主胃”之类，但不是主导倾向(时则训）则多依《礼记·月令》为说，不外“孟春之月……天子衣青衣”，“孟秋之月……天子衣白衣”之类。
在养生论方面，淮南子主张“省嗜欲”。精神训云 耳目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藏（同脏）摇动而不定矣；五藏摇动而不定，由血气滔荡而不休矣；血气摇荡而不休，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矣；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则祸福之至，虽如邱山，无由识之矣。
这种因对耳目受用不加节制而影响精神的论说，古人论之甚多，养生之要在节欲，心理与生理是相互影响的，因此，视觉之乐，也当汉代，阴阳、五行学说被广泛用于医学，（淮南子》在这方面也多所涉及。（淮南子》的独创性见解，除上述“白立而五色成”之外，在阐述感觉与表述之不一致方面，有很精彩的说法，兹录如次，问瞽师曰：“白素何如？”曰：“缟然。”曰：“黑何若？”
曰：“然。”援白黑而示之，则不处焉。人之视黑白以目，言黑白以口，瞽师有以言白黑，无以知白黑，故言白黑与人同，其别白黑与人异。
用“口”去表述“目”的感受，难言其妙、难道其详。感受、感觉是语言难以表述的，人人言白黑，而人人对白黑的感受不同。“视黑白以目”，“言黑白以口”，这既是真实，又极令人困惑，视感官对“黑白”的反映，是生理性的，而“口”之所“言”却是受制于心灵或思想的，比如东、西方或古今之人在看到一片红色时，所见的“真实”无异，不会因地域或时间的差别而视红为绿一人类的眼睛只是一件精微的“光学仪器”，但东、西方人或古今之人对“红”的感受或由“红”激起的心理反应，却不尽相同。研究色彩，我们会发现，某种色被认为是某种情绪、理念的征象，并非因这种色本来就表示着这情绪与理念，而是社会意识转注入该色的，白色被认为代表着“哀思”，并非白色本身固有此种属性，而是由“丧仪无饰”引申出来的，“无饰”就“素”，
而表示“素”、“无饰”的就是这未加任何染饰的“白”。经俗习的传承，这种观念积淀固化了，于是，人们便对“白”作如是观。
《淮南子》在内容上博杂不纯，“意多杂出”，它在作朴素的思辨侯外庐《中国时，每有创见，但强拉硬扯的虚妄说法也时有之，比如《地形》《想通史》卷二。
正土之气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岁生缺，缺五百岁生黄埃，黄埃五百岁生黄，黄五百岁生黄金，黄金五百岁生黄龙……偏土之气御乎青天，青天八百岁生青曾，青曾八百岁生青，青八百岁生青金，青金八百岁生青龙……牡土之气御乎赤天，赤天七百岁生赤丹，赤丹七百岁生赤，赤七百岁生赤金，赤金千岁生赤龙……弱土之气御乎白天，白天九百岁生白矾，白矾九百岁生白，白九百岁生白金，白金九百岁生白龙……牡土之气御乎玄天，玄天六百岁生玄砥，玄砥六百岁生玄，玄六百岁生玄金，玄金千岁生玄龙。
丹士的附会妄言，满纸皆是。此中，五色仍与五行配，并硬拉上丹剂，即曾青、黄埃（雄黄）、丹砂（赤丹）、白石（白矾）、青金（铅），
当时人认为，这些物质是开天辟地以来存之最长久的，它们既是天地精气所长久化育的，那么，也足以使人服食后“长久”，使“肉身永固”
不衰。恰如《周易参同契》所云：“金性不败朽，故为万世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那些几百年、几百岁什么的胡诌，完全不要实证，
如果这些胡诌仅仅是神话，那么，姑妄听之也可，但却是作为灵丹妙药，诱人以“长久”而服食，这是悲剧发生之所在。
这种想当然的附会，充斥于汉、魏载籍，兹以班固《白虎尔中》《情性》一篇为例。
班固在这篇文章中，将“五常”（仁、义、礼、智、信）与“五脏”（肝、心、肺、肾、脾）加以比附，他说：
肝仁、肺义、心礼、肾智、脾信。
接下去他解释道：
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东方者阳也，万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叶……肺所以义者何？肺者金之精，义者断决，西方亦成万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心所以礼者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阳在上，卑阴在下，礼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锐也……肾所以智者何？肾者，水之精，智者，进而止无所疑惑，水亦进而不惑，北方水，故肾色黑……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养万物为这象，生物无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黄也。
只要依着“五行”去牵连，无所而不通，所以，我们说“五行”是东方式的“思维模式”。古人遵此模式，恣意附会，凡天象人事风俗伦理，乃至山川草木五脏五官（医术矿石无不可“自圆其说”。）淮南子一书，精芜并存，而论色虽仍不出五行的大限，但每有发明创见，故专节论之。
（第五节）灾异谶纬与色彩
研究中国绘画艺术的色彩问题，最早最直接的材料，当推南齐谢赫“六法”中的“随类赋彩”及南朝宋·宗炳的“以色貌色”。但中国画学中的色彩论，并不是直接从“画”的色彩问题上陶、生发的，它是从哲学、伦理学、玄学中渗透、转移过来的，所以，讨论中国画的色彩问题，不得不从“画”外去寻找渊源与脉络。
汉代在宣帝、成帝时期，阴阳灾异学说兴起，至哀帝、平帝时期，谶纬泛滥。
《月令》说来说去是春、夏、秋、冬及四季的征候一生”、“长”、“收”、“藏”。一切人事都应顺应这种节候，否则，天时逆施，“灾异”必兴。
尚书中的洪范将人事的“貌、言、视、听、思”与天气的“雨、阳、燠、寒、风”合在一起，国君的“貌正”，雨便依时而降，否则便淫雨成灾，其他言。听之类也依次与阳。燠之类相配。到了汉代，又将《洪范》扩充为《洪范五行传》，更恣意为说，到刘向时，他与其子刘歆各把古来的祸福之事辑着了一部灾异史，其后班固将它录入《汉书》，是为《五行志》。这种种说法，骨子里只是“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感应”自然也就包括着色彩了。这样的思路，使中国画，玄妙更广而推之，使中国的色彩实用，不胶着于自然物的本色，从美学思想上说，色彩思维的空间便大得多了。
魏人傅遐作过一篇《皇初颂》，虽然是“颂”“魏”的，但魏距汉不远，也可视为汉，至少是东汉后期的思想真实。《皇初颂》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