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像色彩这样涉及深广而又被遗忘的领域，实在少有。自古及今，国人对那炫煌的色彩，既陶然迷往而又诚惶诚恐。古人诚然借助文字或图像去表述思想，然而，先民还用了其他传播手段去表达他们的所思所感；色彩正是这种手段之一。色彩与文字的差别在于它之表情、述意是象征性的、暗示性的，而文字则以明确的信息诉诸读者。至于图像，因有“像”可辨，所以，它提供的信息，也较明确。唯有色彩、斑斓纷呈，莫名其义——它是情绪化的。我们目睹高天红霞，心虽为所触动，却不知何以言表，而且，同一种色却能触诱出不同文化背景的观者的不同感获。色彩的这种模糊性为古今中外的各色人等大加利用；它的功能是文字和图像所不能取代的。
我国古代载籍，自秦前之经典至宋、元以来的笔札、史论，言色论彩者，随处可见。所憾这些言论，散杂无序，且皆短笺促札。所可怪者，不特“国画……尚没有一部色彩学”（钱松《砚边点滴》），即其他领域，如美学、文化学、民俗学亦无专书专文以论色彩。这当然是民族文化研究上的一件憾事。
翻阅旧籍，不论是诸子之书以及《易》《礼》，乃至述异志怪之书，无不玄言色彩，而民间更恣意用色以期避邪招福；更遑论中国绘画极为独特的赋色了。
被遗忘的这个领域，是如此重要，如此诱人，然而，一旦步入幻境，又恍若陷五里浓雾之中。有关色彩的论述，散见杂存于各种各类的文献中，正史野史。经典杂录，佛。儒。道诸家乃至方士。命术。星相者，都有玄论神说，而自古及今，却无专书以揭示此种文化现象的底蕴。于是，研究中国色彩，便不能不深感困难了。何况，在哲学、宗教。史学。艺术。制度。民俗中，色彩都煊乎其间，它扮演着非等寻常的角色。
从现象上看，用这种色，不用那种色，尊尚某种色，忌讳某种色似乎是随心所欲的，而此种尚忌又极严格，但是，在这种取舍。崇忌的背后，有没有一种观念在支配着呢？这种观念是什么？它何由而生，又缘何而变？凡此等等，若能探得其中奥理，并清理出一个头绪，不仅对中国绘画艺术裨益匪浅，且于中国哲学史、美学史及制度史也都大有助益。
古人论色彩，琐语促言，点到即止，这颇有“道”不可道的意味言不在多而在妙，古人说“法”，大抵如斯。这自然留给读者很大的领悟余地，使“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内心体悟，是此土精神把获的特点，故尚一语道破之法把话说全，说周密，洋洋洒洒，滴水不漏，那是西人说法。我的难处恰在于此——既不能不用西人的方法以钩沉决疑，那么，便不能不冒犯先哲古训——把话说尽了——真理也便被堙没了。喋喋不休。口若悬河是对真理的戕害，道家曰：“道可道，非常道”；禅家曰：“一落唇吻，尽是死门”。比如我自介云：“姜某，滇人，乙亥岁生，今六十有二矣”。那么，除姓氏。籍贯。生年之外的所有属性便因未“介”而被抛却了。然而，要将“姜某”这个存在的一切属相涓滴不漏地说尽，即我本人亦难善事。比如，本人的脑细胞数量几何。品质几何？能精确道出么？因之，语言也者，一方面在说“明”，一方面却在“隐漏”，二者同步。所以，“挂一漏万”是语言功能的本然，它只能做到这地步。
这么一说，岂非离题了？没有。色彩不是语言，它如声音一样，是抽象的。“一。三。五”，在“说”什么？什么也未说，“什么也未说”，只是“一。三。五”，让听者自去浮想；黄昏时刻，天边一片彩霞，它在“说”什么？依样“什么也未说”。这霞之彩，在暗示着什么，而这“什么”是什么，观者各有“浮想”。因之，什么也未说”便等于“什么都说了”。
色彩的这种性质，古人真是看透了。这里所说的“古人”，并无智愚之分，上而至于孔、孟、老、庄，下而至于村夫野老，都是。各色人等，竞相以色证理、以色明事。举凡不便说、不能说，说亦不佳的事、理，古人便以色证、明之。朝代要改变了，“必先现其色征”。为什么会变？为什么必变？不用问，也不用解释，只因某种色出现了——在此以前是另一种色。据说天、人是相感应的，而这色彩，便是感应的征兆。（吕氏春秋》（春秋繁露）以及汉季的谶纬之学，将这种色感应说得天花乱坠。
对民族文化的研究，赖前辈学者的艰辛，成果累累，今人所可为者，不过补前人之所未及而已；而专题以讨论色彩，确为补缺之举。我虽有“补缺”之志，唯才力不逮，故“补”而不善者，有待通硕之士正之。
以“色彩”为论，人易误之为画学专题，然李唐以前之载籍，殊少以此为情趣。各家论“色”，或以证“道”，或以明“礼”，或以为天意人心之征，或以为兴衰成败之像。故，所谓“色彩论”者，直可视为“论”社会思想之特质及变迁耳。
向者，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必本于经典，故必及“论”、孟”之学，必涉老、庄之学，此诚为经典之治学方法。然，儒、道诸家之思想所影响文化者，非仅纸面书册之高论，即衣、食、住、行，无不在此范中，虽细民亦不能外。以故，余择其微者以论，欲由此以反观经典思想影响人心之深也。
华夏先民，尚玄务虚，古之贤哲所穷究的是“道”理，而于物”理却乏研究，或竟以“道”理代替科学以论“物”理，故言草木翎毛之生变，必曰阴阳、必曰五行。此种“道”学精神，论理言事必本于“道”，且以“得道”，知“道”为归宿、为终极。不得不由者，谓之道；由而必归者，谓之道；万事万物之生变皆不离者，即道。然则，“道”不可见、不能闻，“恍兮惚兮”，“形而上”也。这种“恍惚”的概念，以同样恍惚的色彩去比符、去象征，最为恰当。于是，凡难以言喻，或虽言而难圆成者，便用“色”去隐喻、暗示。
研究东方学问，最难的，莫过于能不能研究出此土的“味道”。“味道”是极寻常的词儿，人人用之，却未必体味出它的味道。此如“了解”一样，人皆用之，然皆不明个中妙义。“顿悟入道”曰“了”，“明心见性”曰“了”，能“解了实相空无所有”，便算得“了解”。因“了”，故能“解”，超然于市俗之烦恼，即“解”脱。“道”是中国文化中的最高概念，能“味”这最高概念，即“味道”；换言之，明“道”才能得“味”，“道”又须去“体味”、“玩味”方可把获。
我个人治学的经历，大抵是随兴趣之所之，读大学时，学的是文学，毕业后，却日渐迷上了书法，再由书法转至绘画，时至今日，又从文学、书法、绘画中抽绎出若干“玄”题来讨论。这个经历，可以说是“玩”的经历。古人治“易”，每称为“玩易”、“玩占”；“玩物”乃能得“物”的意味；“玩物”未必“丧志”。大学问，前人已深有所究了，我则只择其前人所遗漏的“小”事理“玩”之。正耶？谬耶？悉请指拨矣。
姜澄清序于三一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