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民对于色彩性质的确认和对色与色外存在关系的阐释，至为奇特。他们将色彩与时令、方位、国运、人事强拉在一起编织成了一个离奇、迷幻的网。令人难以在先民的确认与阐释中看出其中的逻辑关系。透过此种“荒诞”的确认与阐述，我们感到，先民是用先铸造了的一个认识事物、辨别事理的程式，然后再用这程式去解析一切，或者说，是将一切都统摄到这个程式中，不问它们间的关系如何，各就各位，无可置疑。而尤令我们惊诧的是，先民认知自然现象是用社会理念去比附的，反之，又用自然现象的特质来认知社会事理。就这样，在自然与社会二者间往复比附指认。
这种远缘跨范畴的比附思维在《周易》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释卦之辞，大都如此，比如以下诸条即是：
山下有风，君子以振民育。
山上有木，君子以居贤德善治。
泽上有地，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这个“公式”大体即自然现象一社会理念。可是，“象”辞并非诗句，倘是诗，当然可以用“比”、“兴”之法以喻导出本事，而释卦之言，在古人看来，是天道、人道的“合一”。这便是“系辞”之所谓“天地变化，圣人象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一旦这种思维方式为众所认同，那么，任何自然的现象，不论是风起于山下或木茂于山上，都可依此去比附、指认。“天”、“人”之间既无阻碍，那便能无往而不通了。知道了这个道理，我们便明白，风马牛不是“不相及”，而是可及”的跨范畴的非逻辑联想。比附，是古人认识事理的法门。对色彩的感识，虽五花八门，但思维方式仍不离此大限，或者说古人之所以能对色性、色感、色彩功能作奇思怪想，皆因思维方式之保证所致。以下，就这种思维方式对色彩学理的制约分目讨论。翻阅古籍，我们会感觉到，中国并无有独立品格的色彩学，因为，对色彩的种种说法，都是印证更高的概念的，色彩围绕着五行，五行又由阴阳孳乳，阴阳则自“道”而来。一切感知对象都在最高概念的笼罩下，可谓万变难离乎宗。而思维方式，则规定了国人观物、辨事、明理的程式。兹简述如次：
一直觉经验的提升
对直觉所得的现象，不去作对象本身的研究，而是将事物纳入固定的理性框架之中，这种提升几乎与对象的质毫无关系。
(左传·昭元）载“天有六气，降生五味，易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杜“注”云：
五味金味辛，木味酸，水味咸，火味苦，土味甘。
然后，便与色拉扯上辛色白，酸色青，咸色黑，苦色赤，甘色黄。
接着，再扩展到首白声商，青声角，黑声羽，赤声徵，黄声宫。
将视觉感知强拉到听觉，味觉范畴，在局部上来看，颇为勉强，因为，“辛”、“酸”是味觉感知、“商”、“角”是听觉感知，而“白”、青”则是视觉方面的问题，三个不同质的系统，怎么可能彼此辗转互释呢“土味甘”，“甘色黄”，“黄声宫”，于是，“甘”（味觉）、黄”（视觉）、“宫”（听觉），都在“五行”《土》的大一统中了。可是，凭什么指认“木青”、“火赤”呢《正义》云。
五色，五行色也。木色青，火色赤，土色黄，金色白，水色黑也。
接下去，《正义》释曰：
木生柯叶则青，金被磨砺则白，土黄、火赤、水黑则本质自然也。
这便是直觉经验的提升。恰如指认春之色为青、夏之色为赤一样，春至，草木生发，其主色调为“青”；夏至而日炎赤，故以赤为夏色。如果仅仅是在各个范畴中去指认，也有“经验的依据”，因为，春青、夏赤是经验的真实，但事情不只此，先民的指认，是跨范畴的，他们要将一切感知对象都纳入阴阳、五行的系统中。
《洪范第六》“正义”解释五味与五行的关系云。
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为卤，卤味乃咸……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木生子实，其味多酸，五果之味虽殊，其为酸，一也……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为金之气味……甘味生于百谷，谷是土之所生，故甘为土之味也。
为了保证“五行”的权威性，于是，所有存在都被纳入五行系统，即使难以纳入的，也要曲为之说以归入其中，虽削足以就履亦不以为怪。
附论七色彩学理与民族思维范式
直觉经验，自然也是识事辨物的方法，但我国古人却必提升之，以与先验的世界观配套，这个“套”，恰是一个系统。
《尔雅·释天》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
郭“注”依次释云“气清而温阳”，“气赤而光明”，“气白而收藏”，“气黑而精英”。又，《释天》曰：
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天，冬为上天。
郭“注”依次释云“万物苍苍然生”、“言气皓旰”、“旻，犹愍也，愍万物凋落也”，“言时无事，在上临下而已”。
郝懿行“疏”：“春、夏、秋、冬，天异名者。”《释名》云：
“春曰苍天”，阳气始发，色苍苍也。“夏曰昊天”，其气布散灏灏也。“秋曰旻天”，旻，闵也，物就枯落，可闵伤也。
“冬曰上天”，其气上腾，与地绝也。
定青、赤、白、黑为四时之色，即是农业社会的直觉经验。四季不是天体运行所致，而是阴阳二气的升沉交感的结果，《白虎通》曰“时者，期也，阴阳消息之期也”。青阳、朱明、白藏、玄英，是直觉的把握，而《释天》又从另一角度释四季云：
春为发生，夏为长赢，秋为收成，冬为安宁。
这便是农业的观念、农业的眼光。在色彩之外来阐释色彩的性质，于是，色彩便被赋予了色彩外的诸多含义，这种提升，古人习以为常，他们并不认为这是跨范畴的，相反，却以为这才是对本质的认识，换言之，只有这样去认识，才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在《尔雅说文》中，充满了这一类阐释，可见，跨范畴的玄解是被古人作为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的。此如，许慎解释“一”云：“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在今人看来，这太不着边际，而在古人看来，却是最深刻的见解。
尔职“正义”引李巡语解释四时色征曰：
春，万物始生，其色苍苍，故曰苍天。夏，万物盛壮，其气昊大，故曰昊天。秋，万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
冬，阴气在上，万物伏藏，故曰上天。
只有熟悉了古人这种释事的方法论路数，我们才能见怪不怪。否则，读古代书籍，便处处是障碍。
上面讲到，古人几乎是习惯地跨范畴论事，这一习惯基于宇宙一统论，既是“一统”，因此，跨范畴便是自然的做法了。释名（释“四时”曰“四方各一时也”。古人的方位时令观念很强，而且，很特别地使二者交互为释，即，解说“时”，必放在空间范畴中去进行，反之亦然。从分类言，或以“四时”分，或以“四方”分。例如下。
南风谓之凯风，东风谓之谷风，北风谓之凉风，西风谓之泰风。
春祭曰祠，夏祭曰，秋祭曰尝，冬祭曰桑。
春猎为，夏猎为苗，秋猎为，冬猎为狩。
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山名）之珣圩琪（玉属）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附论七色彩学理与民族思维范式
依次为“西方之美者”、“北方之美者”。再次，又有“东方有比目鱼”，“南方有比翼鸟”、“西方有比肩兽”，“北方有比肩民”。
再次，释山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
根据这样的思路，色彩也依四方、四时去类别了。由这种思路延伸，于是，举凡礼仪，无不遵循时令、方位去作相应的祭祀等等。比如月令载，春祭，在东门，衣、旗之类皆以青色。这样做，是希冀“天”、“人”的和谐不悖。当这些观念由“礼”固定以后，观念的行为化便告成了。礼记·曲礼（记述“君以军行之礼”云）“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这种方位、色彩的配置不容混乱的。行为的规范，反过来又强化了思维程式。尽管两周时代，染术已有相当进步，但囿于礼制，纯为美感的用色观念，仍不强。
一染谓之源，再染谓之赦，三染谓之。
这种染术却是服务于礼仪的，士冠礼·注：
凡染，一入谓之源，再入谓之献，三入谓之。
足见，“三染”乃为礼也。从社会观念出发言色、用色，是古人积习。左传《桓公二年》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车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
“比象”“四方”，昭其方色，盖因人文之行为当以天道一致不二，于是，四时、四方、五色、五礼，便循环于一个制度化的规范中。班固前汉书·五行志，述伏羲以来顺、逆五行而有灾、祥的“史”录。所以，五行从最初的所谓“朴素元素论”，嬗变为一种神秘的世界观，在此种思想下，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细节呈现，都处在互相的感应中，感应又关乎国之兴衰、人之祸福、事之成败，故上而至士流，下而至巫祝，都尽力地去加以演说，以至这种原理，竟蜕变为异说。这方面有个很典型的事例。
春，“陨石于宋五”，陨员也，“六鹚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也。”
叔兴以为“吉凶由人”，鹚飞之事，是“阴阳之事”。“阴阳之事”即自然之事。这至少说明，当时人未必事事都要附会吉凶，而人则应尽人事，不必预测天象，附会吉凶。
至汉代，同一段“经”文，则被尽力地去附会。班固前汉书五行志？载董仲舒、刘向之附会云：董仲舒、刘向以为像宋襄公欲行伯(霸)道，将自败之戒也。“石，阴类；五，阳数。自上而陨，此阴而阳行、欲高反下也。石与金同类，色以白为主，近白祥也，小鸟；六，阴数；退飞，欲进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这处牵强附会，远甚于春秋时人。于是，色彩便扮演了十分显要的角色，而对色彩的认知便只能在这思维的制约下去进行，即使不以色为占，用去附会吉凶、灾祥，但五方、五色、五行，仍是固定不移的系统。
这种非逻辑性的远缘附会，是由“人”为中心的观念的无限伸展，所谓“圣人象之”、“圣人则之”，即是附会。在一个庞大的感应宇宙中，万物相感，或者说，所谓宇宙就是一个万物相感的生命，古人依据元气，阴阳，象数，五行这个思维程式，去作附会。色彩的魔力之所以能无边无际地辐射、伸展，从思维方式言，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本身便是随心附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