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0年3月，塞利姆因病去世时，仅留下一个儿子，那就是在世界历史上声名显赫，英武盖世的苏莱曼大帝，所以在奥斯曼帝国政权移交时，在统治集团内部并未产生任何紧张局势和混乱，更没有发生政治派别之间相互杀戮的事件。此外，苏莱曼生于伊斯兰教教历900年（1494），是伊斯兰教第十世纪的元年，他本人继位时又是奥斯曼帝国的第十代君主。这些带有祥兆性的历史开端，使奥斯曼帝国的新素丹苏莱曼大帝的臣民们深信，苏莱曼大帝命中注定要统治世界。在这个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历史背景下，年轻有为，充满活力，敢想敢干的苏莱曼以一位伟大的帝国君主的身份出现了，可以和那些与他同样年轻的同时代人物查理五世、弗兰西斯一世和享利八世相媲美。
苏莱曼大帝一生在位46年，在他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趋于极盛。因此，他曾经以“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众素丹之素丹”、“众君主之君主”等桂冠自诩，被欧洲人称之为“大帝”，被他自己的臣民们称之为“立法者”，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历代著名帝王行列中的一个最了不起的人物。
苏莱曼大帝自幼接受奥斯曼帝国宫内教育和传统的伊斯兰教教育，信奉正统的逊尼派教义，遵行哈乃斐学派的教法，喜爱诗歌和文学。1509年3月，年仅巧岁的苏莱曼按照奥斯曼帝国王室的传统，受命于其祖父巴耶济德二世，在一批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导师和顾问们的辅佐下，前往博卢担任总督，以便在实践中学习和取得治国安邦的政治经验，那时他还不过是一个不懂世故的孩于。但在他的伯父艾哈迈德的强烈抗议下，他又被调往他的母亲，一位糙汗公主的出生地，克里米亚的卡法担任总督。在他父亲塞利姆一世夺得奥斯曼帝国的素丹王位之后，每当其父离境征战时，作为独子替代父亲掌管帝国的政务大权，治理整个国家，这些经历时他未来事业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1520年3月，其父因病去世，同年4月，26岁的苏莱曼继承起奥斯曼帝国的素丹王位，从此肩负起了统治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封建军事联合体的庞大帝国，开始了他戎马控似的征服生涯。
在塞利姆一世统治的8年中，由于奥斯曼帝国征服扩张的重点在东方，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有一段相对比较平静的和平时期，欧洲大陆一直没有发生过任柯大规模的战争。塞利姆一世于1520年因患病逝世以后，其子苏莱曼的继位，标志着欧洲大陆休战的结束。在漫长的苏莱曼王朝统治时期，整个欧洲大陆自始至终弥漫着东征西伐的战火硝烟。因为在这位高大魁梧，精力旺盛的素丹领导下，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再一次转向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传统的信仰武士精神又恢复了。这时在西方基督教国家中，则为了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疯狂地相互残杀，到处充满着竞争与对抗，从而使得奥斯曼人有机可乘，去开始行动搬掉对西方领土扩张中的两道障碍，以实现解决先辈们感到棘手的两个目标：一个是贝尔格莱德，另一个是罗得岛。
贝尔格莱德这座城市位于欧洲中部的多瑙河畔，是奥斯曼帝国与中欧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该城当时掌握在长期与奥斯曼帝国为敌的匈牙利人手中，直接威胁着奥斯曼帝国北部的边境，也妨碍奥斯曼帝国向中欧的扩张。罗得岛距小亚细亚海岸仅6英里，地处从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到开罗的地中海的航道上，是两地海上交通的必经之地。当时在罗得岛上那些莱替不驯的骑士们，曾经不断地骚扰来往的船只，屠杀掳获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商务人员，严重地阻挠着奥斯曼帝国与阿拉伯领土的密切联系。
1521年8月，苏莱曼大帝在索菲亚动员了数万头骆驼和马匹，运载着大量的粮草和军械，亲自统帅10万大军浩浩荡荡向贝尔格莱德进发。经过三个星期猛烈炮火的围攻，于8月底占领了贝尔格莱德这座在匈牙利人支援下，曾经长期抵挡住奥斯曼人进攻的骄傲之城在苏莱曼大帝下令屠城三天之后，把剩下的塞尔维亚人全部迁往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去居住。第二年6月，苏莱曼大帝又在小亚细亚集中了300艘战舰和10万大兵，征讨位于地中海上的罗得岛。罗得岛是一个筑有坚固要塞的港口，虽然守卫该岛的封建骑士只有600多人，普通士兵也不过6000人，但战斗力非常强，并且拥有一支灵活机动，晓勇善战的海军舰队，以至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对该岛的围攻持续达半年之久，在损失了5万多名士兵以后，才于1522年的圣诞节前夕，迫使罗得岛上的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们放弃城堡，有条件地放下武器投降。圣约翰骑士团获准率领所有的雇佣兵和想要离开的居民撤离该岛，而那些愿意留下来的居民，则必须享有奥斯曼帝国全部公民权，并获准免税五年。现在，苏莱曼大帝胜利地完成了他的先辈们未竟的事业，从此他的轰轰烈烈的对外征服运动已经再无后顾之忧了，因为通向多瑙河上游的道路又豁然敞开着，于是他乘机发动了一系列的对外征服战争，首先攻人匈牙利平原，继而推进到了欧洲强国哈普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地利领土上。
苏莱曼大帝也像他那些威名远扬的先辈一样，也是一位野心勃勃，志向远大，绕勇善战的君主。在他的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亚洲与非洲的版图不断地扩大，从而也造成了奥斯曼帝国与全力以赴要夺取世界霸权的哈普斯堡王朝陷人激烈的抗争之中。哈普斯堡王朝是当时欧洲最为强盛的帝国，除领有奥地利和匈牙利这两个王国之外，还先后继承了西班牙、尼德兰、那不勒斯、西西里等王国的宗主权。国王查理五世于1519年被遴选为德意志皇帝，他在位36年，是同时代中苏莱曼大帝在欧洲的最为强劲的对手，也属一代英杰。1525年4月，由于弗朗西斯一世率领的军队在帕维亚败于哈普斯堡王朝，法国人遂寻求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以与哈普斯堡王朝的力量相抗衡。法兰西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结盟，成为当时欧洲大陆国家体系中的一部分，也是保持欧洲列强均势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支持法国和新教徒，支持被西班牙驱逐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反对哈普斯堡王朝，是奥斯曼帝国对欧洲政策的基础。
1526年4月，在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的请求下，苏莱曼大帝率领着10万大军，携带着300门大炮，挥师北进，路经贝尔格莱德侵人匈牙利。促使苏莱曼大帝不断向欧洲挺进的动机，不仅是为了满足帝国近卫兵团和封建骑兵四下征战劫掠财富的欲望，也不仅是由于同匈牙利人素有隔阂摩擦，而且还出于欧洲大陆政治的需要。虽然事实证明，法国有时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同盟者，但奥斯曼帝国的不断西进，成了基督教新教徒获得承认和传播的重要因素，从而间接地推动了欧洲大陆宗教改革的进行。从1521年苏莱曼大帝占领贝尔格莱德到1526年再次出征，匈牙利本来有整整五年的备战时间，但由于封建领主的分裂和背叛，社会矛盾重重，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匈牙利人一直未能进行认真的备战。直到1526年的8月中旬，当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快要兵临城下时，年迈体弱的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才勉强凑合组成了一支2.5万人左右的杂乱军队，在多瑙河右岸的莫哈奇小镇迎战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对敌情了解甚微，又自命不凡的路易二世不等到援军的到来，就贸然指挥军队向奥斯曼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结果在奥斯曼人的优势兵力的打击下，不堪一击，土崩瓦解，精锐丧失殆尽。在向北逃跑的途中，年逾古稀，老态龙钟的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不幸掉到沼泽地里淹死。乘胜追击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在未经任何军事抵抗的情况下，就顺利地占领了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苏莱曼大帝在取得匈牙利新的统治者、特兰西瓦尼亚公爵约翰·扎波良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和每年纳贡的许诺之后，才率领奥斯曼帝国军队登上了回国的漫长征程，于1526年11月中旬到达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
在对匈牙利的这次远征中，虽然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打过数次令人欢欣鼓舞的战役，但它最终只不过是一次大规模的袭击战，是一次帝国近卫兵团和封建骑兵们聚敛更多财富的机会，奥斯曼帝国的将领们并没有获得采邑封地，奥斯曼帝国也役有足够的军力可以派到像布达佩斯那样遥远的城市去驻防，匈牙利一直处于一种混乱的政治真空状态，贵族们为争夺王位勾心斗角，相互厮杀。最终特兰西瓦尼亚公爵约翰·扎波良率领军队占领了首都布达佩斯，并在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和授意下当上了匈牙利国王。但是，奥地利大公，即哈普斯堡王朝国王查理五世的胞弟费迪南德公爵，在匈牙利西部地区贵族们的推举下，于1527年5月凭借着武力，打败了约翰·扎波良的军队，而成为新的匈牙利国王。在沮丧和绝望中的约翰·扎波良派人前往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恳求苏莱曼大帝派大军援助他，帮助他战胜哈普斯堡王朝凯叙匈牙利王位的竞争对手，从而使得奥斯曼人卷人了匈牙利的王位争夺战，引发了奥斯曼帝国与哈普斯堡王朝的直接冲突。
1529年5月，踌躇满志的苏莱曼大帝率领军队再次挥戈直指匈牙利，试图把奥地利人逐出匈牙利，以惩处哈普斯堡王朝的费迪南德大公。但连绵不断的倾盆大雨，阻碍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行军，为了加快行军速度，苏莱曼大帝被迫在沿途下令抛弃了许多9重和大炮。直到9月行动迟缓的奥斯曼军队才占领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再次把约翰·扎波良伯爵扶上王位。随后，苏莱曼大帝又亲率奥斯曼帝国的20万大军，像一群蝗虫似的拥人奥地利，沿途烧杀抢掠，并于9月29日开始围攻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
双方之间的战斗异常的激烈，坚守城池的奥地利守军在西班牙援军的配合下，顽强地固守池城达三周之久。虽然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大炮严重地毁坏了维也纳的城墙，镖悍勇的步兵们挥舞着战刀也差不多就要冲进城内，但此时双方都已筋疲力尽，伤亡惨重，丧失了斗志。尤其是在奥地利人顽强地抵抗下，苏莱曼大帝攻占维也纳城池的信心开始动摇，因此下令让疲惫不堪，士气受挫，一筹莫展的奥斯曼帝国军队于1529年10月15日全面撤退。
此时对于维也纳的守军来说，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似乎是一个奇迹，因为在奥斯曼帝国军队如此凶猛的进攻下，处于岌岌可危之中的维也纳，一片诚惶诚恐，悲观气氛弥漫军中。官无战心，士乏斗志的守城将士们马上就准备向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投降了。其实迫使苏莱曼大帝下令撤军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被帝国近卫兵团将十们的怨言所迫，因为无论是近卫兵团，还是封建骑兵，都不愿意在中欧寒冷的冬季里作战，他们希望在寒冷的冬季来临以前返回到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另一方面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战线过长，造成粮草和军械不济，再加上秋雨连绵因素的掣肘，使得奥斯曼人长途行军异常的困难，几乎不可能去拖曳那些在攻陷贝尔格莱德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重炮，所以在围攻维也纳城池的战斗中，根本不能充分发挥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强大战斗力。
1532年4月，苏莱曼大帝再次御驾亲征奥地利，并发誓要必取维也纳而后快。哈普斯堡王朝闻讯起兵相迎，它的国王查理五世此次也亲任奥地利军队的总司令，孤注一掷，倾其举国之力，严阵以待，与奥斯曼人决一死战。然而了解敌情后的苏莱曼大帝却采取了瞒天过海，声东击西的战术，率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一座名叫冈斯的小军事要塞前滞留了三个星期。当奥斯曼帝国军队最终占领了冈斯要塞之后，苏莱曼大帝决定放弃原定进军围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计划，转向奥地利的另外一座重要城市斯底里亚，并在彻底摧毁了该城池之后，率领全军携带着大量的战利品班师回朝。哈普斯堡王朝的国王查理五世，似乎也放弃了与其对手决一雌雄的念头，不去追击撤退中的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尽力避免发生新的大战。1537年6月，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为了避免引发新的冲突，双方经过长时间的谈判，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规定匈牙利平原和特兰西瓦尼亚仍然藩属于奥斯曼帝国，而哈普斯堡王朝要想继续领有匈牙利西北部的那份疆土，必须每年向奥斯曼帝国纳贡。
奥斯曼帝国同哈普斯堡王朝之间的交锋，并不限于多瑙河流域，双方从陆地打到了海上，海战遍及北非和地中海东岸。因为受与法国结盟国家政策的支配，所以奥斯曼人的信仰武士精神，在北非和地中海东岸找到了反对哈普斯堡王朝的用武之地。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舰队司令，一位出身于希腊海盗的海雷丁·巴巴罗萨巩固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控制，并与哈普斯堡王朝争夺突尼斯。1538年7月，他率领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舰队，在普雷维扎重创了奥斯曼人在地中海事务中的另外一个强劲对手威尼斯人。从此，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东部建立起了强大的海上霸权，成功地遏制住了由哈普斯堡王朝发起，并有威尼斯人参加的海上神圣同盟，控制范围由北非海岸一直延深到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这一时期，苏莱曼大帝在陆上和海上均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使他成为当时最伟大的伊斯兰君主。
苏莱曼大帝同哈普斯堡王朝之间的战争，还产生了一些别的作用，那就是重新挑起了奥斯曼帝国与波斯沙法维王朝之间的敌对情绪，因为哈普斯堡王朝竭力敦促波斯人进攻奥斯曼帝国，以抵消法国与奥斯曼帝国合作的影响。同波斯沙法维王朝经过两次生死之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苏莱曼大帝率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库尔德斯坦地区又威得了一系列新的胜利。虽然苏莱曼大帝也像他父亲塞利姆一世一样，并没有能够长期占领波斯沙法维王朝的首都大不里士，但他把伊拉克从波斯人手中夺丁过来，并纳人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这样一来，苏莱曼大帝把古老的伊斯兰世界的又一伟大都城巴格达，完全置于在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虽说此时的巴格达破落不堪，昔日的繁华和优美的风姿已经荡然无存，但这一辉煌的胜利，还是令奥斯曼人激动不已。
苏莱曼大帝金戈铁马，戎马一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而且在治理国家方面显示出非凡的才能。在他执政的46年期间，尽管战事十分频繁，战争连绵不断，但他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治理国家，把奥斯曼帝国推向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极盛时期，充分显示了一代明君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苏莱曼大帝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建树十分丰富，尤其是极为重视以法治国，加强帝国的法制建设，被他的臣民称之为伟大的立法者。
在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和扩张，它的版图不断地扩大，使得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种族成分不断增多，宗教信仰及派别日益复杂。在全国3000多万人口当中，竟有40%为非穆斯林。许多非穆斯林工商业者和其他有产者，虽然有公民权，但不受伊斯兰法的保护。他们的社会权利和财产经常受到一些穆斯林的侵占。这种社会矛盾，成为奥斯曼帝国发展商品经济的阻力，因为商品经济在客观上要求无限的私有制，要求有产者法律地位的平等和契约自由，所以奥斯曼帝国迫切需要出现调整和保护帝国境内一切有产者之间财产关系的统一法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司法制度，保护帝国境内所有臣民的生命、财产和宗教信仰，在16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莱曼大帝依靠奥斯曼帝国著名的法学家阿布·苏德等人，修订和整理了旧的法律，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和法典。内容主要包括对帝国官吏的任免、承袭、棒禄、职级和礼仪等。其次还包括商业市场管理，禁止征收额外税，以及债权、债务等内容。在修改后的帝国有关民事刑事的法律条文中，还明确地规定了对抢劫、杀人、通奸、酗酒的惩处，但不涉及家庭、婚姻，以及遗产继承关系。这些法律关系仍由伊斯兰法来调整，或按属人主义的原则由非穆斯林原来适用的法律来调整。
在苏莱曼大帝亲自参与或授意下，由奥斯曼帝国一些著名的法学家和负责内政的大臣们所编纂的著名成文法典有：1530年由来自叙利亚的著名法学家易卜拉欣·哈莱等人所编纂的《群河总汇》；1532年由大维齐齐尔主持编纂的《埃及法典》；1566年由帝国大穆夫提艾布·苏尤蒂等人编纂的《苏莱曼法典》。《群河总汇》这部法典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法典。它对奥斯曼帝国封建的采邑制度和土地税收等都作了新的规定，为消除封建统治阶层的内部混乱和遏制贵族权力，重新确立帝国的分封制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这部法典规定：总督和县知事等人无权私赐他人土地，只有素丹一人掌握有帝国采邑的授予权，所有的采邑主都必须到帝国政府那里领取批准证书。这部法典在19世纪奥斯曼帝国立宪革命前，一直是奥斯曼帝国法律的标准。《埃及法典》是根据大维齐齐尔在埃及任总督期间所作出的法令和条例等内容整理汇编而成的。其条款似乎相当于此时奥斯曼帝国的宪法。在所有的法典中，《苏莱曼法典》是最为完善、最符合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它吸收了其他民族的规范，突破了属人主义的拘束，具有简易、灵活、不拘形式等优点。其主要内容包括军事采邑制度；非穆斯林的社会地位；地方治安和刑法；以及土地法和战争法等。其中特别强调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立法必须符合伊斯兰法，必须突出伊斯兰法执行官的地位和作用，规定各地区的伊斯兰法执行官为当地的最高司法长官，地方上的官和市场检查员为其下属官员，但伊斯兰法执行官的司法权限必须根据素丹委任状中的规定行使。此外，《苏莱曼法典》根据属地主义的原则，最终划定了奥期曼帝国境内的行政建制。根据这部法典，奥斯曼帝国共被划分为21个省，这些省下又被划分为250个区。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广大臣民内部财产关系的变化，《苏莱曼法典》还把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所有土地进行了分类。第一类为国有土地，素丹为最高所有者；第二类为宗教土地，主要归寺院和教会所有；第三类为私有土地，这部分土地在法律上可以被允许自由买卖。不过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那些偏僻地区，仍然保留着氏族部落的公社土地所有制。《苏莱曼法典》对这部分土地的使用情况，没有作出十分详细的规定。
苏莱曼大帝以法治国的方略，完善了奥斯曼帝国的行政建制和国家立法，提高了政权机构的效能，体现了一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缓和了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促进了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使得奥斯曼帝国的法律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在苏莱曼大帝统治的46年中，尽管奥斯曼帝国境内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复杂，又加上对外连年用兵，不断征战，但帝国境内各社会阶层的属民之间大体相安无事，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国家财政不断好转，广大民众的生活状况均有所改善。尤其是在苏莱曼大帝统治的46年中，奥斯曼帝国境内始终没有发生过较大的种族叛乱和民众起义，这不能不说是苏莱曼大帝以法治国的最大政绩。
此外，苏莱曼大帝在位期间，还非常注重帝国内政方面的建设，在整顿吏制，治理社会腐败方面也颇有建树，为人所称道。苏莱曼大帝对帝国政府的官吏稽核严格，奖罚分明，管理得当。凡在战争中立有战功者，他都给予土地的封赐，凡是殃民违法者都加以严厉的制裁，虽功臣至戚不贷。如他的女婿费拉德以其过人的才华深得苏莱曼大帝的宠信，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与他。但费拉德在担任总督期间，不能秉公执法，对臣民们十分残酷尖刻，暴决成性，并通过大量地受贿聚敛钱财，有负苏莱曼大帝对他的信任和重托。为此，疾恶如仇的苏莱曼大帝革去了他总督职务。后经其妻和皇太后三番五次的不断说情，苏莱曼大帝才又重新给他另外安排了一个职务。但是，费拉德复职后，不思悔过，依然玩忽职守，滥用权力，贪污腐化，任性妄为，最后被苏莱曼大帝下令处以死刑。苏莱曼大帝在内政方面的整顿和改革，提高了奥斯曼帝国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和廉洁程度，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苏莱曼大帝在治国方面的众多建树，还包括重视科学技术，提倡文学艺术，鼓励发展工商业，这些与他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具有高尚的品德和修养是分不开的。苏莱曼大帝与他的许多先辈们一样，酷爱文学，对诗歌更是情有独钟，他除了对《古兰经》阿拉伯文书法具有浓厚的兴趣之外，特别擅长写作诗歌和散文，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诗人。他写诗的时候用的笔名是穆希比苏莱曼大帝还有一个每天坚持写日记的习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关于战争的记述。那些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对人物、事件的判断和评述，被后人编著成《战争日录》。这部著作是以后的人们认定他为“精明的战略家”的主要依据之一。
在苏莱曼大帝统抬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建筑、诗歌、科学、艺术等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出现了像建筑师锡南，地理学家皮里·雷伊斯，诗人巴克等著名的人物。苏莱曼大帝非常敬重和爱护这些帝国的著名学者，对他们的才华格外的青睐，并与他们交往频繁，成为世交好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弘扬伊斯兰教，展示奥斯曼帝国的强盛与他本人的丰功伟绩，他大力倡导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修建清真寺、灵庙、陵寝、学校、公共浴池等建筑物。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特别是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大多数伊斯兰教建筑物，都是从苏莱曼大帝的那个时代开始兴建的。1557年，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建筑师锡南精心设计和建造的富丽堂皇的苏莱曼清真寺，其圆屋顶的高度比欧洲著名的查士丁尼大教堂的屋顶还要高16英尺，它的凹壁和后墙壁，都是用波斯式的瓷砖加以装饰的，气势宏大，富丽堂皇，光采夺目，体现丁宗教与建筑的完美结合，是苏莱曼大帝那个时代建筑艺术的结晶，即使是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1564年7月，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在继承丁他父亲费迪南公爵的匈牙利王位之后，拒绝再向奥斯曼帝国纳贡，并且还多次发兵进攻奥斯曼帝国的领士。1566年5月1日，己经垂暮之年的苏莱曼大帝亲自率领20万奥斯曼帝国的大军，从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出发，进军匈牙利，这是苏莱曼大帝一生中的第七次远征。此时，他己经不能骑马丁，只能乘坐在一辆马车里行军当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攻陷多瑙河畔附近的锡格特，即将吞并匈牙利的前夕，9月5日的夜晚，苏莱曼大帝病死于军营大帐之中，享年72岁。苏莱曼大帝逝世后，大维齐穆罕默德·索科利将死讯秘而不宣，整整保密了三个星期，在此期间，他派了一个信使飞骑前往屈塔希亚，去迎接苏莱曼的儿子塞利姆二世前来继位。
苏莱曼大帝一生共有八个儿子，但是只有一个寿命比他长。三个儿子在他即位的初期，尚在幼童时期就已经夭折了。穆罕默德聪颖贤达，品行端庄，是苏莱曼大帝喜爱的一个儿子，对他寄托着无限的期望，充满着深笃的厚爱。然而不幸的是，从小体弱多病的穆罕默德因出麻疹，病死于1543年，年仅21岁。长子穆斯塔法，在苏莱曼大帝的宠妃罗克赛拉娜为了使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王位而施以奸计之后，被奉苏莱曼大帝之命的人，用绳索秘密勒死（〕而穆斯塔法的兄弟，驼背日汉吉尔，在听到兄长的死耗之后，在愤法和绝望之中服毒自杀身亡，惨不忍睹。剩下的两个儿于塞利姆二世和巴耶济德都是苏莱曼大帝宠妃罗克塞拉娜的儿于。塞利姆二世是哥哥，此人既好纵豪饮，浪荡不羁，又阴险毒辣，喜欢搞诡计。为了争夺王位，狡黯成性的他又厚颜无耻地到处制造流言蜚语，设诡计加害弟弟，让冷酷无情的父亲苏莱曼大帝听信了馋言之后，下令处死了巴耶济德。这样，当苏莱曼大帝逝世时，他的儿于当中仅剩下了塞利姆二世，一个肥胖、放荡和淫逸之徒。
苏莱曼大帝的继承人塞利姆二世，长期耽于安乐，不思奋发，酗酒成性，根本不像一个伊斯兰教徒。国人都称之他为“酒鬼素丹”，而西方人则干脆叫他“酒鬼塞利姆”。他从不领兵打仗，这与他的父亲、伟大的立法者苏莱曼大帝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苏莱曼大帝到了70多岁的高龄，还逼着自己披挂上阵，而他也就是在那最后一次征战中流然辞世，于是人们就常常把1566年苏莱曼大帝的逝世，划定为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开端。
苏莱曼大帝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和遗憾，或许是他冤杀了自己的大儿子穆斯塔法。穆斯塔法之死，对于苏莱曼大帝本人，对于他所发展的奥斯曼帝国的基业来说，都是一大悲剧。因为秉性刚直，孔武有力，思维敏捷，勤奋好学的穆斯塔法，在被他的父亲处死之前，已经充分显示出各个方面的治国才能，具备了继承帝业的优秀品质和条件。他与巴耶济德的死，为狡黝成性，居心厄测，不务正业，逸乐无度的“酒鬼塞利姆”登上奥斯曼帝国的素丹王位铺平了道路。到了晚年，而对孤寂的事态，苏莱曼大帝一人时常默默无语，感觉到这眼前的世界变得很茫然。尤其是当他深知惟一的儿子塞利姆二世才疏学浅，醉生梦死，嗜酒如命之后，忧心仲仲，忐忑不安，所以一再规劝其改邪归正，循规蹈矩，但事实证明，这些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任性妄为的塞利姆二世即位后的事实证明，他完全不能胜任奥斯曼帝国素丹王位，有负于先祖创立的帝国江山，这也许是对苏莱曼大帝冤杀长子穆斯塔法的报应。
到苏莱曼大帝去世时，奥斯曼帝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庞大帝国，包括现在世界地图上全部或部分的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克里米亚、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以色列、也门、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以及其他地区，当时人口的统计数字推测大约为3000万人左右。
然而，伟大的苏莱曼大帝之死，并未立即使奥斯曼人认识到，他们不只是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君主。因为在苏莱曼大帝的儿子塞利姆二世统治下，虽然奥斯曼人在陆地上对西方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压力，对地中海的威慑甚至还有所加强，但是到了16世纪末，许多外国驻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具有观察力的大使，以及一些机敏的帝国有识之士都已经看到，奥斯曼帝国的辉煌时代已经结束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欧洲西方政治、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它们变得相对强大了。而奥斯曼帝国却由子幅员辽阔，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人口众多，宗教、文化、民族等情况千差万别，再加上海岸线又特别长，因此，无论在外御或是内治方而，都已经遇到了异乎寻常的难题。奥斯曼人祟高地位的不断下降，以及帝国内部出现的不祥之兆，人们将之一切都归罪于帝国传统制度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