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皇权的腐败与懦弱，以及宫廷内部勾心斗角，相互残杀，不但滋长了任人惟亲的腐败社会风气，而且还助长了行贿受贿、卖官鸯爵的做法。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11，一位在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专门撰文评时论事的英国人这样写道。此人也许曾经听到过奥斯曼人同样意思的一句俗语：腐鱼发臭从头起。没过几年，这句充满哲理的俗语就被奥斯曼帝国著名的诗人维西，写进了他那生动有力、充满幽默亮点的教诲诗篇里去了。这位著名的诗人，用他那饱含理性激情的笔，尖刻讥讽地写道：从前奥斯曼帝国行政管理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任人惟贤，而如今任人惟贤倒成了鲜为人见的社会现象了。对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行为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表达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渴望。
由于任人惟亲、行贿受贿、卖官窝爵的社会风气盛行，所以对奥斯曼帝国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晋升，当然也就免不了要受到这股社会腐败之风的影响。出钱买官位，意味着当了官之后，总得设法把花的钱捞回来，并还得为将来的前途积攒点资本。于是，从行贿受贿谋官位，到假借收税榨取额外钱财的这一恶性循环就不断地加剧了。再加上官位频频更迭易手，那么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就越发糟糕，甚至连伊斯兰教高级阶层的乌里玛也受到了这股腐败的社会之风的严重影响。一些训练不当、不学无术的乌里玛之辈，他们出钱买下官位，然后另雇替身代他们去催粮纳款，搜刮民膏。在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内部，特别是司法的腐败更为严重，法官个个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有钱就能打赢官司，没钱请别进来，整个社会根本就无公平、正义可言。
奥斯曼帝国这种江河日下的社会衰败趋势，所造成的后果是可怕的、灾难性的，尤其是使得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征兵制，以及由帝国皇宫学校培养训练出来的基督教青少年新兵们，也受到了这样世风日下的社会影响因为在金钱和恩宠面前，晓勇善战的基督教青少年新兵所获得的战功与荣誉已经不再起作用了，而且他们还时时受到社会上各种不正当竞争势力的排挤。这种竞争主要来自于帝国政府内部臃肿庞大的官僚队伍。到了17世纪末期，这些官僚们似乎已经成功地打破了奥斯曼帝国政府要职，皆由基督教青少年新兵出身的行政官员所把持的传统局面。到了18世纪，甚至有更多的笔吏和乌里玛成员当上了帝国的帕夏（将军），统治着过去由基督教青少年新兵军事集团管理的一些省。此后，虽然帝国皇宫学校仍然继续存在，但传统的征兵制度却被彻底地废除了。培养基督教青少年新兵这一征兵制度的废除，是与奥斯曼帝国近卫兵团的日趋腐败涣散，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而近卫兵团的腐败涣散，也正是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败的最明显，也是最令人吃惊的迹象之一例如，关于帝国的近卫兵团的士兵，必须终生独身不娶的这条规定，早已失去其约束作用，后来则干脆废除掉了。在素丹塞利姆二世统治时期，帝国政府就已经允许近卫兵团的子弟们应征人伍，这要是在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它严重地破坏了奥斯曼帝国的征兵制度。因为这些应征人伍的子弟，根本就不是基督教青少年，而是穆斯林自由民。由于有了先例在前，因此其他穆斯林自由民当然也如法炮制，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干方百计地进人帝国近卫兵团，依靠特权攫取利益和好处，搜刮民财，欺压百姓。尽管帝国近卫兵团力图让自己的子弟独占这块地盘，极力地排挤其他人员加人近卫兵团，但在金钱的交易中和权势的胁迫淫威下，帝国的近卫兵团也无可奈何。所以到了17世纪中期，近卫兵团的人数已高达20余万，成为了帝国财政的负担和累赘。虽然帝国政府迫于财政的窘困和压力，也一度作过大量裁减近卫兵团人员的尝试，但在帝国近卫兵团不满的对抗情绪中，帝国政府被迫放弃了这一尝试，所以近卫兵团的人数不但没有裁减下来，而且又增加了更多的人员。
虽然帝国近卫兵团的人数在不断地增加，但他们的战斗力却在不断地下降减弱，完全丧失了往日晓勇善战、不怕牺牲的雄风。有些近卫兵团的士兵根本就不执勤，不出征打仗，尤其是不太愿意前往遥远的地方去经受长期作战的严峻考验，而只想在商业和贸易方面搞经营，赚取大笔的钱。因此，要派他们去打仗，他们就开小差，到时候只是凭着手中的军人证件去领军。并且这些近卫兵团的士兵们领取军的证件，不久在他们的手中，也变成了可供买卖的一般商品，外人完全可以通过出钱把它买下来，然后按每个季度凭证到有关政府部门去取军晌，就像凭息票去领取钱一样方便。
纪律的败坏，士气的换散，使得帝国近卫兵团的士兵们完全无法控制，所以许多近卫兵团的士兵，实际上是持有领取军炯证件的手艺人。这种双重身份的出现，使得奥斯曼帝国军人与民众之间的界线混淆，这种状况，既瓦解了军队的战斗力，又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秩序，因为士兵和手艺人本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社会两类人。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社会秩序的破坏和换散，反过来又进一步削弱了奥斯曼帝国近卫兵团的战斗力。
近卫兵团的腐败换散，不仅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战斗力，扰乱了社会秩序，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了支付大量集中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近卫兵团的薪金和经常性的生活开支，国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奥斯曼帝国的某些偏僻地区，以近卫兵团为首的卫戍部队成为了当地的实际统治者。当他们不能再从对外征服的战争中夺取到战利品时，就在国内肆意掠夺，靠糟蹋国家，鱼肉百姓过日子。1717年帝国一位著名的诗人在他的日记中曾经这么写道：“每当我们经过那些贫困的村庄，看到他们目空一切的蛮横行径时，我几乎情不自禁地要掉眼泪”。此后，这位帝国著名的诗人写了许多内容是揭露统治阶级腐败无能的流行讽刺诗，严厉地揭露批判当时的现实社会，在人民群众中影响极大，但他也因此而被迫害致死。
另外，在国家的政治事务中，帝国军队也越来越多地扮演起了左右君王废立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17世纪中叶的一些年代里，奥斯曼帝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完全控制在横行不法的军人手中。例如，素丹奥斯曼二世执政时，虽说年龄仅十几岁，但他聪明能干，充满朝气，对国势凌夷，政治腐败，民众疾苦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已处处显露出他自己属于奥斯曼帝国少数具有魄力的素丹之列。他试图整顿吏治，力致约束并改造多年来养尊处优，没有战斗意志的军队，不让他们过分飞扬跋9，残害国家与人民。他曾经制订了一项计划，试图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招募一支由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所组建的新军队来同专横跋9、不听政令的近卫兵团相抗衡，并通过不断发动对外战争等手段，来消耗近卫兵团的力量。然而，正是这一计划的实施，导致了近卫兵团发动政变将他废黝，随后又秘密将他处死。到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以近卫兵团为首的军队，与其说是对外国军队的威胁，还不如说是对本国政府及百姓的威胁。
另外，要全面地勾勒出奥斯曼帝国衰败的发展过程，也不得不了解一下封建采邑制度的命运。因为采邑制度，是奥斯曼帝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奥斯曼帝国早期以及其后在军事上获得胜利和健全内部行政的最可靠的制度之一。所以，封建采邑制度的破坏，是造成奥斯曼帝国萎靡不振、社会衰败的主要原因。16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政府加紧把已无领主的采邑变为国家土地，为供养常备军提供财源，但这些努力却往往是徒劳无益的。以前的采邑封地有些以纳税农场的形式租了出去，但获得采邑的封建领主缴纳的税金却常常要比预期的少。有些采邑已经一劳永逸地改变成为了纳税农场。这样的一种安排，无异是让原来的采邑封建领主似乎毫不费力地就获得了产业的继承权，通过非法手段，使采邑变成了私有财产，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根本就不允许的。特别是奥斯曼帝国长期的通货膨胀，对采邑封建领主的经济地位所造成的影响和伤害是巨大的。因为采邑的收人是固定不变的，而帝国政府根本就无法增加这些收人的价值，以减少通货膨胀对采邑封建领主的经济地位所造成的影响和伤害。由于在固定的津贴收人和飞涨的物价之间受到压迫，所以许多维持原状的采邑封建领主当征召令下达时，他们往往置若闻，根本就不去应征报到。于是采邑就被帝国政府收回，有些人甚至被迫索性放弃采邑。那些受到帝国政府制裁的采邑封建领主心怀不满，纷纷逃往城市，或者参加日益壮大的土匪队伍，在乡间荒野进行抢劫掠夺，强行向城乡居民征收所谓的保护税，蹂百姓，破坏治安，造成社会大乱。然而，对收回的和被遗弃的采邑，帝国政府并没有很好地加以管理和利用，而逐渐地落人到帝国近卫兵团的军官以及政府中有权有势的官吏和宫廷宠儿的手中。甚至有些平民也通过使用贿赂的手段，非法取得采邑。
17世纪中叶，有些近卫兵团的主要军官竟能谋得奥斯曼帝国财务长官的任命，控制了颁发采邑证以及确认采邑所有权证书的机构。这种机构本来是由帝国官僚体系中受过训练的专业官吏负责的，现在让近卫兵团的军官们来执掌这种职务，是一种破坏帝国社会结构协调的恶例。过去一些赐封给封建骑兵的“稿赏性采邑”，现在已经作为“买鞋钱”赠送给了得宠的女眷或是封建骑兵以外的人，其结果是使封建骑兵的规模和战斗力都大大地降低了，从此，封建骑兵已不再是奥斯曼帝国军队中决定胜负的主要力量。采邑制度的破坏，不仅仅使得帝国军队的战斗力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而且还使得帝国军队所需要的军费也就这样白白地流失了，造成帝国国库开始出现日益增长的赤字。特别是非军人阶层家庭出身的人进人军人阶层的人越来越多，帝国建立在军人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基本区分之上的平衡基础被彻底地打破了，使得帝国政府和素丹的权威大大地下降，造成全国各地公共治安的不断恶化。
奥斯曼帝国早期的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政治家们认为，打乱帝国的传统秩序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衰败和没落。他们希望通过恢复那种曾经造就奥斯曼帝国辉煌时代的传统秩序，如彻底恢复采邑制度的纯洁性，从而兴利除弊，制止奥斯曼帝国衰败的势头，但实践证明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采邑制度的混乱和被破坏，实际上正是16世纪末叶以来遍及整个奥斯曼帝国社会政治与经济变革的一种反映。一个完全由当地显贵和峡谷地区地主组成的阶级，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手段，取得了对以前采邑的控制。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在巴尔干地区和安纳托利亚部分地区不断地发展壮大，对当地的政治与经济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们当中有些人还私设军队，建立起封建割据的小王朝，向帝国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以获得帕夏的封号，掌握当地的政府大权。虽然他们也不时地敌聚钱财，但比起任期短暂的总督或纳税农场的包税人来，他们巧取豪夺的搜刮程度还算轻的，因为他们的长远利益毕竟还是同本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种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深刻变化，软弱腐败的奥斯曼帝国政府是无力控制和改变的。奥斯曼帝国的采邑制度虽说在名义上一直延续至19世纪，但实际上此时已经基本上土崩瓦解了。
除了采邑制度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之外，地方政治势力设法摆脱帝国中央政府控制的现象也到处蔓延，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的阿拉伯地区更是如此。例如贝都因游牧部落的酋长，野心勃勃的总督，黎巴嫩地区的王公贵族，以及埃及马木留克王室后裔，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向奥斯曼帝国素丹的权威挑战，造成帝国政令不畅通，社会离心力加剧，从而使得奥斯曼帝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蒙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伴随着这些政治上急剧变化而来的，还有其他一些经济上的变动。例如，一个专门以征服或袭击，在边界之外地区掠取战利品为能事的国家，经过连年不断的战争，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换来的却是接二连三的失败，再也得不到什么战利品，从而加剧了奥斯曼帝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最后导致祸患无穷。
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是一种受到控制的经济，帝国各级政府严密监督市场，如度量衡、进出口、价格和利润、行会和原料等都在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并且政府也是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仲裁者，调解两者之间的相互利益。此外，帝国政府在许多重要的商贸路线上派有重兵，严加防范盗匪们的侵袭，保护商人的生命和财产。帝国政府之所以想要控制和保护国境以内的所有商贸路线，其目的在于增加关税收人，防止敌对方得到必需的战争物资，并保证自己所需要的主要商品能够稳定地流通。因为帝国政府也是这些商品的最大消费者之一，尤其是对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那庞大的宫廷机构和军队而言，更是如此。另外，为了对国家的财政有利，奥斯曼帝国政府长期实行两种价格体系：一种是市场价格，另外一种是政府规定的价格，后者一般都低于前者25%左右。在1580年以前，奥斯曼帝国的市场和物价一直都相当稳定，但此后，为了供养更多的常备军，供养一大批开支浩大的官僚集团，国家急需现金。特别是由于大批政府官员行贿受贿，盗用公款，以及素丹们挥金如土供养一批爱享受、会花钱的缤妃，从而造成国家财政困难日益加剧。尤其是奥斯曼帝国从16世纪中叶似乎就已经开始，后来更变本加厉的通货膨胀现象，对于帝国整个困难重重的社会和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例如，奥斯曼帝国粮食之类的某些生活日用品价格，在整个18世纪明显地大幅度暴涨。这一方面是城市商品市场发展竞争性需求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美洲新开采的白银源源流人奥斯曼帝国的一种反映。由于白银的大量流人，在18世纪后半期引起了整个奥斯曼帝国的物价飞速上涨，这种物价的飞速上涨，极大地超过了市场商品的物价指数，破坏了商品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的铸币都以白银为基础，而当时由于用白银换取黄金比较合算，从而使得奥斯曼帝国国库里的白银开始大量地流失。对于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奥斯曼帝国政府束手无策，不知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有几次采用了使帝国货币贬值的办法，可到头来，则更是加速了通货膨胀和市场物价的螺旋形上升速度。这样一来，就使得那些靠固定薪傣过日子的官兵们和政府官员们，由于生活开支剧增而大受其苦这也就是为什么造成奥斯曼帝国近卫兵团暴庆患唯，搞副业捞外快，军纪松弛，军心涣散，以及政府官员在官场中索贿受贿成风的一个主要社会原因。
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不仅受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影响，在其他方面也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例如，在整个16世纪，奥斯曼帝国一直是欧洲贸易的中间商，靠转售东方丝绸和香料面获利，但是16世纪以后，这种商贸利润就逐渐地减少了。其主要原因是，延续了多年的奥斯曼人与波斯人之间的战争，严重地妨碍了商贸的安全，于是英、法、荷等西方国家都把希望寄托于远绕非洲的海路运输线。到了17世纪中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已经能够把印度的货物经过非洲的好望角运至伦敦，然后再出口到奥斯曼帝国的各大城市，即使这样，商品的最后出售价格也比奥斯曼帝国的商人设法直接从印度运来的商品价廉。因此，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之间的商品交换、贸易往来，到头得利的一方总是欧洲。因为欧洲的商品本身物美价廉，再加上新签订的、范围一再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条约，也为这些商品进口到奥斯曼帝国提供了便利，从面造成了奥斯曼帝国贸易人超现象日趋严重。另外，在同欧洲的商贸过程中，帝国的许多非穆斯林臣民又从欧洲外交官那儿搞到保护证书，可以享有免税的好处，由此而造成的偷漏关税的混乱局而，到头来倒霉遭殃的还是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工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技术工艺落后，这一方面既是由于西方商品竞争的结果，另一方而也是因为奥斯曼帝国政府对于工业行会采取一系列限制措施的缘故。
此时奥斯曼帝国的农业生产也遭受了严重的伤害，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例如，采邑封建领主与农民之间的契约关系瓦解，造成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到头来都被纳税农庄的包税人剥夺走了。另外，奥斯曼帝国政府开展改良耕作方法和在边远地区建立新农庄的尝试也遭受到了彻底的失败。而同一时期的奥地利哈普斯堡王朝与俄国人，则在这方而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事实上，就村落发展的情况而言，奥斯曼帝国是与日新月异的西方背道而驰的。许多历史学家在描述当时这方而的情况时一致指出，奥斯曼帝国的农村人口日益减少，许多村庄荒无人烟，农民们不胜苛捐杂税的重负而被迫离开土地从事盗匪活动，是奥斯曼帝国那一时期的普遍社会现象。
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普遍下降，以及奥斯曼帝国政府岁人的不断减少，安纳托利亚许多地区多次发生通常夹杂着伊斯兰异端教派色彩的农民运动或农民起义。巴尔干地区的农民以及由巴尔干地区移居他乡的农民，也纷纷地行动起来，后一类农民的起事，则反映了基督教农民对穆斯林地主的不满。一位密切关注这些农民起义的西方观察家，在1605年就对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作出了这样的预言：“既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民众，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武装反叛挣脱奥斯曼帝国长期以来一直紧套在他们身上的奴役性枷锁，那么奥斯曼帝国内部很快就将会出现极大的混乱。”
奥斯曼帝国衰败的原因，除了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崩溃之外，它的社会道德观和文化价值观，也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渐崩溃的演变过程。那一时期，许多形形色色的西方观察家在他们的著书撰文中，对奥斯曼人抱有一种极端的蔑视态度。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奥斯曼人邪恶的一面，而不是他们的美德，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看到了奥斯曼人的品德在堕落。尤其是奥斯曼人的酗酒、鸡奸、卖淫，以及流氓恶棍和伊斯兰教异端的歹徒们在咖啡室等社交场所的聚会，为他们的看法和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虽然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有识之士的自我批评，也与上述的某些观点和看法一致，但他们的批评矛头是更急切地指向上层社会的腐败、贿路和对奢侈生活的追求。他们认为这些社会现象的出现，是传统制度和传统价值观念崩溃的一种反映，也是耽于“世俗利欲享乐”的一种反映。但面对整个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的问题，他们又感到束手无策，拿不出改变这种现状的好办法。
另外，奥斯曼帝国道德与文化崩溃的具体表现，也体现在这一历史时期帝国乌里玛集团确实显示出学识水平在下降，并且还带来了许多不幸的社会后果。例如，许多身居高位的乌里玛成员一心追求物质利益，面对从事的学问不感兴趣。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经学院开设的课程陈旧狭窄，使得乌里玛成员中能够接受新思想的人愈益见少。因此，除个别人之外，乌里玛的整体学识水平普遍都不及以前。这种平庸腐朽的经学院教育，实际上是奥斯曼帝国社会文明进步的一大阻碍。
在奥斯曼帝国，乌里玛的首要职责，是高举神圣的伊斯兰教法规，维持社会的道德秩序。所谓社会的道德秩序，对于他们来说，无非就是传统的道德秩序，而维持好传统的道德秩序，也就是主持了社会正义。不学无术、孤陋寡闻的乌里玛成员在履行其职责时，必然是等因奉此，按老规矩办事。所以，在奥斯曼帝国这个具有伊斯兰文化传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改革创新向来遭人侧目，被认为是冒天下之大不题。因此在西方的专家学者中，有人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认为素丹塞利姆一世和苏莱曼大帝镇压了帝国境内的什叶派异端，平息了他们的武装叛乱，虽然巩固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权，但从长远的社会利益来看，这是很不幸的，因为这意味着正统的伊斯兰教，无须经受见之于咒骂和对话的挑战，就能够稳坐第一把交椅。而在西方，咒骂和对话司空见惯，是人们正常表达自己观点和看法的一种形式。例如在西方，天主教与新教之间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不大相同，对抗也非常激烈，但在思想与言论自由的社会氛围下，谁也吃不掉谁，长期和平共处。所以，长期位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正统位置上的逊尼振，尽可不用动脑筋，将新思想拒之门外，而其思想僵化之后，对异教西方文化知识的进步不是无动于衷，便是嗤之以鼻。
如果把奥斯曼人在学识上固步自封、排除异己的普遍现象完全归咎于乌里玛，那也有失公允。因为在奥斯曼帝国，上至素丹、大臣、总督、近卫兵团等形形色色的集团，下至一般的平民百姓，全部都抱有固步自封、排除异己的顽固偏见。他们认为伊斯兰教世界，完全优于西方的异教世界，所以向西方学习，充其量也只是搞来一些技术以及发明创造罢了。尤其是这种偏见在奥斯曼人昔日的成就之中可以找到依据，这也就成了压在奥斯曼帝国未来改革家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奥斯曼帝国社会新因素的发展十分缓慢，对社会进步所造成的危害极大。
相对于奥斯曼人头脑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这一时期的西方社会则正在突飞猛进。虽然在奥斯曼帝国的社会中，也有一些善于接受新思想的有识之士，乌里玛成员中也不乏这样的人物，但他们毕竟是些例外，要他们在普遍的世俗观念面前力挽狂澜又谈何容易，更何况奥斯曼帝国当时这种停滞不前的局面，又似乎最能够满足那些上层统治集团成员的个人私利。
以上罗列的奥斯曼帝国社会制度衰败的种种原因，勾划出了一幅几乎根本无法缓解的暗淡画面。但我们也必须时时记住这一点，奥斯曼帝国社会制度的整个衰败过程是十分缓慢的，长达200多年之久。有时这种颓势被对外战争的暂时胜利制止住了，有时由于改革与进步而又有所缓解。这一切都可以从1566年至1792年间，奥斯曼帝国所经历的战争和领土的变化中，得到部分的证明。因此，一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既是以失败，也是以胜利揭开帷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