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世纪的时候，同奥斯曼帝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对手，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威尼斯。但在18世纪中，威尼斯的角色改由迅速崛起的俄罗斯人来充任了。虽然根据卡洛维茨条约和伊斯坦布尔条约，奥斯曼帝国把亚速及其内陆80英里的地方割让给了俄罗斯人，但是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并不满意。奥斯曼帝国的黑海作为通向地中海重要出口的海峡区域，以及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都在同西方的更自由更开放的贸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深深地刺激和招唤着俄罗斯人注定要进攻征服奥斯曼帝国。因为只要沙皇一天不能控制那些海峡水道和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伊斯坦布尔，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罗斯就决不能被完全纳人欧洲这个政治组合之内。
1699年对外战争的失败清楚地表明，奥斯曼帝国此时得在自己的边境上全力以赴地同奥地利和俄罗斯这两个主要对手较量，而同它们之间较量的结果，将决定奥斯曼帝国未来的历史命运。特别是与俄罗斯一方的较量，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前途命运来说更为重要。18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之间共进行了两场战争。第一次战争是1715年奥斯曼帝国利用几次海上冲突作为借口，把威尼斯人从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中的各岛屿上肃清，并且开始向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威尼斯城市发动进攻。奥斯曼帝国所取得的这些胜利，促使威尼斯的盟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向奥斯曼帝国宣战。
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打了几次大胜仗，攻克了特梅斯瓦尔和贝尔格莱德等重要城市之后，英国则仍像以前那样出来斡旋和平，并在1718年安排双方签订了帕萨罗维茨条约。根据该约的规定，奥斯曼帝国割让全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军队所夺取的领土，但容许奥斯曼帝国保留从威尼斯那方面获得的土地。双方之间的第二次战争爆发于1787年。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获得了最初的几次胜利之后，欧洲的国际纠纷，以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内部的少数民族问题和社会经济的严重紊乱，严重挫钝了它对奥斯曼帝国进攻的锐气，使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同奥斯曼帝国最终签订了锡斯托瓦和约。该条约规定双方的边境继续维持在战前的状态。此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再也没有从奥斯曼帝国那里得到任何领土。
在18世纪，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范围，则远远超过以前黑海北面鞋鞋国或高加索地区的边境冲突。在这个世纪内，奥斯曼帝国同俄罗斯共进行了三次战争，双方互有胜负，但最终还是以俄罗斯人的胜利而告终。第一次战争爆发于1711年，当俄罗斯为了夺取克里米亚地区时，双方的军队在普鲁特河两岸展开了激战。在这次激战中，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是克里米亚的勒人。他们民性刚猛，晓勇善战，在作战中使用传统的武器弓和剑，砍去了许多俄罗斯士兵的头颅，使得帝国素丹在战争开始时许诺的把每个俄罗斯士兵的头颅送到他们营帐时发给大量的赏金，竟在一夭之内不得不把赏金削减到了原定赏额的半数还不到。
在这次历史性的战役之后，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接受了著名的普鲁特降约，把亚速及其毗邻的所有地区，都统统归还给了奥斯曼帝国，并且拆毁了附近的所有军事要塞，取消了让俄罗斯船只停留在黑海的特权。同时，这次所取得的胜利，也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一次喘息的机会，他们乘机收复了由于卡洛维茨条约而丧失给威尼斯人的属地。
俄罗斯对奥斯曼帝国进一步的侵略，因此次失败基本上停顿了10年以上，直到它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结成军事联盟共同行动时为止。1723年，俄罗斯军队再一次窜犯克里米亚，重新占领了亚速，并且向奥斯曼帝国索取从多瑙河到高加索一带的领土。在奥斯曼帝国政府断然拒绝了俄罗斯的无理要求之后，俄罗斯派出大量的军队向奥斯曼帝国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俄罗斯的军队虽然打了几个大胜仗，可是在法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德·维尔纳夫侯爵巧妙地策划了令人惊异的贝尔格莱德条约之后，俄罗斯所得无几，仅获得了一个不设防的亚速和在黑海地区通商的权利，但是货物必须由奥斯曼帝国的船只载运。在贝尔格莱德条约签订以后的35年中，奥斯曼帝国西部的边境进人了一个相对长期和平的历史发展时期。实际上，正是由于贝尔格莱德条约的签订，使得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自得其乐，过着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不能居安思危。特别是长时期的和平，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战争的锻炼，军事装备和作战技术落后和老化，从而导致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过程不断加快。
引起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第三次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关于波兰的局势。1763年4月波兰的国王奥古斯特三世去世时，欧洲的几个强国为了选立新国王进行了疯狂的外交策划。俄罗斯和普鲁士希望新国王不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控制，所以波兰议会在俄罗斯和普鲁士的联合压力下，选出了亲俄罗斯和普鲁士的贵族波尼亚托夫斯基为波兰新国王。法国因自己企图控制波兰的计划受到挫折之后，便怂恿奥斯曼帝国干预波兰事务。素丹穆斯塔法三世听从了法国的意见，当他对有关波兰问题的要求不能如愿以偿时，于1768年10月鲁莽地投人了对俄罗斯的战争。战争期间，俄罗斯的方针之一就是支持奥斯曼帝国领土上的基督东正教，试图鼓动希腊人起来造反。在战斗中，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投人战斗，屡战屡败，一溃千里。而俄罗斯的军队则一路攻城夺隘，勇猛无敌，迅速占领了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等重要城市，并且在两年之中完全掌握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全境。此外，俄罗斯的一支波罗的海舰队开进了地中海，虽然它没有拿下军事重镇莫里厄，但却在爱琴海消灭了一支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舰队，直接威胁着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沿海各地区。为了免遭更惨重的失败，1774年6月，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通过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卡伊纳雅条约。此条约为日后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双边关系定下了基调，成为了19世纪俄罗斯在巴尔干和海峡区域实现其领土野心的有用的楔子。
根据卡伊纳雅条约的规定，俄罗斯现在有权在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设立“奉行希腊宗教仪典的公共教堂”，有权代表希腊东正教向奥斯曼帝国提出抗议，而奥斯曼帝国政府一方则必须保证持久地保护基督教徒及其教堂，把对自己帝国境内基督东正教徒属民的保护权，实际上让给了俄罗斯人。于是，日后每当俄罗斯干涉奥斯曼帝国内部的事务时，就可以据此大肆张扬地宣称自己是以奥斯曼帝国境内希腊东正教大教区合法保护者的身份行事。在领土方面，俄罗斯虽然根据卡伊纳雅条约从占领的奥斯曼帝国大部分的土地上撤走了，但却把黑海北岸的某些战略要地留在了自己的手里，并且让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克里米亚挞可汗国宣布独立，强迫奥斯曼帝国政府给予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特殊的自治待遇。在商业方面，俄罗斯获得了在黑海地区、在海峡沿岸以至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各地经商并建立领事馆的权利。在外交方面，俄罗斯被允许在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振设一名全权常驻公使。
俄罗斯根据卡伊纳雅条约所获得的各种特权，还引发了其他的一系列后果。以前一直禁止悬挂基督教国家旗帜的船只通行的黑海。现在已不再是奥斯曼帝国的内陆湖了，俄罗斯在那儿设置了海军基地和军事要塞，他们的商人完全可以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任何港口自由地经商。特别是从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希腊人获得了悬挂俄国旗子经商贸易的权利，由于享有这份特权，一些希腊货物托运人开始发财致富，并且不断地扩大他们同欧洲各国的商贸范围，这些因素对于此后希腊民族的复兴崛起，起到了积极的刺激作用。50年以后，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希腊人终于举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种族压迫和统治。
对子奥斯曼帝国而言，卡伊纳雅条约所带来的耻辱和后果，进一步削弱了已经开始衰退的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对于各省的控制权。在17世纪的时候，素丹和帝国中央政府就已经面临着许多具有独立倾向的、不驯服的地方总督。到了18世纪中叶的时候，尤其是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使得奥斯曼帝国境内独立和分裂的政治倾向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任何具有魄力和野心的地方总督都可以建立他自己不受约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力量，来公开违抗或不理睬素丹和帝国中央政府的命令。具有重大讽刺意义的是，在奥斯曼帝国境内首先闹分裂和独立的地方，正是亚洲和非洲那些传统的伊斯兰地区，它们走得最远，态度最坚决。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这类独立运动，说不上是任何具有群众性和民族意义的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社会表现。除了像黎巴嫩、库尔德斯坦、阿拉伯半岛等少数遥远沙漠地带和山区外，所有其他地方闹独立的首脑人物和他们的追随者，全部都不是当地人，而是来自奥斯曼或者马木留克的军人阶层。无论属于哪种情况，他们都不具有任何地方基础，而且不管怎样，他们也都不可能企图从当地得到任何全力以赴的支持。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是一些野心勃勃，居心厄测，图谋不轨，挺而走险的地方总督和政府官员。他们利用素丹权力的鞭长莫及和帝国中央政府软弱无能的缺点，窃取了本省的大部分税收，组成了庞大的私人军队，同西方签订了贸易协定，并且创造了一个高效率的政府机构，把木省变成了实际上的独立王国。例如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叙利亚的扎查尔，巴格达的马木留克酋长等。他们全部都属于这一类典型的人物。他们并不比中世纪的封建领主更加关心自己属民的言论和情感，当然更谈不上对属民福利的关怀了。他们的主要目的和所关心的事情，就是如何与帝国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即使是在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地区安纳托利亚，在18世纪也同样盛行着独立的倾向。例如，被人们称之为山谷贵族的代雷贝伊，在15世纪初期便取得了实际上的自治权。这些人最初都是由政府官员或官方代理人演变成为帝国素丹的藩属的。由于他们已在那些受其统治的民众中间扎下了根，同时又是来自于这些民众，从而逐渐形成了各个具有强烈地方传统与忠诚的真正地方王朝。虽然他们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他们对于帝国中央政府所承担的财政和军事上的义务，都有着详细明确的规定，这种关系最终发展成为了一种正规的宗主权和藩属制度。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为了要想得到那些具有独立倾向的地方政府官员们对其宗主权的承认或者在法律、税务和军事支援方面的服从，就不得不去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和想法。
另外，对于奥斯曼帝国本身来说，则从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结论：奥斯曼帝国已经丧失了世界大国的地位，不再属于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列了。卡伊纳雅条约的签订，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自从1683年奥斯曼帝国因兵败，第二次从维也纳撤兵之后，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恐惧心理日见淡薄。16世纪欧洲的“奥斯曼恐惧症”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一股18世纪的奥斯曼热，在欧洲出现了不少奥斯曼凉亭和装饰板面的仿制品。此外，欧洲也能从奥斯曼风味中寻找到乐趣，1782年的维也纳人可以在莫扎特歌剧《奥斯曼后宫诱拐》的首映式上开怀大笑。
此时对于奥斯曼人来说，沉痛的教训使他们逐渐地认识到，为了使奥斯曼帝国不被沦落为西方列强相互瓜分争夺的目标，为了恢复他们昔日的地位和风采，他们必须要实施社会改革，至少要实施军事方面的改革。既然西方，后来也包括俄罗斯在内，在武器技术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那么为了对付西方，奥斯曼人就得借鉴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战争经验，虚心向西方学习。在18世纪初叶，奥斯曼帝国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改革历史进程，已经在小范围内悄悄地展开了。到了18世纪的末期，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更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