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的启动，是由于在接连败于为自己所不齿的敌人手里以后，为了生存起见，以西方冲击所引起的民族危机为契机，揭开了社会变革历史进程的帷幕，并且在改革的旗帜下，不得不采用西方的先进武器，不得不聘请欧洲顾问，并且不论怎样不情愿，也不得不允许构成现代国家及军队基础的那一切新思潮和新制度的传人。尤其是作为文明典范的欧洲，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那么多任人挑选的各种世俗反叛理论，如自由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甚至革命的暴力思想，都深深地感染了那些前去探讨西方文明的奥斯曼帝国的学生和军校学员、外交官和驻外武官。久而久之，这些思想有了通向奥斯曼帝国的道路，给予了奥斯曼帝国军官们以新的动力和方向，并且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革命。
奥斯曼帝国早期社会变革的政治联盟基础比较薄弱，没有广泛动员全社会各阶层民众积极参加，仅是依靠一些盛世末年的开明人物在那里孤军奋战。此外，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也比较恶劣，表现为资源相对不足，科学技术落后，工业尚不发达，国际商业竞争能力极差。尤其是伊斯兰教传统文化，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发挥着双向功能。它的一部分内容，如崇古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泛道德主义、政教合一的传统等相互推进，形成了抵御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的强韧防线。而另一部分内容，如变易意识、自强意识、民本主义等，则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与早期社会变革相结合，成为社会进步的极其重要的动因。
从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来看，它是与西方文化交织在一起的，是以向西方社会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是奥斯曼帝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明，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反映到帝国统治者阶层，则表现为一系列具有西方文化色彩的社会改革的尝试。在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改革中，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试图通过社会的变革，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建立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现代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并重视能生产现代武器的科学技术，最终实现基于欧洲知识和技术的军事、经济、政治近代化的计划。他们引进欧洲的教师和学校，并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去学习语言、科学和政治，他们设立翻译局和印刷厂以翻印大量的西方著作。这样作的最终结果，是在奥斯曼帝国造就了一支受过现代教育和具有亲西方色彩的新阶级、新社会阶层的存在。
应该强调的是，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改革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它主要是为了回应西方列强的示范性挑战，以及对帝国统治集团利益和地位所构成的威胁，而不是为了缓解长期的封建神权统怡所积蓄的社会压力和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换句话说，这种改革是功利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只是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而不是去学习西方文明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的高度，反过来决定了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高度。因此，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变革，就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特征。只是到了马赫默德二世和坦齐马特时代，特别是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统治时期，具有西方化色彩的社会改革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对奥斯曼帝国社会影响之深，才是史无前例的。
反思常常是灾难的副产品。18世纪时，每当重大的军事失利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们总是产生许多反思，总是用毫不留情的坦率态度来评论帝国的腐朽和军队无能的种种表现。特别是丧权辱国的卡伊纳雅条约的签订，与随后克里米亚地区被俄罗斯所吞并，都曾经使得帝国的许多仁人志士痛定思痛，议论纷纷，使得帝国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意识到，仅凭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传统和伊斯兰教文明，很难再为奥斯曼帝国重振雄风提供动力，从而发起了以效法西方文明为基础的早期社会改革运动。
一般历史学家往往把素丹塞利姆三世统治时期（1789—1807），看作是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开端。但是有些历史学家则把日期还要往前推，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发端于巴沙洛威茨条约签订的第二年（1719），是从第一次有意识地朝着模仿和采用西方文明中某些既定项目迈出的一步开始的。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奥斯曼人从来就没有和西方完全断绝过来往，其联系还不仅仅限于战争、外交和商业等方面的正式接触。奥斯曼人在历史上曾经学习与模仿过西方军事和航海方面的某些先进技术，而且在地理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也借鉴过西方的经验。但是，他们的学习与吸收能力却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张，到15世纪以后，便逐渐地减退了下来，特别是在社会价值观和文化方面的转换创新更是微乎其微。事情说起来也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到了18世纪，奥斯曼人同西方的差距比以往任何时期的都大。也就是说，一方面奥斯曼人与西方在科学技术、文化、心理上存在着一条鸿沟，其间的差距具体表现在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在进步，理性观念在发展，而奥斯曼人却相对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双方在军事上、外交上、商业上却又相互交往甚密，具体表现在西方国家可以陈兵奥斯曼帝国边境，表现在欧洲人不但借助于海运、财富，而且还可借助于通商条约，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施加日益增长的政治与经济影响。
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社会改革，可根据改革的主要内容划分为早期和晚期。奥斯曼帝国早期改革家们所考虑的，主要是随着辉煌时代体制机构的日趋腐朽而暴露出来的帝国内部的弱点，因而他们的改革实践，也只是着眼于过去，竭力想使那些体制机构回归到原来的状态，也就是着眼于恢复过去旧有的统治秩序，重振奥斯曼帝国一度失去的雄风。例如1623年至1646年统治奥斯曼帝国的素丹穆拉德四世和1656年至1661年掌权的大维齐穆罕默德·科普鲁卢，他们社会改革的宗旨，是根除腐败之风，而他们的武器，就是行刑宫手里的大刀和没收非法所得财产。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同奥地利与俄罗斯军队相形见细的交战中一败涂地，尤其是1699年签订卡洛维兹条约和1718年签订巴沙洛威茨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奥斯曼人从失败和教训中看到了西方的军事优势，逐渐地认识到了使军队近代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开始把他们社会改革的目光转向西方。因此可以认为，奥斯曼帝国后期的社会改革是从军队近代化的尝试中启动的。例如，奥斯曼帝国两度耻辱地败于奥地利和俄罗斯的事实，以及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通过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改革，从此由弱变强的事例告诉人们，只要认真地学习西方，推行社会改革全而进行的方案，便有可能使得奥斯曼帝国摆脱贫弱，再度成为它的敌人的强大威胁者。因此，赞成这种社会改革思想的易卜拉欣于1718年上台当上了大维齐之后，同年6月，他呈递给素丹穆罕默德三世一份指出有必要进行军事改革，迎头赶上西方军事技术发展的奏本，进行社会改革的尝试。他首先下令于1719年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设立了帝国大使馆，并于1721年任命热衷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事业的著名政治家埃芬迪为帝国驻法国的大使，要求他详细地研究西方有关文明与教育的各项措施，并及时汇报其中能够使其应用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内容，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西方的印刷术。
早在1716年，一位名叫罗希福的法国军官，曾经向帝国中央政府提出过一项关于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建立外国士兵军官团的计划，但毫无结果。1720年，另一位在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改名为哲切克的法国人，在大维齐易卜拉欣的支持下，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组建了一个消防队。这是此后19世纪和20世纪奥斯曼帝国进行的一系列城市服务设施改革中的先例。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学习西方，进一步推动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具有极大改革热情的帝国印刷局局长米特费里卡，在漫游考察了西方一些国家之后，向大维齐易卜拉欣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份长达49页的备忘录，共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指出了一个井并有条的社会制度对于所有国家及民众的重要性，并就当前各国的不同政体作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在第二部分中，作者竭力向读者推荐阅读地理学的著作，认为这可以作为了解本国及其他邻国国情的一种手段，作为军事艺术中的一个有用的附属部门，以及作为管理好地方行政及军事行政的一种有效的辅助力量。在第三部分中，作者就不同基督教国家的皇家部队，以及有关这些部队的训练、组织、纪律、作战方式和军事法律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明确指出，西方军队的优越性在于他们训练有素，军纪严明，并且掌握了先进的武器，所以奥斯曼帝国军队应该向他们学习，这是摆脱困境的惟一办法和重要手段。
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所获得的一项非军事性重大的改革成果，要算是印刷术的采纳。人所共知，早在8世纪中叶，穆斯林就将中国的造纸术欣然接受，并通过丝绸之路将其传人西方，促进了伊斯兰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发展，但对于同人类文明进步紧密相关的印刷术却嗤之以鼻，一直拒之门外。他们认为印刷伊斯兰教书籍有损于其神圣性。因此，长期以来，尽管没有任何可信的宗教铭文作为依据，但禁止印刷术的使用仍然成为了穆斯林国家的一个传统。
18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印刷业已经相当发达，而奥斯曼帝国的一切文件和书籍还要全靠人工来抄写，其速度之慢，效率之低，是显面易见的，这与时代发展的要求极不相宜。为了改变这一落后状况，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决定采用广泛流行于西方的印刷术，但鉴于帝国境内宗教保守分于和抄书手们的强烈反对，被迫对印刷术的应用范围作了许多严格的限定。例如由帝国伊斯兰教教长阿布杜拉发布的通令规定，使用印刷术的范围是，只准人们印刷伊斯兰教以外的其他各种科目的突厥文书籍。1727年7月，素丹下令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创办了第一家使用突厥文的印刷所，出版突厥文的各种书籍。虽然此时印刷术的采用在奥斯曼帝国是有条件的，但它标志着奥斯曼帝国通过改革在社会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印刷术一经采用，对促进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显示出了它的极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对促进奥斯曼帝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社会改革家、思想启蒙家之一米特费里卡经伊斯兰教教长的裁决，获准出版非宗教性质的书籍。他一生共出版了317部书籍，主要是有关科学和军事方面的著作。在他所撰写的著作中，强调必须要全面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从而获取更有效的军事技术。他在许多文章中还特别详细地介绍了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如何在西方专家们的帮助下建立起自己强大的近代化海军的事例。
这一时期，在向西方学习与交流的过程中，西方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杜会生活也有着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奥斯曼帝国上流社会的人士热衷于种植荷兰的郁金香，热衷于请西方一些享有相当名望的画家们替他们画肖像，尤其对法国生活方式和风格的表层事物十分感兴趣。修建法国风格的公园，使用法国样式的家具，模仿法国的室内装饰等，一时便成了帝国宫廷圈子内的一种时尚。连素丹本人也在他的宫廷门外盖了一座一望就可知是法国卢浮宫式的喷水池。
为了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这一时期帝国的许多重要宫员都被作为使臣派往巴黎，受命对法国的技术进行考察，看看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可供奥斯曼人借鉴之用他们回国后，都用近乎赞许好奇而惊讶的口吻，汇报了法国的科学研究、工业生产，甚至歌剧院里的情况。
奥斯曼帝国的18世纪初叶，属于相对的和平时期，那些具有现代性的军事和社会改革的尝试，在西方的影响和那些被聘请的西方人的帮助下，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一些生气，但不久因东部边疆爆发的同波斯人的战争而被打断了。1730年6月，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被在波斯初得天下的纳迪尔汗指挥的军队打败了，从而引发了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广大民众对于朝廷的荒淫无度和宫廷圈子的“法兰克生活方式”日益感到愤慨情绪的爆发，广大民众在帝国政坛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近卫兵团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武装叛乱，公开反对被他们视为标新立异的各种社会改革。支持改革的素丹穆罕默德三世丢掉了王位，而倡导改革的大维齐易卜拉欣以及其他一些政府官员则断送了性命。
这次武装叛乱固然与开展向西方异教徒学习的改革有关，因为帝国保守的社会势力害怕社会改革会严重损及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的社会结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叛乱也是对帝国社会上流人士所盛行的“法兰克生活方式”的一种抗议。不过帝国的印刷所倒都暂时地幸存了下来，而且出身于法国贵族的冒险家邦纳瓦尔伯爵在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做了奥斯曼帝国的一名政府官员。1731年9月，大维齐托伯尔召见了他，并交给了他一个改组欧洲式炮兵团的任务。1734年6月，此人在帝国的斯屈达尔建立了一所军事工程学校，次年被提升为帝国炮兵部队司令。不过他所筹建的军事工程学校，由于近卫兵团的敌视和压力，并没有存在多久。
到了18世纪中叶，尽管另一名具有改革精神的大维齐拉吉勃，冒着极大的风险作了一些社会改革，例如，他甚至不顾伊斯兰教法的禁令，允许一位外国医生做尸体解剖试验，但是，前一段奥斯曼帝国开展的温和“启蒙运动”已经近乎销声匿迹。大维齐拉吉勃年轻气盛，思维敏捷，善于接受新事物，对学习西方文明抱有极大的兴趣。他非常崇拜西方科学，据说，伏尔泰撰写的一篇关于牛顿哲学的论文，就是按照他的希望而译成突厥文的。还传说，他于1759年重建了几所军事工程学校，不过都是在名城小镇卡拉加奇的一所私人住宅中秘密举办的。
18世纪40年代，由于社会保守势力的强大压力，帝国所有的印刷所都被迫关门歇业，军事改革也完全失去了发展的势头。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保守势力竭力抵制的结果，另一方而的原因在于1739年至1768年间，奥斯曼帝国没有遇到对外战争，长期的太平，使得帝国发展军事缺乏动力，整个计划成了饱影，就像早先海上长期休战期间，奥斯曼帝国根本就想不到要发展海军的情况一样。
然而，顽固守旧，不求进取，安于现状的精神状态，使得奥斯曼帝国在1774年的对外战争中再一次出乖露丑，败给了强劲的对手俄罗斯。这一惨败的事实，又一次在奥斯曼人面前确凿无疑地证实了西方武器装备的优势。尤其是1783年俄罗斯用武力吞并克里米亚的现实，极太地刺激了奥斯曼帝国的上下朝野，变成了帝国对于一项新的改革方案实施的推动力量，而害怕俄罗斯人可能威胁到他们在勒旺岛利益的法国人，也在实施社会改革方面给予了奥斯曼帝国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
此时，在18世纪初叶在奥斯曼帝国着手进行的那套兴邦强兵的改革，又一次在帝国境内兴起。就在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帝国政府又聘用了一名出生在匈牙利的法国顾问托特男爵，来训练帝国的炮兵和工兵部队。然而意味深长的是，这次帝国政府倒没有要求他像以前聘请的军事顾问那样饭依伊斯兰教。
这一时期，在社会改革的推动下，奥斯曼帝国境内许多新的军事学校相继建立起来。这些军事学校拥有的教学设备和使用的教材都来自欧洲，明亮整洁的图书馆内都收藏有欧洲书籍，其中有些书籍是突厥文译本。这些军事学校共有400余名学生，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帝国军队和社会上层人物的子弟。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些军事学校都得到了扩充和发展，它给由素丹塞利姆三世及其继承人所开办的其他各类学校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此外，以前的印刷厂现在又恢复了生产，并承印了许多有关西方军事或科学技术方面的译著。更多的西方人才，尤其是法国人络绎不绝地来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有的属于官方交往，有的出于民间的经济交流。特别是掌权的大维齐哈米德对西方人士和西方化的社会改革，均持一种友好的态度。但是，面对源源不断来自异邦的人士和观念，再加上又有迹象表明西方国家正在企图控制东地中海，威胁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安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保守势力又引起恐慌，于是在一片阴谋诡计之中，他们联合起来把支持社会改革的大维齐哈米德赶下了台，并派人秘密结果了他的生命。这些还不够解心头之恨，那些极端的保守派分子还在他的尸体上插了一个标明他身份的牌子：“教规和国家的死敌”。
然面，这些得势的保守派分子根本就拿不出更好的振兴帝国的方案。1787年5月，奥斯曼帝国在同老对手奥地利与俄罗斯的重新开战中，又一次遭受到了渗败。所以当年轻有为，充满朝气，具有强烈改革精神的素丹塞利姆三世子1789年即位时所面临的还是帝国以前的两个老问题：西方的优势和国内的保守势力。
奥斯曼帝国18世纪社会改革的尝试，主要表现出三个特点。其一是西方思想与文化的灵感源泉主要来自法国，作法上也多以法国为楷模。原因是法兰西既是西方文明的集中体现，也是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盟友。18世纪西方思想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奥斯曼帝国获得一定的地位，完全归功于西方物质力量的增进，即归功于欧洲的政治、经济以及最后归功于它的军事优势在奥斯曼帝国得到建立。其二是帝国的改革重点是致力于改进军事训练、技术、组织和武器装备，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奥斯曼帝国的一副堂皇的军事外表，掩盖了它自己在技术与创造力上日趋衰落的情况。奥斯曼帝国军队中许多好的炮匠和炮手，舰队中好的水手和领航员，全部都是西方亡命徒和雇佣者的这一事实，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到了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在屡次败于那些曾经为他们所不齿的基督教敌人之手的刺激下，才若断若续地开始注意到应该实行军队装备与训练的现代化，特别是在像工具、炮兵和航海等技术性较高的军事部门，虚心地做基督教国家的学生，全面向他们学习。其三是社会改革引起了奥斯曼帝国内部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他们甚至不惜诉诸暴力。而且在民众的眼里，这种反对社会改革的暴力情有可原，因为倡导的这些社会改革本来就源于西方异端，尤其是它破坏和摧毁了伊斯兰教传统社会的结构和面貌，这种急剧的社会变化，造成了广大民众心理上的混乱，使得奥斯曼帝国变成了一个动荡不定，各种矛盾日益冲突的复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