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利姆三世亡故，马赫默德二世被迫接受帝国顽固派控制之后的一年半里，奥斯曼帝国的形势似乎变得更加糟糕。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正在同俄罗斯进行着一场毫无胜利可言的战争；同法国的友谊也完蛋了。随着帝国改革的停顿和新式军团被彻底的解散，以及许多改革家死于非命，奥斯曼帝国的改革热情大为减退，西化的改革成果所剩无几。不过有心人可以从塞利姆三世改革失败的经验中吸取到这样的教训：只有把奥斯曼帝国顽固派势力的后盾近卫兵团剪除掉，帝国的改革，特别是效法西方的社会改革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聪明过人、思维敏锐的马赫默德二世很快便领悟到了这一点，可是他不敢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时候贸然下手，因为顽固派分于和近卫兵团还在控制着帝国的京城。就算在帝国京城以外，马赫默德二世一开始也行使不了多少权力。此时他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用西方外交官的话来说，不过是一个“各类无政府状态的大联盟”。所以，马赫默德二世的第一个奋斗目标，是想尽办法，制订措施，维护帝国中央政府对地方各省的控制。或是用武力，或是设狡计。不久，他削平了一些省具有独立倾向的总督权力，任命了一大批比较顺从听令的总督。
素丹马赫默德二世1784年7月出生于萨拉伊。他从小聪慧豁达，勤奋好学，气宇轩昂，思维敏捷，立志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被人们称之为奥斯曼帝国的彼得大帝。据说他的母亲是一位法国人，但这种说法不能使人足以为信，因为他本人根本就不懂法语，也不会任何其他的西方语言。他的父亲阿布杜尔一世在位时，曾经创办了一批西方式的世俗学校，当时在帝国影响甚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马赫默德二世似乎受到他的堂兄塞利姆三世的影响极大，特别是在从塞利姆三世被废，直到被害去世的最后一年里，他们两人一直被幽居在一起。他从塞利姆三世那里学习到了许多宝贵的治国经验，为他以后试图通过杜会改革，转变奥斯曼帝国积弱贫有的现状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从马赫默德二世以后实行的改革实践来看，他的改革指导思想和治国方针，同塞利姆三世是一脉相承的，但他吸取了塞利姆三世改革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把改革与强化素丹的统治权力结合了起来。他认为，要想在奥斯曼帝国推行社会改革，必须首先要加强和巩固素丹至高无上的权力，废除并非来自素丹的一切权力，彻底地铲除敌视和反对帝国社会改革的各种顽固势力，否则改革就难以实行。在改革内容上，他将军事改革放在首位，试图建立一支效忠于素丹的强大的新式军队。认为这是保证素丹至高无上权力的需要，也是帝国抗御外敌的需要。同时，马赫默德二世也特别关注奥斯曼帝国在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改革。在实行改革的策略和措施上，他吸取了塞利姆三世失败的经验教训，做了相应的调整和必要的部署，尽量避免伤害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引导和利用乌里玛的影响为帝国的改革计划服务，在打着恢复帝国传统的旗号下，行改革之实。
1808年即位的素丹马赫默德二世，在经过15年卧薪尝胆的准备之后，终于等来了他大显身手的机会。1826年，他借在鲁米利和安纳托利等地平息了诸省总督及地方显贵们的武装叛乱，帝国中央政府及他本人的权力有所加强的有利形势，决定全面恢复前人在改革道路上所曾经主张过的改革方案，并且下令组建一支完全按照欧洲方式训练和装备的新式军队。1826年5月28日，马赫默德二世颁布了一项关于成立新式军团的御诏在御诏中，虽然帝国近卫兵团仍予以保留，但是要求近卫兵团驻守帝国京城的每一个营都必须要抽调巧0人参加新式军团。尽管这支新式军团实际上就是塞利姆三世的新秩序的复活，但马赫默德二世却小心翼翼地在成立新式军团的命令中避免提起改革或是改革派。相反，他蝎力设法把新式军团说成是已故苏莱曼大帝军事体系的复活，并特别规定新式军团的军事训练不得由基督教徒或外国人来负责，面只能由熟悉现代军事技术知识的穆斯林军官来负责指挥。这一举措在“对异教徒的圣战需要高于一切”的大旗下得到了具有保守倾向的帝国总法典官、乌里玛，以及近卫兵团将领们的认可，他们每个人都在改革的文件上签了名，盖了章。
然而，莱鹜不训的近卫兵团根本就不听素丹马赫默德指令的那一套，当他们穿上合身的西式新制服开始训练的时候，驻扎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近卫兵团又发动了兵变。近卫兵团中的五个营首先打翻了汤锅作为传统性举行叛乱的信号，跟着便在赛马场集合，并很快又纠合了一伙愤怒的民众，企图重演1807年的大屠杀不过，这一回他们却遭到了大多数民众的坚决反对，同时，足智多谋的马赫默德二世也早已料到了这一点，略胜一筹早有防范。此时，忠君的高级军官许塞因一接到马赫默德二世的命令，便迅速率领新式军团和携带着大炮来到了皇宫。在新式军团的大炮对准人群密集的广场和近卫兵团的兵营连续开炮轰击30分钟之后，近卫兵团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四处溃散。结果，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斗中，有数千名近卫兵团的成员遭到屠戮，从此一踱不振，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不知所终。从此这种一度成为欧洲，后来又成为素丹及其守法民众所恐惧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制度被彻底地摧毁掉了。6月17日，在马赫默德二世发布的一项通告中正式宣布废除近卫兵团，而代之以一支号称“穆罕默德常胜军”的新式军团，其任务是“捍卫宗教和帝国”。另外，马赫默德二世还趁这次机会消灭了最后一批采邑封建骑兵部队，一些残存的采邑不久也全部予以废除，而必须保留的骑兵部队改发银，全部由国家来供养。
一个月以后，素丹马赫默德二世又借口贝克塔希斯派托钵僧曾经煽动反对废除近卫兵团的叛乱，将这个数世纪以来一直与近卫兵团保持密切政治关系的宗教团体予以解散。在设法得到帝国总法典官和正统派宗教人士的支持后，马赫默德二世宣布贝克塔希斯派为非法宗教团体，没收了它的财产，毁掉了它的寺院，并将它的三名主要首领公开处死，而把其余的成员全部都流放到外地。此后，马赫默德二世又通过将乌里玛划编政府管理，享受国家傣禄，使他们增加了对政府的依赖性，减弱了他们与穆斯林民众的联系和影响，以及对素丹权力的制约作用。另外，马赫默德二世还宣布结束各省的自治权，削弱和限制来自世袭传统习惯或是由群众和地方所同意授予的各种权力。这些举措极大地强化了素丹的权力，为马赫默德二世多年期待实行的社会改革彻底扫清了道路。总之，马赫默德二世王朝以后，以素丹为首的帝国中央政府的权力极大地加强了，这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从此完成了由封建军事联合体制向中央集权体制的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只有这种转变，才能使得奥斯曼帝国以后的政治体制便于向世俗化、民族化、现代化的政治体制过渡。
由1826年消灭帝国近卫兵团直至1839年马赫默德二世去世，在这段时期内，马赫默德二世进行了一项巨大的社会改革计划。他为这项社会改革计划所规定的主要路线和方向，成为此后的19世纪，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20世纪奥斯曼帝国改革家们所一直遵循的政治路线。从各方面实行社会改革的实践情况来看，总是先有对旧秩序的破坏，然后才建立起新的秩序来，面所有这些初步破坏之所以可能，完全是由于帝国近卫兵团这个曾经作为传统制度的军事力量终于被消灭了的缘故。因此，在消灭了近卫兵团这一祸患之后，马赫默德二世于是加速了进行组建新式军团的计划，这也是过去那些不像他一样幸运的素丹们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素丹马赫默德二世首先设置了“塞拉斯克，以代替帝国近卫兵团的统领”阿加。塞拉斯克是奥斯曼帝国一个旧日的称号，在过去是授予陆军司令官的。按照马赫默德二世所规定的这一官职来看，它相当于总司令兼陆军部长，专门负责新式军团的一切事务。另外，还由塞拉斯克接管过去由近卫兵团阿加在帝国京城所负有的保安、普务、消防以及诸如此类的职责。在不断加强帝国中央集权和强制推行社会改革的历史时期，保安与普务工作变得日益重要，因此，管理和指挥如帝国的警务系统，已经成为了塞拉斯克的主要职责之一。
1845年，帝国中央政府下令成立单独的普务部门，向西方国家学习，把普务与军队区分开来，从此，帝国的警务部门不再属于塞拉斯克管辖了。为了使帝国的新式军团更加正规化和制度化，1826年。马赫默德二世下令制定了一项有关帝国新式军团的组织管理条例。其中规定全军共为1.2万人，分为8个大队，全部驻扎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此外，他还发布了有关帝国各省招募新式军团的命令，规定新式军团的服役期限为12年。
废除近卫兵团，组建新式军团，这是素丹马赫默德二世改革计划的初步胜利。然而，要想按照既定的改革计划，真正成立一支完全欧式的、强大无比、所向披靡的新式军团并非易事这不仅有财政上的原因，还有人力资源上的困难，特别是缺乏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穆斯林军官。寻找兵源和招募士兵相对来说，通过行政手段还是一件较容易办的事情，但是在新式军团的各个部门中，能够完全胜任职责的军官普遍奇缺，它使在新式军团中讲授欧式操练和学习使用新式武器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影响了新式军团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在早期马赫默德二世组建的新式军团主要是由来自欧洲一些国家的军事教官帮助训练，用欧洲人编写的军事教材作为教本。19世纪30年代，奥斯曼帝国用重金聘请普鲁士军官团来帮助改进奥斯曼帝国的防御工事，指导新式军团的日常训练，从而开始了同德国军事顾问建立起了一种不断得以更新的相互关系。此外，帝国的海军在这一时期，也同样进行了整顿和改革，这方面主要是依靠美国船舶制造专家和英国海军顾问的帮助和指导。为了设法弥补在新式军团中缺乏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穆斯林军官，同时也为了在帝国各级政府部门中充实具有专业知识的称职官员，马赫默德二世对于帝国的教育事业也日益重视起来。因为他逐渐地认识到，如果没有适当数量的政府官员，首先得到西方现代式的学习和训练，然后再由他们去负责教育和训练别人，从而提高帝国各级政府官员的现代综合素质，那么，他所倡导和推行的整个社会改革体系，不但缺乏勃勃生机，而且终将要注定垮台。
在马赫默德二世上台执政以前，奥斯曼帝国已经有了两所培养现代人才的学校，即1773年创办的海军工程学校和1793年创办的陆军工程学校。这两所学校都经历过一番风风雨雨的困难时期，但是经过马赫默德二世的关怀和整顿，此时又都生机勃勃，焕发出了青春。1827年，马赫默德二世不顾各方的强烈反对，效法俄国的彼得大帝，毅然采取果断的步骤，向欧洲各国派出了大批的留学生，其中主要是帝国陆军和海军青年军官。他们分别被派往欧洲不同国家的首都，学习军事，学习科学技术，学习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这些人在回国后，都成了奥斯曼帝国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在改变他们国家的社会面貌方面，扮演了无比重要的先驱角色。
1827年，马赫默德二世下令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开办了一所医学院，其目的是为帝国新式军团培养军医。新成立的这所医学院还附设了一个预科，进行相当于普通初等与中等学校程度的教育。这在奥斯曼帝国的教育体系中还系首创。医学院中的教师主要来自欧洲各国，讲课的时候有时用突厥语，大部分时间用法语。
1831年至1834年间，帝国中央政府还另外开办了两所学校。它们的目的全部都直接与军事有关。一是帝国音乐学校，主要是为新式军团培养同他们的军装和军裤相配的鼓手、号手。奥斯曼帝国著名作曲家唐尼泽提的弟弟便是这所学校的一位教官。另一所是更为重要的军事科学学校，这所院校经过几年的筹划，于1834年正式开学。马赫默德二世对这所学校格外青睐，准备把它办成奥斯曼帝国的西点军校，因而它的办学方式都尽可能地模仿西方一些国家中的著名军事学校，希望成为它们的原版。在这里，西方人士在日常教学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而精通一门外国语，尤其是法语，又是在所有课程中首先和最重要的要求。此外，像帝国的医学院一样，这里也有专门为儿童和少年设立的一个预科学校。
另外，在马赫默德二世统治时期，人们除了进专门培养军官、军医或文职人员的各类军事学校以外，还可以通过其他两个渠道学习到外语和西方的科学知识。其中之一便是帝国的外交机构。塞利姆三世在欧洲设立的常驻大使机构，在他死后纷纷被取消了。马赫默德二世实行社会改革后，又重新在欧洲各国建立了这些使馆机构，这样，有机会一边在国外供职，一边学习进修的奥斯曼青年数量也就不断增多了。另一条渠道是帝国中央政府新设立的翻译局。该局的设立，是为了处理日益增多的外交信函，培养奥斯曼帝国的外语人才。随着翻译局的建立，有越来越多的奥斯曼人学会了外语。正如欧洲的军事压力推动了奥斯曼帝国军事学校的创办一样，欧洲的外交压力也推动了奥斯曼帝国翻译局的设立。
外交机构和翻译局日后成了造就奥斯曼帝国人才的苗圃。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许多著名政治改革家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代表了帝国官僚集团内部新形成的一批英才荟萃的西方通。他们往往都是支持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的改革派，他们对奥斯曼帝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发展，起着难以估价的重要作用。在奥斯曼帝国官僚集团内新出现的这种分化，同帝国军队内军官阶层的分化现象遥相对应，把受过西方式教育，并略懂得某种欧洲语言的人物，同由行伍出身或靠个人奋斗起家的人物截然区分开了，因而也使得奥斯曼帝国的整个社会比以前更为松散，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虽然此时的统治集团与被统洽者之间的传统壁垒依然径渭分明，但如今无知无识的乡民同那些以西方为楷模的洋派上流人士之间的鸿沟，要比他们同旧式官僚之间的鸿沟更深。
在早期，马赫默德二世的教育改革，主要十分关注与军事有关的向题。从1838年以后，他也开始逐渐注意到非军事性的初等和中等教育问题，并且创办了许多传授西方近代知识课程和其他世俗学科的学校，为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发展，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在非军事性教育领域内实施改革，一般来说特别困难，因为这里是乌里玛传授伊斯兰宗教课程的传统世袭领地，所以改革的阻力特别大。在由乌里玛控制的宗教学校中，普通小学用死记硬背的办法教授阿拉伯文古兰经，另外也涉猎一些念书写字之类的文化学习，根本不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在高一级的宗教学校，如经学院，给学生教授的几乎全部都是伊斯兰宗教方面的课程。这类宗教学校根本就培养不出来帝国社会改革急需的新式政府官员和专业人才。所以要想办那种西式的世俗普通学校，就会在帝国宗教界人士中引起无休止的争论。为了避免与帝国宗教界人士的全面冲突，马赫默德二世在非军事性教育领域内实施改革的时候，也相应地作了一些妥协。如把此类学校的校址选在一些清真寺内，也选择一些具有博学知识、懂得一些西方现代科学的乌里玛在学校任教。在主要讲授外语和西方现代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和机械学知识的同时，学校也为学生讲授一些传统的宗教课程。开办此类学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训练政府官员和外语翻译人员。这些学校的学生，也和其他各类军事学校的学生一样，一律领取帝国政府的公费补助或奖学金。在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中，有几个人成了奥斯曼帝国未来社会改革的领导人物。
除了建立一支西方式的新型现代军队，关注帝国的教育改革之外，马赫默德二世在19世纪30年代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中，还致力于开创一套新的官僚管理体制。在这方面也同样以摧毁旧体制为先导，或破旧与立新同时并举。其目的就是要将奥斯曼帝国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自己的手里，使素丹的权力，成为帝国境内一切权力的惟一源泉。建立一套新的官僚管理体制，马赫默德二世首先从整顿宫廷开始。因为奥斯曼帝国原来的宫廷职务，此时有好多已经成为光拿薪水的挂名差事，办事效率极低，所以现在一概加以废除。此外，帝国政府机构经过整顿改革之后，大小政府官员一律都有了新的职衔，他们的职权都由素丹来授予，面再不靠过去传统的惯例所获得。另外，马赫默德二世开始将原有的帝国行政机构改换成了西方样式的政府各部，并除了塞拉斯克以外，还设置了外交大臣、内务大臣、财政大臣等官职。大臣国务会议有意仿效欧洲国家内阁的格局，大维齐也不再是旧式素丹绝对意志的代理人，而是内阁首席大臣。称之为首相。马赫默德二世还规定了统一的宫服，让帝国政府官员们穿起欧洲式的马裤、黑皮靴、礼服大衣，为他们预备好办公室、写字台和若干新换上西式服装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杜绝贪污腐败行为，克服政府宫员工作能力不断下降和精神面貌不振的状况，马赫默德二世在政府宫员领取薪捧方面，也进行了改革，由帝国中央政府统一付给所有政府宫员以适当的固定薪傣，并彻底地废除了无理没收政府官员私产的传统做法，给予政府各级官员经挤上更大的保障。此外，马赫默德二世还下令创办了一份官方报纸，起先用法文发行，后来改用突厥文出版。他要求每位政府官员都必须订阅，因为改府官员的任命和帝国中央政府制定的规章和法令，都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这份名叫《大事概览》的报纸，也代表了奥斯曼帝国新闻事业的开端。
在诸多的帝国改革项目中，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在奥斯曼帝国这个伊斯兰传统势力根深蒂固的国家，引起激烈而广泛的怨恨与反对。但为了在奥斯曼帝国社会日常生活中减少宗教色彩和伊斯兰性质，追求西方式的现代文明生活，踌躇满志的马赫默德二世试图打破旧有的穆斯林习俗和装束上的保守性，下令废除帝国穆斯林的头饰，规定他们一律戴圆筒形无边的毡帽，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费兹帽。长期以来，服装，尤其是头饰，是每一位穆斯林用来表示自己所属的宗教与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在一般民众的思想中，认为放弃自己的服饰和改用别人的服饰，就是一种大逆不道和变节的行为。为了预防让穆斯林一律都戴新型头饰可能在帝国民众中会引起强烈的反对，马赫默德二世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并准备在必要时实行镇压。
另外，在马赫默德二世积极的倡导下，欧式的家具和生活用品也开始在奥斯曼帝国民众的家庭中出现。在帝国官廷和上层社会中，欧洲那套彬彬有礼的社交方式也被广泛采用。尤其是马赫默德二世此时在公开场合，已经开始不按照奥斯曼帝国传统的那套仪式，而是完全按照欧洲仪式来接见客人，同他们促膝交谈，甚至对妇女也表示出极大的尊敬。此时，在马赫默德二世的影响下，帝国上下出现了一股学习西方生活方式的时尚。帝国政府规定星期四为不分宗教的休息日的做法，就是从法国那里学习来而行之于政府各机关的，特别令人惊异的是，在帝国政府机关办公室里的墙壁上，还出现了素丹的肖像和西方的艺术品。
当然，奥斯曼帝国的这些社会变化，也不过是一些事物的表层现象，因为对于伊斯兰教的神圣法典，特别是涉及于帝国社会和家庭的问题，仍然是丝毫不可动摇的。所以有关结婚与离婚，财产与继承，以及妇女和奴隶的社会地位等一类极为敏感的间题，实际上都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并且在这一时期马赫默德二世所有的改革计划中，似乎也还没有想到过要对帝国的宗教及机构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
虽然，马赫默德二世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在实行扩大和加强帝国中央政府对全国各省的直接控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要想真正建立一个统一完整的帝国，马赫默德二世不能不时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马赫默德二世及其帝国的统一，而临着四种不同的挑战，其中只有一种曾经一度成功地加以平息，这就是来自阿拉伯半岛瓦哈比运动的挑战。瓦哈比运动是提倡严守古兰经教义的伊斯兰宗教改革运动，它在18世纪随着沙特家族政治势力的崛起，而在阿拉伯半岛境内广泛传播开来，到1806年已经控制了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瓦哈比派教徒是被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所击溃的，而这位总督自己则代表了对奥斯曼帝国另一类型的、更具威胁性的挑战，这种挑战虽属于伊斯兰世界，却又带着西方化的色彩。
穆罕默德·阿里是一位自打天下的埃及强人。此人出生于阿尔巴尼亚，年轻时当兵随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来到了埃及。18世纪初拿破仑征占埃及后的混乱状态，正好给了他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一举消灭了因循守阳的竞争对手，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他既是一位统治者，又是一位卓有成效的社会改革家。他魔下的那支具有西方风格的军队，经过最初几番周折之后，迅速发展壮大。他在其他领域内的一些社会改革，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虽然穆罕默德·阿里反复申明他是一位对奥斯曼帝国无比忠诚的总督，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既掩饰不了他的野心，也掩盖不住他日益增长的、足以直接威胁素丹马赫默德二世统治的实力凸。
日后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毁灭的另外两种挑战，并非来自东方，而是来自西方，这就是巴尔干半岛上的民族主义与欧洲列强的进攻。在奥斯曼帝国，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病毒首先是传染给了希腊人，然后又传染给了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1827年，英、俄、法三国的海军舰队驰援纳瓦里诺的希腊反叛者。1828年至1829年，俄罗斯人长驱直人，儿乎打到了奥斯曼帝国的京城伊斯坦布尔，这时希腊人获得了自治权，不久，欧洲列强又让希腊脱离奥斯曼帝国而独立。1829年签订的埃德尔纳不平等条约，除了把奥斯曼帝国东部以及多瑙河口具有战略意义的疆土割让给俄国之外，还确认了塞尔维亚由其大公治理的自治地位。特别是这种影响不久又进一步刺激了罗马尼亚各邦国的民族意识和独立愿望。此外，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阿尔及尔也在1830年遭受到法国的人侵、并被它掠夺了过去。
就在马赫默德二世的帝国遭到如此沉重打击之时，穆罕默德·阿里于1831年趁机直接发动进攻，从叙利亚横越安纳托利亚高原，一路攻城夺隘推进到屈塔亚，直接威胁着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马赫默德二世在四方告急，八方求援的情况下，最终接受了欧洲列强俄国的援助提议。1833年初，一支俄国舰队停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同时还有1.4万名俄国士兵在海峡的亚洲一侧登陆上岸，以保护奥斯曼帝国免遭它的藩属的侵犯，并保障俄国人自1774年以来，从奥斯曼帝国方面所获得的特权和条约。后来穆罕默德·阿里在法国的建议下，接受了一份折衷议和的方案，由他控制整个叙利亚以及阿达纳地区。但是，当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从安纳托利亚撤走了之后，俄国的舰队和士兵却依然留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迟迟赖着不走。直到1833年，马赫默德二世同意签订了一项震撼欧洲列强，并满足了俄国渴望已久与奥斯曼帝国正式结成防御同盟，保证在所有影响“安宁与安全”的事务上，奥斯曼帝国都得征询俄国意见的《斯凯莱什条约》之后，俄罗斯人才最终撤走。现在奥斯曼帝国已经完全保藏在了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万一这个当年俄国沙皇尼克拉一世称呼的“欧洲病夫”死了，俄国将是它的主要继承人。《斯凯莱什条约》所拟定的方针，始终很符合俄国人的利益，即使到了苏俄时代亦复如此。然而此项条约的签订，当时却引起了英国人的强烈干预。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说，《斯凯莱什条约》的签订，将使俄国驻伊斯坦布尔的大使，成了“素丹内阁中的首席大臣”。而在19世纪以后的年代里，往往也正是由干英国人的抗衡，才使得奥斯曼帝国免于投人俄国人的怀抱。英国人不仅着手反击俄国人的外交攻势，而且还积极鼓励奥斯曼帝国通过改革振兴自强。
此时的马赫默德二世与其说需要鼓励，还不如说需要更多的机会和社会资源。因为巴尔干半岛民族主义的反叛，欧洲列强的进攻，以及穆罕默德·阿里的争雄，都着重突出了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并带来了新的契机。这也就是马赫默德二世为什么冒着丢掉王冠和性命的极大风险，毅然决定在奥斯曼帝国实行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根本原因。
尽管马赫默德二世的许多改革措施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尽管这种改革多在表面上做文章，面没有把奥斯曼帝国的所有力量集中在民众教育和发展社会经济这些根本性的领域，但他所实施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就其结果而言，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在马赫默德二世倡导的社会变革之后，奥斯曼帝国要想再走恢复旧制度的回头老路，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一种自由主义向前看的社会改革的发展趋势，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占了上风。况且，改革已经基本上摧毁了各种旧势力，建立起了一支新的社会力量。例如，近卫兵团这股保守势力完蛋了，地方封建割据的势力也大大削弱了，托钵僧的势力至少已经被遏制住了。马赫默德二世还压缩了乌里玛的权限，设置了一个政府监督机构，专门管理以前一直由乌里玛控制的慈善基金机构的大宗岁人，这样也就极大地削弱了乌里玛的宗教势力。以上所有的势力，过去都极大地限制了素丹的权力，蝎力抵制被它们视为标新立异的各种社会改革。总之，马赫默德二世王朝以后，以素丹为首的帝国中央政府的权力极大地加强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变革，不仅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且也成了一个人心所向的社会进步过程，并为“坦齐马特”时期的社会改革起到了一个启锚开航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