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国散文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以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为代表的史传散文和以贾谊的《新书》、晁错的《论贵粟疏》、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桓宽的《盐铁论》等为代表的政论散文。此外还出现了一批数量不多、以书体形式呈现的单篇散文，如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李陵的《答苏武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班嗣的《报桓谭书》、田邑的《报冯衍书》、马援的《诫兄子书》、李固的《遗黄琼书》以及秦嘉、徐淑的往还书等。在这些书体散文中，秦嘉、徐淑的四封往还书较为特别，叙写日常生活之事和夫妻离别之情，娓娓道来，别有情致。这在以前的汉代散文中是很少见到的。
第一篇《与妻书》写自己因公将使洛阳，出发之前，与在家养病的妻子“欲暂相见”，以“有所属讬”，遂派人驱车到家中接妻子来郡所话别。第二篇《答夫书》写徐淑接到丈夫来信后心情十分激动，虽“心愿东还”，但只能“迫疾惟宜抱叹而已”，感到非常“抱歉”。同时以“虽失高素浩然之业，亦是仲尼执鞭之操也”鼓励丈夫“应奉岁使”，并以“体非比目，何得同而不离”来安慰丈夫不要过于悲伤。文中，作者一方面为丈夫即将远行面临着“长路悠悠”、“高山岩岩”、“深谷逶迤”等困难而深深牵挂，另一方面也担心丈夫会否“观王都之壮丽，查天下之珍妙”而至于“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第三篇《重报妻书》写秦嘉因“车还空反，甚失所望”，又送上明镜、宝钗、好香、素琴等礼物给妻子，以表相思之情和关怀之意。第四篇《又报嘉书》写徐淑以“素琴之作，当须君归；明镜之鉴，当待君还；未奉光仪，则宝钗不列也；未侍帷帐，则芳香不发也”回复，表达了对丈夫的爱恋之情和忠贞之心，深合“女为悦己者容”。
统观四篇文章，用语贴切，平易自然，寓情于议论之中，融议论、抒情于一体，文情并茂，真实生动，凄楚感人。
秦嘉、徐淑的四篇往还书与同是书信散文、同是抒发情感、且直接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私人书信这一体式表现纯粹的抒情散文传统的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相比，二者的风格大不相同。《报任安书》直抒胸臆，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位具有高尚人格、独立个性的士大夫在强大的专制制度迫害下内心的巨大痛苦和满腔悲愤之情，如火山爆发，如江涛滚滚，气势雄伟。而秦嘉、徐淑的四篇往还书则如话家常，如溪流涧底，娓娓道来，自有一种平和之美。如果说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表现的是一种惊涛骇浪般的雄壮之美的话，那么，秦嘉、徐淑的散文则表现了一种涓涓细流般的婉约之美。
四篇往还书，特别是《答夫书》，多处用典，如“虽失高素皓然之业，亦是仲尼执鞭之操也”句出自《论语·述而篇》；“谁谓宋远，企予望之”句出自《诗经·卫风·河广》；“今适乐土”句化自《诗经·魏风·硕鼠》“适彼乐土”；“室迩人遐”句出自《诗经·郑风·东门之□》等。其用典的最大特点一如诗歌中的用典：运用自然得当且毫无斧凿之痕。这一点下节还要论述，此不赘言。
四篇往还书铺陈排叙，明理达情，抒发感情，颇有力度。“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岩岩，而君是越”、“长路悠悠，而君是践；冰雪惨烈，而君是履”，连排数句，清音嘹亮，韵味天成。后四句：“身非形影，何得动而辄俱？体非比目，何得同而不离？”作者兼用排比、设问修辞，使人读来情思缱绻。
往还书中，比喻的巧妙运用进一步丰富了情感的表达。“体非比目，何得同而不离？”夫妻不是比目鱼，不能时刻形影不离，这是令人遗憾而残酷的现实。文中的引喻和作者的思想感情紧密结合，既表达了离愁别恨，又委婉地告诫丈夫不要因为眼睛赏玩美景美色而改变心志，到京城洛阳就不想再回来了。
往还书讲究语句偶俪，句式骈散结合，音调铿锵，尽显骈文韵致。关于这一点，单从句子的字数上就可以看出来。四字句、六字句以及对仗是“骈文”的一大特征，而秦嘉、徐淑的四篇往还书（共计109句）中，有四字句76句，占总句数的69.72%；六字句19句，占总句数的17.43%；四字句、六字句共95句，占总句数的87.16%。刘勰《文心雕龙·章句》说：“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许正因此故，往还书才具有“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柳宗元《乞巧文》）的艺术效果。
秦嘉、徐淑的四篇往还书在东汉经学气息浓厚的背景下能够特立于世，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一是如前面探讨他们的诗作时说的那样，作者表达的是发自肺腑的闺中真事真情，真事真情自然真感人，他们的诗文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二是借助了书这种体式。《说文》曰：“书，箸也。”凡著于简册，上报下命、往来声问之文字，原先通称为“书”。关于书信的起源，刘勰认为：“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文心雕龙·书记》）。清代的姚鼐则认为：“书之为体，始于周公之告君奭”（《古文辞类纂·序目》）。郭沫若、于省吾等学者则通过对甲骨文及殷代驲传制度的研究认为，书信的源起，当提前至商代，最早的书信仅用于“传报”（郭沫若《卜辞通纂》）。可见，书这种体式出现的时间较早，可谓源远流长。书体散文是散文家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史小军《古代书信体文论发展阶段初探》（《学术论坛》2005年第7期）统计，“在郭绍虞先生主编的四册本《中国历代文论选》中，除去第四册近代文论部分，共收录先秦到清代各种形式的文论共761篇，其中书信体文论143篇，占所入选文论的20%。”可见其分量之重。书最显著的特征是实用性强，它往往出自朋友或亲属之间，私密性和个人性较强。较之其他文体，书体散文在袒露作者的内心世界上比较充分，无论痛苦还是欢乐，都可以较为自由地表达，可辨怨抒愤，可思亲叙旧，可劝勉诱导，可谈道遣怀，可痛陈事理，可自抒怨愤，可嬉笑怒骂；在表现效果上，或情感真挚动人，或剀切明白，或简洁洒脱，或气势酣畅，总而言之，书体散文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秦嘉、徐淑的散文之所以真切动人，当与借助了书这种体式有很大关系。
秦嘉、徐淑的散文还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文学中较为普遍的、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抒情性散文的先河。可以说，曹丕清丽绰约、富于情意的《与吴质书》，曹植情浓词美的《与杨德祖书》，嵇康明快犀利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鲍照描写山水风景的《登大雷岸与妹书》，丘迟晓之以义、动之以情、戒之以史的《与陈伯书》等一批抒情色彩浓厚、言辞华美的名篇佳作均滥觞于以秦嘉、徐淑为代表的东汉后期文人的抒情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