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存文献看，自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开始至今，文人五言诗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千百年来学术界争论不定、尚未解决的难题。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曰：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也。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可以看出，即使在刘勰生活的时代，不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起源时间成了疑问，而且连李陵、班婕妤的诗作也受到人们的质疑；同时，被刘勰称之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在当时也已经不知为何人、何时所作。和刘勰同时、年龄稍小一些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说：“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因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和钟嵘看法相同的还有南朝梁人任昉（460-508）和萧统。任昉在《文章缘起》中说：“五言诗，创于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萧统在《文选·序》中说：“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此处所言的“降将著河梁之篇”指的是传为李陵所作的《携手上河梁》一诗。由此可见，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产生时代和作者问题，六朝时已经有了不同的说法。
唐宋以后，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研究日渐增多，争论也越来越多。唐人李善《文选注》云：“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辞兼东都”是说，《古诗十九首》既有西汉之作又有东汉之作，而并非全部出自西汉枚乘之手。唐代的释皎然和白居易对传说中的李陵、苏武诗仍然持肯定态度。宋人蔡厚居虽然不同意李善的看法，但也认为《古诗十九首》非一人之诗，里面肯定有枚乘、李陵的作品。王应鳞则取《史记正义》引虞姬诗为证，认为五言诗在汉初已经产生。但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五笔》（卷十四）中则以“李陵诗”和“枚乘诗”中有一“盈”字，犯汉惠帝名讳为由，认定这些诗一定是后人伪作。
20世纪20年代以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成立时间问题又成为了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关于这一点，赵敏俐在《2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综述》一文中作了详尽概括。现引述如下：
争论从陈仲子1924年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苏李诗考证》一文开始，以后李步霄、朱偰、陈延杰、徐中舒、罗根泽、游国恩、张长弓、梁启超、戴静山、陶嘉根、古直、隋树森、胡怀琛、杨向时、黄侃、范文澜、包括日本人铃木虎雄等，都加入了这个问题讨论的行列。但由于对历史文献的理解不同，结论却大相径庭。如朱偰同意宋人王应麟的观点，认为《史记·项羽本纪》张守节《正义》所引汉初陆贾《楚汉春秋》里的《虞美人歌》已经是完整的五言诗。又采清人何焯、张实居的说法，认为到景帝、武帝之时，文人五言诗已经成熟（朱偰《五言诗起源问题》，《东方杂志》23卷20期）。黄侃在他的《诗品讲疏》中也同意这种观点。而徐中舒则推扬《诗品》中“《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之说，认为“不但西汉人的五言全是伪话，连东汉的五言诗，仍有大部分不能令人相信”。因此“五言诗的成立，要在建安时代”（徐中舒《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东方杂志》24卷18期）。
如此大相径庭的结论，说明在没有铁证的前提下，光靠这种对于有限史料的不同理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在考证的基础上辅以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就成为推进这种探讨的新的动力。在这方面，梁启超和罗根泽所做的工作最值得重视。特别是梁启超，在他的《中国美文及其历史》一书中，除了引用前人提出的证据之外，还提出了一种“直觉”的方法。他这里所说的直觉，就是多方面地考察历史，并结合文学发展规律来做出正确判断。他首先从风格上考虑，认为《古诗十九首》“体格韵味都大略相同，确是一时代诗风之表现”，而以作品旁证推论，“估定《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纪120至170约50年间”。再从“内容实质上研究《十九首》”，认定其为“东汉安、顺、桓、灵间作品”。罗根泽则根据历史进化的理论，在他的老师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汉代的文人五言诗只能在歌谣的基础上产生，而据他的考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纯粹五言歌谣，是西汉成帝时的《邪径败良田》，以此而论，中国文人五言诗不会产生于西汉，所以传说枚乘、李陵、班婕妤等人的诗自然也是后人伪托的。东汉章帝时，才有了文人所作的第一首五言诗，那就是班固的《咏史诗》，但钟嵘还说这首诗“质木无文”，可见，那只能是“文人初作五言诗时期”，由此，罗根泽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东汉桓灵时，才多优美之五言诗，才算是五言诗的完成期”。
由此看来，梁启超和罗根泽等人关于五言诗的考证，并不是一项纯粹的技术性工作，而同样是在时代新思想和新方法的指导下进行的新式的学术研究。今天看来，他们的观点不能不说带有着一定的简单的进化论和机械论的缺陷，值得重新讨论。例如，梁启超说《古诗十九首》厌世思想浓厚，一定是东汉桓灵之世的作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表达厌世思想的诗篇，在汉代的其他时间难道就不可能产生吗？罗根泽认为班固的诗既然“质木无文”，文人五言诗在当时就不可能成熟。按此逻辑，钟嵘还说过东晋孙绰、许询等人的诗“皆平典似道德论”，那么在他们之前竟出现了曹植等人的杰出五言诗作，不就成了不可思议的怪事了吗？所以，他们的观点提出之后，有人并不同意，如隋树森在详列了诸家说法之后就说：“把《古诗十九首》定为东汉人作或汉魏间人作，理由都是很不充分的”。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梁、罗等人的观点却占了上风，以后，经过刘大杰、马茂元和游国恩等人的补充，认为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大都是东汉末年的产物，就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最有影响的观点了。
20世纪90年代后，在文人五言诗的研究上，随着大量新材料的发现和对传统文献的重新解读，学术界对文人五言诗的成熟问题又有了新的观点。张茹倩、张启成二人从西汉已有文人七言诗的事实、文人五言诗与乐府诗的比较、《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和部分用语的研究等方面入手，结合古人提供的有关材料提出：“《古诗十九首》大约最早产生于西汉中期，多数可能作于东汉的前期或中期，而少数诗篇作于东汉的后期”。赵敏俐从分析钟嵘《诗品》评价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一语的原意和班诗自身入手，结合其他材料得出“文人五言诗到班固时代已经成熟”的结论。
综上所述，文人五言诗的成熟问题因其产生时间的不确定性和研究者对相关文献理解的差异，使该问题几乎成了一桩争论千百年而尚未解决的悬案。
文人五言诗的产生时间之所以争论千百年至今尚无定论，一个关键因素是现存汉代文人五言诗相对较少，且如《古诗十九首》、传为李陵的《与苏武诗三首》这样重量级篇目的作者及创作时间竟然没有明确的证据和一致的研究结果。当然，现存的汉代五言诗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关于这一问题，张家英在《关于汉代五言诗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作了详细论述。他说：
逯（钦立）先生分“汉诗”为十二卷，共辑得各体诗七百二十三首……包含有骚体诗九十二首……四言诗一百四十三首，其中含只有两句、似为残篇或原为谣谚本非诗作五十首，因而完整与较为完整的四言诗实有九十三首……于汉诗中辑得五言诗一百三十六首。其中含只存两句、似为残篇或原为谣彦、本非诗作的计二十二首，因而，完整与较完整的五言诗实为一百一十四首……从上面列举的统计数字，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在骚体、四言和五言这三种汉诗的主要形式中，五言诗在数量上是最多的。单从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五言诗已成了汉诗发展的主流。
可以看出，与现存两汉四言诗和骚体诗的数量相比，这一时期的五言诗并不少。当然，其中文人五言诗的比重还是比较轻的。但是从逻辑上推理：现存的汉代文人五言诗少并不意味着汉代文人五言诗本来就少。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前文所说的俄藏敦煌文献所载的秦嘉、徐淑夫妻往还书的写本所透露的信息中窥见一斑。前文说过，汉代文人五言诗流传下来的之所以少，是与其遭遇有很大关系的。只要我们稍加留意便会发现，正如所有的新鲜事物在产生之初、甚至产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还会受到人们的抵触一样，五言诗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晋代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古诗率以四言为体……（五言）于俳谐倡乐多用之……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止；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云：“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这种对五言诗的偏见，直到钟嵘为其正名才使其得以正式登堂入室。钟嵘《诗品·序》云：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烦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
由此可以看出，五言诗在它从产生之初一直到钟嵘时代是备受歧视的。在这种情况下，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当时的文士创作五言诗是在名誉上承载代价的压力下进行的，他们是在“名不正”的情况下做了艰难的努力。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当时大量的文人五言诗并没有流传下来，或者即使传下来也多不知道作者。《古诗十九首》之所以以无名氏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或许并非历史之过，极有可能是作者故意隐匿名姓。当然这只是一种推理，因为现存文人五言诗确实相对较少，而且仅存的几首，其创作时间和真伪亦无定论。正因为这个原因，有人甚至怀疑：汉代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文人五言诗？
窃以为，在直接证据缺少、间接证据理解差异较大的情况下，要解开这个千古难题，有三个线索可资参考：一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二是秦嘉五言《赠妇诗三首》的存在和对它的深入探讨；三是对乐府诗的深入研究。以下仅从前两个方面试予探讨。
对于文人五言诗的发展问题，若抛开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和诗歌发展的内在规律，僵化研究方法，那我们是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五言诗直到晋太康时期，其创作才初具规模，也才渐渐获得了大众的认同。但这是不是意味着直到此时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五言诗呢？若真如此，那么曹操父子的那些五言诗又该作何解释呢？如果有人以班固的诗犹“质木无文”而断定文人五言诗在汉代不可能成熟，那么钟嵘对孙绰、许询的诗以“皆平典似道德论”的评价又该作何解释？这是不是意味着魏晋时期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五言诗呢？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凡事都有一个酝酿、发生、发展、成熟、完备、盛极而衰和释微的过程。任何一种文学体裁，包括诗歌体式也是遵循这个规律的。五言诗不可能在没有演进的情况下突然成熟。正如傅斯年所说的：“五言诗是……若干时代渐渐成就的出产品。”（《五言诗起源》，《傅斯年全集》第一册，台北：联贯出版公司1980年版）考察诗歌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诗经》中便有夹杂的五言句式，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经过楚国民歌《孺子歌》和秦代《长城歌》（生男切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的演化，一直到西汉前期，可以看成是五言诗漫长的酝酿期；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乐府的设立和文人对乐府的参与创作，乐府中已经有了大量的五言诗，可以说这一时期五言诗已经滥觞，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和《莲叶何田田》便是代表；到了东汉前期，班固的《咏史》虽然技巧还不熟练，艺术性也一般，但这表明当时士大夫已经开始冲破正统的雅俗观念，五言诗已经摆脱音乐成为纯语言艺术的徒诗。五十余年后，张衡的《同声歌》问世，用新婚女儿自述的口吻，通过写她的幸福欢乐，表达了对丈夫的矢志忠贞之情（《乐府解题》认为该诗是以此来喻臣子之事君）。较之班固的《咏史》，《同声歌》不仅塑造了真切生动的艺术形象，而且感情诚挚细婉，词采绮丽。如“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这表明文人五言诗的技巧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又经过五六十年，到桓、灵之际，五言诗人与五言作品更多，文人五言诗已经成熟，如秦嘉、郦炎、赵壹、辛延年等，皆有佳作流传；这些作品中尤以秦嘉的五言《赠妇诗三首》最具代表性，成为文人五言诗成熟期的代表作品。再到建安时期，经过曹操父子，特别是曹植的创作，文人五言诗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了。
可以说，在现存汉代文人五言诗少，苏、李诗真伪难辨，《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不确定的情况下，秦嘉三首五言《赠妇诗》的存在无疑成了研究汉代文人五言诗的重要突破口。事实上，综述20世纪以来的一百年间学术界对文人五言诗的研究历程，我们发现学术界在文人五言诗研究中取得的成果，无不得益于对秦嘉的三首五言《赠妇诗》的研究。譬如，学术界对文人五言诗在经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规模讨论后，对文人五言诗的产生时间较一致地倾向于东汉后期的说法就源自梁启超，而梁氏正是抓住了秦嘉的三首五言《赠妇诗》这个关键线索，才取得了对文人五言诗研究的重大突破，而且这一观点统治学术界近半个世纪。20世纪80年代，李炳海研究认为：秦嘉三首《赠妇诗》的“写作年代应在公元140年到160年这二十年中，写于后十年的可能性更大”。并以此为突破口，将其作为确定《古诗十九首》产生年代的参照物，使其在五言诗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我们完全可以预见，《赠妇诗三首》以其在五言诗进程中具有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必将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秦嘉的三首五言《赠妇诗》以其明确的创作年代和极高的艺术水准存之于世，可以当之无愧地称其为研究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