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玛丽·莱坚特
对坚强的人来说，不幸就像铁犁一样开垦着他内心的大地，虽然痛，却可以播种。
像大多数小孩子一样，我相信我的母亲无所不能。她是个精力充沛、朝气蓬勃的女性，打网球，缝制我们所有的衣服，还为一个报纸专栏撰稿。我对她的才艺和美貌崇敬无比。
母亲爱请客，她会花好几个小时做饭前小吃，摘下花园里的鲜花摆满一屋子，并把家具重新布置一遍，好让朋友们尽情跳舞。然而，最爱跳舞的是母亲自己。
我会入迷地看着她在欢聚前的盛装打扮。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们喜爱的那袭配有深黑色精细网织罩衣的裙子，那件衣服把她的金黄色头发衬托得格外美丽。然后，她会穿上黑色高跟舞鞋，成为在我眼中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
可是在她三十一岁时，她的生活变了，我的也变了。
仿佛在突然之间，她因为生了一个良性脊椎瘤而导致瘫痪，平躺着睡在医院的病床上。我当时年仅十岁，年纪还太小，不能领会“良性”一词是怎样的反话，因为，她从此以后便永远不一样了。
母亲以她对其他一切事物的那种积极心态面对她的疾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母亲终于可以起来坐轮椅了，于是她开始尽力学习一切有关残疾人士的知识，后来成立了一个名叫残障社的辅导团体。
有天晚上，母亲带我的妹妹和我到那里去。我从没见过那么多身体上有各种不同残障的人。我回到家里，心想我们是多么幸运啊。母亲还介绍我们认识一些大脑麻痹的患者，让我们知道他们大都和我们同样聪明。她又教我们怎样和弱智的人沟通，还告诉我们他们时常都很亲切热情。
由于母亲那么乐观地接受了她的处境，我也很少对此感到悲伤或怨恨。可是有一天，我不能再心平气和了，在我母亲穿高跟舞鞋的形象消失以后很久，我家有个晚会。当时我十几岁，当我看到微笑着的母亲坐在一旁看她的朋友跳舞时，突然醒悟到她的身体缺陷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我的脑海里再度映现出母亲容光焕发、翩翩起舞的倩影，不知道她自己是否也记得。我靠近她时，看到她虽然面带微笑，却热泪盈眶。我跑回自己的卧室，哭了起来，对我母亲身受的不平深感愤慨。
我长大后在州监狱任职，母亲毛遂白荐到监狱去教授写作。我记得只要她一到，囚犯们便围着她，专心地聆听她讲的每一个字，就像我小时候那样。她甚至在不能再去监狱时，仍与囚犯们通信。
有一天，她交给我一封信，叫我寄给一个姓韦蒙的囚犯。我问她信可不可以看时，她答允了，但她完全没想到这封信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启示。信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韦蒙：
自从接到你的来信后，我便时常想到你。你提起关在监狱里是多么难受，我深为同情。可是你说我不能想象坐牢的滋味，那我觉得非要说你错了不可。
监狱是有许多种的，韦蒙。我三十一岁时有天醒来，人完全瘫痪了。想到自己被囚在躯体之内，再也不能在草地上跑或跳舞或抱我的孩子时，我便伤心极了。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躺在那里，问自己过这种生活究竟值不值得。我所重视的所有东西，似乎都已失去了。
可是，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想到我仍有选择的自由。比如，我看见我的孩子时应该笑还是哭？我应该咒骂上帝还是请他加强我的信心？换句话说，我应该怎样运用仍然属于我的自由意志？
我决定尽可能充实地生活，设法超越我身体上的缺陷，扩展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境界。我可以选择为孩子做个好榜样，也可以在感情上和肉体上枯萎死亡。
自由有很多种，韦蒙。我们失去一种，就要寻找另一种。你可以看着铁栏，也可以穿过铁栏往外看；你可以成为年轻囚友的榜样，也可以和捣乱分子混在一起。
就某种程度上说，韦蒙，我们的命运相同。
看完信时，我已泪眼模糊。然而，我这时才能把母亲看得更加清楚。我再度感觉到一个女儿对她无所不能的母亲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