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茶马互市在民间也进行着。当时藏族商队通过两种途径进入汉地，一种是直接到洮州、河州、雅州、黎州、威州、茂州藏汉交接地区的传统贸易地进行互市；一种是编入朝贡使团，除了贡品之外，沿途进行交换。汉族商人也带着大宗货物进入藏地出售，将大批藏地物产运到内地贩卖。通过藏汉商人运入藏区的物资主要是茶、盐、布、绢等，也有罗、姜、纸、粮食、各种器具和衣服，输入内地的物资主要是马匹、各种畜产品、红花、虫草和其他药材、土产。
清代，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彼此丰给”的互补继续发展着。据《清实录》记载：从清太宗皇太极崇德元年至高宗弘历乾隆十九年(1636~1754)，准噶尔大、小台吉、宰桑、喇嘛等共朝贡、贸易153次。如崇德二年(1637)“厄鲁特部落顾实车臣绰尔济，遣其头目库鲁克，来贡马匹、白狐皮、獭喜兽、绒毯等物”。顺治二年(1645)，“厄鲁特部落顾实汗子多尔济达赖巴图鲁台吉来请安，贡马匹、氆氇”。次年，又贡。康熙二十二年(1683)，噶尔丹博硕克图汗遣使向清朝“贡马四百匹，骆驼六十头，貂皮三百，银鼠五百，猞猁狲皮三张，沙狐皮一百，黄狐皮二十，活雕一只，贴金牛皮五张，厄鲁特鸟枪四杆”。噶尔丹在未与清朝发生武装冲突之前，向清政府派出的进贡使团，每次达数百人，17世纪80年代时甚至达千余人或数千人。。
准噶尔部牧奴主贵族和大、小和卓农奴主贵族的叛乱平定之后，哈萨克与清政府的互市日趋频繁。哈萨克的互市地点，先在乌鲁木齐，后来增加了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驻疆官兵，即以所余杂物“与哈萨克交易，共得马二百余匹”。
乾隆二十三年（1758），哈萨克哈巴木拜的儿子和弟弟驱马300余匹到乌鲁木齐贸易。自乾隆二十三年九月至二十五年十二月（1758~1760），共有14批哈萨克商队来乌鲁木齐贸易，用马4567匹。换取了贡缎、苏花缎、苏素缎、小花线缎、闪缎、彭缎、扬缎、帽缎、织云缎、补缎、妆花缎、摹本缎、金百蝶、金寿字、金双喜、中片金、蟒缎、草锦等3733.5匹，绫249对，荆绢681.5匹，京庄白布等布1619匹，梭布662.5对、匹，油绿姑绒1联，花毛毡6块，花红线7斤，川烟50包。
在哈萨克与清政府的互市中，马特别重要，故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政府规定：“将来与哈萨克交易，当以孳生马匹为要，俟新疆足额，再拨补内地。”哈萨克人则“皆需茶叶应用”，于是清廷准许“宽裕运送，以资食用，俾彼地人众，并得承买。”塔尔巴哈台“每年由肃州预调茶叶三千封”，用于购买哈萨克牲畜及官兵购买。
正是由于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这种互补性的结合，构成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内蕴。这种深层次的内蕴，使草原民族与农业民族能从“多元”走向了“一体”。
二、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
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亲和力还表现在两种文化结构性的结合上。
从宏观上审视，中国经济类型大致是西北为牧区，东南为农区。事实上，牧区并非绝对的纯牧区，农区也非绝对的纯农区。
为了深入地说明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我们对新疆的情况作一个透视。拿北疆来说，秦汉之时作为游牧民族的乌孙，其墓葬内普遍有陶器殉葬，并曾出土铁铧，这是兼营农业的佐证。南北朝时柔然主阿那瑰北魏正光三年（523）给北魏上表，“乞粟以为田种。”铁勒，“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而少马”。隋唐之时黠戛斯人“颇知田作”，农产品有粟、小麦、青稞等。回鹘西迁之后，大量兼营了种植业，并逐步转变为以定居农业为主。在日常生活中粒食已同肉食一样，对于回鹘贵族来说，也已成为必不可少的食品。明末清初，准噶尔部“且耕且牧”，“部落繁滋”。他们“从回疆各地强迫许多维吾尔族人民迁居伊犁为他们耕种”。称这些种地的人为“塔里雅沁”、“塔兰奇”。当时，伊犁河、额尔齐斯河、额敏河流域和乌鲁木齐、哈喇沙尔等地都有不少耕地，种植有：小麦、大麦、青稞、稻米、高梁、糜、黍、小豆、麻等农作物，还有各种瓜菜和水果，“百谷园蔬之属，几于无物不有。”。由此可见，就是以游牧为特征的北疆，也是以牧为主兼有农业的经济结构，形成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
再拿南疆来说，与北疆相比，其以农为主的特征凸显，但是实际上，南疆塔里木绿洲定居农业区的畜牧业比重一直很大。如于阗、龟兹、焉耆、鄯善、疏勒等塔里木城邦诸国利用自身的生态环境和地理特点，既在绿州沃土上经营农业，又在山谷隙地中放牧羊马，所以，畜牧业是城邦诸国生产的另一支柱。《北史·西域传》记焉耆“畜有驼马”，龟兹出“良马，犎牛等”，疏勒、鄯善等国也同样饲养这类家畜，且皆以羊、马为主畜。其中龟兹由于引进了大宛汗血马种成为城邦诸国中最有名的良马产地。故《旧唐书》卷198记龟兹“有城郭屋宇，耕田畜牧力业……有良马、牛，饶葡萄酒，富室至数百石”。于阗沙漠特多，以产驼驰名。在匈奴人的影响下，城邦诸国早已学会实施哺乳动物杂交，培育出驴、马杂交的骡子，可见驴也是城邦诸国惯常饲养的家畜。
又如向以农业为主的吐鲁番一带也十分重视畜牧业，明代桂萼所撰《吐鲁番夷情》云：其地“畜羊马”，当地人“秋冬居城郭，春夏随水草孳牧，或各山川各田，或打围射猎”。
再如清代主要生活在南疆的维吾尔人传统的男耕女织是其物质生产活动的基本内容，故《西域图志》载：“山南诸回部，有城郭宫室，故居处有恒；有沟塍陇亩，故田作有时，男识耕耘，女知纺织。”农作物主要是小麦，其次有大麦、糜、豆、稻等。此即《新疆回部志》说：“回人稼穑，大率以麦为重，虽有秫稻粟豆，不为常食。”但是此时维吾尔人的畜牧业已有相当的规模，他们牧养的牲畜主要有羊、牛、马、驴、驼等，其数量相当可观。《新疆回部志》云：每到集市日，各处维吾尔农民便携带“货以及羊马牲畜瓜果”到市场买卖，牲畜是交易的重要商品之一。《西域闻见录》中说：“回子宴会，总以多杀牲畜为敬，驼、马、牛均为上品，羊或至数百只”，连“最贫苦之小回亦有牛羊驼马”，可见在维吾尔人中牧养牲畜比较普遍。
为此，官府在维吾尔人中抽有牲畜税。喀什噶尔“每年抽收税羊一千至三千余只不等，抽收税牛一二只至十余只不等；孳生出群羊羔五百七十余只，孳生出群牛犊十二只”。
由此可见，就是以农业为特征的南疆，也是以农为主兼有牧业的经济结构，同样形成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
新疆是如此，内蒙古和西藏的牧区也是如此。如内蒙古早在秦汉时期河套一带就有了引灌的农业。阴山以南的河套——土默川平原；大兴安岭东侧的嫩江平原以及西辽河平原等地，地形平坦，土质肥沃，温度适宜，光照充足，水源较丰沛，是内蒙古重要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产区。在这里生活的蒙古族有的已完全从事农业，粮食作物以小麦、莜麦、谷子及糜子等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有大豆、胡麻、油莱、葵花籽和甜菜等。油料和甜菜是内蒙古农业的两大优势，其种植面积多年均达600多万亩和200~300万亩，是全国胡麻和甜菜种植基地。
又如西藏的农区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以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的谷地。耕地面积有333．4万亩，主要作物有青稞、小麦、荞麦、豌豆、蚕豆、油莱等耐高寒作物，在藏东南海拔较低的地方，种植有水稻、高粱、鸡爪谷、大豆等作物。粮油基本自给，仅需内地供应部分细粮。
这样，在内蒙古和西藏这样的牧区，也形成了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
牧区是这样，农区又如何呢？事实上，中国的农区也不是纯农区，而是以农为主，兼营牧业。这是因为中国的农业区也有大量的草山、草坡和滩涂草地适合牧业的发展，其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海南，以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区。在这些农区草山、草坡面积有50万亩以上的就有200多个。
从整体上看，中国农区畜牧业的特点是与种植业紧密结合，饲养业一般作为农业的“副业”生产部门。它利用种植业的秸秆、农副产品加工的副产品或“废料”和部分粮食为饲料，同时为种植业提供肥料。畜群构成以猪和家禽饲养为主；但牛、马、骡、驴等大牲畜在广大北方农区则占有一定比重。南方农区除耕牛外，也利用草坡草山饲养牛，羊等。事实上中国的农区是城乡肉蛋奶的主要来源。牲畜的总头数占全国牲畜总头数的80%以上，猪占全国猪饲养总头数的96%，牛占75%，骡占92.4%，驴占近70%，山羊约占60%。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农区的牧业在全国畜牧业中的地位并不亚于牧区（见表1）
表1我国农牧区畜牧业生产特点比较表
项目牧区农区
饲草饲料来源与生态环境以天然牧草为主，天然草地供放牧和刈草以各类森林与农田景观为主，放牧场仅零星分布，以农作物秸秆、各种农副产品或饲料作物为主。
经营方式与牲畜种类放牧经营为主，大多是牛、羊、马，有些地区还以放牧骆驼为主。以饲养家畜为主，多猪、耕牛和家禽。
在全国畜牧业中的地位是我国最主要的毛、皮、畜牧业产地，绵羊和马占全国60%约占全国牲畜总数的2/3。
经营牧业的民族有蒙、藏、哈萨克、塔吉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以汉族为主，壮族、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
畜产品商品率不高比较高
资料来源：宋家泰主编：《中国经济地理》，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111页。
下面我们就中国农区同样形成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再作一点具体的分析：
华北农区的牧业主要牲畜有牛、马、骡、驴、猪、羊和家禽，并具有许多优良品种。山东、河北是我国猪、牛、羊肉供应的主要省份，1990年两省猪、牛、羊肉产量占全国12.2%，在此，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结合的特点显现无遗。
华中农区的牧业具有一家一户分散饲养的特点，累积数量很大。1990年华中大牲畜达2197.2万头，占全国16.87%，河南居全国第一；牛1966.9万头，占全国19.11%，河南占全国第二；马42.8万头，占全国4.20%；驴123.4万头，占全国11.01%；骡64.1万头，占全国11.66%；肉猪出栏头数达7302万头，占全国23.56%；猪年底头数8159.4万头，占全国22.51%；羊年底头数1523.2万头，占全国7.25%。猪牛羊肉产量553.2万吨，占全国22.00％。所以华中是我国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河南的黄牛数量多，质量好，着名的黄牛品种有“南阳黄牛”等。水牛以两湖平原和鄱阳湖平原较多。马、驴、骡以及羊亦以河南最多。猪是本区饲养量最大，地位最重要的家畜，以湖南最发达，鄂赣2省次之。在此，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结合的特点也显现无遗。
华南农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一是山地面积广，适宜发展畜牧业的草山、草坡面积大；二是牧草生长季长(8~9个月），亩产鲜草高；另外河湖水面及海洋广阔，有利于鸭、鹅的饲养，以及广大农村农副产品下脚料多，稻草、秸秆多，饲养畜牧业的经验丰富，农牧结合的基础好。1990年华南大牲畜达1459.4万头，其中役畜1031.8万头，分别占全国11.20％和13.56％。牛1432.2万头，肉猪出栏头数3790.9万头，猪年底头数5011.3万头，猪牛羊肉产量315.2万吨，其中猪肉306.5万吨，分别占全国13.92%、12.23%、13.82%、12.54%和13.43%。广西毛南菜牛，德保矮马，海南东山羊都是着名的优良品种。
在此，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结合的特点同样显现无遗。
华东农区以生猪饲养业为广大农村的主要家庭副业。苏、皖淮北平原，江苏沿江高沙土地区和浙江西部是中国商品猪生产的主要基地之一。此外，江淮丘陵的养牛业，太湖流域的湖羊和广大浙江丘陵山区的养羊业都十分发达。在此，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结合的特点同样显现无遗。
由此可见，就是以农业为特征的中国农区，也是以农为主兼有牧业的经济结构，同样形成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
这样，中国的牧区不是纯牧区，农区也不是纯农区，他们之中是牧中有农、农中有牧，我们要加以区别的只是农牧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大小或多少而已。所以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这种结构性的结合也必然产生一种亲和力。
正是由于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这种结构性的结合，也构成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内蕴。这种深层次的内蕴，使草原民族与农业民族能从“多元”走向了“一体”。
三、结语：亲和力就是文化凝聚力
对于亲和力，《文化力》一书中曾作过精当的论述：“文化凝聚力就是凝结民族之魂的亲和力。”可见亲和力也就是文化凝聚力，无能够把本来看似水火不相容的事情，“积聚、黏合、融合在一起，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也正如《文化力》一书中所说：
“文化凝聚力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
一是把文化多层面的自身内质力量联合、亲和在一起，即在让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诸神各就各位”的同时，又将其汇合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中来。
二是通过上述的综合文化之力，形成一个大的磁场，吸引、影响、团结、凝聚全民族全社会之力，为文化繁荣、祖国富强、社会进步服务。”
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之间的亲和力也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凝聚力，它们之间互补性和结构性的结合，使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在相互作用时，从古到今都是谁也离不开谁的。这正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深层内蕴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