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划分为阶段的，一个旧的阶段结来之时，正是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之日。这个更新，可以用“旧桃换新符”来比喻。中华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声中诞生，既标志着中华民族形成阶段的终结，又标志着中华民族发展阶段的开始。今天中华民族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全球化的潮流，中华民族如何应对，既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济济芸芸的中华民族，以其团结、进步、繁荣的风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峨峨于民族之林。在当今国际政治风云变化多端之时，尤其是在民族主义思潮泛起之际，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人民繁荣，在人们了解和认识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历史过程的同时，很有必要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
一、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的“美美与共”
全球化使地球越来越小，使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便捷。面对世界的这一巨大变化，中国各民族如何面对国际社会？在与国际社会交往中谁能代表中国？是人口众多的汉族吗？不是。否则的话置其他55个少数民族于何地？是少数民族吗？也不是。否则的话人口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汉族又作何感想？因此，无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还是国际社会，都应该认同中华民族。对此问题，笔者在本书的绪论中已有论述。现在的问题是要真正实现对中华民族的全面认同，而不仅仅是文化和学术上的认同，不仅仅是空喊几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口号，必须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的匹配，即实现“美美与共”。
民族认同是学术界讨论最多的一个热点问题。关凯对民族认同有一个简明扼要的论述，他认为对于特定民族的个体成员来说，其民族身份有两个来源，一方面为内在的自我认同意识，无论是原生的还是工具主义的，产生于血缘、家庭、语言、价值观以及社区环境和集群行为的影响之中；另一方面为外部认同，民族的外部认同来源于非群体成员对民族成员社会差异的感知，这种差异主要是在文化上，包括语言、习俗、观念与价值倾向、生活方式等。族群认同的主要特征是群体性的共同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或者称之为感情，能够把本群体和其他群体区分开来。现在中华民族的认同正处于一种特殊的过渡状态，即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形成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人们在文化上、学术上、精神上都认同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己十分强烈，所以温家宝总理在中国第一幅月图发表时坚定地说：“中华民族完全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问题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如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建构相匹配，以实现两者的“美美与共”？
而要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的“美美与共”，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发挥国家之只手的作用？而要发挥国家之只手的作用必须弄清“国家建构”的内函和意义。对此问题关凯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看上去，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这个词语象是一个建筑学的术语，是一个人工而非天然的建筑工程。只是建筑这种“国家大厦（building）”的材料，不是具体的钢筋水泥，而是有点抽象的国家政策。”他进一步阐述道：
“国家建构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概念，其行动目标是建构现代民族一国家的个体成员对国家的忠诚与公民意识，解除所有原来依附在皇帝、领主、宗教领袖及其他传统政治权威身上的忠诚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同时，大力推动国家化的公共权威的树立。而这一切，是所有民族国家政治体制得以生存的前提。（国家）引导一国内部走向一体化，并使其居民结为同一民族成员”。
“从表现形式上看，国家建构通常是以民族建构的面目出现的。国家通过在国家主权疆域内实行一体化的公共政策，无论是标准化的文化政策，如统一语言的推广与使用、同一的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与规范）；还是公民教育体系，如同一模式的教育制度与教育内容；以及通过国家制度安排实现的社会再分配制度和补偿性法律体系，将自己疆域内的所有居民纳入国家的控制与文化塑造之中，从而促进一个与国家认同相匹配的“国家民族”的现实形成。全体国民不仅在文化象征意义上被国家仪式、象征物（国旗、国徽、国歌）、民族英雄和历史物质遗迹在感情上连接起来，也在制度上被国家统一标准的制度安排结构起来，如交通与通讯设施、共同市场及其规则、代表国家意志的科层制官僚体系等，从而成为现实的具有强烈感情基础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共同体——一个新的国家化的民族。
公共权威的树立在国家建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国家建构的核心在于树立起轻易不受挑战的高度的公共权威，这种权威主要来源于国民对国家所推崇的价值与规范的道德认可。国家建构所包含的文化象征符号，都具有高度的道德性，一般来说，这些符号（如国旗、国徽和国歌）都象征着国家主权和民族的荣光与自豪。一旦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受到侵蚀，这些符号的道德意义就会降低。而符合国民道德意识的公共权威，如国家所秉持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的审美价值、政治人物的人格、社会再分配制度以及公民化教育的有效性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国家建构。”
在这里，关凯把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的关系讲得很清楚了。国际上的案例姑且不论，殊不知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这样做过，人们最熟悉不过的一个案例就是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时，充分地发挥了国家之手的作用，采取了推行郡县制，筑长城，规定“书同文字”，“行同伦”，“治驰道”，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等一系列措施。这些都是运用政策建构统一的国家，大力推动国家化的公共权威树立的同时，“通过国家制度安排实现的社会再分配制度和补偿性法律体系，将自己疆域内的所有居民纳入国家的控制与文化塑造之中”，使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从而实现了秦王朝与华夏民族的“美美与共”。
汉王朝在“国家建构”也充分地发挥了国家之手的作用，汉武帝采取了创设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郡；实行“编户齐民”；颁布“推恩令”、“左官律”和“附益阿党之法”；颁行五铢钱、均输法、平准法，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华夏民族在滚雪球中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从而实现了汉王朝与汉民族的“美美与共”。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后来的唐、宋、元、明、清都实行了以羁糜制度和土司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的民族政策，以及其他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都是为实现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美美与共”而作的努力。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的这种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其性质是封建主义的。
今天的中国正在世界上和平崛起，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一定要匹配起来，必须匹配起来，国家之手促成两者的“美美与共”，定将会使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中华民族的认同与中华民族历史观
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出现过多元化的民族过程，主要有华夏诸族群聚合为汉族的民族过程，相关族群聚合为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回族、满族、壮族、瑶族、苗族、彝族等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过程，大量少数民族的人口融合于汉族的民族过程，部分汉族人口融合于少数民族的民族过程。所有这些民族过程在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合下，从多元走向一体形成为中华民族。所以无论从历史的纵向度看，还是从现实的横向度看，中华民族既是中国从古到今所有民族的总称，又是中国各民族缔造统一国家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实体，这就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识和认同。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就向人们提出了如何认识中华民族的概念，如何认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昏的形成和发展，如何认识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的关系等问题，这就涉及历史观的范畴。
所谓历史观是指人们对社会历史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就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因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既是对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过程的社会存在在社会意识上的肯定，又是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对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过程整合的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上的肯定。这正是研究和解决中国其他社会历史问题的出发点，正是划分中国社会历史观上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分水岭。所以，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内核，既关系中国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又决定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发展。
三、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战略思路
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树立既是文化自觉的积淀，又是政治认同的结果。
作为文化自觉的积淀是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的共识。从国内来看，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越来越显示出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从国际来看，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两极对峙向多极化的转型，世界民族关系格局的重构，中国各民族必须以一个整体的形象面对世界，也使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越来越显示出对国际交流、世界多元格局的发展的重要作用。而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就是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的共识，这种共识正是中国各民族对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史反思的结果。费孝通先生在提出“文化自觉”理念时就说过：“反思实际上是文化自觉的尝试。”所以，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树立本身就是文化自觉的积淀。
作为政治认同的结果，其实质上是政治认同感的形成。所谓政治认同感，简要地说，就是人民对于政治状态的一种理解和赞同的意向。这种政治认同感就是要教育公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所以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树立又是政治认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