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本身与乔家毫不相关，而且相去八千里。《大》片中的主人有四五个妻妾，而乔致庸家族家规极严，富甲山西，但在哪个封建时代却不准子弟纳妾。“大”片中男主角宿于那一房侍妾院中，院门口的一对大红灯笼就点亮了，那真是小说中才出现的事。乔家故居各院门确也各有一对大红灯笼，红灯笼除年节之外，特别是在乔家企业有新发展时，就会点亮了以示庆祝，这与乔家极重企业经营的理念密切相关。知道了这一情形，不禁为乔氏家族叫屈，乔家大院也许因“大红灯笼”一片而更有名了，却也因电影而损了其值得称道的家风，张艺谋拍电影也许有其追求惟美的一面，但对乔家来说，总是颇有不公之处。
现乔家大院的房屋建筑固然精美奇巧，但是其家风，特别是他们的企业精神与理财传统实在不逊于建筑的特色。‘他们家族在精致的外壳之下，并不是像“大红灯笼”片中所刻画的那样腐败，而是有一个值得现代管理文化研究者加以深入探讨的“理财文化”在作为支柱的家族。
乔氏家族经营商业成功的原因，就像乔家大院的建筑一样，可以从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去了解。先从乔氏家族本身来说，他们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始终维持兴盛，一直到1953年，因为政治形势的改变，以及现代金融业的普遍，才完全歇业，但其家族的伦理规范与教养精神值得探究。乔氏家族发迹之初，以勤、俭、诚、义起家，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经过好几个世代，仍然能维持其家风，这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除去子孙中绝不允许纳妾外，他们家中也绝对禁止赌博。为了使家人有所娱乐，大院中不但花园广阔幽雅，而且有各种运动设备，包括现代化的网球、篮球场，甚至有电影放映室、各种游乐室设施。乔家人治家至严，家长具有很大的权威，对子孙有严格约束，并且非常注重子孙的教育。乔家大院的六院之中，就有一院称为书房院，即是聘请着名业师来专门对子女进行教育之处。乔家教师中，很有几位后来都是颇有成就者。乔家富甲晋省，饮食自然很讲究，但是全家每日只供正餐两顿：上午十时及下午四时，目的即在表现其节俭家风。乔家对待佣仆至为宽厚，所以下人对主人都很感戴，甚至有仆人自愿为顶罪者，这方面已经进入乔家人对人对事的经营理念范畴了。
乔家大院各院的门前都有一对大红灯笼，这些大红灯笼亮着的机会很多，这是因乔家的生意很兴旺，每一分店新开张，每有一新创业，大红灯笼就亮了，告诉家人行业兴旺的情形，而不是主人到哪一院留宿的标志。
乔家有几十个粮油店，有二百处票号钱庄，所以大红灯笼常常要亮着。乔家的企业如此兴旺，除去传统式的家规严格外，最重要的是有一套理财与管理的哲学，这也许就是现代管理学中所说的管理文化了。
乔家的理财经营哲学说不定是一项很值得深加探讨的宝库。若仅粗略而言，有几点是较为重要的。首先是他们在那个时代已懂得财东（也就是资方）与经营分开，他们的企业中每一行号都有一个“掌柜”，也就是现在的总经理，生意一旦交给掌柜以后，乔家财东的任何人都不得干涉，盈亏赔赚都由掌柜者负责，每三年为结账期，到期由掌柜到祁县乔家大院报告经营情形，此时财东才可以提出原则上的意见。因此掌柜者都能充分发挥才能，把生意经营得很好，乔家因而在商业史上出了不少有名的银业家，如高钰、阎继藩、贾继英等人都是清末民初的着名人物。据说当初阎继藩在福州为原主所不容，几乎失业，乔家“在中堂”主人闻讯亲往迎聘，阎氏感其诚意，终身全力为乔家效劳，所以乔家钱庄能成为全国之翘楚。从这情形看来，乔家大院的人不但有现代资方与经营严格分开的理念，而且有知人善用的眼光，这应该是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所致。
乔在中堂的人不但有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知人善用，而且懂得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然后交给经营者去运作。乔在商业行号中对职工的管理极严，不准接眷来店、不准娶妾、宿娼、赌博，不准自开商号、储私放款等等。但是对工作人员也有其鼓励、优厚的一面，他们行号中有所谓“顶身股”的制度，也就是高级职员可依其任职的年分取得不同程度的股权，每三年结账期可取得优厚的股份红利，这可以说已是现代企业员工参与经营的理念了，使职工们视公司如自己的事业，能够尽心尽意去做，不仅结帐期可分得应有的红利，逝世时也可以得到长期的抚恤。另有更特别的设计，那就是分红利也有一定限度，不是把所有盈余都照股均分，而是保留相当分量作“厚成”，也就是增资之意，这样既可以扩大资本，又避免职工因红利分得多而私自发展自己的企业，这种了解中国人“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性格，给予防堵的设计，确是很有“文化与性格”学者的洞察力。
乔家的人除去懂得建立经营制度之外，也有他们一套商业伦理，表现了相当细致而有长远眼光的经营精神，而不是现实、功利、巧取豪夺的作风，这种伦理包括了如下几项他们的座右铭：准备充足、谨慎将事；人弃我取、薄利多做；维护信誉、不为虚假；小忍小让、不为己甚；对待“相与”、慎始慎终等。其中所谓“相与”，也就是互有交往的行号，也许用现在台湾的术语，就是有“交陪”者，都给予非常宽容的待遇，破产者有时不索赔且给予资助，最终得到的是大家一致的拥戴与远播的商誉。
今天，商品大潮汹涌，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山西人决心重振晋商雄风。在晋中的介休，那里的四个农民企业家把焦炭大批量地打入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市场。拥有数亿元资产的李安民，还在美国、日本、香港等地成立了办事处，业务扩大到服装、房产和炼铁等领域。1991年李安民成立安泰焦化有限公司之时，布什总统的助手代表布什发来了贺信，美国众议员等政界商界要人发来了贺电。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山西城乡居民的一些传统习俗正在逐渐打破。中外许多名吃、小吃纷涌太原、大同、阳泉等地，林立的高、中、低档商店和饭店、旅馆把这些黄土高原上的城市装扮得五彩缤纷，山西人开始讲究吃、穿、住了。小伙子、乡镇企业家和乡村干部穿起了西装，打起了“易拉得”领带。尽管不少人把领带打在毛衣外面，但那种走出黄土地、树立现代人形象的心情跃然而出。山西人争先恐后地走出了昏暗的土窑洞，架起了四通八达的航空、铁路和公路交通网。冲破四关的交通网和活跃的现代传播媒介，与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活跃，血脉中隐埋着的祖先遗传的商品意识，正在以新的面貌浮溢而出。
8．徽商的气质及其特性
徽州，亦称新安，地处万山之中，在古代，徽州人外出，通常只能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动辄走上十几里、几十里路。故而，走惯了山间鸟道的徽州人，在平地上也往往安步当车。清儒顾炎武在《肇域志》中曾经谈到，一些徽州人“短褐至骨干，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徒步跋涉数千里晋京赶考，“而吝舆马之费”，旁人一打听，原来家中都是拥赀千万的巨富。这在其他地区的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对徽州人而言，却实在是一种习惯成自然。
在历史上，徽州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的说法。由于地狭人稠，本地每年生产的粮食仅能维持三个月左右的口粮。因此，徽州人颇像希罗多德笔下的希腊民族，“一生下来就是由贫穷哺育的”。为了弥补生存条件的缺陷，他们不得不向外拓展，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就这样，大批的徽州人怀揣几两碎银，夹着《士商要览》、《天下路程图引》，呼朋引友地外出经商了，以致于“无徽不成镇”的俗谚在长江沿线尽人皆知。
在生意场上，徽州人生性俭朴，吃苦耐劳，又善于经营，所以“徽州算盘”的名气蜚声远近。各地的盐业、典当、木材、粮食、茶叶和海外贸易等许多行业，都被徽州人所垄断。其中，盐、当、木商人号称“闭关时代三大商”，获利最巨。
由于无远弗届，见识多广，徽州人的性格特征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徽俗多行贾，矜富壮，子弟裘马庐食，辐辏四方之美好以为奇快。”
徽州人或许并不比历史上出现过的商人更加刻薄或吝啬。从总体上看，他们“虽为贾者，咸近土风”，是一个素质较高的地缘性商人群体。根据余英时先生的研究，当时，儒家的道德规范已深深地影响着徽商的实际行动——文化水准较高的徽商直接从宋、明理学中汲取道德的启示，而一般粗通文墨的商人则依赖通俗化的儒家伦理。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童叟无欺是“天理”，短斤缺两是“人欲”，因此“存天理，灭人欲”，买卖上的绝对公平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能做到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亦即所谓的“良贾”，也就称得上是“良贾而仁义存焉”，更可以理直气壮地发出“良贾何负于闳儒”的呐喊。这恰好印证了王阳明所孜孜提倡的“四民异业而同道”、“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的主张。这样，在“道”的面前，士农工商也就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并没有高下之分。不知这是否就是“商”字形图案所折射出的文化底蕴？
与这种图案相映成趣的，则是一幅相当惹人注目的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这让人联想起《儒林外史》中的一段描述。《儒林外史》第22回讲两个徽州文人牛玉圃和牛浦到扬州河下（徽商聚居区）盐商万雪斋家中：
当下走进一个虎座的门楼，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举头一看，中间悬着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两边金笺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十二张花梨椅子。左边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从镜子后边走进去，两扇门开了，峨卵石砌成的地，循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红栏杆。走了进去，三间花厅，隔子中间悬着斑竹帘……揭开帘子让了进去，举目一看，里面摆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间悬着一个白纸墨字小匾，是“课花摘句”四个字。
《儒林外史》中这家徽商的室内布局，令人顿生似曾相识之感。而西递的这幅对联，则更为直观地揭示出徽州独特的乡土习俗。明代着名学者、徽州人汪道昆就曾指出：
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驰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
做生意是为了牟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博不到功名，就应当“下海”。赚了一笔钱后，为子孙后代考虑，就应当让他们读书。以商养文，以文传家，形成了儒贾之间的良性循环。这里的“毕事晃效，则弛儒而张贾”，可能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涵义，那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几位兄弟都从事举业，那大家只好喝西北风，所以还必须有所分工。这种家庭成员的分工，在徽州地区可能相当普遍。而西递的“桃李园”就是这种分工的一种体现，桃李园建于清咸丰年间，宅院由一贾一儒两兄弟构想、营造而成，分为前、中、后三进，背向序列三间，前进是两兄弟共用的空间，二进为做生意的住居，三进则系儒者所居。跨进居室，那屋梁上的斗拱、雀替、驼峰，楼层的栏板、柱棋、莲花门，天井四周上方的檐条，石墙旁的屏门隔扇，以及窗扇下方的花台、栏杆等处，目之所见，处处都是雕镂精细的木、砖、石三雕。二厢房用屏门组成，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漏窗上的图案，称为“冰梅图”——相当多的爿梅花落在一方方冰裂纹上，除了令人叹为观止外，它还寓意着“梅花香自苦寒来”，严冬将尽，读书人“十年寒窗”，终于金榜题名，一鸣惊人。这种“冰梅图”，在徽商住宅中所见极多，处处烘托出“贾而好儒”的气氛。
在徽州，“十户之村，无废诵读”，是个一点也不夸张的说法。在明清两代，徽州人在科举上的建树令人刮目相看。据不完全统计，从1647年至1826年，徽州府产生了519名进士（包括在本地中式和寄籍他乡及第的），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六名。在此同时的180年间，江苏省产生了一甲进士94名，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进士59名，有5名是徽州人。在徽州当地，“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的科举故事，多得不胜枚举。在现存的明清民居中，有不少就是科第阀阅的旧家宅院。
“大夫第”是清初的官宦故居。在临村街墙上，悬空挑出一座小巧玲珑的亭阁式建筑。这座悬阁危楼，上书“山市”楼额，原本是主人怡情养性、凭栏观景用的。据当地村民告知，每当春天，遍野的映山红煞是好看，于此远眺，真有“山花若市”之感。可惜的是，就在数月前，不知是谁心血来潮，将之改建成“抛彩球，选佳婿”的“古绣楼”。据说，这是为了开展“民俗旅游”。古为今用，原本亦无可厚非，只是先前古朴典雅的亭阁，竟被漆成猩红色，在粉墙黛瓦的西递古巷道间，多少显得有点不协调，仿佛小镇美人的招摇，颇令人联想起方鸿渐所痛恨的那种“落伍的时髦”。
在历史上，徽州各地有的是望夫楼，有的是女祠，却绝不会有临街的绣楼。在明清时期，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根据徽州俗例，男子到16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因此，年满十二三岁就得完婚，然后外出经商。从此，萍飘蓬转，有时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返乡省亲。绩溪人胡适先生曾回忆说，徽州当地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俗谚，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据说，曾经有一对夫妇结婚才三个月，丈夫就出远门做生意，妇人以刺绣为生，每岁积余羡易一珠以记岁月，称为“记岁珠”。后来丈夫还乡，妇人已经死了三年。启视其箧，积珠已二十余颗。年届青春的少妇，丈夫长年外出，“茫茫长夜何由彻？”寂寞的妇女，每当夜幕降临，面对空荡荡的深宅大院，有的将一把铜钱抛在地上，然后再一个个捡起来；再把它们撒开，再一个个拾起，如此往复，直到精疲力竭，直到东方泛出鱼肚白，直到青春少发熬白了头。迄至今日，在昔称“程朱阙里”的徽州大地上，依然矗立着许多错落有致的大小贞节牌坊，历经数百年的凄风苦雨，似乎仍在无声地诉说着很久以前思妇的寂寞与辛酸。
由歙县到深渡的公路，这在历史上曾是徽州人外出经商的一条主要通道，在《天下路程图引》中被列为“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程”。当年，不知有多少“芒鞋跣足”的徽州人从这里走向前途莫测的商场。据说，徽州人所做的买卖相当之多（当时有“无徽不商”的说法），但有两样东西是最为忌讳的——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是“回乡”，“萝卜”则意味着“落泊”。所以直到今年，徽州地区仍然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徽州商人心里慌，怕卖茴香萝卜干。”当然，或许是有太多太多的徽州商人在异乡卖起了萝卜干，所以除了牌坊外，徽州人还设计出独特的女祠，将守节的妇女牌位供奉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