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外貌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黄河作为滋养华夏文明的生命之源，黄河流域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而恰恰位于这个流域内的河南省，其人文历史，又契合地与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历史一样地悠长。“老庄哲学、程朱理学在此发源，儒、释、道文化在此繁衍兴盛，仁义礼智信在此像黄河水一样淳厚绵长。”
因此，有人说，河南人是“中国人之中的中国人”——更加纯粹的中国人。而纯粹的中国人却由于岁月的磨练，已然没有了更多的棱角。
河南人的外貌特征：棱角不很分明的脸庞，他们缺少广西人那种特异性的眉骨和颧骨，也没有南方人的那种纤骨，但同时也不拥有东北人的那种粗壮的骨架，河南人被放在了一个中间的状态。
2．性格特点
在历史上，河南省曾长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长期作为天子脚下的臣民，以及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日益浸润，铸就了河南人忠诚、淳厚、倔强及刚柔相济的自然天性，同时也形成了河南人崇尚礼义、忍辱负重、谦虚谨慎、重丧谨婚、俗好吉祥、尊老爱幼、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等特有的伦理观念和传统习俗。河南人待人接物大都朴实厚道、热情好客。虽然内带几分倔犟，但性情豁达开朗，具有乐观向上、心胸开阔的秉性。
但是，近些年来，河南人的名声似乎是没那么好了。“河南紧邻山东，似乎没有山东人的质朴爽快，却有山东人的粗野俭啬；南接湖北，没有湖北人的精明能干，却有湖北人的奸诈滑头。”河南人的名声怎么就坏了呢？这要从河南的流民说起。
河南人曾被称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当然在中国最早赢得此称号的是安徽人。由于贫困，常逼得安徽人离乡背井，四处漂泊，安徽灾民往往靠沿街窜巷地卖艺为生，全靠自家的本事吃饭，而河南灾民则不然，他们往往以乞讨为生，利用人们的同情作为赚钱的手段。就是这种不费力气的“嗟来之食”，却让～小部分的河南农民发了家。他们有的人靠乞讨得来的钱财买了彩电、建了新房，更有不济者则靠抢、偷、骗，来取得不劳而获之利，正是这种流民生活培植起了一些刁民的习性，对河南人的名声影响至深。致使人们提到河南人，总是联想到“刁滑”、“无赖”、“凶悍”、“肮脏”等恶习，这些看法并不完全公平，少数并不能代表全部，其实大多数的河南人仍然有着良好的品格。
3．与河南人交往的方法
河南长期以农业为主，自古农耕经济就相当发达，大多数人抱有“重耕稼、鄙商贾”的观念。中原人崇尚男耕女织，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造就了古朴厚道的民风和自然亲切的乡情，但也养成了顾家恋乡、安贫乐道、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封闭保守意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古旧的小农意识正被逐渐淡化，河南人不再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田园式的家庭生活，他们正受到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同样他们也积极投身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参与市场竞争，发掘内在的商业潜力，重塑河南人的形象。
在与河南人交往时，要了解他们往往是很好的助手，他们忠诚、谨慎而且恪守己责，但是同时他们也缺少一些开拓创新的精神。
4．种族源流及特性
历史，是展示给后世人们的一种文明记录。然而，罄竹难书。那被记录在竹简的往往仅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碎片或是零星一瞬或仅是一个结果，而隐在那些瞬间背后的故事，或许才是人类真正的发展历程，因此想像失传在那些瞬间背后的故事，也许才是更真实的历史。
河流是人类生命之源，因此人类最早大都起源于大河文化，之后才逐渐地向海洋文化转移。那么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人类在大河文化鼎盛时期，炎黄子孙在黄河两岸的繁衍生息该是多么的繁荣。而位于黄河两岸洛河之滨的河南又该是怎样的一块富地。那时的河南可是整个华夏民族政治文化的中心，河南人更是走在了华夏文明的前沿，独领风骚，引导着天下的潮流。那时的河南该是全国人们的向往之地吧。
河南位于中国的中心部位，因此也被称为“中原”，古语中“逐鹿中原”即显示出其在地域上的重要性，“占领中原，辐射四方”成为古代政治家和当今商家的立身安天下的出发点。走到河南，也就意味着来到了天下的中心。于是占领中原也就成了占领天下的重要标志。商周时代的君王时常发出“天保未定”的感叹，将都城定在河南一带也证明了当时的人们甚至认为这里就是宇宙的中心。即使从今天来看，中国两条主要铁路大动脉京广线和陇海线即在河南省会郑州交汇，从这里到全国的大部分地区的距离都基本相等，特别是在交通、通讯日益发达的今天，河南的信息更是可以迅速地传递到四面八方。河南便因地域的原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另外，由于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解放前河南也是水旱灾难以及战乱时常发生的地方。曾经有人统计，历史上发生在河南这块土地上的战争甚至超过了发生在华夏疆土内其他地区的战争的总和，多灾多难的河南如同多灾多难的中国。同时，“南来北往、三教九流在此汇集、交流，君臣、官匪、流民以及“东邪西毒”们在此安营扎寨，传统中国人的性格、品行在此形成完善。忠厚也罢，愚昧也罢，聪明也罢，狡诈也罢，这就是中原人，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也是全体中国人剪也剪不断的根。尽管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但中国人品性的DNA都是相仿或一致的，每个人身上都有河南人的影子，当然也包括河南人‘德性中的优点和毛病。用着名作家张宇先生的话说，‘河南人是中国人的娘，由此河南人与生活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们千丝万缕的关系可见一斑。
［附记］反思“河南人惹谁了”
一本《河南人惹谁了》，在社会上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了替河南人申诉、辩解的最强音。该书不仅列举了歧视和丑化河南人的各种现象，包括各种段子、各种实际生活中的歧视行为，“更主要的是它从人性、经济和文化多种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其作者，也同时是河南人的马说不无愤慨地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河南人是代表全国所有不发达地区的人民在受到某些大城市人的歧视！”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河南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容易挣抢，更容易放弃。特别是到了现代，沿海开放了，西部开发了，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仍处在挣扎生活的边缘，固守着农业的发展。“本来生存空间就比较狭小，再加上各方势力的‘你方唱罢我登场，造成河南人像墙头草一样。自古对河南人来说，生存都是第一位的。这些不是发达地区的人能够体会的。”有人说：“河南人的名声不好不是现代才有的，自古就有，穷是很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惟一的原因。”
“2001年，河南全省人口达到9256万，大致相当于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六个省区的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14％。在劳务输出方面，2001年甚至突破了680万人。这680万河南人散布在各个城市里，每一个人都代表了河南。
“河南GDP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中排名第五，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4．9％，列全国第18位；人口达到全国总人口的7．14％，面积只占到1．74％，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54．3人，每平方公里比全国多出419人。人口素质不高，结构也不合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全省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和高中文化教育程度的分别为937人和1115人，还有一点就是，省内众多的优秀人才纷纷涌向省外。”
在广州读经济学研究生的薄涛对河南穷的看法是：“河南人是穷，但并没到所表现出来的如此穷的地步，因为抠门，所以显得特别穷。”河南跟宁夏、甘肃相比并不穷，人均第18位的经济排名使得河南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但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由于河南人口多，底子薄，转型慢，发展空间有限，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经济一直不景气。于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少数在政治上习惯于搞“假大空”的河南人，开始把这一套转向了经济领域，干起了仿冒假劣、自取其辱的勾当。近几年，仅在省会郑州市，就发生了好几起如“三星”、“三读”之类的集资诈骗案，总金额有十多亿；连红火一时、声言要与“麦当劳”决一雌雄的河南“红高粱”的老板，最终也沦为集资诈骗案犯。抢劫银行的大案要案河南出得最多，而且一出手就是惊天动地的大案。近几年毒米、毒油、黑心棉等黑心案均出自于河南，而这些伤天害理的大案要案，都是“有本事”的敢干敢骗、敢作敢为的河南人干的；有些孱弱无能、没本事的河南人则靠卖血为生，养家糊口，结果闹出了震惊中外的艾滋病村，毛泽东诗词中“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旧日场景，居然在今天的河南出现了。
诚信是为人之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都说河南人毫无诚信，骗子最多，这是历史记录在案的。想当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就是河南人，还差一点儿黄袍加身，骗得一个“中华帝国皇帝”。建国以来，河南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试验田和重灾区，几乎成了“假大空”的发源地。以“反右派运动”为例，全国被扩大化戴上“右派”帽子的总计55万人，而一个河南省竟有三十多万人被打人“另册”；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于河南遂平县的岈山，三面红旗就是从河南大地升起的；“发高烧、升虚火”，亩产量几千、几万、几十万斤的浮夸风，河南吹得最厉害，所以“左”祸也为害最烈，因饥饿引发的非正常死亡就达到几百万；即使这样，河南人还嫌不“左”，在“反右倾”运动时，竟把说了几句实话的省委书记、副书记统统打倒，戏称“潘（潘复生）、阎（杨珏）、王（王庭栋）”，这在全国都实属罕见；文革期间，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就出自于河南人（聂元梓）之手；内乱最甚，依附“四人帮”者最多的也是河南，“九大”时，竞有近十个“造反派”进入中委，当时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可河南却红得发紫。也许，这都是历史，暂且可以忽略不提。
在毫无诚信的背后，必然伴随着法制的腐败。大骗子胡万林的最后活动地，为何要选择在河南？因为这里有他行骗的适宜土壤。北京中关村为什么会出现“河南骗子，严禁入内”的警示牌？还不是因为吃亏上当的人太多了。河南南部有一个县，外出人口达十几万，每年因坑蒙拐骗、杀人越货而被判处死刑的就有几十人。河南人的形象到了如此地步，河南人却依旧与“左”的情结缠绕不清，在河南，到今天为止还保留着全中国独一块唱“语录歌”、学“老三篇”的红色实验田，这种现象无论其动机如何，起码也不能称为与时俱进吧！
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必然会显得安定一些，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法制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的，法制是死的而人却是活，用一个无生命的东西来限制和规范有生命的人，可想而知它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多么的有限。在一个文化道德发展得较为健全的社会中，法制并不是惟一的人们行事的准则，真正的准则应是诚信。诚信是存在于你我心中一种无形的法则，在这个法则中蕴含着道义、责任和爱心。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道德教育，建国后发动的一系列思想文化的批判活动，并没有将人性中的自私、利欲铲灭干净，反而将“潜规则”玩得更加得心应手。运动永远没有榜样那么有说服力，如果一定要将河南的问题归因于农根情结，那么，并没有证据证实农根文化与现代化完全背离。石破说：“不要重塑，要改进。河南也在一步步开放，只要真能看出问题，而不是摆样子，河南的问题已经算开始解决了。真正的河南人是质朴的，善良好客的。我们不用告诉别人，而是让对方自己感受。做而不仅仅是说。”
黑格尔说：“社会生活走着自己的路，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一个优秀的民族必须自省，不断地在自省中看清自己走着的路，有时候这比改变它更有意义。在这一点上，任何人都无法脱离于河南人，你能对一个外国人说，这个河南人长着一张不是中国人的脸吗？关于诚信，在中国并不仅仅是河南人的问题，以诚信为本是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应时刻铭记在心的行为准则。
要问河南人惹谁了，其实，河南人只是惹着“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