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鼎年
我是一个出生于吴依软语的江南小镇的学生娃，属于书香门第，我的祖上曾为清代皇室御医，我的祖父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我的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我从小对书有特殊感情，如果不是政治风云变幻，我很可能初中而高中，高中而大学，甚至弄顶博士帽戴戴。
我做梦也没想到，包括我的父母，我的家人同样做梦也没想到，我会被命运抛向煤矿，抛向微山湖畔的一个煤矿，而且一干就是20年，整整20年啊，几乎是我青春的全部。
记得那是1971年的暮春，当时我高中毕业，我弟弟初中毕业，学工学农近一年的我们依然处于待分配阶段。由于我与弟弟背负着海外关系的十字架，将来的命运如何，实在无法预料。
突然，有消传来，上海要在江苏建一煤炭基地，因这煤炭基地在江苏境内，所以要招一部分江苏的工人。那时，我对煤矿所有的认识就是源于电影《六号门》的印象，实事求是地说，对煤矿的印象只能用“恶劣”两字来概括，但不管怎么说，总是工矿，是工资有保障的企业，与插队，与去建设兵团不能同日而语的。况且据内部消息，县城里只10个名额，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
当时，我们两兄弟中必须有一个离乡背井，这才能保证另一个分配在当地工矿，我是为兄的，总不能自己留下，让我弟弟外出吧。于是我报了名，把当地工矿的名额留给了我弟弟。
记得录取通知是1971年6月26日收到的，7月8日起在苏州望亭培训。那时来招工的一位负责人给了我们三个保证：1．保证不下井；2．保证不是当大菜师傅；3．保证是机电方面的工种。望亭我没去过，但我知道，望亭最有名的是电厂，这符合三保证中的第三条，我们高高兴兴，满怀希望去了。谁知车子过望亭电厂而不停，停在了离电厂数百米外的一家粉尘飞扬的厂门口。下了车才知道，这是望亭电厂的附属厂，乃粉煤灰制造厂——天呐，所谓机电方面的工作，竟是制砖厂。那一刹那的失望与沮丧是可想而知的。有人当场哭了，大有受骗上当的感觉，大家的情绪极其低落。我因为对煤矿已有了六号门式的类比与想像，所以思想上早有了最坏的打算，也就无所谓失望不失望，再说，我在报到后，就被任命为了苏州地区新工人班的班长，我自然得拿出点样子来。
那时的新工人确实老实，分工竟没一个人吵一个人闹的。回忆起来，那次只我与上海新工人班的班长黄文虎等少数几个干维修钳工、化验员与车工等，大部分都是上三班制的操作工。可能我是高中毕业生，高中时又是“五好战士”，故安排我当了人人羡慕的维修钳工。这本来是件好事，哪知因此给我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冤案。
大约培训两个多月后，临时宿舍发生了一次失窃，多数人的旅行包拉练被用老虎钳绞断，钱与粮票等被偷。因为是早班下班后发现的，因为只有我是维修钳工有老虎钳，只有我是日班中午回来过，而我没被偷掉东西，也只有我认定是外来作案，结果被他们怀疑我作案嫌疑最大。正巧国庆节到了，失窃者提出不破案哪个也不能回家。我那时年轻，不懂避嫌，加之思家心切，我说：“你们不回去，我没意见，我车票买好了，我是要回家去过节的。”
没想到。这一来嫌疑更大了，被认定为转移赃物。我呢，是贼不做心不虚。假期一到，提包就走。等我国庆假期回来，怀疑已升级了，宿舍墙上贴出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幅标语，有几个被偷东西多的，恨不得要揪斗我。但终因无凭无据，领导也不能凭一面之词下结论定案。最后撤了我班长之职，提前结束了培训。
大约过了近一年的时间，望亭电厂方面传来消息：他们破获了一个偷窃集团，据他们交待，偷培训新工人东西那案子也是他们所为，直到那时，我才算彻底洗刷冤屈。当时对我十二分怀疑，说了许多难听话的都来向我赔礼道歉。我说赔礼道歉无所谓，只要你们听一听我一年前写的日记就可以了。我把他们召集起来，拿出我的日记，我当众朗读了我那几日的日记，算是出了一口冤气。
这后，我又被任命为青年班班长。那时厂房刚造好，设备还未安装调试完毕。众所周知，砖厂要堆场。厂里有一领导突发奇想，说矿里打煤井打上来的矿泥见风就硬，如果运一些来铺堆场，岂不又省钱又好。
领导一发话，我们就只有干的份了。当时还展开了竞赛，我们是青年班，实力应该是最强的，岂能落后。但我没想到我们车到姚桥矿装矿泥时，班里那些小伙子一个个都碰到了在矿上干的同乡，这同乡一拉，这个去了一小时，那个走了两小时，干活剩下没几个人了。我是班长我不能走，只能一个顶两个，甚至顶三个干，那些矿泥是湿的，死沉死沉，要一铲铲甩上翻斗汽车，可是个力气活儿。还好，我儿时是有名的顽皮大王，学生时代又练过举石担，练过甩石锁，练过气功，练过拳，有“小钢炮”的外号，可身本再好，突击一阵还能抗得住。连着几天，每天这样，铁打的人也吃不消呀。但不卖力干，我们班就落后了，为了要面子，争第一，我只好拼命干，几天下来，我的腰累得都直不起来了，身子像散了架似的，也算老天帮忙，下雨了，运矿泥堆场停了下来。雨过天晴后，才发现，那些见风就硬的矿泥，还有个特性就是见水就软，雨后的矿泥堆场，一踩一个深脚印，根本不能当堆场。我们前功尽弃不说，还赔上了我的腰。后来，每逢阴雨天我的腰就酸得如断了一般，连弯下腰扫地都不行。医生这样形容：就像一只水缸，有了裂纹。现在箍好了，只是裂纹仍存在，不碰不动不要紧，一动一碰就散架了……
这腰伤一直折磨了我10多年，幸我坚持做鹤翔桩气功，坚持锻炼，后来才逐渐好转。
1973年时，我因工作卖力，被电厂的领导看中，调了过去。年底时，矿里办文艺创作培训班，我又被抽了去，阴错阳差，我还被任命为文艺创作培训班的负责人。这一来，我学校里喜欢作文的爱好被发掘了出来，我写诗写小说写曲艺作品一发而不可收。培训班结束后，我被留在了矿文体办公室，算是借的，这一借就借了好几年。前后我负责了矿里的6期文艺创作培训班，一起参予编辑了矿里的《采光》杂志。
那几年，矿里为了让我安心在文体办公室上班，特地向冻结队借了一名钳工顶替我在电厂上班。
那几年，我很是自由，厂里认为我已被上级部门借去了，不来管我；矿里呢，因为我是借来的，总两样的。因有时间，我得以读了不少书。又因外地来的文艺界、新闻界、文化界朋友都让我参予接待，我得以认识了不少文化人。因接待，我陪这些文化人去泰山就上了四回，曲阜去了十多回，无形中开扩了我的眼界，提高了我的识见。
矿里比较重视职工文学创作，我沾了既是煤矿又是电厂的光，煤矿系统与电力系统的笔会我都有机会去参加，使我结识了不少当时煤矿与电力系统的写作高手，如谭谈、刘庆邦、孙少山、孙友田、王恩宇、梁瑞郴、向春、蒋法武、毛守仁等等，这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不能不说是个刺激与激励。
如今，一晃我调离煤矿调离电厂第11个年头了，但我仍很怀念当年煤矿、电厂的工友，怀念当年一起爬格子的文朋诗友。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微山湖畔的大屯煤矿看看，到大屯电厂看看。当年的文朋诗友只要还在写，只要见到他们作品，我都会认真拜读，毕竟这中间有着割不断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