侈靡之风不仅在宫廷和大臣第宅里鼓荡，还通过地主阶级扩散到其他阶级和阶层中去，甚至连那些为政清廉、崇尚名节的官僚士大夫也不免受其染习，如杜佑、白居易、李德裕等人，亦竞相以“广陈妓乐”，购置“竹木池馆”，追求“树石幽奇”为乐。《旧唐书·杜佑传》；《白居易传》；《李德裕传》。其余“贵官清品，溺其赏宴而游，不惮清议”《旧唐书·王锷传附王稷传》。者，更是不乏其人。在上层集团这种生活风气的诱导之下，豪饮、嗜赌、雕饰、厚葬等奢华之习尚极盛一时。如“长安坊中，有夜栏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唐语林》卷二《政事下》。游乐活动通宵达旦地进行。各地夜市中，酒肆娼楼是生意最兴隆的行业之一。长安“两坊市间行不事家业，黥刺身上、屠宰猪狗、酗酒斗打，及僦枸关节、下脱钱物、樗蒲赌钱人等”，张邻：《唐代的夜市》，《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辑。多有所见。长安妇女侈于服饰，头梳高髻，耳坠步摇（耳环），还配以纱披（肩巾）。长庆中，京城妇人首饰，有“以金碧珠翠，笄栉步摇，无不具美，谓之百不矢。”《唐语林》卷六《补遗》。“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唐国史补》卷下。奢侈之风延及一般城市居民中，就连时人也不得不感叹“人杂五方，淫巧竞驰，侈伪成俗。”杨虚受：《请戒恶钱》，《全唐文》卷二七九。可见中唐之后的社会风俗奢靡到何等程度。
奢靡风气有其生长的基础和社会条件。人有追求享乐的天然欲望，在毫无节制的情况下，这种欲望会愈益强烈。社会经济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总是不断增长的，因此，享乐欲望的增强不一定是坏事，但如果其增强幅度大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就成了对社会有害的奢侈。这一道理人们很早就知道，所以戒奢崇俭一直是一个严格的道德规范。但道德的约束常常抵不住享受欲望的冲击，每当封建王朝从动乱走回平定，从萧条走向繁荣时，奢靡之风便悄然而兴。在唐前期就已经呈现了这一过程。武德、贞观时，天下俭朴。高宗武后至玄宗朝，奢侈之风便愈益浓烈。神龙二年，有敕云：“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磬。”《唐会要》卷三四。这反映官僚中畜女乐者很多，逾越了旧制，故申明制度加以约束。但事实上没起什么作用。天宝十载九月，又有一敕云：“五品以上正贞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展欢娱，行乐盛行，覃及中外。”《唐会要》卷三四。这里就放弃了女乐人数的限制，说明官僚普遍畜养女乐的潮流已无法控制。这只是一个说明奢靡之风渐长的例子。奢靡之风的膨胀必然破坏生产与消费的平衡，破坏社会关系的稳定，从而使封建统治受到强烈的冲击。
3．胡化
隋唐两代是继承北朝的政权，李家更是胡化的汉人。李唐皇室是有唐近三百年政治统治的核心。这一核心本身就是胡汉混血的产物。从李渊之父李日丙开始，连续三代与鲜卑族人结婚，故唐初几个皇帝均是混血儿。即李日丙与独孤氏生商祖李渊，李渊与窦氏生太宗李世民，太宗与长孙氏生高宗李治。从生理遗传角度分析，每通婚一次，双方所生后代的血统就混杂一次，假定李日丙的血统还属百分之百的汉族的话，那么李渊的汉族血统就只剩二分之一，李世民为四分之一，而李治只留八分之一了，可见，李唐政权虽号称汉族政权，实质上是胡汉混血儿在统治，无怪乎朱熹发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朱子语类》卷一一六。的慨叹。
上层如是，下层亦然。李德武妻尔朱氏；元宽夫人荥阳郑氏；寂照和尚“俗姓庞氏，父诠灌，母窦氏”；郭思谟妻元氏；白道生“其先呼韩之宗”，显然为匈奴之裔，他娶西域康氏；元子上妻郑氏；宇文琬妻赵氏，等等分别见《旧唐书》卷一九三；《全唐文》卷六八0；《金石萃编》卷一0七、卷七三、卷九三；《千唐志》；《八琼宝金石补正》。实际上，唐内地人胡汉通婚蔚然成风，在正史笔记、小说、墓志、诗词、野史、杂记中大量保存着有关资料，上述仅为数例而已。
这种朝野上下的胡汉混血，使得唐朝的基本文化虽然仍是华夏衣冠文化，但风俗习尚，生活方面不免杂有胡风。“这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41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于是，混血促进了新的复合型风俗，即非汉族统治时大汉族主义色彩浓厚的风俗，也不是胡族统治时排斥汉风俗的胡族风俗，而是指一种一扫上述两种弊端，兼采汉胡风俗的兼并包容的新型的汉风俗圈，它既保持了汉族传统风俗体系的主导因素，又充分吸收胡族风俗生机勃勃的内容，使胡汉风俗文化互补共化，从而孕育出中华风俗文化绚丽多姿、争奇斗艳、恢宏灿烂的新面貌。
尽管新型的汉风俗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但仍可将其分解，发现其中胡族风俗所占有的份量。例如，太宗所迷恋的马球、玄宗所倾心的羯鼓，西域乐舞进入深宫禁苑，这仅是表明统治集团最上层对胡族风俗的认同。而实际上，寻常百姓之家好“胡”的热情并不亚于上层阶级。胡医胡药流行于城乡各地，大食宝刀、中亚锁子甲武装了大唐骁骑、沉香木、于阗宝石装帧着贵族住宅卧榻，西域幻戏演出于街衢巷里，俗讲变文融入了中国的民间文学，西域油画技法丰富了华夏画苑；梵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藏文、于阗文丰富了中华语言，尤其是方言俗语的宝库；障车、催妆、跨庐、环临等胡族婚俗为唐人接受，火化之类的丧俗也为人熟识……
唐初，汉人一反士大夫阶层（尤其是进朝士大夫）那种“崇文鄙武”的风气，无论男女都具有前所未有的尚武精神，此亦胡风之沾染。好骑即为当时普遍的社会时尚。《旧唐书·舆服志》载曰：
有唐以来，三公以下车辂，皆太仆官造贮掌。若受制行册命及二时巡陵、婚葬则给之。自此以后，皆骑马而已……
景龙二年（708年）七月，皇太子将亲释奠于国学，有司草仪注，令从臣皆乘马着衣冠。太子左庶子刘子玄进议曰：“古者自大夫以上皆乘车，而以马为騑服。魏、晋以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驾牛车，历代经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广北征，解鞍憩息；马援南伐，据鞍顾盼。斯则鞍马之设行于军旅，戎服所乘，贵于便习者也……自皇家抚运，沿革随时。至如陵庙巡幸，王公册命，则盛服冠履，乘彼辂车。其士庶有衣冠亲迎者，亦时以服箱充驭。在于他事，无复乘车，贵贱所行，通鞍马而已。
这说得很清楚，唐代王公百官，除了陵庙巡祀，拜受册命，婚丧大礼须乘车之外，其它时候外出，皆为骑马。平民百姓，也多骑马。骑马成为唐代社会主要的日常交通工具。而这种社会风气之形成，是受到了北朝好武的胡风的影响。
还有，史称开元末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女士皆衣胡服。《旧唐书·舆服志》。妇女蔽面之俗的转变，更为其中一端。唐以前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至玄宗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轻便胡帽，靓妆露面；士庶竞相仿效，如有着帷帽过市街者，必为瓦石所击。不久，妇女之骑马者，又变为露髻驰骋，不复戴帽，甚至穿着男子的衣服靴衫。刘岱主编：《中国文化新论·社会篇》，第165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此外，唐人对女性的审美观似乎也因习染胡俗，而由魏晋时期的尚纤瘦，转变为尚健硕丰腴。前文提及的隋唐婚嫁习俗“开放”之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胡风的渗入所致。唐皇族中常常出现后世所谓的乱伦之事。如高宗以其父太宗的才人武则天为昭仪；玄宗以其子寿王妃杨玉环为贵妃；肃宗女郯国公主竟嫁其舅父张清。1955年咸阳底张湾出土的贞元三年《大唐国郯国公主墓志铭》曰：公主系为`“肃宗孝感皇帝之女，今上（德宗）之姑……出嫔于外驸马都尉范阳张清，即玄宗之表侄，肃宗张后之爱弟。”这与鲜卑、突厥及其他少数民族“妻后母”等习俗有相通之处，或说是这一习俗之变异，如同《朱子语类》所曰：“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4．务实
隋唐文化之所以光辉灿烂，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弥漫全社会的务实精神。隋唐不论是对前代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都是立足于自身主体文化的需要，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譬如唐朝对外国文化的借鉴，引入多是乐舞、宗教、医学、天文历法、算术、珍宝器皿、饮食、建筑雕刻等内容，具有选择式、互补式的特点，总体上与自身学术文化发展的轻重比例相协调。而北方少数民族原始、野蛮、古朴、实实在在的文化精神的渗入，也为当时的文人志士摈弃魏晋时期的玄想、清谈之风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鲁迅在《坟·看镜有感》一文中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被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鲁迅先生的精辟论断指出了文化交流中大胆的务实的拿来主义是汉唐文化繁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隋唐风俗的务实特点，首先表现在此期的风俗已基本从前期的禁忌、迷信、祓禊、禳除的神秘气氛中解放出来，变得更为现实、务实，成为引导人们娱乐、享受的日常行为规范。
以节日风俗而言，在元旦，爆竹不再是驱赶鬼魅之手段，“辟辟叭叭”的响声已象征着欢乐与热烈，“驱傩”转化成街头演出的小戏。元宵节祭神灯火变成了赏菊盛会，上已节祓禊为踏青所替代。节日还是人们饱享口福的良机，大多应节食品在隋唐都已变得精美可口，它们已不再用来取悦神鬼，而是供人自己享用的。大量的体育活动也出现在隋唐人的节日里，荡秋千、放风筝、蹴鞠、打马球、拔河、射箭、走马、游猎、斗百草、斗鸡等等，形式多样。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许多节日风俗已向娱乐型转变，但远不及隋唐变得这样彻底。
务实确是隋唐两代带有普遍性的生活准则和时尚。张亮采在《中国风俗史》“科举之观念及仕宦之现影”一节里，列举了“好尚文词”，“崇重门阀”、“重视进士”及“钻营舞弊，不顾廉耻”四个方面的社会现象，这些都是在科举制度影响下形成的另一种务实的风习。岑仲勉《隋唐史》曰：“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岑仲勉：《隋唐史》（下），第681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而娶名家女并非只为图虚名。按理当驸马是最能光宗耀祖的，然而当时许多士子以做驸马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公主骄恣，不守妇道。《资治通鉴》卷二十八载曰：宣宗女儿万寿公主下降郑颢，一次颢弟岂页患有重病，而公主却在大慈恩寺看戏，帝闻知后勃然大怒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家为婚，良有以也！”《中朝故事》也有“缙绅子弟皆怯于尚公主”之记载。根据唐代名将郭子仪之子与升平公主的故事改编的戏剧《打金枝》，生动地展示了唐代公主骄纵，驸马受气的生活画面。唐朝士族子弟冀希门庭考悌和睦，自己科举仕途坦荡，妻子贤淑柔顺，而不以娶公主为荣，显然，这也是有唐一代特有的务实的社会风俗现象。
还有一个典型的颇有说服力的文化现象是“隋唐时代的人殉处于全面衰微或消失的状态”，可以说是“基本上不存在人殉习俗。”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第250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这与其之前之后的各朝代迥然不同。之所以如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时风行务实的生活习尚。人们着眼于现世，沉醉于现世，狂热地寻求长生不老，而不去梦幻虚无缥缈的来世，重生轻死。这大概也是当时道教能为世人普遍接纳、尊奉的原因所在。
隋唐的宗教习俗，是在当时务实精神的感召下而风靡于世的。在宗教文化中，唯道教最备一种现世务实的内在精神，它追求入世，现世享受，推行“长生术”、“房中术”、“轻举术”、“神仙术”等，与信奉轮回思想的其它宗教不同。因此，道教在隋唐两代，得到统治者的热心提倡。这种倡导，也是出于统治者“惩罪劝善”、“训导氓黎”的务实需要。唐玄宗曾说：“朕粤自君临，载弘道教，崇清静之化，畅玄元之风。庶乎泽及苍生，时臻寿域。”《唐大诏令集》卷六七。他认为：“道教之设，淳化之源，必在宏阐，以敦风俗”，《全唐文》卷三九《加应道尊号大赦文》。从而使民风淳朴无争，“清静”无欲。
隋唐两代幅员广大，“需才孔多，政治上则尚制度，重才略，而文学、艺术、儒学、亦兮途发展，不可以一道求也。”邓子琴：《中国风俗史》，第116页，巴蜀书社1988年版。其时风俗何尝不是如此。以上四点并不能涵盖隋唐风俗的所有特征，只不过它们是最具普遍意义的罢了。
四、隋唐汉族风俗学史情况
隋唐的风俗历史资料，数量比以前各代增多了，内容也更为丰富。不论是官方主修的史书、政书、类书、志书，还是民间杂记，以及佛道二教的典籍，都记录了大量有关当时的风俗文化现象。
1．史书、政书和类书对风俗的采录
唐人修撰的史书至今大多佚失，传世的只有《隋书》、《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顺宗实录》等，后人修纂的史书则有《旧唐书》和《新唐书》。
《隋书》于唐初修成于众史官之手，由魏征主修，颜师古、孔颖达等人协助，共85卷，其中的“十志”涉及到隋朝以及隋朝以前的风俗，对当时礼仪、服饰、祭祀、婚姻、丧葬、娱乐等方面风俗事象的记载较为详细。如卷十四《音乐》载：“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卷七《礼仪》中记载时人祀煤习俗曰：“隋制亦以玄鸟至之日，祀高煤于南郊坛。”《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顺宗实录》，分别由温大雅和韩愈修撰，成为研究隋唐风俗珍贵的原始素材。
《旧唐书》，乃五代后晋官修史书，共200卷，记载始自唐高祖武德之年（618年）至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年），共290年唐代的历史，所涉及的民俗内容包括婚丧、禁忌、宗教、服饰、市场、歌舞、棋弈等，叙事多比较具体，保存了不少原始资料，如卷九四《卢藏用传》所载《析滞论》一文，从批判当时流行的一些物忌迷信之角度记录了许多禁忌习俗。此外，《音乐志》四卷里，叙述了郊庙乐、军乐及宴乐习俗，其中对南朝时吴声、西曲的起源和歌辞，叙述较详，是研究唐代娱乐风俗的重要资料。在《食货志》里比较集中地记述了唐代田制、赋税、钱币、漕运、市易等有关经济风俗情况，是不可多得的风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