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手工业分农村家庭副业和专业性手工业，后者分官与民营两种。为皇室服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约分150多作，分工极细。无论专业、副业，无论官办、民营，宋代手工业技术发展显着，如广泛采用木板印刷书籍，利用铜板印刷商业广告，蜡版刻印快报，并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普遍利用水磨或水转连磨加工谷物、茶叶；水转大纺车、脚踏缫丝车、大型提花机的出现和推广等，都是世界科技先进水平。产纸业兴盛，不仅纸质不断提高，且在染色、印花再加工方面有许多创新。名贵的纸，有的有十几种颜色，有的有山林、人物、鸟兽等。雕砚工艺大发展，不仅擅长选用优质石料，且善于利用石上的星眼纹色设计出巧妙的造型，一些名砚多用单线阴纹雕镂人物花草或文人题赞，有的人物还呈半浮雕式。
１．造纸习俗普遍
两宋时期造纸业发达，当时造纸的原料在继续使用麻、树皮的同时，又大量地使用了竹、麦杆、稻杆等。
以竹为原料造成的纸叫竹纸，竹纸约发明于唐，宋后便普遍推广开来。苏轼《东坡志林》载曰：“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苏轼：《东坡志林》卷九。可知北宋人认为竹纸是刚兴起不久的。宋代竹纸主要产于江浙一滞，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986年成书）曰：“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南宋陈槱《负暄野录》曰：“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陈槱：《负暄野录》下。《嘉泰会稽志》曰：竹纸有五大优点，“滑，一也；发墨，二也；宜笔锋，三也；卷舒虽久，墨终不渝，四也；唯不蠹，五也。”今故宫博物院所藏米芾《珊瑚贴》，宋人所摹王羲之《雨后贴》、王献之《中秋贴》，皆为宋代竹纸。除了纯竹纸，宋人还用竹与其他原料混合造纸。今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米芾《公议贴》、《新恩贴》皆系竹料、麻料混合纸；米芾《寒光贴》则为竹料与楮皮的混合纸。
以麦杆、稻杆等草本火原料造成的纸为草纸，《文房四谱·纸谱》载曰：“浙人以麦茎、稻杆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藁、油藤为之者尤佳。”这是世界上关于草类纤维纸的最早记载。草纸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造纸原料的来源。
宋时抄纸技术提高，已有巨幅纸的出现。明文震亨《长物志》曰：宋“有匹纸，长三丈至五丈；有彩色粉笺及藤白、鹄白、蚕茧等纸。”文震亨：《长物志》卷七。《文房四谱·纸谱》曾对匹纸的抄造习俗作过简要的描述，曰：“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薰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可见匹纸在宋代多产于今皖南的黟、歙一带；抄纸是在长船式水槽中进行的，需数十人执纸帘，一人击鼓指挥，协同进行。
宋代造纸，已习惯于用“纸药”，它原是植物的一种粘液，加入到纸浆中后能起到悬浮剂的作用，使抄出的纸薄而均匀。其发明的年代可上推到唐，宋后才得推广开来。周密《癸辛杂识》载曰：“凡撩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撩，无则占粘，不要以揭。如无黄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皆可”。可见宋人习惯于用黄蜀葵等的粘液作纸药。
宋纸的品种，常见的有“鹄白”、“蚕茧”、“凝霜”等。此外，浙江有“金粟山藏经纸”、“蠲纸”；蜀中有“谢公笺”、“花帘纸”、“砑花纸”费着：《蜀笺谱》。等等。
在盛产纸张的地区，出现了许多专以造纸为主的纸匠、纸户。据费着《蜀笺谱》记载，成都以造纸为业者便有数百家之多，“以纸为业者家其（锦江）旁”。《郯录》曰：嵊县（含属浙江）剡溪两岸产藤纸，“溪中多纸工”。陕西凤翔府郿县，“今人以纸为业，号纸户”毕仲游：《西台集·贾仲通墓志铭》。洪州每年为宋朝廷造纸八十多万幅，全由纸户二百余家承担制造。
２．刻书习俗发达
宋代刻书业发达，各种刻书作坊林立，除官刻外，各种书坊遍布各地城镇，并形成了开封、杭州、成都和福建建阳、麻沙四大刻书中心，并在雕版印刷基础上发明了铜版印刷、型版套色印刷和活字印刷术。铜版印刷习俗的出现有学者认为始于五代。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曰：“家塾所藏有晋天福铜版本”。宋时已习惯于用铜版印制纸币“会子”。《文献通考·钱币考二》载曰：“淳熙三年(1176年）诏：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场会子库将第四界铜版接续印造会子二百万，赴南库椿管”。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济南刘家功夫针铺”铜版，据有关专家鉴定，为北宋遗物。可见，在宋时铜版印刷已较流行。
东汉时，在织物上型版套色印染之俗已经出现，但在纸上套色印刷却到宋辽时期才首见。元费着《蜀笺谱》载曰：“大观元年五月，改交子务为钱引务，所铸印凡六：曰敕字，曰大料例、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以蓝；曰红团，以朱。六印皆饰以花纹。红团，背引则以故事。”说明当时四川流通的纸币“交子”（钱引）是用六块印版，用青、蓝、红三色套印而成的。此外，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有辽代彩色雕版套印的《炽盛光九曜图》和彩色漏印的《南无释迦牟尼佛像》等七件印刷品，均系于辽统和年间(938～1012年）印成。这是世界上今见早最的套印实物。
在庆历年间(1041～1048年），平民毕昇则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梦溪笔谈》载曰：“板印书籍，唐人未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待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周益文忠公集》所载之绍熙四年（1193年）周必大与程元成给事札子有曰：“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周益文忠公集》卷一九八。则可知周必大曾用泥活字印刷过所着《玉堂杂记》。元时，活字印刷已广为流行。据《牧庵集》记载，姚枢曾因“《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其弟子杨古为沈括活版，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诸书散之四方”《牧庵集》卷十五。此“沈括活版”即沈括记述的活字印刷。
３．纺织风俗兴盛
宋代官营纺织业比唐代规模更大。北宋时，朝廷除在东京设绫绵院、文绣院、裁造院和染院等专业性官廷作坊外，成都、梓州（今四川三台）、西京（今洛阳）、真定府（今河北正定）、青州（今山东益都）、江宁府（今南京）、润州（今江苏镇江）、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杭州、湖州等地均曾设置官营纺织机构，分别生产棉、绫、罗、絁等纺织品。其中成都锦院最兴盛时，计有军匠500人，织机154张，房屋127间。
与此同时，民间丝纺业非常发达。呈现出北、南方丝织品争奇斗艳的局面。北方的丝织业以河东、京东路为基地，其中大名府、真定府、青州、济州（今山东巨野）等是着名的丝调产地；南方则以两浙路为基地，其中江宁府、润州、杭州等是着名丝绸产地。此外，还有位居川蜀地区的成都府、梓州等，也是丝绸的重要产地。北方的“东绢”（产于京东）与南方的“蜀锦”号称天下第一，享誉最高。此外，定州（今河北定州）的刻丝，单州成武县（今属山东）的薄缣，越州（今浙江绍兴）万寿藤罗、七宝火齐珠罗，梓州的八丈阔幅绢，杨州的縠，毫州（今安徽毫县）的纱，明州（今浙江宁波）的奉化絁，抚州的莲花纱、醒骨纱等，都颇负盛名。如有人赞扬州絁和毫州纱曰：“维扬软絁如轻云，毫郡轻纱若蝉翼”；赞梓州的阔幅绢曰：“前世织工所不能为”。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
宋代还出现了大批专业丝织工匠，如婺州金华县（今属浙江）“城中民以织作为业，号称衣被天下。”《公是集·先考先状》。司马光《送王伯初通判婺州》诗谓讲金华城“万室鸣机杼”，足以说明城内机户之多。梓州专以织绫锦为生的机户多达数千户。在丝织业发达的地区除以丝织为业的机户、柜户外，还出现了雇用工徒的“机坊”、“染肆”等。说明反映宋代丝织业已开始从家庭副业向专业化手工业发展。
与此同时，至迟在北宋时期，闽广一带的棉织业已相当发展。王明清《补辑熙丰日历》曰：元丰初年，陈绎知广州，其子陈彦辅曾纵容广州军人织造木棉而获罪。彭乘《墨客挥犀》载曰：“闽、岭以南多木棉，土人竟植之，有至数千株者。”范正敏《遯斋闲览》曰：采木棉之花可织为布，谓之“吉贝”。说明福建及岭南棉织业已相当的发展。《通鉴释文》则对当时闽广地区的棉织之俗有详细记载，曰：“木棉，二三月下种，秋生黄生，其实熟时，皮四裂，中绽出如绵。以铁梃碾去其子，取绵，以竹小弓弹之，卷为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以为布。自闽广来者尤为丽密。”可知宋代棉纺织要是“铁梃”碾去棉籽，再用小竹弓将其弹松，卷成棉花条；然后用棉条纺纱。大约南宋末年，棉织业在江南地区亦普遍推广开来。咸淳四年（1268年）进士艾可叔《木棉诗》曰：“收来老茧倍三春，匹似真绵白一分，车转轻雷秋纺雪，弓湾半月夜弹寒。衣裘卒岁吟翁暖，机杼终年织妇勤。”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曰：“木绵，江南多有之”。但此时江南地区的棉纺织技术还相当落后原始，“无踏车推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个孤置按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到元代时，黄道婆从崖州带回先进的棉纺技术，改进了江南的纺织旧俗，以“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方法织造各种美丽的棉织品，“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短期之中，“松江棉布，衣被天下”，推动了大江南北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
元代时，长江中游地区广种棉花，棉织代替了丝织，在纺织业红起了主导作用。从此改变了以往男勤耕耨，女重桑麻的习俗，许多地方“机杼声相闻”，“为农者必兼织”。
宋元时期的纺织机具，比较流行的丝织机具有罗织机和提花机，据宋末元初的《梓人遗制》所载，罗机子的开口机构主要是鸟坐木上的特木儿（吊综杆）；在它的一端系吊综绳，连脚踏杆，另一端的鸟儿眼下吊大泛扇椿子或小扇椿子。作者还特别指出，织造提花罗时，需得加用提花机构（束综）来控制花型。至于提花机，由出土提花织物和楼《耕织图》等文献来看，已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
４．制瓷风俗发展
宋代制瓷业规模比前代有明显扩大。现已发现的宋代制瓷窑址，分布于我国十几个省、100多个县的广阔地域。可见当时以瓷为业者颇众。当时的瓷业不但有官办的规模宏大的制瓷窑场，而且有星罗棋布的民间大小窑场。在制瓷业兴盛地区，制瓷窑场、作坊十分密集、设备配套。如，钧瓷仅在河南禹县钧台一处就有窑炉11座，炉旁的作坊可使瓷坯成型、上釉、烘烧流水式运行。浙江龙泉县一带的宋代制瓷遗址，紧密地分布于附近六七个瓷县境内。北宋时期景德镇一地瓷窑多达300多座，窑旁也有许多作坊。
釉葫芦瓶宋代生产的瓷器种类繁多。从用途上分，主要有饮食具、文具、祭祀用具、陈设品等几大类，每一类内又有许多品种。从胎质上分，主要有白、黑、紫、灰等不同。从上釉看，有单色釉和多色釉之别。从装饰上看，则有划花、绣花（以针刺）、印花、嵌花、暗花等差异。从烧制方式上看，又有仰烧、覆烧等区分。至于瓷器的造型和基色，更是千奇百态、万紫千红，形成许多种风格。据宋人蒋祁《陶记》所载，景德镇所制的瓷瓶，其造形达9种之多。
宋瓷在造型上讲究古朴写实，在文饰色彩上追求自然美，工艺水平较高，其中尤以汝窑、官窑、龙泉窑、定窑、钧窑和景德镇窑的产品最为着名（图46）。除六大名窑外，陕西耀州（今陕西铜川市黄堡镇）窑、江西吉州舒公窑（今吉安市）也颇负盛名。
５．酿造及其它行业风俗
宋代酿酒技术，比隋唐时期已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制曲方法的丰富。据《北山酒经》记载，宋时曲的种类已有罨曲、风曲和酉暴曲三大类，共13种。罨曲类的制作，得把生曲埋置在麦秸里定时翻动；“风曲”是用树叶或纸张包着生曲，挂在透风的地方；“酉暴曲”是把曲团先放在草里，待生毛后就把盖草去掉。在制曲原料方面，已与近代的相似。宋代制曲已习惯于使用曲母接种。据《北山酒经》记载，制造“玉友曲”时，要用“以旧曲末逐个为衣”；制造“白醪曲”时，则“更以曲母遍身糁过为衣”；而制造“香桂曲”、“金波曲”时，则采用了“蛇麻”，即酒花。另据宋初陶榖《清异录》“以红曲煮肉”的记载，则可知宋时已能制造红曲。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赞誉“红曲”的发明为“此乃人窥造化之巧者也”。
宋代刺绣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北宋京师聚居着大批刺绣为业的“百姓绣户”和兼作刺绣的师姑。东京刺绣已形成具有系统而完善的技法技巧和独特地域性风格的刺绣流派，即着名于世的“汴绣”。“针线细密，和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啁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翻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董其昌：《筠清轩秘录》，朱启铃《丝绣笔记》卷上引。刺绣中的人物画刺绣出现了较多佛道人物形象，如大土像、释迦尼像、南极老人像、老人骑牛图、芝仙祝寿图等等。传世刺绣作品《摩利支天喜菩萨像》，“身挂人头念珠，每颗面目殊别，其他种种神怪，不能殚述。”《好古堂家藏书画记》卷下。
玩具制作以娃娃玩具特色独具。其中七夕节时盛行的“靡喝乐”，有以泥土捏制的泥娃娃，也有可浮水以为戏的蜡娃娃。南宋时，杭州市场上还有“绢孩儿”行业，并出现了塑制泥孩的名艺人，如陕西鄜州田玘作泥孩“名天下，态度无穷，虽京师工效之，莫能及”，所制成套泥人“一床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余”陆游：《老学庵笔记》。；苏州木渎袁遇昌所塑之婴孩，《苏州府志》曰：“其齿唇眉发与衣襦襞褶势如活动，至于脑囱，按之胁胁”。已达到极为传神的水平。
五、商业风俗
宋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十分活跃，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遭到有力冲击，商人的地位普遍提高，出现了“工商亦为本业”的思潮，社会各阶层竞相经营商业。商品交易冲破了往昔的坊市制，形成了一种开放式的街衢格局。市镇在北宋获得空前发展，当时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0多个，都城汴梁多到20万户以上；南宋都城临安最多时有124万多人。镇市和草市大批涌现。突破区域性的经济都会崛起，如湖北鄂州，发展成“川、广、荆、襄、淮、浙贸易之会”，山东密州板桥镇“人烟市吉，交易繁夥，商贾所聚。东则二广、福建、淮、浙之人，西则京东、河北三路之众，络绎往来”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一。这一切，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商业贸易风俗。
１．社会上下竞相从商
在“趋利逐末”的浪潮冲击下，宋代社会出现了官商融合、士商渗透、弃儒从商、弃农经商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