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传统粮食作物粟、麦、稻、黍、菽，其种植结构也有所变化。在《齐民要术》中，粟（谷）居首位，麦、稻则稍后于粟。隋唐时期，由于南方经济和人口的发展，水稻这一南方主要粮食作物大大发展起来，在《四时纂要》中，已成为粟、麦、稻并称。唐代租税征纳物规定纳粟，但稻麦之乡可以稻麦代粟，说明唐代稻、麦的种植已比魏晋南北朝时更为普遍。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水稻很快地超过了小麦而成为主粮之一。因此，隋唐的粮食作物是以粟、稻为首位的，唐朝的税收也就以粟稻为主。据考古发现，唐代洛阳含嘉仓里收藏的粮食主要是粟米和稻米。故杜甫《忆昔》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全唐诗》卷二二0。也只说粟和稻。
中唐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向南方推移，出现了“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杜牧：《樊川文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杭州启》。“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昌黎集》卷十九。的局面。此时，南方稻米岁运已为300多万石《旧唐书·食货志下》。南方水稻在粮食生产中的地位已超过了粟。唐诗中描述江南水稻生产风俗的诗句也多起来，如杜甫《行宫张望补稻畦水归》曰：“东屯大江北，百顷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插秧适云已，引溜加溉灌”；《全唐诗》卷二二一。刘禹锡《插田歌》曰：“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苎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嘤咛如竹枝。但闻怨响声，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水平苗淡淡，烟火生墟落”，《全唐诗》卷三五四。如此等等。
南方水稻品种，据唐诗和《四时纂要》等书的零星记载，有白稻、香稻（香粳）、红莲、红稻、黄稻、獐牙稻、长枪、珠稻、霜稻、罢亚、黄稑、乌节等12种。其中除白稻、香稻、黄稑以外，其余9种均未见于前代文献，当为隋唐时出现的新品种，且大多是晚稻品种。此外，从有关记载看，香稻、红莲、黄稻、霜稻等均以香味着称，属优质稻，其中香粳是苏州、常熟的贡品；黄稑、乌节则是扬州的贡品。
中唐以后麦类生产发展也很突出，除北方大规模生产外，南方许多州郡都有种麦的记载，如樊绰《蛮书》曰：“小麦即于岗陵种之”。且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征纳物。到中唐以后，麦已成为仅次于稻，而与粟处于同等地位的粮食作物，南稻北麦成为汉族社会主粮生产的基本格局。
3.一年二熟普遍
隋唐时期，南方地区的麦类种植已相当普遍，至迟在唐代开元年间（713～741年），稻麦连作之俗已出现。樊绰《蛮书》记述云南滇池一带的情况曰：“从曲靖以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连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已经实行稻麦连作，更遑论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等汉族聚居地区。对长江流域的稻麦连作风俗，唐诗中多有描述。如元结描写元和（806～820年）时的岳州农村曰：“年年四五月，茧实麦小秋，积水堰堤坏，拔秧蒲稗稠”《元氏长庆集》卷三。；白居易于宝历元年（825年）五月五日去苏州上任，第二年八月离任，所写的诗句是：“去年到郡日，麦穗黄离离；今年去郡日，稻花白霏霏”《白香山集》卷二二。分别描写了当时江汉一带和苏杭地区稻麦轮作复种的情景。
隋唐时期，南方已流行栽培双季稻之俗，《新唐书·南蛮传》有“稻，岁再熟”的记载。当时还出现了许多晚稻品种，如红莲、罢亚、红稻、珠稻和霜稻等。红莲稻是菊花开时才可收获，陆龟蒙《别墅怀归》曰：“遥为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识红莲”；《全唐诗》卷五二0。罢亚稻则深秋西风起时才半熟，杜牧《郡斋独酌》曰：“罢亚百倾稻，西风吹半黄”；《全唐诗》卷六二四。红稻要到秋天才成熟，韦庄《鄠杜旧居》曰：“秋雨几家红稻熟，野塘何处锦鳞肥”；《全唐诗》卷六九八。珠稻则十月底才收割，元稹《赛神》曰：“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全唐诗》卷三九八。霜稻，当为霜降前后成熟而名，属晚稻无疑。晚稻品种的出现，当是水稻连作的结果。可证隋唐时期南方水稻种植已形成一年二熟的风俗。
4耕作精细化
始于战国时期的犁耕技术，经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已被广泛使用。“尽日扶犁叟，往来江树前”李白：《对雨》，《全唐诗》卷一八五。；“桑柘悠悠水蘸堤，晚风情景不妨犁”储光羲：《田家即事》，《全唐诗》卷一三九。“夜半呼儿趁晓耕”颜仁卿：《农家》。“两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崔道融：《田上》。等，唐诗中有关犁耕的诗句俯拾皆是，说明当时犁耕已十分普遍。
尤其是江南地区，传统的“火耕水耨”习俗，除在新垦辟的山区尚有所保留外，平原地区则已普遍实行犁耕，而且耕作技术也相应提高。为保证水田的耕作质量，习俗既要求翻耕的宽度、深度保持一致，还要求犁起的土坺整齐均匀，力求“行必端，履必深”《甫里先生文集·象耕鸟耘辨》。翻耕以后，由于土垄错仄，泥坺不均，要再行耙地工序。《耒耜经》曰：“耕而后有爬，渠疏之义也，散坺去芟者焉”。耙毕灌水后，还要再砺，即“爬而后有砺焉”，用以“破块滓，混泥涂也”，使土壤更加细熟。南方水田耕作所形成的“耕一耙一砺”技术，实可与北方的“耕一耙一耱”相媲美。
南方水稻地区，在隋唐时期已积累起一整套深耕、密植、除草、施肥、培土、除虫害等种作习俗。柳宗元《龙城录》曰：“深耕穊种，时耘时耔；却牛马之践履，去螟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以粪土，而有秋之利，盖富有年矣”。在水稻栽种方面，已流行育秧移栽技术。如张藉《江村行》“江南热旱天气毒，雨中移秧颜色新”《张藉诗集》卷七。；白居易《孟夏思渭村旧居》“泥秧水畦稻”《白香山集》卷十。；元结《竞舟》“拔秧蒲稗稠”《元氏长庆集》卷三。等诗句，均反映了这一习俗。
北方旱作地区的耕作习俗于魏晋南北朝时已比较成熟，对此《齐民要术》有详细记载，隋唐时期仍沿其旧。但在治蝗习俗方面，隋唐时期比前代有较大变化和发展。蝗虫是黄淮地区对农作物危害较大的一种害虫，隋唐时期见于记载的蝗灾就有41次之多。对待蝗害，旧俗认为蝗是“神虫”，是天降灾害，应以“修德”使之自然消失。但到了唐时，已有人工捕杀之俗。据《旧唐书·姚崇传》记载，载元初，发生大蝗灾，姚崇力排众议，驳斥反对捕捉蝗虫的大臣们是“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姚崇亲自指挥和支持灾区人民采用挖抗、赶打、火烧、掩埋等措施，终于使河南、河北地区“蝗灾讫息”，仅汴州一地就捕得蝗虫14万石，科学战胜了迷信。
5排灌始用筒车
隋唐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农田水利建设得到普遍重视，陂、塘、沟、渠、堰、浦、堤、湖、渚等水利设施得以大规模的整修和改造，其数量也比前代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农田用水基本上以自流灌溉为主。同时，一方面，由于起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主庄园的占山护泽风气，在隋唐时期达到高峰，耕地逐步从平原推延到丘陵山地，使灌溉工具的需求比过去更为迫切；另一方面，在隋唐时期，江南塘浦圩田兴起，对低田排灌器具的需要量增大，因此隋唐时期提水器具的种类也空前增多，除戽斗、桔槔、辘轳等被继续使用，前代发明的翻车被广泛推广外，又出现了筒车和“机汲”等全新的排灌机具。
翻车，虽在东汉末年已经出现，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使用尚不普遍，所以史籍中少有记载。到了隋唐时期，翻车的使用获得很大发展，因此，此间关于翻车的资料多了起来。如《旧唐书·文宗纪》载曰：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郑白渠水位下降，农田灌溉受到影响，于是朝廷“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缘郑白渠百姓，以溉水田”。这种适用于普通百姓在河渠提灌的水车当是翻车。又，《元和郡县图志》载曰：江南道蕲春县有“翻车水”、“翻车城”。以翻车为地名，可见江南使用翻车已十分普遍。
另有筒车，于唐代发明和使用，有水轮筒车和牵引筒车等制式。陈廷章《水轮赋》所描述的水轮“斵木而为，凭河而引，箭驰可得而滴沥，辐辏必循乎规准。何先何后，互兴而自契心期；不疾不徐，迭用而宁因手敏？”《全唐文》卷九四八。不凭人力，而考水流冲击提水上升的水轮，当为水轮筒车。对于水轮筒车的具体构造，李注杜甫诗“连筒灌小园”句曰：“川中水车如纱车，以细竹为之，车骨之末，缚以竹筒，旋转时低则留水，高则泻水”。《杜少陵集详注》卷十。牵引筒车，提水时则靠人力牵引。其构造，常见的是将一串木斗铰挂在立式齿轮上，轮轴两端装有供脚踏或手摇的木把；提水时靠人力旋转齿轮，从而带动木斗往上汲水。《启颜录》载曰：“唐邓玄挺入寺行香，与诸僧诣园观植蔬，见水车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太平广记》卷二五0引。这种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的筒车，当为牵引筒车。
此外，唐代还出现了一种将架空索道和辘轳结合，使用于往高处提水的汲机。对此，唐代诗人刘禹锡《机汲记》描写曰：“汲泉而修绠下垂，盈器而圆轴上引，其往有建瓴之驶，其来有推毂之易。瓶不赢，如搏而升。枝长澜，出高岸，拂林杪，逾峻防。”《刘宾客文集》卷二七《机汲记》。这种汲机，实际上是改辘轳的直上直下为斜升斜降，靠架空索道和滑轮的帮助，将水从低处提到高处。
隋唐时期在农田水利方面虽然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旱涝灾害并不能得以根除，故若遇旱灾，民间又有求雨仪式流行。大历元年初夏，夔州连续三月无雨，田中农作物干枯，当地农民迷信神灵，烧山击鼓，举行隆重的求雨仪式。见此情景，诗人杜甫叹曰：“腥至焦长蛇，声吼缠猛虎。神物已高飞，不见石与土。”杜甫：《火》，《全唐诗》卷二二一。大火烧焦了长蛇，鼓声吓跑了猛虎，即使山脚神潭真有能降水的神龙，不也被吓得远走高飞吗，哪里还会帮你们行雨啊！
6．耕具日趋丰富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劳动力锐减，人们为了生存下去，就必须设法提高劳动效率，改良传统农具，发明新式农具。到了隋唐时期，统一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为传统农具的改良和先进农具的创制，创造了良好条件。
汉代的犁是直辕长辕犁，耕地时掉头转弯不够灵活，起土费力，效率不高。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不断改进，到隋唐时创制了新的曲辕犁，又叫作“江东犁”。当时陆龟蒙《耒耜经》对曲辕犁的构造和作用有详细的描述。曲辕犁是中国耕犁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典型。此期的耕犁形制，除曲辕犁外，河西走廊则使用长辕无床犁参见敦煌莫高窟12窟、25窟、85窟、196窟，以及安西榆林窟中的犁耕图。关中地区的犁则有曲辕而无犁床《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9期。在河南陕县刘家渠、山西天镇县夏家沟、辽宁抚顺原山东营县等地出土的唐代犁铧，大小形制全然不同。《1956年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唐墓葬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57年4期；《山西天镇夏家沟发现辽金时代居住遗址一处》，《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9期；《辽宁抚顺高尔山古城址调查简报》，《考古》1964年12期；宋兆麟《曲辕犁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年1期。此外，唐代还有一种踏犁，人用足踏其锋入土，适于园圃区田，又名跖铧。杜甫诗曰：“长鑱长鑱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全唐诗》卷二一八。可见这种踏犁犁鑱长且窄，白木为柄。这些差异正表明了唐代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的丰富性和普遍进步。
南方稻作地区的水田耕作用具，除耕犁以外，据《耒耜经》记载，还有爬、砺碡和砺。“爬”即耙，用于“散坺去芟”，即破碎犁起的土垡泥块和清除杂草残茬；其形制，据宋代南方水田耙具形状推测，当为方形，不同于当时北方旱作地区的一字耙、人字耙。砺碡，即《齐民要求》所载之“陆轴”，本为石制，适用于旱地；隋唐时改为木制并被引为水田耕具。砺为隋唐时新创，据《王祯农书》记载，其形“与砺碡之制同”，只是体外有弧齿，除能破碎土块外，还起搅烂稻田软泥之作用。据《耒耜经》记载，在水田耕作中，耙、砺碡和砺的使用情况是：“（耙）而后有砺碡焉，有砺焉”。水田耕犁的进步和耙、砺碡和砺等农具的出现，标志着南方水田耕作技术已趋于精细化。
二、园艺风俗
隋唐时期，园艺业得以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从国外引进了一批新的蔬菜和果树，进一步丰富了园艺品种；花卉业开始兴盛；由于饮茶之风很盛，栽培茶树也渐趋成俗。
1．重现蔬菜种植
隋唐时期，人们重视蔬菜栽培，如《四时纂要》记述的农事活动，以蔬菜和大田粮食作物占的份量最大。据有关文献记载，隋唐时期从国外引进的蔬菜有莴苣、菠菜、西瓜等。莴苣，原产西亚的莴苣，北宋初的《清异录》载曰：“呐国使者来汉，隋人求得菜种，酬之甚厚，故因名千金菜，今莴苣也”。说明莴苣隋时已进入中国，唐时已种植普遍，诗人杜甫即写有《种莴苣》诗。对菠菜的传入历史，在唐代史籍中有较为具体的记载，《唐会要》载曰：“（贞观）二十一年，遣使献菠棱菜、浑提葱”。《唐会要》卷一百《泥波罗国》。现今夏季消暑佳品西瓜，原产非洲，隋唐以前于西北边疆地区已有所种植，唐时则已传入内地。
这一时期社会上已流行人工种植食用菌的风俗。隋唐以前，人们已经知道某些菌类可供食用，汉《尔雅》郭璞《注》中曾提到一种“地蕈”“可啖之”；《齐民要术》也载有木耳的食法，但均未见有人工种植。可见，在隋唐以前，食用菌种植风俗尚未出现。到隋唐时期，人工种植食用菌已比较普遍。《四时纂要·三月》记载当时食用菌的培养方法曰：“种菌子：取烂构木及叶，于地埋之。常以泔浇令湿，两、三日即生。又法：畦中下烂粪，取烂构木可长六、七尺，截断槌碎，如种菜法，于畦中匀布，土盖，水浇，长令润。如初有小菌子，仰杷推之；明旦又出，亦推之；三度后出者甚大，即收食之。本自构木，食之不损人。构又名楮”。这段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食用菌生长所需的温度、湿度条件，选择楮树作基料，并已积累起“以泔浇令湿”、“有小菌子，仰杷推之”以促生大菌等一整套种植习俗。
另外，唐时长安附近已有利用地热资源栽培冬菜的习俗。当时朝廷还设有专门的“温汤监”来管理这项业务。《新唐书·百官志》载曰：“庆善石门温泉汤等监，每监监一人……凡近汤所润瓜蔬，先时而熟者，以荐陵庙”。王建《宫前早春》曰：“酒幔高楼一百家，宫前杨柳寺前花。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全唐诗》卷三0一。
2．果树栽培成俗
隋唐时期果树栽培风俗比以往更为丰富。据文献记载，隋唐时期，边疆和国外的果树已有不少引入内地栽种。据《酉阳杂俎》记载，有产于西亚或北非的海枣（波斯枣、海棕、枣椰），引入后曾在广东、四川等省个别地区有零星栽培；产于中亚的扁桃（巴旦杏），引入后主要栽培于新疆、甘肃、陕西等地温暖而较干燥的地方；原产南亚的树菠萝（菠萝蜜、木菠萝）、地中海地区的油橄榄和伊朗的阿月浑子等，都于唐代引入我国，并首见于唐开元间《本草拾遗》。原产中国的野生猕猴桃，在唐时已被驯化，在陕西秦岭一带的农家已有较多的栽培，诗人岑参曾有诗曰：“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此时，人们已懂得用猕猴桃来酿酒，杜甫诗《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中所提到的乳酒，即系以猕猴桃所酿。《全唐诗》卷二二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