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庆节：宋真宗为掩饰澶渊城下之盟的耻辱，决定编造神人颁降天书的谎言和用封禅泰山等办法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陆续创立了五个节名。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三日，伪造天书下降承天门，下令改元，并于十一月决定以正月三日为天庆节，命各州兴建天庆观。百官赴宫观或僧寺进香。朝廷赐百民御宴。各州军提前七天派道士在长官廨宇或宫观建道场设醮，特令官员、士庶宴乐，五天内禁止行型和屠宰陈公亮：《严州图经》卷一《寺观》。
天祯节和天贶节：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一日和六月六日，又陆续两次伪造天书下降，事后决定分立二日为天祯节和天贶节。遇此二日，不准屠宰和行刑。高承：《事物纪原》卷一《天祺》。后因避宋仁宗赵祯讳，改天祯节为天祺节。
先天节：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以后唐天成元年（926年）七月一日“圣祖”轩辕皇帝下降日定为先天节，又以十月二十四日“圣祖”降临延恩殿日定为降圣节，不准行刑，禁止屠宰，准许请客和奏乐，互赠“保生寿酒”。各州选派道士建道场设醮。
天应节：政和四年（1114年），宋徽宗借口“天帝”降临，旌旗、辇辂等出现云端，以十一月五日立为天应节。规定该日建置道场，各级官员前往进香朝拜，停决大辟刑，禁止屠宰。
此后，又陆续立宁贶（五月十二日）、天符等节。高承：《宋会要·礼五十七》之二八至三一。
天庆等节，最初京城的宫观每节斋醮七天，后来减为三天、一天，并逐渐废罢。到南宋时，京城不再举行庆祝活动，也不休假，仅外州官员赴天庆观朝拜和休务两天。高承：《宋会要·礼五十七》之三一至三三。
（第六节）五代宋元汉族信仰风俗
除传承古时已有的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石江河、动植图腾崇拜外，宋代封建统治者为了“保国安民”，于“崇宁三年（1104年）诏告天下名山大川有功于民者，听所在州县立庙”《泉州府志》引王朋臾《豪山庙碑记》。一时各地官员“奉诏书度材鸠工”，故俗信神祗崇祀特盛。历代志怪小说如《世说新语》、《太平广记》、《搜神记》等在宋代民间的广为传播，宋人志怪小说的张扬，也使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有增无减。加上西、北强敌压境，危局频仍，国人有流离之苦；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庶民阶层分化剧烈，这些又都使人们感到人生无常，心灵空虚，需要虚幻的神灵来安慰，故士人崇信先兆，百姓迷信鬼神，成为时尚。
一、宗教信仰风俗
1．国家宗法性宗教
宋代国家神祗祭祀，其常规为每年大祀三十、中祀九、小祀九。大祀：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正月上辛又祀感生帝，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立春祀东太一，立秋祀西太一，腊月大蜡祭百神，夏至祭皇地祗，孟冬祭神州地祗，四孟、季冬荐享太庙后庙，春秋二仲及腊日祭太社太稷，二仲九宫贵神。中祀：仲春祭五龙，立春后丑日祀风师，亥日享先农，季春已日享先蚕，立夏后申日祀雨师，春秋二仲上丁释奠文宣王，上戊释奠武成王。小祀：仲春祀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马社，仲冬祭马步，季夏土王日祀中溜，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秋分享寿星，立冬后亥日祠司中、司命、司人、司禄，孟冬祭司寒。
各州则于五郊迎气日祭岳、镇、海、渎，春秋二种享先代帝王及周六庙，用中祀规格；州县祭社稷，奠文宣王，祀风雨，用小祀规格。至于祭祀的具体细则则诸帝常有所增益与调整。
宋代礼制，三年一次的南郊祭天，是皇家最隆重的祭典。皇帝“亲郊，合祭天地，祖宗并配，百神从祀”《宋史·礼志》。同时，又是最劳民伤财的祭典。宋太宗时，“三岁一亲祀郊丘，计缗钱常五百余万”；宋真宗时增至700余万；而宋仁宗时“飨明堂”，增至1200余万《宋史·食货志》。此外，还有孟春祈谷，孟夏大雩，或祀于圜丘，或别立坛祀之；季秋大享明堂祭天。又因前代之制，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之时，以五方帝、日、月、五星以下诸神从祀。又以四郊迎气及土王日专祀五方帝，以五人帝配，五官、三辰、七宿从祀。立春祀青帝，以太昊配，勾芒、岁星、三辰、七宿从祀；立夏祀赤帝，以神农配，祝融、荧惑、三辰、七宿从祀；季夏祀黄帝，以轩辕配，后土、镇星从祀；立秋祀白帝，以少昊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从祀；立冬祀黑帝，以高阳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从祀。并因隋唐之制，有感生帝之祀，以祖考升配。
社稷之祀，朝廷以春秋二仲月及腊日祭太社太稷，州县则春秋二祭。牲用太牢，礼行三献，致斋三日。先是，州县社主不用石，礼部认为社稷不屋而坛，当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故用石主，取其坚久，尺寸为太社石主之半。
岳镇海渎之祀，立春日祀东岳岱山于兖州，祀东镇沂山于沂州，祀东海于莱州，祀淮渎于唐州；立夏日祀南岳衡山于衡州，祀南镇会稽山于越州，祀南海于广州，祀江渎于成都府；立秋日祀西岳华山于华州，祀西镇吴山于陇州，祀西海、河渎并于河中府；立冬祀北岳恒山、北镇医巫闾山并于定州，祀北海、济渎并于孟州；土王日祀中岳嵩山于河南府，祀中镇霍山于晋州。真宗时赐号东岳曰天齐仁圣帝，南岳曰司天昭圣帝，西岳曰金天顺圣帝，北岳曰安天元圣帝，中岳曰中天崇圣帝。仁宗诏封江渎为广源王，河渎为显圣灵源王，淮渎为长源王，济渎为清源王；并加东海为渊圣广德王，南海为洪圣广利王，西海为通圣广润王，北海为冲圣广泽王。
太一九宫贵神之祀，宋因汉唐之制，祀太一、招摇、轩辕、太阴、天一、天符、摄提、咸池、青龙，主风雨霜雪雹疫，为大祀。
文宣王孔子之祀，唐开元末升为中祀，设从祀，五代从祀废。宋朝塑先圣、亚圣、十哲象，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木壁。太祖太宗三谒孔庙。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泰山后至曲阜，谒文宣王庙，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次年追封十哲为公，七十二第子为侯。以后承嗣皇帝皆谒拜孔子庙。诸州府贡举人，择日谒先师孔子，遂为常礼。政和中，以王安石配享孔庙。绍兴中，升为大祀。淳佑中，理宗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朱熹从祀，黜王安石。景定中，张栻、吕祖谦从祀。
武成王之祀，宋初修复武成王庙，与国学相对；真宗加谥昭烈。
另外，宋代继唐之旧，祭祀日月、高禖、先农、先蚕、寿星、灵星、风伯、雨师等。
宗庙之祭，每岁祀以四孟月及季冬，共四次。此外，三年一袷（历代祖灵合祭于太祖），皆祭祖之大典。祭祖亦系皇家祭祀大典，大观五年吏部员外郎董弅曰：“臣闻戎、祀，国之大事，而宗庙之祭，又祀之大者也。”《宋史·礼志十》。可见祭祖对于巩固朝廷皇权十分重要。
元代官方宗法宗教祭祀的神祗有天神、后土、社稷、五岳、四渎、名山大川、风师、雨师、雷师、历代圣地、明王、忠臣、烈士等凡载在礼典者。而尤流行先圣的祭祀，包括伏羲、神农、黄帝等三皇，及宣圣、武圣等。
2．佛教信仰居前位
宋代的诸多宗教信仰中，民间的佛教崇拜居于首位。宋真宗时统计，“天下二万五千寺”江休复：《杂志》，《说郛》卷二引。朱熹曰：“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郡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朱文公文集》卷十三《辛丑延和奏札七》。足见佛教信仰之盛。
宋代社会，从皇室、官僚到下层平民，都有佛教的善男信女。宋太宗第七女申国长公主，“平生不茹荤”，《宋朝事实类苑》卷四三。真宗即位后，“遂乞削发”，皇帝特准，“赐名清裕，号报慈正觉大师。建寺都城之西，额曰崇真”《湘山野录》卷上。一时“藩国近戚及掖庭嫔御愿出家者”竟达三十多人，包括宋太宗孙女、大将曹彬之女等，“皆随出家”《湘山野录》卷下。北宋名臣王安石“晚师瞿（佛）聃（道）”《东坡七集·东坡外制集》卷上，《王安石赠太傅》。他上奏朝廷，“乞施田与蒋山太平兴国寺充常住，为其父母及子雱营办功德”，得到宋神的特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九，熙宁九年十二月丙戌。宋哲宗时，蔡京知成都府，“为万僧会，穷极侈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二，元佑七年四月癸丑朔。他虽作恶甚多，却也信仰佛教。
在民间，福建路佛教信仰盛行，“风俗克意事佛，乐供好施，休咎问僧，每多淫祀，故民间衣食因此未及丰足”《宋会要·刑法二》之四九。杭州盐官县，百姓“奉佛唯谨。故民居与僧坊栉比，钟呗之声相闻”《芸庵类稿》卷六《盐官县南福严禅院记》。每逢有重大佛事时，善男信女“炼臂、灼顶、刲肉、燃指、截指、断腕，号曰教化，甚者致有投崖赴谷，谓之舍身”《宋会要·刑法二》之五四。宋代佛教信仰对各种社会风俗，如节日、丧葬、饮食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元代佛教在民间仍非常流行，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时，“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民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元史·世祖纪十三》。这是当时朝廷佛教事务管理机构宣政院的统计数，而实际数字可能还要更大。
3．道教信仰成风
石雕老君坐像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汉族宗教，经历五代战乱，已出现了衰微景象。宋初，“道教之行，时罕习尚，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宋史·礼志》。自从宋真宗伪造天书，诡称道教人皇九人之一的赵玄朗是自己的始祖，于是“天下始遍有道像矣”《九朝编年备要》卷八，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到宋徽宗宣和年间，信道之风愈演愈烈。宗徽宗耽溺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设置道官、道职、道学等，宠信道士林灵素等人，“第设大斋，辄费缗钱数万，谓之千道会。”《宋史·林灵素传》。“既隆道教，故京城佛寺多废毁”洪迈：《夷坚支丁》卷一《杨戬毁寺》。开封寺院改宫观计691区，僧尼改德士、女德者15955人。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一，《崇兴道教》。由于朝廷“崇尚道教，四方矫伪之徒乘间因人以进者相继，皆假古神仙为言，公卿从而和之，信而不疑”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下《道教》。上行下效，一时信仰道教成风。
许多士大夫信奉道教。北宋晁迥“初学道于刘海蟾，得炼气服形之法，后学释氏”；“善吐纳养生之术，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致仕后，又以居第“为道院，名其所居堂曰凝寂”。《宋史·晁迥传》。名臣富弼“少好道，自言吐纳长生之术，信之甚笃，亦时为烧炼丹灶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十。宋代民间道教信仰也颇为盛行，百性请僧道念经作醮消灾，常有所见，在开封城中，“欲设斋僧尼、道士，即早辰桥市街巷口”《泊宅编》卷中。“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民间丧葬，往往“命僧道诵经，设斋作醮，作佛事，曰资冥福也，出葬用以导引”王栐：《燕冀诒谋录》卷三。
在北方的辽朝，汉族社会信奉道教之俗也颇为流行，“如王纲、姚景熙、冯立辈，皆道流中人”《辽史·太祖纪》。西夏境内也有道教流行，西夏都城西平府（灵州）城中，既有僧侣，也有道士，其中当有不少是汉人。李涛：《续资治通鉴定长编》卷三一八，元丰四年十月庚年。金代时，则兴起了道教的新教派全真道，“蚩蚩之民，靡所趋向，为之教者，独是家而已”《元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五《紫微观记》。
4．民间宗教信仰流行
五代宋元时期，民间宗教十分流行，其中影响较大者主要有摩尼教、白莲教和白云教等。
摩尼教自唐时传入中原，但在唐武宗灭佛时，受到株连，被官方禁止，从此转入民间，逐渐演化为秘密宗教。后梁时，摩尼教曾被民间用以反抗官府暴政。《佛祖统纪》载曰：“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聚众反，立母乙为天子。朝廷发兵擒斩之。其徒以不茹荤酒，夜聚淫秽，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云佛止大乘，我乃上上乘。”志磐：《佛祖统纪》卷五四。此事在《旧五代史》中也有同样记载。
摩尼教在五代时被称为明教、魔教，自从转入民间后，逐渐糅进了佛教和道教的成分。宋代时，其活动区域主要在南方，尤以福建为最。《佛祖统纪》引洪迈《夷坚志》曰：“吃菜事摩，三山（福建）尤炽。为首者紫帽宽衫，妇人黑冠白服，称为明教会”；“其经名二宗三际。二宗者，明与暗也。三际者，过去、未来、现在也。”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八。陆游《老学庵笔记》曰：“闽中有习左道者，谓之明教，亦有明教经，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衔赘其后。烧必乳香，食必红蕈，故二物皆翔贵。至有士人宗子辈，众中自言，今日赴明教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宋徽宗时，魔教不仅局限于福建，亦扩大到两浙。当时有臣僚上言：“温州等处狂悖之人自称明教，叼为行者”，“共有四十余处，并是私建无名额佛堂”，即“斋堂”，“每年正月内，取历中密日，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姐等人，建设道场”，“男女夜聚晓散”《宋会要·刑法二》之七八、八一、一一一至一一三、一二0至一二一。庄绰曰：“事魔食菜”者“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其教“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煸而起”庄绰：《鸡肋编》卷上。方腊起义之前，魔教已“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屋宇，号为斋堂”《宋会要辑稿》二《刑法》。方腊起义后，故宋朝下禁令甚严，但禁而不绝。
及至南宋时，信教者反而日渐增多，“中国之摩尼教信者，乃渐自行组织教会，衍厥宗风，至南宋而复盛”陈垣：《陈垣史学论着选》，《摩尼教入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此时，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六。那些事魔者“每乡或村，有一二桀黠，谓之魔头，尽录取乡村之姓氏名字，相与诅盟，为事魔之党。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以相赈恤。盖不食肉则费省，故易足”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六。陆游则曰：“此色人处处皆有，淮南谓之二礻会子，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在浙江台州，“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其神号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号，白衣乌帽，所在成社。”《嘉定赤城志》卷三七。看来还有不同的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