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认识到道教对历日的渗透反映了敦煌道教世俗化问题的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渗透道教内容的具注历日还可以借助历日的特殊功能，反过来促进道教的进一步传播，推动道教活动的开展和道教的世俗化进程。我们将不难想象，在宗教氛围十分浓厚的环境中，具注历日骇人听闻的宜忌指示和宗教诱导很可能会引发相应的宗教活动。而事实也是这样，P.2649《曹延禄醮奠文》曰：“令向阴阳选择吉辰，求请秘法，准先贤之教术，备写造之神符……”。S.4400《曹延禄镇宅文》曰：“遣问阴阳师卜，检看百怪书图，或言宅中病患，或言家内先亡，或言口舌相连，或言官府事起，无处避逃，解其殃祟。谨择良月吉日，依法广备书符……”；并见有“镇谢解厌”、“醮奠”、“祭谢”、“镇”、“神符”等道教法事内容。类似的法事活动还见于《押衙邓存庆镇宅文》、[53]S.6094《甲戌年(914年）高延晟延祭宅文》等。这说明，阴阳师手中拥有“秘法”、“先贤之教术”、“百怪书图”等，阴阳师善于“选择吉辰”、“写造神符”、知晓导致凶邪的各种鬼祟因由，相应地是否需要举行法事、举行法事的时间、法事的方式都由阴阳师确定，法事中使用的道符等秘法也由阴阳师确定和制作。由此可见，整个法事活动是由阴阳师而不是道士主导的，这就成了归义军时期道教活动的一个特点。可以确定的是，阴阳师手中的“秘法”正是具注历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占卜书、阴阳书等。因为，具注历日是“阴阳秘法”，可以“足下检定吉凶”；而从敦煌州学中有阴阳学和阴阳师的抄卷可知，阴阳师手中都备有占卜书和阴阳书。比如P.2859有《五兆要诀略》一卷、《逆刺占》一卷、《占十二时来法》一卷，即出自州学阴阳子弟吕弁均之手，P.2675va《阴阳书残卷》为归义军卫衙前通引并通事舍人范子盈、阴阳汜景询二人共抄。阴阳师正是通过具注历日和占卜书、阴阳书的指导以及一些道教斋醮科仪和法术等宗教知识的相互配合，引导人们举行法事并参与或者主导整个法事过程的。可见，具注历日通过阴阳师的使用对道教的传播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从前文可知，敦煌具注历日因其丰富的道教内容而有别于中原历日，同时它反过来又推动了敦煌道教的发展，那么它的特殊性是怎样形成的呢？考察其所以然之缘故，我们发现，敦煌具注历日的特殊性是和敦煌地区占卜术的特殊性分不开的。前文已述，历日的发展在于阴阳占卜等术数内容与历日的结合。另外，敦煌占卜术相对于中原地区传统的占卜术而言有其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具有强烈的宗教性，主要表现为占卜术与道教神灵崇拜和法事内容的结合。[54]这一特点导致敦煌占卜术在向具注历日渗透的过程中也一并注入了大量的道教内容，从而形成敦煌具注历日的特点。这里我们列举一些敦煌占卜书中的内容，以见其与敦煌历注内容之间强烈的一致性和关联性。
写于咸通三年(862)的P.2856《发病书》之“推立年法”以十二支为序，每个地支上画一道符，下写占辞。如寅支符下占辞为“年立寅，忌正月七月，带此符大吉。年立寅，青色人衰（？），正月寅曰，七月申日，若其日得病者，十死一生，非其日时不死，病唯苦头痛，胸胁满矩气见血，恍惚不食，祟在山神树未（木），狂死鬼及断后兵鬼、不葬鬼所作。宅中有独鼠怪，忧小口，及水上神明丈人，急解之吉。”写于天复四年(904)的P.2859《占十二时来法》：“卯时来占，病人苦胸胀四肢不举、时土（吐h祟在丈人土公，急解之。辰时来占病，若头心闷、吐逆，坐犯东南土公丈人来所，急谢解之。”P.2859《五兆要诀略》火兆，水支鬼来向身，水火相克，惊动四邻，身逢鬼求官不得，觅财克子，病者大重，恐畏身死，急须祀神修福解除吉。”“假令八月甲午旬中壬癸日卜得木兆者，先有两木成林，有树神、龙(神）、地神为祟……急宜解镇厌求之吉。”其他众多条目之后均有“解”、“解除”、“解厌”、“解谢”、“解厌镇”、“解镇厌”、“谢”之类的指示。P.3402v《推十二时病者法》中讲的是十二时辰和建除十二日中发病的不同症状和受到何种神灵鬼祟侵害的情况，以及解决的宗教方法，最后都是“解”、“解谢”、“谢”、“厌”方面的内容，后面还附有道符。如“定日病者，不语，心腹痛，祟在丈人、司命、父母四时不祭祀星客男子鬼所作，解谢之吉。”“执日病者，手足烦疼，臂痈，岁在前夫后妇，及君客死鬼所作，犯东宅西宅，男吉女凶，解谢之。”“收日病者，头痛心腹痛，手足烦-疼，岁在井神、灶君，家神不喜，五日差，男轻女重，谢之。”单纯用符的内容也有很多，如P.3028《推占法》：“丙寅丁卯日死煞精状如鼠形，青色，以名呼之，以符向之即吉。”P.2842《推人九天宫法》之“游盛宫”云年至游盛，身入坤宫，其年有厄，宜出西东，带符修福，万恶俱终。”总之，很多占卜书都充斥着此类宗教内容，与历注中相应内容完全一致。由此足以看出敦煌具注历日的宗教特点形成的因由。
小结
本文在整理归纳敦煌具注历日中宗教方术内容和辨析各项内容是否属于道教范围的基础上，考察和分析了吐蕃占领时期和归义军时期敦煌道教的发展变化。本文认为，第一，敦煌历注中有很多道教内容，道教与历日之间有着深刻而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充分显示了道教作为本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特殊优势，在文化冲突和竞争中为外来的佛教文化所远远不及。第二，即使在极力推崇佛教的吐蕃势力占领敦煌时期，历注中的道教内容并没有受到影响，这说明吐蕃占领时期敦煌道教仍然存在。第三，在900年以后，历注中的道教内容又有大幅度增加，原来涵盖面极广的“祭祀”项也大多转变为明确属于道教之列的宗教方术内容，显示了道教向历日的进一步渗透和对社会各阶层、社会生活、社会习俗影响的加深。敦煌具注历日可谓是道教走向大众的桥梁。第四，历注中的道教内容主要表现为以法术运用为主的宗教活动，这说明在敦煌的实际宗教生活中道教活动存在着相应的变化。结合其他敦煌文书材料所反映的敦煌道教历史的发展大势，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正好反映了从吐蕃占领时期到归义军时期敦煌道教的世俗化发展方向，这一发展表现为方术化、实用化、民众化、习俗化的特征。第五，由于敦煌具注历日的吉凶宜忌在社会生活和宗教活动中特殊的指南作用，历日中的宗教诱导反过来有助于道教的进一步传播和世俗化发展。总之，透过具注历日使我们看到了敦煌道教世俗化的具体的、有力的脚步。另外，敦煌具注历日与中原历日相比较，以其丰富的宗教内容、主要是道教内容为鲜明特点，而这一特点正是受到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敦煌占卜术的影响而形成的。
(原载《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注释
[1]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箱出版社，1996年。
[2]《唐显庆三年(658)具注历日》仅存29行，（唐髙宗仪凤四年(679)具注历日》仅存22行，两份残历注中均有“祭祀”、“解除”项；《唐开元八年(721)具注历》仅存5行，亦见有“祭祀”项。（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第六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1985年；并参邓文宽《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载《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3][淸]李光第等撰《钦定协纪辨方书》卷20-31，《四库术数类丛书》，上海古藉出版社，1991年，第9册。
[4]900年以前，保存月份资料最多的年份是公元858年和893年，在858年五个完整月份中各项内容的出现共计38次，平均每月7.6次；在893年的9个月份中，各项内容共计出现55次，平均每月6.1次，从这两年的月平均数看，由于不完全统计而差异比较大一些，但两者的平均值为6.85，接近于这一阶段的月平均数6.6次，这说明总体平均数的取值是基本合理的。900年以后，有公元956年和986年两个完整年份的统计，956年全年合计145次，平均每月约为12.1次，986年全年合计157次，平均每月约为13.1次，也与总平均数13.4基本吻合。
[5]就敦煌历注中所见的宗教方术类目言，见于胡孚琛主编《道教大辞典》词条的有“解除”、“符”、“符镇”、“书符”，相关的还有“安宅酿”，“谢罪醮”、“谢罪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见于钟兆鹏主编《道教小辞典》的词条有“符”、“镇宅”（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见于中国道教协会、苏州道教协会编《道教大辞典》的有“符”（华夏出版社，1994年）。其中有些解释有不全面或不准确之处；而更多的类目则不见于这些专门辞典。
[6]《论衡解除篇》，《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6年，第7册，第245页。
[7]《论衡解除篇》，第245页。
[8]《论衡解除篇》，第246页。
[9]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第694页。
[10]《太平经合校》，第216页。又如“愚人共为狡猾，失天道，不自知为非，咎在真道善德不施行，故人多被天谪，当死不除也。愚人无道，不避忌讳，遂共犯天地，由不知道德要也。吾之为书，所以反覆勉勉眷眷者，恐人积愚，一言不信吾文，故复重之也。人俱习为邪久，或反谓吾可言非也。复令使真道秘德门绝断不行，天怒不绝，帝长愁苦，吏民无所投头足，相随云乱，不能相救，试诚冤吾辞于天，正为解除此制作道也。”K太平经合校第434页）[U]《太平经合校》，第620页。
[12]《太平经合校》，第534页。
[13](云笈七签》卷20，胡道静等选辑《道藏要籍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册，第149页。
[14]《道藏》第11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第199页。
[15]《道藏》第11册，第263页。
[16]刘昭瑞《汉魏石刻文字系年》，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第231-232页。
[17]参见姜伯勤《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载胨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3期，三联书店，1998年。
[18]《道藏》第11册，第330页。
[19]《太平经合校》，第432页。
[20]《道藏》第11册，第331页。
[21]《道藏》第11册，第200页。
[22]《道藏》第11册，第204页。
[23]《道藏》第28册，第398页。
[24]《道藏》第28册，第382页。
[25]参刘仲宇《道符溯源》，《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第1-10页。
[26]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第335页。
[27]{道藏》第11册，第282页。
[28]《道藏》第11册，第201页。
[29]《道藏》第11册，第282页。
[30]《道藏》第11册，第290页。
[31]{道藏》第31册，第717-718页。
[32]《道藏》第11册，第645页。
[33]《黄帝宅经》卷上，《道藏》第4册，第979页。
[34]参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2-174页。
[35][唐]杜光庭《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15，《道藏》第9册，第464页。
[36]“祀灶”、“祀宅神”总共在统计中出现了6次，本应归并于“祭祀”项，但因“祭祀”项除此6项之外，其他153次均题为“祭祀”；而且“祭祀”为传统的中原历书禁忌项的重要内容，同时“祭祀”项中未有“祀灶”、“祀宅神”具体化内容。所以本文将这两项作为敦徨历注特有的内容单列出来。
[37]《吕氏春秋》卷4，《诸子集成》，第6册，第34页。
[38]《道藏》第31册，第858页。
[39]参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第360-362页、409-m页。
[40]《汉书王莽传》载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
[41]《太平经合校》，第225页。
[42]《颜氏家训》，《诸子集成》，第8册，第9页。
[43]《太平御览》卷51“石上”，中华书局，1960年，第1册，第250页。
[44]刘昭瑞《汉魏石刻文字系年》，第180页。
[45]参见萧登福着《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第十章“汉魏六朝受道家道教影响之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25页。
[46]参刘永明《唐宋之际历日发展考论》，《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47]P.3247罗1《后唐同光四年丙戌岁（926)具注历日一卷并序》，见《敦煌夭文历法文献辑校》，第387页。
[48]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第588页。
[49]《陆先生道门科略》，《道藏》第24册，第782页。
[50]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59页。
[51]敦煌文书中有S.343《都河玉女娘子文》，是祈祭玉女娘子的愿文范本，其中有“邦君伏愿小娘子炎光扫殄，春色霞鳞，都河石堰，一修永全；平磨水道，提坊(堤防)竣坚。俾五稼时稔，百姓丰年；天沐高（资）雨，地涌甘泉；黄金白玉，报赛神前。十方诸(佛），为资胜缘；龙神八部，报愿福田。”（黄征、吴伟《敦撞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第22页）可知玉女娘子为都河的河神，同时兼有保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神通。又从敦煌文书材料可知，敦煌地区对玉女娘子的祈祭每年分春秋两季进行，并由归义军衙门主管灌溉的专门机构水司负责。可见，归义军时期的玉女娘子观实际上与当地的河神玉女娘子信仰相关，具有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
[52]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一综述、目录、索引》中列举了一些吐蕃占领时期和归义军时期的道经文书，均系推测，尚需进一步考订。如BD114523.3《涧玄灵宝天尊说十戒经》时间题记为“太岁甲寅正月庚申朔廿二日辛巳”，王卡先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道教遗书研究报告》一文(《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认为该写卷只用干支纪年，不用唐年号，所以可能是774年吐蕃占领时期的抄本。亊实上，根据月朔干支和日干支核陈垣《二十二史朔闰表》，此处甲寅年只能是唐开元二年(714年)。
[53]据王卡先生考订并拟名，该文书由英藏敦煌文献中的12个残卷拼合而成。（《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一一综述、目录、索引》，第236-238页）[54]参刘永明《敦煌道教与占卜初探一以P.2859文书为核心》，《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